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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中详细描写了张良为吕后出谋划策让“商山四皓”出仕当太子的谋士，最终为刘盈登上帝位扫除障碍，但同时也为吕后的专权提供机会。历来不是的文人墨客都对“四皓”的出仕进行过各种功过的评价，遗憾的是，都带上文化的枷锁，使评价不得客观。实际上后世所讲的“四皓”已经是被“符号化”的隐士形象，据《史记》的记载，“四皓”是受到应有的尊重与荣誉而答应出仕帮组吕后一派获得成功而功成身退，希望留芳名于后世。同时，太史公叙述张良是被“劫”而帮助吕后，这与其身份不符，疑当为太史公引用了后世讹传的版本。
【关键词】《史记》 张良 商山四皓 功过 文学化
在汉高祖刘邦建国后，约在“汉十一年”，高祖曾考虑废太子来让赵王刘如意即太子之位。就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张良及四位谋士（后世称之为“四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辅佐吕后、太子刘盈，为刘盈登上帝位扫除障碍。（见《史记·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然而，对于这五人的评价，历史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从李白等诗人关于“四皓”的诗作中可窥其一二：
其中一派肯定该四人的所为，认为四人在适合的时机出仕而辅佐圣贤君主：“龙虎方战争，于焉自休息……一行佐明圣，倏起生羽翼。”（李白《商山四皓》）、“天下有道见，无道卷怀之……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仪。却顾戚夫人，楚舞无光辉。”（白居易《谒四皓庙》）为太子刘盈登上帝位扫除障碍的同时稳定了刘氏的政权，故白香山称其“安刘氏危”（白居易《谒四皓庙》）。以李白、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派对“四皓”的赞颂符合儒家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心态，这也是历年来这么多文人学者赞扬“四皓”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文人墨客们对功成身退的隐逸心态的追求：“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李白）、“先生道既光，太子礼甚卑。安车留不住，功成弃如遗。”（白居易）。陶潜多次隐居与出仕就是因为受这种功成身退的情结的影响，然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出仕，以致一生处于“出仕”于“入仕”的矛盾中。同样李白等人赞颂“四皓”的主要目的是表达对四人受到其应有的尊重而功成身退的向往。这是唐人眼中的“四皓”，是被“符号化”（symbolized）的“商山四皓”的形象，邬文玲（2013）先生提出：“……‘商山四皓’的形象被不断建构和符号化，成为贤德高隐的表征和典范，备受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据《史记》可知此四人指“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高祖刘邦求之而不得，隐居商山至太子刘盈安车而得之。当然，“四皓”的功劳少不了张良的引荐：“岂无子房口，口舌无所施。”（白居易《谒四皓庙》）张良作为开国功臣，之所以给吕后推荐“四皓”主要是希望刘邦知道刘盈在用人方面比他更胜一筹，打消其废太子的念头，也就是说张良是利用“四皓”的名声与地位挽回太子刘盈的天子之位。史书上往往记载吕后的强势与狠毒直接压倒惠帝刘盈的懦弱与仁义，而该派把张良与“四皓”辅佐刘盈扫除障碍的原因归之于太子刘盈是“明圣”，这与传统的嫡长子继承有关。他们代表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支持者，认为凡嫡长子就当继承帝位，就是“明圣”。这让我想起日本流传至今的王位继承制，他们恪守嫡长子继承制，除非到了无嫡长孙继承的窘境，他们是不会轻易改易过去定下来的继承制。日本王室所坚守的与当时张良、“四皓”所坚持的是一致的。此外，“四皓”因为受太子等人的尊重而出仕，但遇到刘邦废太子的危机，他们希望能功成身退，故虽然他们知道刘盈的经历，且知道他是懦弱的：在黥布造反时，高祖想让太子带兵平反，四人知道以太子的性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领兵作战，故而对吕后的代表建成侯说“……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无异使羊将狼也”，故而给吕后出谋划策，把领军之位推给刘邦以保护太子。刘盈不像韩国李氏王朝的李芳远能随父杀敌立下战功且勇于为自己争取利益，客观来说，《史记》所记载的刘盈不适宜担当君主的职位，在此情况下，“四皓”让吕氏站出来解除危机也是权宜之计。危机暂时解除后，张良、“四皓”便可功成身退，继续其隐居生活，然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其副作用在其后慢慢地显现，刘盈登上帝位后，吕后的强势渐渐地把王权削弱，并拉开了外戚专政的序幕。
另一方面，以李商隐为一派的诗人从该事件的历史影响切入控诉四皓是灭刘的凶手：“吕氏强梁嗣子柔……四老安刘是灭刘”（李商隐《题商山四皓庙》）。张良及“四皓”辅佐刘盈帮其登上帝位的代价是壮大吕后势力，为其后“人彘”事件、刺杀刘如意等惨案及外戚专政埋下祸根，这与文本中对世事了如指掌的留侯张良不符合。故唐代的司马贞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详细地分析当时的局势：“髙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否定“四皓”在易储风波中的重要性：“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乆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髙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缴安施乎？’四叟实能制髙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竒，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贞的这段话存在矛盾的地方：高祖是因为害怕大臣皆不肯从刘如意而打消废太子的念头，也就是说他怕大臣都去支持刘盈一派，而此时四皓不正是“在汉高祖左右彷徨、难下决断的时候……以太子门客的身份出现在汉高祖面前，不啻是一记重磅，改变了他的心理平秤。”吗？而至于司马贞所关心的另一个地方也不无道理：“四叟实能制髙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撇开历代诗人的评价，仅仅从《史记》文本出发，功成身退的留侯张良为何要如此反常要帮助懦弱的刘盈？
由于该事件最早出现的文献是《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提到“吕后乃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其中的“劫”字就与张良的身份不相符合。张良作为刘邦的开国功臣，得力的谋士，得到高祖的封赏，即便是建成侯也不可能“劫”张良；就像窦婴还没失势之时，田蚡也只能对窦氏恭恭敬敬，听从籍福的意见推荐魏其侯窦婴为丞相。（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且仅仅靠建成侯的那句话，功成身退的张良不大可能会冒着如此大的风险辅佐懦弱的太子刘盈。笔者认为提出寻找“四皓”的不是张良，而是另有其人，因为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被人安在张良的身上，故太史公就按当时所听到的版本记录下来。当然，这也只是个人的猜测，后世的解读已经加入了不少文化因素来进行解读。严谨来说，本人认为在新材料出现之前应存疑。
而“四皓”作为当时隐士的代表，如前所述，因受到应得的尊重，他们愿意辅佐懦弱的太子，得到声名与利禄，功成身退继续隐居山林。符合历来士人出仕求功成身退这一万全之策的心理。
【参考文献】
邬文玲.《“商山四皓”形象的塑造与演变》[J].形象史学研究.2013：62-71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47.
《资治通鉴考异·卷第一》（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杨懿.《“商山四皓”与汉初政局》[J]. 贵州文史丛刊，2015（3）：45-49.
【关键词】《史记》 张良 商山四皓 功过 文学化
在汉高祖刘邦建国后，约在“汉十一年”，高祖曾考虑废太子来让赵王刘如意即太子之位。就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张良及四位谋士（后世称之为“四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辅佐吕后、太子刘盈，为刘盈登上帝位扫除障碍。（见《史记·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然而，对于这五人的评价，历史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从李白等诗人关于“四皓”的诗作中可窥其一二：
其中一派肯定该四人的所为，认为四人在适合的时机出仕而辅佐圣贤君主：“龙虎方战争，于焉自休息……一行佐明圣，倏起生羽翼。”（李白《商山四皓》）、“天下有道见，无道卷怀之……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仪。却顾戚夫人，楚舞无光辉。”（白居易《谒四皓庙》）为太子刘盈登上帝位扫除障碍的同时稳定了刘氏的政权，故白香山称其“安刘氏危”（白居易《谒四皓庙》）。以李白、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派对“四皓”的赞颂符合儒家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心态，这也是历年来这么多文人学者赞扬“四皓”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文人墨客们对功成身退的隐逸心态的追求：“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李白）、“先生道既光，太子礼甚卑。安车留不住，功成弃如遗。”（白居易）。陶潜多次隐居与出仕就是因为受这种功成身退的情结的影响，然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出仕，以致一生处于“出仕”于“入仕”的矛盾中。同样李白等人赞颂“四皓”的主要目的是表达对四人受到其应有的尊重而功成身退的向往。这是唐人眼中的“四皓”，是被“符号化”（symbolized）的“商山四皓”的形象，邬文玲（2013）先生提出：“……‘商山四皓’的形象被不断建构和符号化，成为贤德高隐的表征和典范，备受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据《史记》可知此四人指“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高祖刘邦求之而不得，隐居商山至太子刘盈安车而得之。当然，“四皓”的功劳少不了张良的引荐：“岂无子房口，口舌无所施。”（白居易《谒四皓庙》）张良作为开国功臣，之所以给吕后推荐“四皓”主要是希望刘邦知道刘盈在用人方面比他更胜一筹，打消其废太子的念头，也就是说张良是利用“四皓”的名声与地位挽回太子刘盈的天子之位。史书上往往记载吕后的强势与狠毒直接压倒惠帝刘盈的懦弱与仁义，而该派把张良与“四皓”辅佐刘盈扫除障碍的原因归之于太子刘盈是“明圣”，这与传统的嫡长子继承有关。他们代表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支持者，认为凡嫡长子就当继承帝位，就是“明圣”。这让我想起日本流传至今的王位继承制，他们恪守嫡长子继承制，除非到了无嫡长孙继承的窘境，他们是不会轻易改易过去定下来的继承制。日本王室所坚守的与当时张良、“四皓”所坚持的是一致的。此外，“四皓”因为受太子等人的尊重而出仕，但遇到刘邦废太子的危机，他们希望能功成身退，故虽然他们知道刘盈的经历，且知道他是懦弱的：在黥布造反时，高祖想让太子带兵平反，四人知道以太子的性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领兵作战，故而对吕后的代表建成侯说“……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无异使羊将狼也”，故而给吕后出谋划策，把领军之位推给刘邦以保护太子。刘盈不像韩国李氏王朝的李芳远能随父杀敌立下战功且勇于为自己争取利益，客观来说，《史记》所记载的刘盈不适宜担当君主的职位，在此情况下，“四皓”让吕氏站出来解除危机也是权宜之计。危机暂时解除后，张良、“四皓”便可功成身退，继续其隐居生活，然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其副作用在其后慢慢地显现，刘盈登上帝位后，吕后的强势渐渐地把王权削弱，并拉开了外戚专政的序幕。
另一方面，以李商隐为一派的诗人从该事件的历史影响切入控诉四皓是灭刘的凶手：“吕氏强梁嗣子柔……四老安刘是灭刘”（李商隐《题商山四皓庙》）。张良及“四皓”辅佐刘盈帮其登上帝位的代价是壮大吕后势力，为其后“人彘”事件、刺杀刘如意等惨案及外戚专政埋下祸根，这与文本中对世事了如指掌的留侯张良不符合。故唐代的司马贞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详细地分析当时的局势：“髙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否定“四皓”在易储风波中的重要性：“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乆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髙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缴安施乎？’四叟实能制髙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竒，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贞的这段话存在矛盾的地方：高祖是因为害怕大臣皆不肯从刘如意而打消废太子的念头，也就是说他怕大臣都去支持刘盈一派，而此时四皓不正是“在汉高祖左右彷徨、难下决断的时候……以太子门客的身份出现在汉高祖面前，不啻是一记重磅，改变了他的心理平秤。”吗？而至于司马贞所关心的另一个地方也不无道理：“四叟实能制髙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撇开历代诗人的评价，仅仅从《史记》文本出发，功成身退的留侯张良为何要如此反常要帮助懦弱的刘盈？
由于该事件最早出现的文献是《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提到“吕后乃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其中的“劫”字就与张良的身份不相符合。张良作为刘邦的开国功臣，得力的谋士，得到高祖的封赏，即便是建成侯也不可能“劫”张良；就像窦婴还没失势之时，田蚡也只能对窦氏恭恭敬敬，听从籍福的意见推荐魏其侯窦婴为丞相。（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且仅仅靠建成侯的那句话，功成身退的张良不大可能会冒着如此大的风险辅佐懦弱的太子刘盈。笔者认为提出寻找“四皓”的不是张良，而是另有其人，因为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被人安在张良的身上，故太史公就按当时所听到的版本记录下来。当然，这也只是个人的猜测，后世的解读已经加入了不少文化因素来进行解读。严谨来说，本人认为在新材料出现之前应存疑。
而“四皓”作为当时隐士的代表，如前所述，因受到应得的尊重，他们愿意辅佐懦弱的太子，得到声名与利禄，功成身退继续隐居山林。符合历来士人出仕求功成身退这一万全之策的心理。
【参考文献】
邬文玲.《“商山四皓”形象的塑造与演变》[J].形象史学研究.2013：62-71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47.
《资治通鉴考异·卷第一》（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杨懿.《“商山四皓”与汉初政局》[J]. 贵州文史丛刊，2015（3）：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