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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一直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课题，许多学者把毕生的精力和学术生涯倾注于此。在国外学者中，尤以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人)和日本学者为胜。黄宗智先生(PhiliPc.C.Huang)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他另辟蹊径，独创了综合分析法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在有关中国农村的演变型式，中国经济为什么落后，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提出了不同于前人和同行们的见解。而且难得的是，黄先生还介绍了诸如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这对国内学者扩大视野增加见识是大有裨益的。
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
国外学者在研究近代小农经济的传统学派中主要有三种方法，即把小农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形式主义方法和批评形式主义的实体主义方法，以及与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这位一九七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一书中指出，小农经济行为绝非象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没有理性，而是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企业家，因此对传统的农业改造的正确途径不是苏联式的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式农场生产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提供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要素。仅就舒氏有关传统农业的改造途径看，他对苏联的批评不可谓全无根据。
苏联学者蔡雅诺夫(Chayanov)批评了形式主义研究方法。认为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生计而生产，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是以市场和供求法则为前提的，显然不能把这种方法强加于尚无市场体系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如古代的互惠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了道义经济的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其道德观念是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则是阶级关系，即地主与小农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小农的生产剩余(甚至是必要的生活资料)通过地租和田赋的形式被地主和封建国家所攫取。因此，小农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企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而是租税的交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
那么，在分析中国近代的小农经济时应用什么方法呢？形式主义方法显然只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农业，实体主义者侧重于道德和伦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阶级关系，或者说是从上层建筑去研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黄先生说：“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第5页)
采用这种综合分析方法，是由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决定的。首先，中国的小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为自家消费生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需要用实体主义分析方法；其次，近代中国的小农又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生产，依据市场法则作出选择，这就要用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最后，任何时代的小农都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和政治体系之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阶级的分析方法。①
另外，中国的小农阶层比较复杂，除了我们所说的贫农与地主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对贫农阶层(含雇农)的分析适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而对自耕农的分析必须借助于实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富农和经营式农场的分析就要采用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因此，黄先生采用了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方法。
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北小农所种植的棉花逐渐商品化为例，不同阶层的小农对此作出的反映各不相同。经营式农场主种植棉花是受到利润的诱导，较贫穷的自耕农则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佃农毫无选择，只能种棉花，因为当时地租随棉花的高收益而增加，佃农无法再继续种粮食作物。
近代中国农村演变的型式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内学者习惯于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分界线，把，八四○年前划分为前清封建时期，一八四○年后划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而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小农分化时，总是要问中国小农在帝国主义入侵前经历了什么变化，在帝国主义入侵后又经历了什么变化。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各派的结论也各有差别。
形式主义者根据形式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调强人口增长对小农经济产生的压力和农业内卷化。②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分析指出，从明初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口增长了七至九倍，这个数字与农业产量增长速度基本上相同，而在这段时间内，农业技术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人口增长促使小农向他处转移，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到了本世纪，可供移民开发的边区已尽，集约化也走到了尽头。马克·艾尔温(Mark Elvin)在《中国过去的型式》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中国农业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发生了农业内卷。与形式主义研究相反，我国国内学者侧重于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去注重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的研究，仍然倾注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黄先生则根据自己确定的研究方法，同时兼顾人口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的演变型式。
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即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西欧国家(尽管各有差异)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但中国的小农却背离了这种模式，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农村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雇佣劳动极为普遍。关键就在于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之间的区别。在西欧的封建庄园内，领主统经济、军事、政权和司法于一身，因而领主制的国家政体是一个主权分封的体制，而在中国的地主制中，政权与经济权通过土地私有和频繁买卖而分离，因而产生了中央集权制。傅筑夫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二卷)中论证了另一个区别。基于农奴制的领主制下，庄园主必须照顾劳动者的生计和再生产，而中国的地主制则没有这种限制。因此，封建领主制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就比封建地主制简单得多，中国的封建地主制则由于人口压力和生产关系的复杂化而演变成另一种型式。
前清时代，华北地区是一个人口较少、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除了清朝廷分封的庄园之外，基本上是以自耕农为主的未经阶级分化的社会。但庄园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一个庄园的土地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庄园的农奴人口不断增加。面对人口的压力，庄园主不得不出租庄园，农奴也就由“雇工人”替代。“雇工人”虽然不是自由的雇农，但不必象农奴一样永久依赖于庄园主的土地上。到十八世纪中叶，农奴制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
国外学者在研究近代小农经济的传统学派中主要有三种方法，即把小农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形式主义方法和批评形式主义的实体主义方法，以及与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这位一九七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一书中指出，小农经济行为绝非象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没有理性，而是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企业家，因此对传统的农业改造的正确途径不是苏联式的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式农场生产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提供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要素。仅就舒氏有关传统农业的改造途径看，他对苏联的批评不可谓全无根据。
苏联学者蔡雅诺夫(Chayanov)批评了形式主义研究方法。认为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生计而生产，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是以市场和供求法则为前提的，显然不能把这种方法强加于尚无市场体系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如古代的互惠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了道义经济的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其道德观念是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则是阶级关系，即地主与小农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小农的生产剩余(甚至是必要的生活资料)通过地租和田赋的形式被地主和封建国家所攫取。因此，小农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企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而是租税的交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
那么，在分析中国近代的小农经济时应用什么方法呢？形式主义方法显然只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农业，实体主义者侧重于道德和伦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阶级关系，或者说是从上层建筑去研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黄先生说：“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第5页)
采用这种综合分析方法，是由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决定的。首先，中国的小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为自家消费生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需要用实体主义分析方法；其次，近代中国的小农又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生产，依据市场法则作出选择，这就要用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最后，任何时代的小农都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和政治体系之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阶级的分析方法。①
另外，中国的小农阶层比较复杂，除了我们所说的贫农与地主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对贫农阶层(含雇农)的分析适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而对自耕农的分析必须借助于实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富农和经营式农场的分析就要采用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因此，黄先生采用了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方法。
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北小农所种植的棉花逐渐商品化为例，不同阶层的小农对此作出的反映各不相同。经营式农场主种植棉花是受到利润的诱导，较贫穷的自耕农则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佃农毫无选择，只能种棉花，因为当时地租随棉花的高收益而增加，佃农无法再继续种粮食作物。
近代中国农村演变的型式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内学者习惯于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分界线，把，八四○年前划分为前清封建时期，一八四○年后划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而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小农分化时，总是要问中国小农在帝国主义入侵前经历了什么变化，在帝国主义入侵后又经历了什么变化。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各派的结论也各有差别。
形式主义者根据形式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调强人口增长对小农经济产生的压力和农业内卷化。②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分析指出，从明初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口增长了七至九倍，这个数字与农业产量增长速度基本上相同，而在这段时间内，农业技术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人口增长促使小农向他处转移，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到了本世纪，可供移民开发的边区已尽，集约化也走到了尽头。马克·艾尔温(Mark Elvin)在《中国过去的型式》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中国农业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发生了农业内卷。与形式主义研究相反，我国国内学者侧重于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去注重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的研究，仍然倾注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黄先生则根据自己确定的研究方法，同时兼顾人口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的演变型式。
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即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西欧国家(尽管各有差异)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但中国的小农却背离了这种模式，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农村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雇佣劳动极为普遍。关键就在于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之间的区别。在西欧的封建庄园内，领主统经济、军事、政权和司法于一身，因而领主制的国家政体是一个主权分封的体制，而在中国的地主制中，政权与经济权通过土地私有和频繁买卖而分离，因而产生了中央集权制。傅筑夫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二卷)中论证了另一个区别。基于农奴制的领主制下，庄园主必须照顾劳动者的生计和再生产，而中国的地主制则没有这种限制。因此，封建领主制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就比封建地主制简单得多，中国的封建地主制则由于人口压力和生产关系的复杂化而演变成另一种型式。
前清时代，华北地区是一个人口较少、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除了清朝廷分封的庄园之外，基本上是以自耕农为主的未经阶级分化的社会。但庄园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一个庄园的土地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庄园的农奴人口不断增加。面对人口的压力，庄园主不得不出租庄园，农奴也就由“雇工人”替代。“雇工人”虽然不是自由的雇农，但不必象农奴一样永久依赖于庄园主的土地上。到十八世纪中叶，农奴制已不占重要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