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群雄逐鹿，在这段时期内涌现出了数位赫赫有名的诸侯，其中名气最大的可能就是齐桓公。他的霸业起于公元前679年，止于公元前643年他薨殁之年，前后共计37年。
　　春秋初期，诸侯可谓“地丑德齐”，而其中郑国由于长期被周天子倚重，且属地在天子脚下，一时得势，它一方面会盟诸侯抗击入侵蛮族，一方面利用天子的器重威服诸侯，但是由于子嗣争权，郑国很快便泯于众国。随后20余年，由于周室王纲不振，中原各地诸侯相互杀伐兼并，同时还要北拒戎狄，南抗荆楚，可谓力不从心。直到齐桓公的出现，中原诸侯逐渐整合在一起，而且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联盟和盟主，由此开启了春秋霸主接连坐庄的时代，局势虽因霸主更迭而有所动荡，但是相对杀伐无序、四方不宁而言，霸权与稳定的正相关开始成为各国的潜在共识。而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的权威一损再损，直到彻底的“礼崩乐坏”。
　　齐桓公的霸业
　　齐桓公的父亲是齐僖公，他有三个孩子，分别是诸儿、纠和小白。同时，齐僖公弟弟生了一个孩子，叫公孙无知，齐僖公宠爱有加，其穿着打扮的规格都与僖公的亲儿子一样。因此，当诸儿继位（即齐襄公）后，立刻罢黜公孙无知，使其不再享有原来的待遇，使无知心生不悦。齐襄公自己却又政令不信，言行多变，及瓜而代的典故正是出自他口，意思是说齐襄公答应驻守边防的人员一年后换防回家，但到了时间却没有政令下达，将士多有怨恨，遂开始图谋叛乱。这样齐襄公被叛军击毙后，公孙无知开始掌权，公子纠和小白不得已出逃他国。没过多久，公孙无知也因为暴虐无道而被杀，这样公子纠和小白就面临着夺嫡之争。齐僖公在世时安排了两位大夫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小白，负责辅佐公子纠的大夫叫管夷吾，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后世称之为管子；负责辅佐小白的叫鲍叔牙。后来，小白先入齐都，并在与支持公子纠的鲁国的决战中大获全胜，于是小白继位，是为齐桓公。此时，鲍叔牙出人意料地向齐桓公推荐了在战斗中曾经射伤齐桓公、辅佐公子纠的大夫管仲，言称欲治强齐以匡天下非此人不可，于是齐桓公召见管仲，一段君臣的千古际遇由此展开。
　　类似于姜子牙与周文王、张子房与刘邦、黎塞留与路易十三、俾斯麦与威廉一世这样的君臣关系，管仲辅佐齐桓公在春秋第一个百年行将结束时励精图治、九合诸侯、伐戎击楚、匡扶天下。孔子在《春秋》中盛赞这对君臣的丰功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就都成为披发和左扣衣襟的蛮夷了）。”孔子编纂春秋时代历史，唯独推崇齐桓公与管仲之功至此，须知孔子生活在齐桓公之后160余年，仍称“民到于今受其赐”，其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管仲与齐桓公对外的核心策略是“尊王攘夷”。“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进入楚国，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会于葵丘，周天子派代表“赐齐侯胙”，实际上承认了齐桓公的诸侯长地位，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他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的主张。葵丘之盟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
　　“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公元前661年，狄人攻邢，齐桓公采纳管仲“请救邢”的建议，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桓公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公元前655年，诸侯联军伐楚，迫使楚国同意进贡周王室，楚国也表示愿加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这就是召陵之盟。伐楚之役，抑制了楚国北侵，保护了中原诸国。
　　显然，通过“尊王攘夷”，齐桓公的霸业具有了相当意义上的合法性，尽管周王室非常反感桓公干涉其嫡位问题，天子权威不断下降，其号召力更是日渐缩小，但这一策略确实在客观上延续了天子权威；另一方面，过分地“尊王”也对自身行为有所束缚，同时由于荆楚与中原诸侯的联系日益紧密，戎狄也逐渐被中原大国征服，最终无夷可攘，因此“尊王攘夷”最终被后世所放弃，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能够维系霸权的最有效的选择。
　　宋襄公的愚妄
　　齐桓公之后，齐国国力同样因为子嗣争夺问题而衰落，此时与齐国关系密切的宋国开始有了称霸之心。宋是殷商宗亲微子后裔的封地，在中原各个诸侯之中，地位极为崇高。齐桓公去世前，也极为看重宋襄公的贤名。因此宋襄公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霸主继承者，不断会盟诸侯显示权威。另一方面，齐桓公离世对楚国来说是个好消息，虽然后者在召陵表示了臣服。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在齐国衰落后，楚国实际上已经一家独大，同时通过召陵之盟，楚国在身份上也从蛮夷变成正常的诸侯，因此楚成王认为这正是楚国成为霸主的有利时机。于是宋楚之战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宋襄公自幼便有“让国”之贤名，他的父亲曾经言及让他继位，襄公回答说自己是次子，父亲不能废长立幼。而其兄自知不是当国君的料，复又推荐襄公，这样襄公继位。宋襄公拥有着明确的政治野心，他是殷商贵胄微子之后，因此他一直希望宋成为霸主之后能够取代周，继而恢复殷商统治。因此，每次会盟诸侯宋襄公都极力宣扬周朝气数已尽，应该恢复殷商的思想。
　　另一方面，宋襄公对其他诸侯小国颐指气使，动辄武力相挟，于是中原地区诸小国对宋襄公并非心悦诚服，且多有反抗之心。
　　不仅如此，宋襄公为人也比较幼稚，在盂之会上他甚至不带兵马以策万全，结果被楚成王当场捉住，后来楚执宋襄公以伐宋，最终在鲁国的调停下释放宋襄公。于是宋襄公不堪忍辱，遂与楚国决战于泓水。决战当日，楚军渡水而过，宋大司马建议襄公趁楚军半渡而击之，襄公以“仁义”自封，不纳此谏。楚军渡水之后，宋太宰建议襄公趁楚军列队尚未完备时出击，襄公再次不允，等到楚军准备完毕后，襄公见楚军兵力众多，乃身先士卒，领军前进。胜败十分明显，宋襄公也中箭负伤，不久之后就病逝了。泓水之战后，楚国一时王霸诸侯，直到晋文公的出现才遏制了楚的霸政。
　　桓公何以成 襄公何以败
　　通过齐桓公的成功与宋襄公的失败，十分明显的结论是齐国能够成为诸侯之首，首先是齐国实力的体现，强大之国方可霸，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宋虽有名望，但其终究是个小国，不论宋襄公如何雄才伟略，这个不争的事实是其称霸失败的核心原因。其次，齐桓公“尊王”是尊周室，而宋襄公妄图恢复殷商旧制，这明显不能为其他诸侯国所接受，因此即便宋襄公有让国之名，在泓水之战前的道义争夺上他也没有占到优势，反而是劣势。再者，齐桓公九合诸侯、兵力强大尚不会轻率挑衅楚国，而宋襄公不自量力，孤注一掷，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政治家。最后在决战时，成就宋襄公威名的“仁义”二字反倒成为枷锁，政治家军事家不能因势利导，为声名所累，则必败。
　　反观楚成王，通过召陵之会以暂时的妥协换取合法身份，励精图治等待时机。同时在与宋襄公争霸的过程中，楚国也竭尽全力尊周礼，主动会盟能够接受自己的诸侯并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楚成王才能够在击败宋襄公之后一时称雄。否则，何以楚在郑庄公之后便已实力超群，却无霸主之名呢？这便是身份变化带来的结果。因此，身份认同在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历史上都十分重要，或许应该说东北亚地区的国家比其他地区的国家更看重身份认同。
　　中央王朝的朝贡体系虽然厚往而薄来（实际上厚往薄来正源自齐桓公会盟诸侯时的行为），但是在身份上君臣地位已分，云泥之别。无怪乎日本历史上也在自己周边搞了一个小型的海上朝贡体系，以此来提升自身的话语地位。因此融入体系，获得合法身份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