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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张金凤和何玉凤是《儿女英雄传》中的两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塑造这两个女性人物形象时，既有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方面，作家塑造了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由于作家忽略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将人物视为道德说教的工具，导致了人物形象性格一致性的断裂和主体性的丧失，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艺术缺失和文化缺失。
关键词：张金凤 何玉凤 艺术缺失 文化缺失
清代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长四十回，小说集侠义、言情和公案于一炉，将市井生活、官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内容丰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张金凤和何玉凤是作家建构儿女英雄故事的基础，也是彰显小说主题和作家人生理想的重要依托。作家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精心的构思，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叙述她们的生平和经历，并对她们的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诚然，作家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表现出了她们不同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以及她们的不同性格，使得两人能够各具特点；但是也存在重大缺陷——欲话儿女英雄而似伪，导致了张金凤这一形象性格刻画的平面化，也造成了何玉凤的侠义精神和儿女情长的冲突。同时，为了宣扬畸形的道德观念而塑造的“道德完人”存在个性丧失和主体性失落的缺陷。
一.艺术缺失：张金凤性格刻画的平面化和何玉凤性格的前后断裂
刘再复在对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提出了“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原理”。他认为：“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①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恶并举”、“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等便是对“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原理”的通俗化表达。这一原理不仅是对人的性格的本质特征的概括，也提供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美学标准和评价尺度。因为，“在艺术中，‘完美’与‘美’并不相等，‘缺陷’与‘丑’也不相等。由于人世间纯粹‘完美’与纯粹‘缺陷’的性格并不存在，因此，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矛盾统一的关系之中。”②即一个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要表现出各性格要素的对立统一运动，要呈现出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如果以此理论为评判标准的话，张金凤形象的塑造便存在明显缺陷。作家对她性格中的善良、感恩、明礼等道德要素做了大量的描写，而对其他的个性特征避而不谈。因此，张金凤的性格塑造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突出一点而不见其余——只见其对封建道德的遵从，而不见其自身的鲜明个性。这样，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张金凤的道德表现是完美的，是作家塑造的理想的道德典范；但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张金凤的性格塑造存在着艺术缺陷。因为，毫无瑕疵的完美型的性格塑造，是不切实际的，不仅造成了人物形象的虚假性，也导致了人物形象艺术魅力的削弱。
小说家在塑造何玉凤的性格时存在的艺术缺陷主要表现为何玉凤性格的前后断裂。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极力渲染何玉凤的爽直和侠义，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不拘小節却粗中有细的充满人性人情的女侠形象。然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家却将表现的重点放在了何玉凤对封建道德规范的全面顺从上。显然，这种描写造成了狗尾续貂的失败效果。因为，何玉凤最为生动的侠女形象遭到了破坏，反而沦为一个为封建道德所束缚的工具。这样，她的侠义性格非但未得到发展，反而向着侠女的对立面转化，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其性格的统一性因作家的粗暴干涉而出现了断裂。
文康之所以会在塑造张金凤和何玉凤的性格时出现性格平面化和性格前后断裂的艺术缺陷，一是因为他忽略了性格丰满的圆形人物的塑造，而塑造了大量的扁平人物形象；二是因为他没能正确处理人物形象与作家的关系，从而无视人物形象的相对独立性而对人物性格的发展横加干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分为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一般来说，圆形人物性格是多面的，扁平人物是单面的；圆形人物性格是矛盾对立的，扁平人物是单一的；圆形人物性格是有空间感的，扁平人物是平面化的。”③虽说作家塑造扁平人物形象能够就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进行浓墨重彩的集中展示，但也会产生人物形象面貌呆板，不够生动的缺陷。因此，相较于圆形人物，扁平人物的艺术魅力显然大打折扣。于作家而言，圆形人物的塑造需要更为出色的艺术表现力，需要花费更多的心血；于读者而言，圆形人物则更具吸引力，更能显示出作家的创作水平。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小说家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即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一方面，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要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的题材、主题等方面的要求，对人物形象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剪裁，使之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小说家又要充分尊重人物形象的个性，遵循他们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表现出他们最为生动和丰满的性格特征。由于文康未能充分认识到人物性格塑造的美学规律和艺术原则，所以导致了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一些明显的艺术缺陷，进而影响了《儿女英雄传》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
二.文化缺失：以抹杀人性为代价的道德说教
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一书指出：“各民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都经历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沉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它不是依附于某种秩序共同体，就是依附于神。”④在中国，这个“普遍沉沦”的时期大致从西周一直延续到五四前期。而在此一时期，中国人所依附的对象便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礼治秩序。这套礼治秩序是伦理道德与封建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的手段是道德权力化和权力道德化。作为这套礼治秩序核心的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等观念，既是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达，也是底层百姓的道德规范。因而，权利与道德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对个人、家庭、社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套伦理秩序把人看成是整个封建宗法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固定点，人只是一种依附的、固定的存在。在旧传统中，文化系统是交织的经纬线，经线是一种等级，纬线是阶层，每个人都是在这样一个经纬线上，或者说是在这种文化网络和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个固定点。”⑤通过这一套等级森严的礼治秩序，封建政权不仅实现了对国家的治理，也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 由道德和政权结合而形成的礼治秩序是文康所衷心认同的，《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正是为宣扬这套礼治秩序服务的。作家的这种创作意图，不仅直接影响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影响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因为，这套礼治秩序存在着重大缺陷。其中，对人个性的抹杀和思想的禁锢是它最大的罪恶。《儿女英雄传》表面上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父慈子孝、井然有序的理想生活图景，但在这表面的美好背后，隐藏着封建礼治秩序压迫人、异化人的丑恶本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遭到无情抹杀，人失去其主体性而沦为道德和政权的附庸与牺牲品。
由于作家匍匐在礼治秩序的规训之下而无法对之做出超越性的分析，所以尽管作家所津津乐道的理想生活背后充满着个性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作家却依然对此无知无觉。这样，作家的叙述呈现出一种悖论——人物愈是符合道德规范便愈加失去人性的光彩与魅力。这种悖论的出现是由礼治秩序的本质决定的，因为这套礼治秩序本身就建立在对人个性的否定的基础之上，在伦理秩序的温情面纱之下，实际隐藏着对人个性的抹灭和精神的束缚。这也正是导致文康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化缺失的重要原因。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道德说教意识相当浓厚的小说，“小说中出现的正面人物，均为符合‘天理人情’的‘英雄儿女’；小说结构的安排，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主题思想服务。”⑥这种创作意图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作品的思想深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作家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其可取之处，能够将人物性格刻画得鲜明而突出，但是也存有很大的缺陷——作家将人物形象视为表现其道德意图的工具，从而使人物形象沦为任作家摆布的傀儡而失去其主体性和性格的丰富性。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作家精心塑造的道德典范实际上是丧失个性的道德奴仆，是没有人性的木偶。而作家所大力宣扬的礼治秩序，实际上是无视人性、禁锢思想的文化糟粕。因此，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的人物塑造既显示了他思想水平的局限，也限制了小说思想境界的提升，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①沈志佳编，刘再复著.文学十八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96
②沈志佳编，刘再复著.文学十八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13
③王良.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性格走向[J].文学教育，2015，（6）：102
④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87
⑤劉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
⑥常雪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说——《儿女英雄传》主题思想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4）：110
（作者介绍：李春赢，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关键词：张金凤 何玉凤 艺术缺失 文化缺失
清代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长四十回，小说集侠义、言情和公案于一炉，将市井生活、官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内容丰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张金凤和何玉凤是作家建构儿女英雄故事的基础，也是彰显小说主题和作家人生理想的重要依托。作家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精心的构思，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叙述她们的生平和经历，并对她们的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诚然，作家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表现出了她们不同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以及她们的不同性格，使得两人能够各具特点；但是也存在重大缺陷——欲话儿女英雄而似伪，导致了张金凤这一形象性格刻画的平面化，也造成了何玉凤的侠义精神和儿女情长的冲突。同时，为了宣扬畸形的道德观念而塑造的“道德完人”存在个性丧失和主体性失落的缺陷。
一.艺术缺失：张金凤性格刻画的平面化和何玉凤性格的前后断裂
刘再复在对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提出了“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原理”。他认为：“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①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恶并举”、“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等便是对“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原理”的通俗化表达。这一原理不仅是对人的性格的本质特征的概括，也提供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美学标准和评价尺度。因为，“在艺术中，‘完美’与‘美’并不相等，‘缺陷’与‘丑’也不相等。由于人世间纯粹‘完美’与纯粹‘缺陷’的性格并不存在，因此，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矛盾统一的关系之中。”②即一个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要表现出各性格要素的对立统一运动，要呈现出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如果以此理论为评判标准的话，张金凤形象的塑造便存在明显缺陷。作家对她性格中的善良、感恩、明礼等道德要素做了大量的描写，而对其他的个性特征避而不谈。因此，张金凤的性格塑造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突出一点而不见其余——只见其对封建道德的遵从，而不见其自身的鲜明个性。这样，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张金凤的道德表现是完美的，是作家塑造的理想的道德典范；但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张金凤的性格塑造存在着艺术缺陷。因为，毫无瑕疵的完美型的性格塑造，是不切实际的，不仅造成了人物形象的虚假性，也导致了人物形象艺术魅力的削弱。
小说家在塑造何玉凤的性格时存在的艺术缺陷主要表现为何玉凤性格的前后断裂。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极力渲染何玉凤的爽直和侠义，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不拘小節却粗中有细的充满人性人情的女侠形象。然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家却将表现的重点放在了何玉凤对封建道德规范的全面顺从上。显然，这种描写造成了狗尾续貂的失败效果。因为，何玉凤最为生动的侠女形象遭到了破坏，反而沦为一个为封建道德所束缚的工具。这样，她的侠义性格非但未得到发展，反而向着侠女的对立面转化，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其性格的统一性因作家的粗暴干涉而出现了断裂。
文康之所以会在塑造张金凤和何玉凤的性格时出现性格平面化和性格前后断裂的艺术缺陷，一是因为他忽略了性格丰满的圆形人物的塑造，而塑造了大量的扁平人物形象；二是因为他没能正确处理人物形象与作家的关系，从而无视人物形象的相对独立性而对人物性格的发展横加干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分为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一般来说，圆形人物性格是多面的，扁平人物是单面的；圆形人物性格是矛盾对立的，扁平人物是单一的；圆形人物性格是有空间感的，扁平人物是平面化的。”③虽说作家塑造扁平人物形象能够就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进行浓墨重彩的集中展示，但也会产生人物形象面貌呆板，不够生动的缺陷。因此，相较于圆形人物，扁平人物的艺术魅力显然大打折扣。于作家而言，圆形人物的塑造需要更为出色的艺术表现力，需要花费更多的心血；于读者而言，圆形人物则更具吸引力，更能显示出作家的创作水平。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小说家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即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一方面，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要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的题材、主题等方面的要求，对人物形象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剪裁，使之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小说家又要充分尊重人物形象的个性，遵循他们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表现出他们最为生动和丰满的性格特征。由于文康未能充分认识到人物性格塑造的美学规律和艺术原则，所以导致了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一些明显的艺术缺陷，进而影响了《儿女英雄传》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
二.文化缺失：以抹杀人性为代价的道德说教
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一书指出：“各民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都经历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沉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它不是依附于某种秩序共同体，就是依附于神。”④在中国，这个“普遍沉沦”的时期大致从西周一直延续到五四前期。而在此一时期，中国人所依附的对象便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礼治秩序。这套礼治秩序是伦理道德与封建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的手段是道德权力化和权力道德化。作为这套礼治秩序核心的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等观念，既是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达，也是底层百姓的道德规范。因而，权利与道德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对个人、家庭、社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套伦理秩序把人看成是整个封建宗法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固定点，人只是一种依附的、固定的存在。在旧传统中，文化系统是交织的经纬线，经线是一种等级，纬线是阶层，每个人都是在这样一个经纬线上，或者说是在这种文化网络和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个固定点。”⑤通过这一套等级森严的礼治秩序，封建政权不仅实现了对国家的治理，也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 由道德和政权结合而形成的礼治秩序是文康所衷心认同的，《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正是为宣扬这套礼治秩序服务的。作家的这种创作意图，不仅直接影响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影响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因为，这套礼治秩序存在着重大缺陷。其中，对人个性的抹杀和思想的禁锢是它最大的罪恶。《儿女英雄传》表面上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父慈子孝、井然有序的理想生活图景，但在这表面的美好背后，隐藏着封建礼治秩序压迫人、异化人的丑恶本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遭到无情抹杀，人失去其主体性而沦为道德和政权的附庸与牺牲品。
由于作家匍匐在礼治秩序的规训之下而无法对之做出超越性的分析，所以尽管作家所津津乐道的理想生活背后充满着个性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作家却依然对此无知无觉。这样，作家的叙述呈现出一种悖论——人物愈是符合道德规范便愈加失去人性的光彩与魅力。这种悖论的出现是由礼治秩序的本质决定的，因为这套礼治秩序本身就建立在对人个性的否定的基础之上，在伦理秩序的温情面纱之下，实际隐藏着对人个性的抹灭和精神的束缚。这也正是导致文康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化缺失的重要原因。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道德说教意识相当浓厚的小说，“小说中出现的正面人物，均为符合‘天理人情’的‘英雄儿女’；小说结构的安排，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主题思想服务。”⑥这种创作意图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作品的思想深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作家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其可取之处，能够将人物性格刻画得鲜明而突出，但是也存有很大的缺陷——作家将人物形象视为表现其道德意图的工具，从而使人物形象沦为任作家摆布的傀儡而失去其主体性和性格的丰富性。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作家精心塑造的道德典范实际上是丧失个性的道德奴仆，是没有人性的木偶。而作家所大力宣扬的礼治秩序，实际上是无视人性、禁锢思想的文化糟粕。因此，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的人物塑造既显示了他思想水平的局限，也限制了小说思想境界的提升，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①沈志佳编，刘再复著.文学十八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96
②沈志佳编，刘再复著.文学十八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13
③王良.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性格走向[J].文学教育，2015，（6）：102
④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87
⑤劉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
⑥常雪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说——《儿女英雄传》主题思想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4）：110
（作者介绍：李春赢，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