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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上躲了七天七夜，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离开家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这种思乡的煎熬使他在78岁高龄时铤而走险，绕道菲律宾、香港回到祖国内地。由于这时距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探亲”的政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周云亭老人此举还被台湾当局列上了黑名单。
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当时我已经40岁，家里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他们一个9岁、一个3岁，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
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兵，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那时候庄稼也都荒了，山上也没什么吃的，我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渴了喝山沟里的水，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便跑下山来准备回家看看，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
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都被送到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
在台湾经过一番整编，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又很快被运到海南岛，那时候战争打得很凶，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人被打死的倒不是很多，主要是北方兵到南方有些水土不服，再加上整天靠吃烂菜叶充饥，许多人都病倒了。我也算是死里逃生才又随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回到台湾。
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我的音信，是死是活他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
我老伴带着四个孩子像塌了天一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里没有收成，她只好拖着几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家里少了我这个顶梁柱，那日子就根本不知道咋往下过。
我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
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后来我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糊涂比清醒着好，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心里就针扎般地痛，我不在家种地，他们吃什么？
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什么积蓄也没有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手脚不利索，不肯要我。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从部队里下来，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
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每天擦擦、洗洗，扫扫院子，干一些清洁的活儿，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便开始想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怎样了。
十几年来音信全无，我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是不是还在等着我回来，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不知道儿子的死活，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
那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我便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我只想能知道家里的消息，对于回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那时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想到自己来日无多，再拖下去我可能真的要在台湾终了此生，我心里就一阵阵害怕，毕竟我曾经是有家有儿女的人啊，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像个孤魂一直漂泊在外，就是死我也要回到家中。这样的念头使我再也无法忍受教堂里平静的日子。
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也有一些老兵的家属，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有很多人信奉了天主教，把自己交给“上帝”，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而教堂的礼拜，则给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
由于个性内向，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对这种聚会我从来不怎么关心。可是，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并且，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儿。
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得特别严，这种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有时会被抓去坐牢。
所以，大家伙对这种事儿格外小心。因为我在教堂里做工友多年，老实本分是出了名的，老兵们都知道我这把年纪，不用说也是被想家的苦痛折磨了这么多年。
我当时一听有的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我的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难受。
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嫉妒人家那些已和家里联系上的老兵。那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
我走时才六个月大的儿子，现在想必也长成了大小伙子。想到我这个当爹的对孩子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尽过，我心里就愧疚得受不了。
那时候我的烟瘾特别大，一天三盒烟都不够，只要没事我就要手里点根烟，要不心里就发慌，就没着没落的。
我知道自己是想家想狠了，是在糟践自己，有时候倒真觉着死了比活着好，上帝说人都是有灵魂的，我想也许死了的人魂可以飘回家去，那我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鬼魂，也不要这样受生死别离的煎熬。
当时我真是这样想的。
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暮想中，我过了75岁的生日，又过了76岁的生日。
77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要不是教堂里的教友凑钱把我送进医院，恐怕我也活不到现在。年岁一天天大了，身体又垮下来，出院以后，我已经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
教堂是慈善机构，像我这样孤独无依的老人，他们也不忍心把我赶到大街上去，只得让我躺在教堂后边的木板房里，每天打发几个修女给我送点吃的。
那时候说实在的我是在躺着等上帝来带我走。前边教堂里的风琴一响，我就闭上眼睛，默默地跟着唱，每当这时我就感觉灵魂已经脱窍，它在空中飘呀飘，很快便飘过了台湾海峡，可是家在哪儿，我找不到，因为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
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一阵轻松，毕竟我是到家了，我不会再像个孤魂一样在外面飘来荡去。
那些天我几乎都吃不下东西了，我知道我在放弃自己求生的欲望，一心想随上帝的召唤而去。这时候，一个给我送饭的修女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当时我已经40岁，家里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他们一个9岁、一个3岁，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
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兵，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那时候庄稼也都荒了，山上也没什么吃的，我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渴了喝山沟里的水，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便跑下山来准备回家看看，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
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都被送到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
在台湾经过一番整编，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又很快被运到海南岛，那时候战争打得很凶，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人被打死的倒不是很多，主要是北方兵到南方有些水土不服，再加上整天靠吃烂菜叶充饥，许多人都病倒了。我也算是死里逃生才又随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回到台湾。
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我的音信，是死是活他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
我老伴带着四个孩子像塌了天一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里没有收成，她只好拖着几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家里少了我这个顶梁柱，那日子就根本不知道咋往下过。
我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
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后来我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糊涂比清醒着好，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心里就针扎般地痛，我不在家种地，他们吃什么？
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什么积蓄也没有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手脚不利索，不肯要我。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从部队里下来，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
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每天擦擦、洗洗，扫扫院子，干一些清洁的活儿，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便开始想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怎样了。
十几年来音信全无，我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是不是还在等着我回来，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不知道儿子的死活，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
那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我便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我只想能知道家里的消息，对于回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那时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想到自己来日无多，再拖下去我可能真的要在台湾终了此生，我心里就一阵阵害怕，毕竟我曾经是有家有儿女的人啊，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像个孤魂一直漂泊在外，就是死我也要回到家中。这样的念头使我再也无法忍受教堂里平静的日子。
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也有一些老兵的家属，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有很多人信奉了天主教，把自己交给“上帝”，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而教堂的礼拜，则给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
由于个性内向，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对这种聚会我从来不怎么关心。可是，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并且，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儿。
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得特别严，这种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有时会被抓去坐牢。
所以，大家伙对这种事儿格外小心。因为我在教堂里做工友多年，老实本分是出了名的，老兵们都知道我这把年纪，不用说也是被想家的苦痛折磨了这么多年。
我当时一听有的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我的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难受。
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嫉妒人家那些已和家里联系上的老兵。那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
我走时才六个月大的儿子，现在想必也长成了大小伙子。想到我这个当爹的对孩子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尽过，我心里就愧疚得受不了。
那时候我的烟瘾特别大，一天三盒烟都不够，只要没事我就要手里点根烟，要不心里就发慌，就没着没落的。
我知道自己是想家想狠了，是在糟践自己，有时候倒真觉着死了比活着好，上帝说人都是有灵魂的，我想也许死了的人魂可以飘回家去，那我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鬼魂，也不要这样受生死别离的煎熬。
当时我真是这样想的。
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暮想中，我过了75岁的生日，又过了76岁的生日。
77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要不是教堂里的教友凑钱把我送进医院，恐怕我也活不到现在。年岁一天天大了，身体又垮下来，出院以后，我已经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
教堂是慈善机构，像我这样孤独无依的老人，他们也不忍心把我赶到大街上去，只得让我躺在教堂后边的木板房里，每天打发几个修女给我送点吃的。
那时候说实在的我是在躺着等上帝来带我走。前边教堂里的风琴一响，我就闭上眼睛，默默地跟着唱，每当这时我就感觉灵魂已经脱窍，它在空中飘呀飘，很快便飘过了台湾海峡，可是家在哪儿，我找不到，因为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
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一阵轻松，毕竟我是到家了，我不会再像个孤魂一样在外面飘来荡去。
那些天我几乎都吃不下东西了，我知道我在放弃自己求生的欲望，一心想随上帝的召唤而去。这时候，一个给我送饭的修女站在了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