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施琅为海神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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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清人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可知,泉州人施琅曾被奉为海神。通过分析认为,施琅大概自清康熙后期至光绪初年的100多年间被奉为海神,因为施琅生前曾任福建水师提督,奉旨专征,平定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符合民众重建家园、安居乐业的愿望。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女海神妈祖的地位难以超越;同时,也由于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影响,即施琅曾弃郑成功而归顺清廷,被视为“叛徒”,故逐渐被排除出海神行列。
  关键词:
  施琅;海神;社会条件;变化
  中图分类号:I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01-06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漫长,海域辽阔,天然良港众多。早时,居住于沿海及岛屿上的人们大多以海为田,以捕鱼和航运为业,尤其是广东潮汕与福建闽南沿海民众更是乘槎浮海,出洋谋生。在这一搏击风浪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影响深远的海洋文化。
  海神信仰(或称海神崇拜)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在早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海上捕鱼或航行,只能祈求神灵庇佑。于是,海神信仰便随之产生。宋代以来,女海神妈祖的地位逐渐上升,人们祈求她的庇佑当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如上所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漫长,各地人们还根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创造了不少本地的海神,以满足自己心灵慰藉的需要。有学者做过调查,除妈祖以外,各地还有其它诸如三婆婆、临水陈夫人、周宣王、船关菩萨、安知县、南海女神、楚太爷、少年海神、老仙人等海神。[1]就闽南地区而言,仅笔者所知,历史上曾先后被人们奉祀为海神者就有通远王、萧太傅、顺正王黄志等,施琅也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施琅为海神的情况及有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
  清末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载:“凡人之聪明正直者,殁则为神,理固可信。先兄壬甫卒于福宁知府任。福宁有杨明经廷瑞者,一乡推长者。先兄既捐馆舍,而杨君亦病,谓家人曰:‘吾不起矣。吾梦见青衣者持官符至,言施侯迁擢去,以俞公代之,辟吾为幕僚,期以某日去。吾其能久乎?’趋治后事,果如期而卒。施侯者,故靖海侯晋江施襄壮公,相传殁后为海神者也。于是郡人藉藉,称俞公代施侯为海神云。”[2]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俞樾的兄长俞壬甫在任福建省福宁(今霞浦县为其旧治)知府时不幸去世。福宁有一位明经(清时谓贡生曰明经)名字叫杨廷瑞,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人。他在俞壬甫去世后不久也病倒了,弥留之际对家人说:“我起不来了。我梦见青衣使者持官方文书来,说靖海施侯任满升迁,以俞公壬甫接其任,而壬甫公聘我为幕僚,已经订好赴任日期了。我将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家人赶快为其办理后事,而他也果然如期而逝。接着,俞樾解释道,此处所言“施侯”即已故靖海侯晋江施襄壮,传说其逝世后为海神。于是,福宁府百姓便纷纷传说,俞壬甫接任施襄壮为海神了。关于杨廷瑞是否真有此梦,现已无可稽考;可是,“襄壮”是施琅逝世后的谥号,[3]却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根据俞樾此处记载,施琅逝世后是曾被人们尊奉为海神的。
  施琅(1621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省晋江南浔乡(即现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人。他原为郑芝龙部将,后随郑成功抗清,再后因故而离开郑成功,归顺清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奉命专征台湾,打败了郑氏政权,实现了祖国统一。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
  那么,施琅是什么时候被人民群众尊奉为海神的呢?我们从《右台仙馆笔记》之编撰及其它有关史料,可以推测出一个大致情况。《右台仙馆笔记》的作者俞樾学识渊博,著述繁富。其著作总称《春在堂全书》,共250卷。其中《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是他文字训诂方面的代表作,其所作碑传墓志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右台仙馆笔记》是代表他著作的另一方面,即在杂记狐鬼怪异之中,以优美而诙谐的文笔,描绘各地民俗风物、世态人情。俞樾与其夫人姚氏伉俪情笃。光绪五年(1879年)夏姚氏去世。同年冬,俞樾葬姚氏于杭州西湖旁的右台山,并在其旁隙地筑屋三间以居,题名为“右台仙馆”。他自称从此以后“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4]由于在此之前,他的主要著作已经刊刻行世,因而就尽其余力,“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仿《搜神记》《述异志》体例,写成笔记16卷,共667则,取名为《右台仙馆笔记》。俞樾出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为虚龄59岁。而他在《右台仙馆笔记序》中《附录〈征求异闻启〉并小诗二首》中云:“余今岁行年六十矣”,[5]则其时当为光绪六年(1880年),即是说他此时已经开始撰写《右台仙馆笔记》并向“儒林丈人、高斋学士”[6]征稿了。由于俞樾在此书中关于施琅为海神的记述与其先兄有关,因而必定是发生于此时之前。由此可见,施琅在光绪初年还被民众奉为海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逝世。史籍载,施琅逝世后,“闽中绅士军民闻公薨,皆巷哭失声。群立祠,岁时祀之,尊奉为明神,有所祷辄应云。”[7]于此不难明白,此时福建东南沿海民众已经把施琅尊奉为海神了。从其行文逻辑来考虑,其时至迟当为康熙后期。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大约从康熙中后期开始至光绪初年的100多年时间,福建东南沿海人民群众曾把施琅尊奉为海神。
  二
  何谓海神呢?王荣国先生认为:“所谓海神,是指人类在向海洋发展与开拓、利用的过程中对异己力量的崇拜,也就是对超自然与超社会力量的崇拜。”[8]据笔者理解,此处所云的“超自然”的崇拜应该包括对自然物崇拜、自然神崇拜和人格神崇拜,但笔者此处仅拟从人格神方面来阐述。
  我们不难想象,沿海、岛屿上的人们很早就与海洋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可是,他们对海洋的认识是矛盾的、双重的:一方面大海给人们温润、凉爽的气候,使他们能够舒适地生活;又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海鲜、海菜等,使他们有了丰富的食物;此外,人们还能够在海上航行,沟通与内陆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对他们来说,没有海洋就不能生存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海洋气候变幻无常,加上其时自然科学知识有限,航海技术尚不发达,人们无论是在海上捕鱼、通商或航行,随时都可能受到惊涛骇浪的威胁,都有葬身鱼腹的危险。由是,在他们看来,海洋又充满了险恶和神秘。因此,人们就希望出现一种能够主宰海洋意志、掌管海洋事务的神灵,庇佑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地在海上捕鱼、通商或航行,安居乐业。于是,海神信仰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海神信仰是一种中国民间信仰。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历史上一些有功于民或品德高尚的官吏及各种杰出人物当作神灵来崇拜。[9]因此,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把某一位有上述要素之一的人物当作海神来崇拜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施琅所处的时代是否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呢?施琅是否具备上述的某一种要素呢?   如上所述,福建东南沿海人们以海为田,以捕鱼、航运与海外贸易为业,闽南人还大量出洋谋生,依靠大海得以生存发展。入明以降,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实行“海禁”政策,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尤以清初的“迁界”为甚。1644年,清世祖福临自定都北京、改元“顺治”以后,即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各地的抗清势力逐渐被消灭。唯有郑成功崛起东南海疆,与之顽强抗争。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挥师东渡,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占据多年的台湾岛,以此为抗清基地。清政府为了断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部队的支援,切断郑军给养、兵员的补充渠道,开始实行“海禁迁界”政策:上至山东,下至广东,沿海三十里处的居民悉迁内地,村社田宅悉皆焚弃,沿界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由是,沿海一带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如晋江福全“所城内外民居悉遭毁劫,斯庙(按:即福全城隍宫)亦煨烬”。[10]不少地方“破瓦颓垣,化为丘墟荆棘”,[11]数以百万计的沿海居民被迫背井离乡,流寓他处。后来,“三藩之乱”发生,又是极尽克剥搜掠,使原本在苦难中挣扎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康熙十七年(1680年)“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清廷复议“迁界”,使得滨海数千里内没有人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怎么会不盼望有一位英雄豪杰前来宁靖海疆,使他们能够返归故里,重建家园呢?
  刚迁界之时,施琅署都督佥事、同安总兵,康熙元年(1662年)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军海澄。在其日后的戍边过程中,目睹百姓颠沛流离、沿海村社荒凉萧条的景象,忧心如焚,遂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他先后于康熙六年(1667年)、七年(1668年)两次上疏,直言“迁界”之失策。尤其是在康熙七年四月所上的《尽陈所见疏》中更是一针见血地从“迁界”违背国家统一原则、造成税赋减少、民生困苦、军费加倍、界外无人区增多的五方面不安定因素,痛陈“迁界”之弊端,希望当局改变错误的“迁界”政策。与此同时,施琅还清醒地看到,“迁界”的根源在于台湾尚未统一,因而又明确地提出要以平定台湾来解决“迁界”问题。他在同一疏文中写道:“若台湾一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臣前疏故曰‘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12]于是,他不顾年老体衰及遭受冷遇,两题攻台,四请专征,再三请缨,矢志不渝,终于感动并说服了康熙皇帝。二十年(1681年)七月,康熙皇帝遂重新任命其时已留京宿卫、任内大臣达13年之久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主持专征台湾。施琅经筹划准备以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率领舟师从铜山出发,东征澎湖,于二十二日经血战后将其克平。同年八月十三日,台湾郑氏集团在大军迫境下纳土归降,施琅率部兵不血刃地进入台湾本岛,实现了国家统一。入台后,施琅采取了一系列抚政安民举措,保证了社会安定。接着,他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提出了保台治台的一系列正确意见,对于清政府真正把台湾归入中国版图、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台湾的平定,为东南沿海复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康熙皇帝采纳了施琅的建议,于二十三年(1684年)下诏:“今海外平定,台湾、澎湖设立官兵驻扎。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13]从此,实施多年的“海禁迁界”政策终于被废除。广大沿海人民群众也终于结束了多年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重建家园,使得东南沿海在数年之后又恢复昔日之旧观。其时,有人把复界时与复界后的情况进行对比:“自癸亥岁(按:即1683年)将军荡定台湾,请于朝,迁民悉复其业。然为年既久,还者什但二三。老成凋殁,稚少不识乡里,亲娅相率,始辨旧基、认故亩,以耕以凿,一岁菑,三岁畲,渐次垦辟,至无旷土。乙酉(按:即1705年)秋,予自京回里,望界外疆场彧彧,禾麦穟穟,喟然叹息,谓向日迁界之苦,余所亲见,今日还界之乐,余又亲见。大哉将军之功,可铭闽山而不朽!……居人蹙然曰:‘施将军所贻也!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圮墙阤垣复为华堂雕桷。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14]人民群众对施琅的这种感激之情是何等深挚!因此,施琅逝世之后,民众把他当作神灵来供奉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他具备了上述“有功于民”的这一因素。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前所述,据史籍载:当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逝世后,“闽中绅士军民闻公薨,皆巷哭失声。群立祠,岁时祀之,尊奉为明神,有所祷辄应云。”[15]虽然此处没有说明人们把施琅尊奉为何“明神”,但我们从施琅是因平定台湾、靖海宁疆而使沿海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这一角度来考虑,把他奉为海神当是在情理之中的。这也就是说,《右台仙馆笔记》对民众尊施琅为海神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右台仙馆笔记》的作者俞樾这一角度来考察。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后寓苏州,所居名“春在园”。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河南学政,未几罢归。37岁后即专意著述,并主讲于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而任杭州诂经精舍院长达31年之久,是清末的著名学者。因此,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名望的人的记述当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那么,《右台仙馆笔记》的内容从何而来呢?他自述:“笔记者,杂记平时所见所闻,盖《搜神》《述异》之类;不足,则又征之于人。”[16]由此可见,俞樾撰著此书时也曾向他人征稿,因而其所记是否真实可靠可能就较难保证。然而,俞樾此处所记是其兄长之事,当系他自己“平时所见所闻”,即当是言之有据的。这也就从另一方面印证其时人民群众把施琅尊奉为海神当是实有其事的。
  三
  前已述及,施琅逝世后不久,人们便把他作为神灵来供奉。这种现象,目前还在人民群众中持续。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泉州市晋江龙湖镇衙口村即设有专祠供奉施琅。此外,晋江市龙湖镇坑尾村临濮堂、广东省汕头市树德堂、台湾鹿港浔海树德堂、台南施氏宗祠等处都还供奉着施琅神像,岁时祭祀。然而,除了个别地方以外,传说,清末民初,福建省泉州河市溪头村与邻村械斗(又一说,因瘟疫流行),久未平息,后迎请施琅神像前往坐镇,即得以解决,故该村尊奉施琅为挡境神。大多是施氏族人所供奉。这也就是说,施琅目前主要是被施氏族人当作家神来奉祀的。可是,据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所记其时施琅是被尊为海神的,从上述分析可知,人们曾把施琅作为海神来供奉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目前人们所熟知的海神中为什么没有施琅呢?施琅为什么会从海神的行列中消失呢?笔者以为,大概有如下两方面原因:   (一) 海神妈祖的地位难以超越
  妈祖,历史上实有其人,姓林名默,北宋福建省莆田湄州屿人。据传,她生前善操巫术,能知人祸福,涉水济人,救死扶伤,甚获民众敬仰。在其逝世之后,民众遂为其立祠奉为海神。自宋以降,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不断地对其褒封,初封为“夫人”,元封为“天妃”,清康熙年间(又有一说为“乾隆年间”)封为“天后”,从而使其上升到“天上圣母”“天后圣母”等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民间百姓也不断创造出许多关于妈祖灵应的种种传说,使得妈祖信仰的影响逐渐扩大,日益深入人心。作为施琅故乡的泉州和妈祖的成神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泉州的海外交通,妈祖就没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神祇。”[17]因此,妈祖信仰在泉州地区的影响是既广泛又深远的。
  泉州与台湾隔海相望,清初“迁界”之时是首当其冲的,笔者上文所引述的一些“迁界”时遭受灾难性破坏的情况均是来自泉州的有关史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并促使清廷于翌年(1684年)复界以后,早时颠沛流离的民众得以重建家园,苦尽甘来,因而对施琅感恩戴德,故才会在其逝世之后把其奉为海神。笔者以为,从泉州的地理位置、泉州与施琅的关系以及施琅统一台湾以后、泉州人民赴台之众来考察,很有可能是泉州人民首先把施琅尊奉为海神,然后才向福建东南沿海地区辐射(所以也传播到闽东福宁),因而泉州人民对施琅的崇拜在海神施琅的信仰中必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平心而论,泉州人民创造出施琅这一海神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缺乏丰厚的文化底蕴。前已述及,人民群众之所以把施琅尊奉为海神,主要是因为他统一台湾、宁靖海疆,为他们得以重新安居乐业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施琅毕竟是清廷的一员将领,与民间百姓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感情方面都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人们就不可能创造出很多具体的诸如涉水救人、庇护航行等种种的灵迹神话(但不可否认,上述史籍载有“有所祷辄应”) 。其次,施琅的海神称号也没有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封赐,列入国家祀典。施琅逝世后不久,福州、泉州、台湾等地即为其立祀,配享文庙;清雍正十年(1732年)又特旨于京师建贤良庙,列施琅位次,春秋崇祀。然而,这些都是弘扬儒家传统的举措,与海神没有直接地联系,因而他的海神地位自然也就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国家制度的保障。因此,无论从民间的角度或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考察,施琅的海神地位与妈祖相比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也就是说,海神施琅在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出现,本身就预示着将是难以持久的。
  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已经安定的生活也就习以为常了,对施琅的感激之情也就逐渐淡化了,因而把他作为海神来崇拜的情况也就随之慢慢地消失了。
  (二) 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影响
  神是人创造的。人创造神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自然的畏惧,从而达到对自然的认识、掌控和利用;同时,也是为了表示对神的崇敬和仰慕,以此为学习的楷模。正如上述俞樾所云:“凡人之聪明正直者,殁则为神”。另外,有一位名叫蔡敦堂的信徒又这样说:“我们为什么要拜神佛呢?因为神是正则为神,激浊扬清,除凶扬善;而佛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脱离苦海。我们敬神佛就是要学习神的正气,佛的婆心。此二者都是值得我们钦敬与虔诚的。”[18]人们对海神的崇拜必定也是这样。据目前所知的一些海神,无一不是生前品德高尚的人物。尤其是妈祖,更“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最优秀、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的形象,她的影响,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支柱之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象征。”[19]
  在中国历史上,施琅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前已述及,施琅平定台湾、统一祖国以后,功高盖世,显赫一时,封侯赐爵,世袭罔替。然而,至清代末期,革命志士们为了“反清(满)复明(汉)”,就把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张煌言等孤忠荩臣尊奉为民族英雄,大力宣扬,以号召民众。因此,与此相对应,一些与他们有过节而又归顺清廷的人物自然也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于是,在其时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施琅就成为一位十足的“叛徒”。这种对施琅是非功过的评判在民间的影响是很大的。如前所述,人民群众认为“正则为神”,即只有品德高尚、清正廉洁、有功于民的人才能够被尊奉为神明,让人们“钦敬与虔诚”。那么,施琅既然是“叛徒”,怎么能够有凛然的“正气”值得人们去学习呢?他又怎么值得人们去奉祀和仿效呢?这也就是说,怎么能够把施琅尊奉为海神,祈求他庇护人们海上航行的安全呢?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这种观念的逐渐彰显,人们在日常的岁时祭祀时就慢慢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从海神行列中排除出去了,也就是逐渐不再把他作为海神来奉祀了(当然,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施氏族人至今还把他尊奉为家神及个别地方又把他奉祀为挡境神当属例外)。于是,目前施琅在海神行列中销声匿迹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是由于传统的历史价值观导致人们未能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缘故。对此,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详细评述,笔者就不多赘了。
  必须声明的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不是要为施琅曾为海神一事翻案,而是拟从施琅曾为海神这一角度来透视他平定台湾、统一祖国这一伟大贡献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说明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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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Viewing Shi Lang As the Sea God and its Changes
  LI Tian-xi
  (Huaqiao University,362021 Quanzhou,Fujian,China)
  Abstract:
  From The Fairy Pavilion Notebook written by Yuyue from the Qing Dynasty, people in Quanzhou regarded Shi Lang as a god of the sea. Through analysis,we can be sure that Shi Lang was the sea god in people′s heart from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Kangxi Reign to the beginning of Guangxu Reign,and it′s about 100 years. This is because Shi Lang was the general of Fujian Navy, and he had pacified Taiwan rebellion, realized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His policy satisfied the desire of the people to rebuild their home and to live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 Later in history, he was not the sea god gradually,because of the unsurpassed status of the sea-goddess Matsu,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values with which people thought Shi Lang abandoned his people such as Zheng Chenggong and yielded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people regarded him as a “traitor”.
  Key words:
  Shi Lang;sea god;social conditions;changes
  【责任编辑刘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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