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