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接续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传统。
　　黄裳去世了,走过九十三个春秋。至于在黄老先生的名字前加上什么头衔的问题,确实有点头疼。著名记者?戏剧评论家?散文家?收藏家?因为他涉猎甚广,身份众多。
　　黄裳,原名容鼎昌,生于1919年,1945年至1956年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他一生著述众多,有《锦帆集》、《旧戏新谈》、《榆下说书》、《插图的故事》等几十种,他翻译过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等。
　　他还是戏评家,做过越剧团的编剧。他曾长期担任新闻记者,采访过狱中的周作人,解放初在北京时还采访了很多社会贤达与知名学者。此外,他更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与好友潘际炯编辑的“新时代文丛”出版了四辑四十册。
　　老友黄永玉更是评价黄裳几乎无所不能。作家刘绪源说:“文章深入到众多领域,诸如文学史、戏曲史、版本目录,书法绘画、晚明史、京昆剧、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民国学人研究、红楼梦研究……他每钻一门,都是真读,真钻,能成为这一门中的专家,而且是一流专家。”
　　圈内的文人愿意称他为散文家,不仅因为他的300万字杂文以及那本久负盛名的《金陵五记》,更多的是他独特的文体文风。唐弢盛赞黄裳“实在是一位文体家”。黄裳接续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传统。
　　新文学运动以来,周作人、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开创了新散文之风,将传统文学与文化品格与新文体结合,产生了雅士小品文、突破文类的杂文,即周作人所说的“杂文学”。
　　成长于新文化之风,受新散文影响,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的黄裳,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弃工从文的前辈不在少数,黄裳的成长路径倒有些像他的“偶像”鲁迅。不过,黄裳当初倒没有像鲁迅那么宏伟的目标,只是出于对读书的热爱,便改变了职业方向。如果不是兴趣,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守着并无那么多名利的场域直到终老。
　　黄裳对金陵旧梦的钟爱,一如他对读书的执着,“三十年前的旧梦依然保留着昔日的温馨。这条小街曾 经是很热闹的,每当华灯初上,街上就充满了熙攘的人声,还飘荡着过往的黄包车清脆的铃声,小吃 店里的小笼包子正好开笼,咸水鸭肥白的躯体就挂在案头。一直到夜深,人声也不会完全萧寂。”
　　上世纪40年代,他还曾作为一名驻南京的记者,记录下旧金陵的风云变幻。而后,又挥洒文墨写就南京的散文集《金陵五记》。南京的历史沧桑,礼俗生活,格调品位全都跃然纸上。黄裳因南京而闻名 ,金陵却也因黄裳的笔墨留下它的格调。
　　黄裳的文章里天南地北,博古通今,总有浓浓的书卷气,他对文史的通晓,连周汝昌、郑振铎、朱维铮等名流也拍案叫绝。然而,黄裳的文章并不总是吊书袋子,倒显得平实自然,浑厚天成,这是黄裳的性格外露,即所谓的文如其人。
　　对宠辱的淡然处之,对跌宕的平静接受,这是黄裳的品格历练。
　　黄裳爱书,不读书无以为继。除了写书,他更为专业的领域则在藏书。有人称他为中国当代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抗战胜利后,黄裳由美军译员转任《文汇报》驻渝和驻南京特派员,而此后长期的记者生涯让他得以走遍全国,搜罗珍奇古籍,这一年他27岁。
　　同年,黄裳调回上海编辑部。随后,他潜心研究古籍版本,著有《清代版刻一隅》、《来燕榭读书记》、《梦雨斋读书记》、《来燕榭书跋》、《梦雨斋书跋》、《前尘梦影新录》等书,为藏書界人士称道。黄裳一辈子爱书,经济状况却不丰裕。夫人病重,痛苦难耐,黄裳却毅然将自己的藏书寄卖,只为换取夫人的医药费,为她减轻痛苦。
　　从这个角度来说,黄裳的确称得上中国最后的名士之一。不过,就此将黄老先生称为大师却有吹捧之嫌。前辈文人的星空璀璨,在世者日渐稀少,不必把所有老人都捧为大师,晚辈要做的不是对前辈们顶礼膜拜,继承前辈的精神遗产才是更紧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