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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冬，北方寒凝大地的季节，笔者一路南下，走向中国西南边陲紧邻缅甸的腾冲，在腾冲和顺乡，我慕名找到了《大众哲学》的创作源头、一代英哲艾思奇的故居。走进故居，浏览那图文并茂的展板，观赏那饱经沧桑的实物，其实就是在翻阅艾思奇跌宕起伏的人生履历，翻阅这位仅仅活了56岁却在历史星空中留下耀眼辉光的哲学奇才的历史传奇。
一鸣惊人的哲学专著
不到和顺，不到艾思奇故居，还真不知道这位从素有“荒蛮之地”之称的云南红土高原走出来的哲学家的代表作《大众哲学》的魅力有多大、影响有多深。
都知道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赏识与青睐，但很少有人了解蒋氏父子对艾思奇竟也高度重视，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实属罕见。“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犹输仰令名。”这是曾任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幕僚的台湾学者马壁题赠艾思奇故居留念的一首七言绝句，意味深长地道出了一段历史的隐情。
1935年底，25岁的文学青年艾思奇闯荡上海，将自己在《读书生活》半月刊和《申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众哲学》（初版名曰《哲学讲话》）。这部凝聚着这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心血和智慧的作品，一经出版，即风靡天下，仅1949年之前就连续印行了32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大众哲学》的畅销，奠定了艾思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也引起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广泛关注。对哲学一向情有独钟的毛泽东，虽然远在陕北，但得到这本奇书之后，爱不释手，对书中的观点深以为然，大加赞赏。虽与艾思奇尚未谋面，但神交已久。
艾思奇积极追求进步，在《大众哲学》出版的几乎同一时刻，1935年底，经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艾思奇、周扬等人从上海来到了延安。在他们住的窑洞外面的土墙上，贴着红红绿绿、各式各样的宣传标语，其中有一幅，赫然就是“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到延安”，浓墨重彩的标语反映了艾思奇在延安军民心中的地位。据沙平所撰《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记载，当时，在交际处刚吃完饭，工作人员又进窑洞来通报：“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艾思奇和大家一样，都为党的领袖能礼贤下士而激动万分……“我们认识一下嘛，我是毛泽东，下面就请各位自报家门吧！”这句风趣的话，一下就把大家逗笑了，拘谨顿然消失，气氛骤然活跃了，一个个自报家门。当艾思奇报了自己的名字后，毛主席亲切地注视着他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几遍了，最近你有新的著作吗？”当得知艾思奇半年前刚出版了一本《哲学与生活》后，又风趣地说：“能否借我拜读呀？读完一定完璧归‘艾’！”在座的人，一听就乐开了。
漫步艾思奇故居，在展览室的墙上，我发现了这样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一如毛泽东其他作品之文风，言简意赅，直入主题。遒劲洒脱的毛笔字，带有红色领袖不羁的个性。
若是换成其他人，得到领袖如此的礼遇，早就成为炫耀的资本了，而艾思奇却不然，他本质上是一个老实本分、勤勉治学之人，不事张扬、低调做事、本分做人是他一贯的作风。毛主席给他的这封信，一直到1949年之后才为人知。我查到了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发表在发行量极窄的地方史料《腾冲文史资料选辑》上的回忆录，名曰《难忘的岁月——纪念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其中写道：“在延安早期，毛泽东同志曾与艾思奇有过较密切的交往。毛泽东同志读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对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逐字逐句抄录了19页之多，又转送给艾思奇看是否有抄错之处。像这样的事，艾思奇生前从未向人谈起，更不愿以此示人，炫耀自己。解放后，为便于保存，我曾拿到荣宝斋装帧，在该店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看到，她没想到毛主席曾对艾思奇有过那样高的评价，并写下那么多的字，当下她对我提出要由当代书法家题字或请人写跋。我说要和艾思奇商量，当我向思奇提起时，他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不要招摇，快收起来！’直到他去世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才将它作为革命文物，送交当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转革命博物馆。”
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著作爱不释手，曾指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多买些《大众哲学》送回延安，供干部学习，还曾给自己正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寄过一本《大众哲学》，嘱咐他认真阅读。
在延安的岁月里，毛泽东多次与艾思奇深入交流，促膝交谈。据《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记载：“1938年1月13日，艾思奇又收到毛主席来信，邀他‘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外的晚上’，这就等于明确告知了何时可以去的时间表了！到底去不去呢？艾思奇收到信后不由犹豫再三了！若去吧，可如果正碰上他工作，那岂不是延误了他日理万机的宝贵时间？若是不去，这岂不是失去了直接向毛主席请教的难得机会？能聆听他超过一般人见识的精辟见解，是何等珍贵呀！再说，若是不去，岂不是连普通的人际交往的礼貌也没有了吗？于是，在一个夜晚，他去拜访了毛主席，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便谈性大发，竟长谈通宵。当艾思奇告别走出毛主席的窑洞时，已经是天色破晓了。”
长期的交往，使得毛泽东对艾思奇十分了解，他曾在与作家刘白羽交谈时，说“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由此看来，在毛泽东心目中，艾思奇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个人品高洁的好人。
最有意思的是，艾思奇在蒋家父子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低。与蒋家父子交情很深的马壁先生，1981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大陆定居，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彭真、邓颖超等多次接见，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正是从他口中，人们才得以了解蒋家父子对艾思奇的认识与评价。
据王丹一回忆录记载，1984年初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介绍马壁先生登门造访。初次见面，马壁说：“蒋介石的统治在大陆崩溃退到台湾以后，曾不止一次在台湾高层人士会议上总结过经验教训。他曾经对他的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蒋不仅自己看这本书，还要求他的部下也学这本书，我看到蒋先生和蒋经国都把此书放在案头。”“蒋经国先生继位后，也不止一次提到《大众哲学》，承认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是彻底垮了。”鉴于马壁与蒋家的关系，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可信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见，作为毛泽东对手的蒋家父子，同样很看重《大众哲学》这本书。 一家传奇的滇西望族
艾思奇的名字，因为《大众哲学》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而闻名遐迩。望文生义，一般人会以为他姓艾，在中国，姓艾的人也的确不少。其实，他并不姓艾，而姓李。那么，他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呢？不深入和顺的艾思奇故居，还真难以相信，他所生长的这个家庭，非同一般，是滇西清誉甚高的名门望族，与他有亲属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的人中不乏载誉史册的名士，这一点，素来为史家所忽略。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辛亥革命前夜，风起云涌的岁月里，他出生在著名的侨乡和顺。时代赋予了他追求进步的思想，家乡让他很早就触摸到开放的气息，家族濡养了他扎实深厚、学贯中西的文化功底，这注定了他小小年纪就能领悟深奥艰涩的哲学原理。
艾思奇，作为笔名，长期以来，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以至于朗朗上口之时让人都忘掉了他的本名呢？笔者在和顺乡期间，曾广阅当地史志资料，并咨询艾思奇故居管理人员，终于追寻到艾思奇笔名的真实来历。原来，1932年，初到上海时，他曾经去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名曰《爱斯基摩人》，故事情节给他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单单这片名就让他念叨了好长时间，写文章时，干脆顺势而为以片名的谐音缩写作为自己的笔名，寓意为“爱思考奇异的事务”。
艾思奇的祖父李德润、父亲李曰核、大哥李生庄、堂弟李生芬，他的宗伯李根源，他的中学老师楚图南，他的同窗好友聂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册上铮铮铁骨、大有作为的名人。可以说，环绕在艾思奇人生道路上的人脉关系，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群爱国爱乡的知识精英，这不能不对这个年轻哲学家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祖父李德润的生平事迹，早已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所淹没，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好在故居中保存着一张完好无损的人物照片，让我们对清朝末年这位常年奔波在中缅边境上的成功商人的形象有了最直观、最感性的了解。从照片看，李德润人到中年，一身清朝官服，面容清癯，双目炯炯，一副干练精明的样子。当时经商致富者一般会投资给自己买个闲官，估计李德润的官服就是这么来的。关于此人更多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几番搜寻，最终，笔者在腾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纂的《腾冲老照片》中再次发现了这同一张照片，只不过，这本装帧精美的大画册中，对李德润多了一些文字的介绍，不过言辞寥寥，语焉不详，仅仅是“艾思奇的祖父名叫李德润，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年轻时在缅甸经商，经常往来于仰光以及腾冲、下关间。老年李德润回到故乡，在家赋闲，被乡人誉为‘能律己，待人耿直无饰’。”区区几行字而已，并没有比那张照片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多出多少。
除了李德润之外，与艾思奇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的信息，查之史籍，相当之多，让我们几乎难以下笔，只好点到为止，一笔带过。
李曰核（1881—1944），字子畅，自幼聪颖，追求新学，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经济特科，文笔甚好，被章太炎先生誉为“天南一支笔”，参加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光复后，出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次长，追随蔡锷左右，深受倚重。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脱离虎口，返回云南，揭竿而起，云南宣布独立，李曰核任秘书长，所有机要文字、檄文宣言，基本上出自他手，不仅传诵一时的《讨袁檄文》是他饱蘸激情、一挥而就，就连“护国军”之称，也是他给起的。他倾向进步，同情革命，1929年大革命失败，昆明西门成了残杀共产党人的刑场，目睹刽子手的凶残，他义愤填膺，挥毫泼墨，写就了长篇古体诗《老牛叹》，“似犯共产嫌，兵来如缚猪；反接赴刑场，其母要诸途……碎然伏其辜，母至抡地呼；发散血泪枯，一块肉已无！此生胡为乎？人更不如牛！”他的进步立场，感染和影响着自己的孩子，长子李生庄、次子李生萱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他本人，1930年复出政坛，出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他以战略眼光分析，中日必将大战一场，一旦开战，中国的海岸线势必会被日本优势海军封锁，外援只有西伯利亚铁路了，路途遥远，线路过长，成本过高，变数过大，遂直接上书云南省主席龙云，力主修建滇缅公路。滇缅公路能在极短的九个月时间内建成，李曰核功不可没。为了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的“输血管”与“生命线”，他积劳成疾，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就溘然长逝了。李曰核逝世后，时人方树梅为其作传《续滇南碑传集·李曰核传》，其中这样评价道：“性刚正，耿介不阿，负才智不为人俯仰。诗文戛戛，独造得山川雄奇气。所作军国书檄，笔挟风霜，见者莫不畏服。”着墨不多，却极中肯。
李曰核对子女的教育十分成功，值得大书特书。他与夫人寸宽福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李生庄、李生萱、李生葂、李生蒨，个个很有出息。尤其是老大李生庄、老二李生萱，名气不亚于乃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亲自制定对孩子的教育计划，延聘专门的家庭教师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他自己也亲自给孩子们讲授先秦诸子学说，为李生庄、李生萱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生葂在其所撰《李曰核二三事》中写道：“先父对我们兄弟辈的教育，管束极严，尤其对生庄大哥和生萱（艾思奇）二哥的学习，抓得更紧。他常教导大哥们说：‘我十一岁时即将《资治通鉴》读完，深解其意。这部书阐述兴衰之迹，治乱之数，简而详尽，你弟兄们宜熟读。’还说：‘我在大学所习为文科，并偏于政法和哲学。今世变已亟，文法之弊，流于空虚，做人须有一技之长，自不愁无啖饭地。我盼望你们弟兄，能各习实用科学一种，于国于己，方有着落处。但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穷事物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先父精哲学并工诗文，他为文反对陈义太高，选言太僻，或用奇词奥意。所作诗，颇具唐人风格，尤喜白居易。他常教诲大哥、二哥说：‘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务使人能读懂，妇孺皆懂。’……大哥二哥幼年受父亲言行的影响，民主革命的熏陶，又得父亲指导阅读古代哲学和历史，两位哥哥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在哲学上有一定成就，写文章力求大众化，是与他的教诲分不开的。”正是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才有了李生庄、李生萱兄弟二人不俗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令人称道的哲学研究成果。
李生庄（1904—1945），李曰核之长子，早年毕业于昆明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23年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其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江苏督军孙传芳通缉。其弟李生萱也随他来到南京读书，也参加了进步学生的活动，结果被捕。危急关头，兄弟两人得到了贵人相助，曾任黎元洪时代农林总长、国务总理的元老李根源先生（1879—1965）出手相救，兄弟二人终于脱离虎口。李生庄避居苏州李根源的家中，李生萱被李根源保释出狱后，远走日本留学。李根源是兄弟二人的宗伯，与李曰核感情笃深，后来李曰核病逝后，李根源曾赋诗哀悼：“三郎与我最交亲，五十年间如一人。怕过蕉溪游钓处，大楼怅望总伤神。” 在李根源的掩护下，李生庄1928年返回云南，在省立一中任教，兼《民众日报》副刊主编。随后，其弟李生萱也从日本返回昆明。李生庄以“大幺”为笔名，李生萱以“小幺”为笔名，发表了很多哲学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进步思想。1930年，随父返回家乡腾冲，任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秘书，同时兼任和顺图书馆馆长，使得偏远的边境地区拥有了引以为傲的规模最大的乡村图书馆。1931年，李生庄创办腾越女子中学。1935年，又创办了腾越简易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1939年，出任云南省教育厅一级译员。抗战胜利，1945年，被云南省主席卢汉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未及履职，即病逝。《大众哲学》作者的哥哥，毕生投身于边疆教育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愧为“大众教育家”，为英才辈出的家族增添了更多的亮色。
一生勤勉的哲学奇才
“业精于勤荒于嬉”，是李曰核教育孩子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这成了孩子们毕生恪守的座右铭，始终未敢忘怀。少年成才、誉满天下的艾思奇，一生勤勉，著述甚丰，硕果累累，成为李家的骄傲。
1924年，因遭新军阀唐继尧的迫害，李曰核流亡香港，14岁的艾思奇入教会学校——岭南大学香港分校读书。1925年，返回昆明，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就是在这所云南著名的中学里，他遇到了恩师楚图南，也遇到了一生交谊的同窗聂耳。
楚图南（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191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楚图南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1923年，他回到昆明，在省立一中任教。就在这时，艾思奇入校插班就读，成了他的得意门生。“文革”后，楚图南曾在《腾冲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回忆录，名曰《学生·战友·同志——回忆艾思奇同志》，其中深情地写道：“他有很深的哲学修养，思想清晰明快、沉着冷静、有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他的这些难得的优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工作紧张，思虑过度，1966年，他终于患病住院。那时还潜藏在我们党内的野心家康生和理论骗子陈伯达，长期以来也对艾思奇同志有着种种刁难和挑剔。即使这样，他仍在病床上继续思考问题，不间断地写作，积劳成疾，终于不幸病重逝世。噩耗传来，我和黄洛峰同志等人赶到医院，我们站在他遗体旁边，为他正当有为之年而早逝，感到由衷的哀痛和惋惜。我感到失掉的不仅是一位笃学有为的故乡青年、挚友、同志，而是感到我们党失掉了一位在哲学思想战线上忠贞的优秀战士！”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 云南玉溪人，系中国杰出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一中，恰遇艾思奇，志同道合，结成挚友。
艾思奇随哥哥在南京求学期间，从事进步活动被捕，经李根源救援出狱后，前往日本读书。生活拮据，节衣缩食，发奋用功，手不释卷。当时的日本，相对开放，马列著作在书店中公开售卖，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哲学书刊。他读书讲究精读，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被他反复研读了半年时间，红蓝铅笔在书上勾勾画画，空白之处遍布批注，从外观上看，这书几乎残破得一塌糊涂了。据腾冲县政协所编《走出国门的腾冲人》记载，艾思奇有句名言，即“我不喜欢把一本书看了半截或不全理解就丢开，怎么也要把它啃完弄通，我决不囫囵吞枣。”
1928年，日本政府制造“济南惨案”，残杀中国军民，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留日同学回国，以示抗议，艾思奇响应号召，回到昆明。他从日本带回来很多书刊，其中不乏音乐作品，为的就是提供给聂耳参考的。回国后，因胃病严重，他一度在家卧床休养。其间，克服困难，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译成中文，送给聂耳，足见两人交情不浅。
1930年，艾思奇病愈，再赴日本，入福冈工业学校专习工业技术，这是谨遵父命的结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艾思奇与很多爱国的留日学生一道回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他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一炮打响，出版了《大众哲学》。1937年，千里迢迢，奔赴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一个哲学奇才，遇上了一个有哲学情怀的领袖，是历史的巧合，更是那个纯真朴实、激情澎拜的革命岁月里的必然。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的哲学氛围变得越来越浓。满腔热情的年轻哲学家，在领袖的大力支持下，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1938年，艾思奇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出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主任。马列学院成立后，他调到该院任教，兼哲学研究室主任。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酝酿和发动整风运动，准备系统地对王明等人的思想进行清算，哲学的作用更加突显。王明不是从苏联搬来了一套教条主义理论吗？中国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就要宣传和弘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哲学的作用非同小可。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毛泽东是会员，定期活动，活动地点就是毛泽东住的窑洞。
在整风运动中，艾思奇发表了《“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度出任《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副总编、总编等职，是中共七大代表。
蒋介石父子之所以对艾思奇留有深刻的印象，源于1943年8月，56岁的蒋介石在重庆自鸣得意发表了《中国之命运》，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反动理论，万万没有想到，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回击，刊登了一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署名“艾思奇”，被戳到痛处的蒋介石，从此对这个名字不再忘怀。那时，艾思奇不过33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艾思奇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哲学会副会长。马列学院迁入北京，艾思奇继续在那里教授他所熟悉的社会发展史课程，同时，还被北京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讲授政治课。受教育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作哲学普及广播讲座，深受听众的欢迎。 1955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党校，艾思奇担任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1957年秋，健康状况不佳，他被安排到青岛疗养。1958年上半年，中央党校开展反右派运动，康生和陈伯达直接插手，兴风作浪，矛头直指艾思奇。病未痊愈的艾思奇被紧急召回北京，参加运动。他所在的哲学教研室成了“重灾区”，在哲学教研室并无任何职务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冲锋陷阵，无中生有地污蔑，说什么“三楼（哲学教研室所在地）有反党小集团”，铺天盖地给他贴了200多张大字报，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艾思奇虽然满腹冤屈，作了“检讨”，但对于自己的哲学观点却“仍保留意见”，结果，遭到曹轶欧的痛斥：“还要保留，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不能容忍的！”不依不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艾思奇危在旦夕，幸亏，有毛泽东早就说过的“好人”作挡箭牌，他才没有被逼上绝路，只是被定为“不戴帽”的“中右”，下放农村参加劳动。1958年9月，他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开封县委第二书记，前往艰苦的中原大地工作。
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活生生的现实，让艾思奇这位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正在疯狂推进的“大跃进”运动。曾几何时，他也一度很激进，写过《哪里找根据》等文章，“讴歌”群众的干劲，后来，深入基层，让他看到了农民正在遭受的苦难，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直截了当，提笔给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吴书记回信，认同他的观点。1959年，他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阐释自己的认识。一篇是1月发表在《中州评论》上的《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指出：“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者，是不应该仅仅凭着空想和热情来指导行动的”，“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另一篇是4月发表在《红旗》上的《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指出：“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哲学家，能够表明自己的态度，殊非易事，那是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呀，艾思奇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
1959年底，艾思奇下放结束，回到北京，就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61年，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版，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一用就是好多年，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哲学思维。
1965年春天和秋天，毛泽东在北京和杭州，先后两次召见艾思奇，专门探讨哲学问题。第一次，着重谈论的话题，竟然是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领袖一如在延安时代的作风，对学术问题谈兴甚浓。6月1日，《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艾思奇应邀参加了随后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作了重点发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武器》，刊登在这一年《红旗》第9期上。
1965年底，他从杭州返回北京，向全校师生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忽感身体不适，去阜外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比较严重了，需要立即住院治疗。12月30日正式住院，翌年1月30日出院。1966年3月7日下午，应胡绳同志之约，前往钓鱼台交流学术问题。夜间，突发心绞痛，服用硝酸甘油，有所缓解。8日清晨，前往阜外医院就诊，经专家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后又发现，有脑动脉栓塞等症状，住院治疗。22日，心力衰竭，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56岁。
十四年之后，1980年2月，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女士带着他生前的愿望，回到生养他的故乡，回到了和顺的老屋，并将李氏祖居连同艾思奇的一些遗物一并捐给国家。为了纪念这位给家乡带来荣耀的哲学家，当地政府决定将这座老宅修葺一新，开辟为“艾思奇纪念馆”。1984年10月1日正式开馆，艾思奇的恩师楚图南先生亲笔题写了馆名，这里现在是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9月，年已80高龄的王丹一女士心系家乡，第二次将艾思奇的遗物共130多件，捐赠给纪念馆，使得故居的陈列与展览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人和访客慕名前来参观，艾思奇故居纪念馆，早已成为云南、腾冲乃至和顺乡的地标式建筑了。
徜徉在艾思奇故居中，任由红土高原上清冽纯净的微风拂面，顿觉心旷神怡。山水环绕之中，竟有如此绝佳的居所，幽美之中见精神，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联想到艾思奇及其家人在风云激荡的近现代历史岁月中艰难探索的身影，你就不能不由衷地赞佩这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所在。
一鸣惊人的哲学专著
不到和顺，不到艾思奇故居，还真不知道这位从素有“荒蛮之地”之称的云南红土高原走出来的哲学家的代表作《大众哲学》的魅力有多大、影响有多深。
都知道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赏识与青睐，但很少有人了解蒋氏父子对艾思奇竟也高度重视，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实属罕见。“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犹输仰令名。”这是曾任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幕僚的台湾学者马壁题赠艾思奇故居留念的一首七言绝句，意味深长地道出了一段历史的隐情。
1935年底，25岁的文学青年艾思奇闯荡上海，将自己在《读书生活》半月刊和《申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众哲学》（初版名曰《哲学讲话》）。这部凝聚着这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心血和智慧的作品，一经出版，即风靡天下，仅1949年之前就连续印行了32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大众哲学》的畅销，奠定了艾思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也引起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广泛关注。对哲学一向情有独钟的毛泽东，虽然远在陕北，但得到这本奇书之后，爱不释手，对书中的观点深以为然，大加赞赏。虽与艾思奇尚未谋面，但神交已久。
艾思奇积极追求进步，在《大众哲学》出版的几乎同一时刻，1935年底，经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艾思奇、周扬等人从上海来到了延安。在他们住的窑洞外面的土墙上，贴着红红绿绿、各式各样的宣传标语，其中有一幅，赫然就是“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到延安”，浓墨重彩的标语反映了艾思奇在延安军民心中的地位。据沙平所撰《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记载，当时，在交际处刚吃完饭，工作人员又进窑洞来通报：“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艾思奇和大家一样，都为党的领袖能礼贤下士而激动万分……“我们认识一下嘛，我是毛泽东，下面就请各位自报家门吧！”这句风趣的话，一下就把大家逗笑了，拘谨顿然消失，气氛骤然活跃了，一个个自报家门。当艾思奇报了自己的名字后，毛主席亲切地注视着他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几遍了，最近你有新的著作吗？”当得知艾思奇半年前刚出版了一本《哲学与生活》后，又风趣地说：“能否借我拜读呀？读完一定完璧归‘艾’！”在座的人，一听就乐开了。
漫步艾思奇故居，在展览室的墙上，我发现了这样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一如毛泽东其他作品之文风，言简意赅，直入主题。遒劲洒脱的毛笔字，带有红色领袖不羁的个性。
若是换成其他人，得到领袖如此的礼遇，早就成为炫耀的资本了，而艾思奇却不然，他本质上是一个老实本分、勤勉治学之人，不事张扬、低调做事、本分做人是他一贯的作风。毛主席给他的这封信，一直到1949年之后才为人知。我查到了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发表在发行量极窄的地方史料《腾冲文史资料选辑》上的回忆录，名曰《难忘的岁月——纪念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其中写道：“在延安早期，毛泽东同志曾与艾思奇有过较密切的交往。毛泽东同志读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对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逐字逐句抄录了19页之多，又转送给艾思奇看是否有抄错之处。像这样的事，艾思奇生前从未向人谈起，更不愿以此示人，炫耀自己。解放后，为便于保存，我曾拿到荣宝斋装帧，在该店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看到，她没想到毛主席曾对艾思奇有过那样高的评价，并写下那么多的字，当下她对我提出要由当代书法家题字或请人写跋。我说要和艾思奇商量，当我向思奇提起时，他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不要招摇，快收起来！’直到他去世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才将它作为革命文物，送交当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转革命博物馆。”
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著作爱不释手，曾指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多买些《大众哲学》送回延安，供干部学习，还曾给自己正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寄过一本《大众哲学》，嘱咐他认真阅读。
在延安的岁月里，毛泽东多次与艾思奇深入交流，促膝交谈。据《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记载：“1938年1月13日，艾思奇又收到毛主席来信，邀他‘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外的晚上’，这就等于明确告知了何时可以去的时间表了！到底去不去呢？艾思奇收到信后不由犹豫再三了！若去吧，可如果正碰上他工作，那岂不是延误了他日理万机的宝贵时间？若是不去，这岂不是失去了直接向毛主席请教的难得机会？能聆听他超过一般人见识的精辟见解，是何等珍贵呀！再说，若是不去，岂不是连普通的人际交往的礼貌也没有了吗？于是，在一个夜晚，他去拜访了毛主席，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便谈性大发，竟长谈通宵。当艾思奇告别走出毛主席的窑洞时，已经是天色破晓了。”
长期的交往，使得毛泽东对艾思奇十分了解，他曾在与作家刘白羽交谈时，说“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由此看来，在毛泽东心目中，艾思奇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个人品高洁的好人。
最有意思的是，艾思奇在蒋家父子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低。与蒋家父子交情很深的马壁先生，1981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大陆定居，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彭真、邓颖超等多次接见，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正是从他口中，人们才得以了解蒋家父子对艾思奇的认识与评价。
据王丹一回忆录记载，1984年初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介绍马壁先生登门造访。初次见面，马壁说：“蒋介石的统治在大陆崩溃退到台湾以后，曾不止一次在台湾高层人士会议上总结过经验教训。他曾经对他的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蒋不仅自己看这本书，还要求他的部下也学这本书，我看到蒋先生和蒋经国都把此书放在案头。”“蒋经国先生继位后，也不止一次提到《大众哲学》，承认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是彻底垮了。”鉴于马壁与蒋家的关系，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可信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见，作为毛泽东对手的蒋家父子，同样很看重《大众哲学》这本书。 一家传奇的滇西望族
艾思奇的名字，因为《大众哲学》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而闻名遐迩。望文生义，一般人会以为他姓艾，在中国，姓艾的人也的确不少。其实，他并不姓艾，而姓李。那么，他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呢？不深入和顺的艾思奇故居，还真难以相信，他所生长的这个家庭，非同一般，是滇西清誉甚高的名门望族，与他有亲属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的人中不乏载誉史册的名士，这一点，素来为史家所忽略。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辛亥革命前夜，风起云涌的岁月里，他出生在著名的侨乡和顺。时代赋予了他追求进步的思想，家乡让他很早就触摸到开放的气息，家族濡养了他扎实深厚、学贯中西的文化功底，这注定了他小小年纪就能领悟深奥艰涩的哲学原理。
艾思奇，作为笔名，长期以来，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以至于朗朗上口之时让人都忘掉了他的本名呢？笔者在和顺乡期间，曾广阅当地史志资料，并咨询艾思奇故居管理人员，终于追寻到艾思奇笔名的真实来历。原来，1932年，初到上海时，他曾经去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名曰《爱斯基摩人》，故事情节给他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单单这片名就让他念叨了好长时间，写文章时，干脆顺势而为以片名的谐音缩写作为自己的笔名，寓意为“爱思考奇异的事务”。
艾思奇的祖父李德润、父亲李曰核、大哥李生庄、堂弟李生芬，他的宗伯李根源，他的中学老师楚图南，他的同窗好友聂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册上铮铮铁骨、大有作为的名人。可以说，环绕在艾思奇人生道路上的人脉关系，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群爱国爱乡的知识精英，这不能不对这个年轻哲学家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祖父李德润的生平事迹，早已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所淹没，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好在故居中保存着一张完好无损的人物照片，让我们对清朝末年这位常年奔波在中缅边境上的成功商人的形象有了最直观、最感性的了解。从照片看，李德润人到中年，一身清朝官服，面容清癯，双目炯炯，一副干练精明的样子。当时经商致富者一般会投资给自己买个闲官，估计李德润的官服就是这么来的。关于此人更多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几番搜寻，最终，笔者在腾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纂的《腾冲老照片》中再次发现了这同一张照片，只不过，这本装帧精美的大画册中，对李德润多了一些文字的介绍，不过言辞寥寥，语焉不详，仅仅是“艾思奇的祖父名叫李德润，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年轻时在缅甸经商，经常往来于仰光以及腾冲、下关间。老年李德润回到故乡，在家赋闲，被乡人誉为‘能律己，待人耿直无饰’。”区区几行字而已，并没有比那张照片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多出多少。
除了李德润之外，与艾思奇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的信息，查之史籍，相当之多，让我们几乎难以下笔，只好点到为止，一笔带过。
李曰核（1881—1944），字子畅，自幼聪颖，追求新学，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经济特科，文笔甚好，被章太炎先生誉为“天南一支笔”，参加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光复后，出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次长，追随蔡锷左右，深受倚重。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脱离虎口，返回云南，揭竿而起，云南宣布独立，李曰核任秘书长，所有机要文字、檄文宣言，基本上出自他手，不仅传诵一时的《讨袁檄文》是他饱蘸激情、一挥而就，就连“护国军”之称，也是他给起的。他倾向进步，同情革命，1929年大革命失败，昆明西门成了残杀共产党人的刑场，目睹刽子手的凶残，他义愤填膺，挥毫泼墨，写就了长篇古体诗《老牛叹》，“似犯共产嫌，兵来如缚猪；反接赴刑场，其母要诸途……碎然伏其辜，母至抡地呼；发散血泪枯，一块肉已无！此生胡为乎？人更不如牛！”他的进步立场，感染和影响着自己的孩子，长子李生庄、次子李生萱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他本人，1930年复出政坛，出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他以战略眼光分析，中日必将大战一场，一旦开战，中国的海岸线势必会被日本优势海军封锁，外援只有西伯利亚铁路了，路途遥远，线路过长，成本过高，变数过大，遂直接上书云南省主席龙云，力主修建滇缅公路。滇缅公路能在极短的九个月时间内建成，李曰核功不可没。为了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的“输血管”与“生命线”，他积劳成疾，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就溘然长逝了。李曰核逝世后，时人方树梅为其作传《续滇南碑传集·李曰核传》，其中这样评价道：“性刚正，耿介不阿，负才智不为人俯仰。诗文戛戛，独造得山川雄奇气。所作军国书檄，笔挟风霜，见者莫不畏服。”着墨不多，却极中肯。
李曰核对子女的教育十分成功，值得大书特书。他与夫人寸宽福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李生庄、李生萱、李生葂、李生蒨，个个很有出息。尤其是老大李生庄、老二李生萱，名气不亚于乃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亲自制定对孩子的教育计划，延聘专门的家庭教师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他自己也亲自给孩子们讲授先秦诸子学说，为李生庄、李生萱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生葂在其所撰《李曰核二三事》中写道：“先父对我们兄弟辈的教育，管束极严，尤其对生庄大哥和生萱（艾思奇）二哥的学习，抓得更紧。他常教导大哥们说：‘我十一岁时即将《资治通鉴》读完，深解其意。这部书阐述兴衰之迹，治乱之数，简而详尽，你弟兄们宜熟读。’还说：‘我在大学所习为文科，并偏于政法和哲学。今世变已亟，文法之弊，流于空虚，做人须有一技之长，自不愁无啖饭地。我盼望你们弟兄，能各习实用科学一种，于国于己，方有着落处。但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穷事物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先父精哲学并工诗文，他为文反对陈义太高，选言太僻，或用奇词奥意。所作诗，颇具唐人风格，尤喜白居易。他常教诲大哥、二哥说：‘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务使人能读懂，妇孺皆懂。’……大哥二哥幼年受父亲言行的影响，民主革命的熏陶，又得父亲指导阅读古代哲学和历史，两位哥哥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在哲学上有一定成就，写文章力求大众化，是与他的教诲分不开的。”正是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才有了李生庄、李生萱兄弟二人不俗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令人称道的哲学研究成果。
李生庄（1904—1945），李曰核之长子，早年毕业于昆明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23年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其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江苏督军孙传芳通缉。其弟李生萱也随他来到南京读书，也参加了进步学生的活动，结果被捕。危急关头，兄弟两人得到了贵人相助，曾任黎元洪时代农林总长、国务总理的元老李根源先生（1879—1965）出手相救，兄弟二人终于脱离虎口。李生庄避居苏州李根源的家中，李生萱被李根源保释出狱后，远走日本留学。李根源是兄弟二人的宗伯，与李曰核感情笃深，后来李曰核病逝后，李根源曾赋诗哀悼：“三郎与我最交亲，五十年间如一人。怕过蕉溪游钓处，大楼怅望总伤神。” 在李根源的掩护下，李生庄1928年返回云南，在省立一中任教，兼《民众日报》副刊主编。随后，其弟李生萱也从日本返回昆明。李生庄以“大幺”为笔名，李生萱以“小幺”为笔名，发表了很多哲学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进步思想。1930年，随父返回家乡腾冲，任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秘书，同时兼任和顺图书馆馆长，使得偏远的边境地区拥有了引以为傲的规模最大的乡村图书馆。1931年，李生庄创办腾越女子中学。1935年，又创办了腾越简易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1939年，出任云南省教育厅一级译员。抗战胜利，1945年，被云南省主席卢汉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未及履职，即病逝。《大众哲学》作者的哥哥，毕生投身于边疆教育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愧为“大众教育家”，为英才辈出的家族增添了更多的亮色。
一生勤勉的哲学奇才
“业精于勤荒于嬉”，是李曰核教育孩子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这成了孩子们毕生恪守的座右铭，始终未敢忘怀。少年成才、誉满天下的艾思奇，一生勤勉，著述甚丰，硕果累累，成为李家的骄傲。
1924年，因遭新军阀唐继尧的迫害，李曰核流亡香港，14岁的艾思奇入教会学校——岭南大学香港分校读书。1925年，返回昆明，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就是在这所云南著名的中学里，他遇到了恩师楚图南，也遇到了一生交谊的同窗聂耳。
楚图南（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191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楚图南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1923年，他回到昆明，在省立一中任教。就在这时，艾思奇入校插班就读，成了他的得意门生。“文革”后，楚图南曾在《腾冲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回忆录，名曰《学生·战友·同志——回忆艾思奇同志》，其中深情地写道：“他有很深的哲学修养，思想清晰明快、沉着冷静、有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他的这些难得的优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工作紧张，思虑过度，1966年，他终于患病住院。那时还潜藏在我们党内的野心家康生和理论骗子陈伯达，长期以来也对艾思奇同志有着种种刁难和挑剔。即使这样，他仍在病床上继续思考问题，不间断地写作，积劳成疾，终于不幸病重逝世。噩耗传来，我和黄洛峰同志等人赶到医院，我们站在他遗体旁边，为他正当有为之年而早逝，感到由衷的哀痛和惋惜。我感到失掉的不仅是一位笃学有为的故乡青年、挚友、同志，而是感到我们党失掉了一位在哲学思想战线上忠贞的优秀战士！”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 云南玉溪人，系中国杰出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一中，恰遇艾思奇，志同道合，结成挚友。
艾思奇随哥哥在南京求学期间，从事进步活动被捕，经李根源救援出狱后，前往日本读书。生活拮据，节衣缩食，发奋用功，手不释卷。当时的日本，相对开放，马列著作在书店中公开售卖，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哲学书刊。他读书讲究精读，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被他反复研读了半年时间，红蓝铅笔在书上勾勾画画，空白之处遍布批注，从外观上看，这书几乎残破得一塌糊涂了。据腾冲县政协所编《走出国门的腾冲人》记载，艾思奇有句名言，即“我不喜欢把一本书看了半截或不全理解就丢开，怎么也要把它啃完弄通，我决不囫囵吞枣。”
1928年，日本政府制造“济南惨案”，残杀中国军民，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留日同学回国，以示抗议，艾思奇响应号召，回到昆明。他从日本带回来很多书刊，其中不乏音乐作品，为的就是提供给聂耳参考的。回国后，因胃病严重，他一度在家卧床休养。其间，克服困难，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译成中文，送给聂耳，足见两人交情不浅。
1930年，艾思奇病愈，再赴日本，入福冈工业学校专习工业技术，这是谨遵父命的结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艾思奇与很多爱国的留日学生一道回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他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一炮打响，出版了《大众哲学》。1937年，千里迢迢，奔赴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一个哲学奇才，遇上了一个有哲学情怀的领袖，是历史的巧合，更是那个纯真朴实、激情澎拜的革命岁月里的必然。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的哲学氛围变得越来越浓。满腔热情的年轻哲学家，在领袖的大力支持下，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1938年，艾思奇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出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主任。马列学院成立后，他调到该院任教，兼哲学研究室主任。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酝酿和发动整风运动，准备系统地对王明等人的思想进行清算，哲学的作用更加突显。王明不是从苏联搬来了一套教条主义理论吗？中国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就要宣传和弘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哲学的作用非同小可。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毛泽东是会员，定期活动，活动地点就是毛泽东住的窑洞。
在整风运动中，艾思奇发表了《“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度出任《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副总编、总编等职，是中共七大代表。
蒋介石父子之所以对艾思奇留有深刻的印象，源于1943年8月，56岁的蒋介石在重庆自鸣得意发表了《中国之命运》，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反动理论，万万没有想到，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回击，刊登了一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署名“艾思奇”，被戳到痛处的蒋介石，从此对这个名字不再忘怀。那时，艾思奇不过33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艾思奇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哲学会副会长。马列学院迁入北京，艾思奇继续在那里教授他所熟悉的社会发展史课程，同时，还被北京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讲授政治课。受教育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作哲学普及广播讲座，深受听众的欢迎。 1955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党校，艾思奇担任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1957年秋，健康状况不佳，他被安排到青岛疗养。1958年上半年，中央党校开展反右派运动，康生和陈伯达直接插手，兴风作浪，矛头直指艾思奇。病未痊愈的艾思奇被紧急召回北京，参加运动。他所在的哲学教研室成了“重灾区”，在哲学教研室并无任何职务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冲锋陷阵，无中生有地污蔑，说什么“三楼（哲学教研室所在地）有反党小集团”，铺天盖地给他贴了200多张大字报，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艾思奇虽然满腹冤屈，作了“检讨”，但对于自己的哲学观点却“仍保留意见”，结果，遭到曹轶欧的痛斥：“还要保留，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不能容忍的！”不依不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艾思奇危在旦夕，幸亏，有毛泽东早就说过的“好人”作挡箭牌，他才没有被逼上绝路，只是被定为“不戴帽”的“中右”，下放农村参加劳动。1958年9月，他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开封县委第二书记，前往艰苦的中原大地工作。
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活生生的现实，让艾思奇这位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正在疯狂推进的“大跃进”运动。曾几何时，他也一度很激进，写过《哪里找根据》等文章，“讴歌”群众的干劲，后来，深入基层，让他看到了农民正在遭受的苦难，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直截了当，提笔给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吴书记回信，认同他的观点。1959年，他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阐释自己的认识。一篇是1月发表在《中州评论》上的《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指出：“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者，是不应该仅仅凭着空想和热情来指导行动的”，“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另一篇是4月发表在《红旗》上的《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指出：“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哲学家，能够表明自己的态度，殊非易事，那是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呀，艾思奇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
1959年底，艾思奇下放结束，回到北京，就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61年，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版，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一用就是好多年，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哲学思维。
1965年春天和秋天，毛泽东在北京和杭州，先后两次召见艾思奇，专门探讨哲学问题。第一次，着重谈论的话题，竟然是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领袖一如在延安时代的作风，对学术问题谈兴甚浓。6月1日，《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艾思奇应邀参加了随后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作了重点发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武器》，刊登在这一年《红旗》第9期上。
1965年底，他从杭州返回北京，向全校师生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忽感身体不适，去阜外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比较严重了，需要立即住院治疗。12月30日正式住院，翌年1月30日出院。1966年3月7日下午，应胡绳同志之约，前往钓鱼台交流学术问题。夜间，突发心绞痛，服用硝酸甘油，有所缓解。8日清晨，前往阜外医院就诊，经专家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后又发现，有脑动脉栓塞等症状，住院治疗。22日，心力衰竭，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56岁。
十四年之后，1980年2月，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女士带着他生前的愿望，回到生养他的故乡，回到了和顺的老屋，并将李氏祖居连同艾思奇的一些遗物一并捐给国家。为了纪念这位给家乡带来荣耀的哲学家，当地政府决定将这座老宅修葺一新，开辟为“艾思奇纪念馆”。1984年10月1日正式开馆，艾思奇的恩师楚图南先生亲笔题写了馆名，这里现在是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9月，年已80高龄的王丹一女士心系家乡，第二次将艾思奇的遗物共130多件，捐赠给纪念馆，使得故居的陈列与展览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人和访客慕名前来参观，艾思奇故居纪念馆，早已成为云南、腾冲乃至和顺乡的地标式建筑了。
徜徉在艾思奇故居中，任由红土高原上清冽纯净的微风拂面，顿觉心旷神怡。山水环绕之中，竟有如此绝佳的居所，幽美之中见精神，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联想到艾思奇及其家人在风云激荡的近现代历史岁月中艰难探索的身影，你就不能不由衷地赞佩这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