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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异化倾向的新内涵
尽管教育异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变动所带来的教育环境的变化频繁，使得教育异化问题必然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如为了配合精英教育目标向大众教育目标的转变，在我国高校和中学进行了诸如课程设置等的改革，其结果不仅中学的“应试教育”没有消灭，还出现了高校的“应业教育”（即应付就业教育）。教育改革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意，但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问题，导致人们对当前教育改革的诸多非议呢？
其实，在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蕴藏的依然是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的理想图景和教育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异化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物质尚未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追求物质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判别自由与否的标志，但同时，这种单纯的物性追求也导致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人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走向“异化”。这反映到教育上就是教育的异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教育行为本身必然会产生出与自己的本质属性相敌对的对立物，这种敌对物又反过来支配人的合理欲求，使教育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背叛教育的完善人性的初衷。实际上，理想中的使人全面发展并从中获得人性自由的教育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应然状态，教育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才是当前教育的一种实然状态。它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第一，个人对教育的需求。第二，社会对教育的使用。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时代，无论为了个人需求还是社会需求，都需要把前人总结的知识、经验、技能等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下一代，这就导致了教育的功利性。只要人还存在着对自然界的敬畏，教育的这种功利追求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实践证明，资源越是缺乏，生存压力越大，教育的异化就越严重。教育异化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教育者急功近利，受教育目标偏移。作为物化的人，受教育者追求的更多的是短期就能够被量化的结果，所以只重视可以直接应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忽视与人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很难被量化和在短期起效用的基础理论。在笔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就有深刻的体味，一方面是教师们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一方面是有些在基础理论课上很认真的学生却对老师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很喜欢听这门课，但是学习它有什么用呢？出现以上的情况，很多人认为是目前高校课程设置老化问题严重，不能适合受教育者的需要所致。但笔者认为，所谓的课程设置老化未必全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这里的老化有一个相对性。就中国而言，在毕业生还不存在普遍的就业压力的时期，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大学的课程设置坚持了“高度的延续性”，长期沿袭着苏联的模式，且不论那时的课程设置合理与否，至少鲜有人提出课程设置老化的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的压力的时候，人们才高呼课程设置老化，应进行课程改革。现在，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但是受教育者却并不见得比原来更加满意。这说明课程设置老化并不单纯源起于课程内容本身，它更是受制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就业情况。
其次，社会看重教育的货币效益价值，衡量人才标准偏移。“教育的问题,根子不在教育, 而在社会之中。同理, 人才的培养, 根子不在培养, 而在使用之中。” [1]我国制定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虽有力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导致了用生产力标准裁剪一切的偏差：个人价值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它对GDP等经济指标增长的贡献程度。而当这些衡量个人价值的指标又和受教育者的收入关联起来时，受教育者自然倾向于偏重那些在短期内就能带来效益的学科，而忽视了对于道德的诉求和能带来长期效益的基础学科，成为异化教育的需求者。
最后，教育者屈从于社会压力，教育目标偏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者应该追求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就业的压力下，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短期目标上（就中学而言，是进行“应试教育"，就大学而言，是进行“应业教育”）而忽视了对于道德和精神信仰的诉求。笔者认为，教育者之所以成为在理论上提倡素质教育而事实上支持“应试教育”或者“应业教育”的异化教育供给者，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教育者本身，大规模失业的存在才是加剧当代教育异化倾向的罪魁祸首，教育的异化问题的具体症结也是在处理当代教育与就业的二元关系中凸现出来的。所以，必须跳出就教育谈教育的怪圈，把就业与教育的关系作为纠正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点。
二、实现充分就业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前提
就业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是经济收入之源，是地位、身份、社会认同感等得以确立的关键和通道，一旦这个通道上出现障碍，就会影响到整个个体的生存质量。所以，失业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之一。而受教育是增强就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首选途径，这就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多的功利性的需求。所以，笔者认为，在（岗位）资源稀缺的社会，教育的异化是不能根除的，只能想法纠正这种异化的倾向，而要想最大程度的纠正教育的异化倾向，只能从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上入手，减少失业以求充分就业。
首先，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异化问题。教育异化，譬如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但为什么受教育者还要争先恐后的争取考试中的名次呢？无非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就是以就业并获得相应收入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目前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使得人们时时处在一种危机感中，不得不屈从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而充分就业恰恰使学生不再为了就业而学，而是为了完善自身而学，纠正其教育需求异化的倾向。
其次，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教育者的教育供给异化问题。前面提过，由于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和受教育者的现实要求，教育者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他必须在教育理想和教育现实需求之间进行选择。由于教育者也同样处在失业的重压下，为了保住岗位，教育者可能屈从于社会的现实和功利性的要求，使教育内容偏离教育的本质目标。而如果岗位资源是充足的，教育者无后顾之忧，他就会关注教育的终极目的，纠正其教育供给异化的倾向。
以上分析说明，纠正教育异化倾向，首要的不是教育内部的改革，而是对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目前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很多，但是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缩短劳动工时，保证充分就业。
三、缩短劳动工时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有力途径
对于劳动工时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工资可以自由调整，劳动时间可以自由调整，市场的力量就能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出清，这时确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工资就是自然、合理的。这实际上是假设劳动者并不受固定的劳动工时的限制。但在现代社会，劳动工时并不是完全由劳动者和厂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而是政府应工会等组织的要求通过制度的形式来确立的。它使得劳动工时并不能及时地得到调整和缩短，实际劳动工时常常高于满足“市场出清”的劳动工时，造成失业。所以，劳动工时的及时调整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但是，由于“效率工资”等的存在，依靠市场自身很难实现这一调整，只能在取消最低工资的前提下，由政府调控劳动工时并以法制的形式加以确定。劳动工时的确定遵从以下的公式：
Tq = Tp×Lp / La
（其中，Tp为现行的劳动工时，Tq为达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La是总的劳动人口，Lp是就业岗位总数，它大致等于实际就业人数，因此，Lp / La可以视为就业率）
例如，在一个小型的社会中有1000个劳动者，其中500人就业，500人失业，日劳动工时为8小时。套用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出实现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
Tq = Tp×Lp / La =8×500/1000=4（小时）
根据计算结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只须将日劳动工时缩短为4小时，这很容易。但是，如果每天要缩短的劳动时间不是整小时，而是细微到几分钟甚至几秒，会产生操作上的困难。这时，可以以提供法定假日的形式来减少年劳动工时。[2]
笔者认为，只要政府能够按照上述公式，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度内，及时调整劳动工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那么充分就业就能实现，异化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那时，学生们不是为了能够就业而学习，而是为了提高素质而学习，教师不是为了“培养经济机器”而教书，而是为了“完善人性”而育人，这样就能够实现向教育的终极目标的回归，实现教育大众化的理想初衷。
参考文献：
[1]宓洽群.教育的异化与拨正[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2]侯亚娟.调控劳动工时创建稳态社会[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5）.
尽管教育异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变动所带来的教育环境的变化频繁，使得教育异化问题必然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如为了配合精英教育目标向大众教育目标的转变，在我国高校和中学进行了诸如课程设置等的改革，其结果不仅中学的“应试教育”没有消灭，还出现了高校的“应业教育”（即应付就业教育）。教育改革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意，但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问题，导致人们对当前教育改革的诸多非议呢？
其实，在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蕴藏的依然是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的理想图景和教育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异化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物质尚未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追求物质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判别自由与否的标志，但同时，这种单纯的物性追求也导致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人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走向“异化”。这反映到教育上就是教育的异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教育行为本身必然会产生出与自己的本质属性相敌对的对立物，这种敌对物又反过来支配人的合理欲求，使教育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背叛教育的完善人性的初衷。实际上，理想中的使人全面发展并从中获得人性自由的教育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应然状态，教育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才是当前教育的一种实然状态。它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第一，个人对教育的需求。第二，社会对教育的使用。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时代，无论为了个人需求还是社会需求，都需要把前人总结的知识、经验、技能等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下一代，这就导致了教育的功利性。只要人还存在着对自然界的敬畏，教育的这种功利追求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实践证明，资源越是缺乏，生存压力越大，教育的异化就越严重。教育异化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教育者急功近利，受教育目标偏移。作为物化的人，受教育者追求的更多的是短期就能够被量化的结果，所以只重视可以直接应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忽视与人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很难被量化和在短期起效用的基础理论。在笔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就有深刻的体味，一方面是教师们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一方面是有些在基础理论课上很认真的学生却对老师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很喜欢听这门课，但是学习它有什么用呢？出现以上的情况，很多人认为是目前高校课程设置老化问题严重，不能适合受教育者的需要所致。但笔者认为，所谓的课程设置老化未必全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这里的老化有一个相对性。就中国而言，在毕业生还不存在普遍的就业压力的时期，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大学的课程设置坚持了“高度的延续性”，长期沿袭着苏联的模式，且不论那时的课程设置合理与否，至少鲜有人提出课程设置老化的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的压力的时候，人们才高呼课程设置老化，应进行课程改革。现在，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但是受教育者却并不见得比原来更加满意。这说明课程设置老化并不单纯源起于课程内容本身，它更是受制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就业情况。
其次，社会看重教育的货币效益价值，衡量人才标准偏移。“教育的问题,根子不在教育, 而在社会之中。同理, 人才的培养, 根子不在培养, 而在使用之中。” [1]我国制定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虽有力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导致了用生产力标准裁剪一切的偏差：个人价值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它对GDP等经济指标增长的贡献程度。而当这些衡量个人价值的指标又和受教育者的收入关联起来时，受教育者自然倾向于偏重那些在短期内就能带来效益的学科，而忽视了对于道德的诉求和能带来长期效益的基础学科，成为异化教育的需求者。
最后，教育者屈从于社会压力，教育目标偏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者应该追求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就业的压力下，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短期目标上（就中学而言，是进行“应试教育"，就大学而言，是进行“应业教育”）而忽视了对于道德和精神信仰的诉求。笔者认为，教育者之所以成为在理论上提倡素质教育而事实上支持“应试教育”或者“应业教育”的异化教育供给者，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教育者本身，大规模失业的存在才是加剧当代教育异化倾向的罪魁祸首，教育的异化问题的具体症结也是在处理当代教育与就业的二元关系中凸现出来的。所以，必须跳出就教育谈教育的怪圈，把就业与教育的关系作为纠正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点。
二、实现充分就业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前提
就业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是经济收入之源，是地位、身份、社会认同感等得以确立的关键和通道，一旦这个通道上出现障碍，就会影响到整个个体的生存质量。所以，失业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之一。而受教育是增强就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首选途径，这就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多的功利性的需求。所以，笔者认为，在（岗位）资源稀缺的社会，教育的异化是不能根除的，只能想法纠正这种异化的倾向，而要想最大程度的纠正教育的异化倾向，只能从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上入手，减少失业以求充分就业。
首先，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异化问题。教育异化，譬如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但为什么受教育者还要争先恐后的争取考试中的名次呢？无非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就是以就业并获得相应收入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目前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使得人们时时处在一种危机感中，不得不屈从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而充分就业恰恰使学生不再为了就业而学，而是为了完善自身而学，纠正其教育需求异化的倾向。
其次，充分就业有利于缓解教育者的教育供给异化问题。前面提过，由于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和受教育者的现实要求，教育者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他必须在教育理想和教育现实需求之间进行选择。由于教育者也同样处在失业的重压下，为了保住岗位，教育者可能屈从于社会的现实和功利性的要求，使教育内容偏离教育的本质目标。而如果岗位资源是充足的，教育者无后顾之忧，他就会关注教育的终极目的，纠正其教育供给异化的倾向。
以上分析说明，纠正教育异化倾向，首要的不是教育内部的改革，而是对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目前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很多，但是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缩短劳动工时，保证充分就业。
三、缩短劳动工时是纠正教育异化倾向的有力途径
对于劳动工时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工资可以自由调整，劳动时间可以自由调整，市场的力量就能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出清，这时确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工资就是自然、合理的。这实际上是假设劳动者并不受固定的劳动工时的限制。但在现代社会，劳动工时并不是完全由劳动者和厂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而是政府应工会等组织的要求通过制度的形式来确立的。它使得劳动工时并不能及时地得到调整和缩短，实际劳动工时常常高于满足“市场出清”的劳动工时，造成失业。所以，劳动工时的及时调整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但是，由于“效率工资”等的存在，依靠市场自身很难实现这一调整，只能在取消最低工资的前提下，由政府调控劳动工时并以法制的形式加以确定。劳动工时的确定遵从以下的公式：
Tq = Tp×Lp / La
（其中，Tp为现行的劳动工时，Tq为达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La是总的劳动人口，Lp是就业岗位总数，它大致等于实际就业人数，因此，Lp / La可以视为就业率）
例如，在一个小型的社会中有1000个劳动者，其中500人就业，500人失业，日劳动工时为8小时。套用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出实现充分就业的劳动工时：
Tq = Tp×Lp / La =8×500/1000=4（小时）
根据计算结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只须将日劳动工时缩短为4小时，这很容易。但是，如果每天要缩短的劳动时间不是整小时，而是细微到几分钟甚至几秒，会产生操作上的困难。这时，可以以提供法定假日的形式来减少年劳动工时。[2]
笔者认为，只要政府能够按照上述公式，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度内，及时调整劳动工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那么充分就业就能实现，异化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那时，学生们不是为了能够就业而学习，而是为了提高素质而学习，教师不是为了“培养经济机器”而教书，而是为了“完善人性”而育人，这样就能够实现向教育的终极目标的回归，实现教育大众化的理想初衷。
参考文献：
[1]宓洽群.教育的异化与拨正[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2]侯亚娟.调控劳动工时创建稳态社会[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