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禅宗思想与文人画“利家”概念关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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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第二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戾家嬗迭考——中国传统士夫画概念语境建构体系与其他思想文艺形态关系蠡测》(201310610001)研究成果,作者为该项目主持人
  摘要:明代禅宗思想意涵丰富,文字禅的出现深刻影响了包括文人画在内的其他文艺形态。文人画理论中的“利家”概念,在吸收禅宗“利根”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丰富,从而建构了中国传统山水画源流体系。
  关键词:禅宗;文人画;利家
  明代社会处于佛教与禅宗相继衰落的文化背景之中,禅宗思想加快了自身融合与异化的过程,南北宗两派的矛盾日益拉大,禅宗认为“本来无佛,无可念者,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而佛教却提出“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忆佛念佛,必定见佛。”同时明代禅宗思想异化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字禅的出现,自菩提达摩东渡以来,中国禅宗思想一直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作为其教化思想,这一“以心传心”的特质使得禅宗长期以来被局限在禅僧信众的小范围之内。而自北宋起,通俗商业文化的发展和私人刻书之风的兴盛,使得下层平民开始更多地接触禅学典籍,关注禅宗信仰。元代文人地位的下降,又使禅宗“明心见性”思想成为文人遁世的精神寄托。但平民阶层并不具备早期禅宗“以心传心”的文化理解能力,文人士夫群体也无北宗苦修渐悟之持之以恒,因而“不立文字”已不适于禅宗的二次传播。北宋睦庵善卿著《祖庭事苑·五》中首次指出:“传法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后达摩祖师单传心印,破执显宗……然不立文字,失意者多,往往谓摒去文字,以默坐为禅,斯实吾门之哑羊,且万法纷然,何止文字不立者哉,殊不知道犹通也,岂拘执于一隅,故即文字,文字不可得,文字既尔,余法亦然,所以为见性成佛也,岂待遣而后已。”同时北宋民间也出现了许多禅宗简易通俗化的俚语,如使用至今的“临时抱佛脚”一语,即出自北宋刘攽《刘贡父诗话》:“王丞相好嘲谑,尝曰:‘投老欲依僧’。客对曰:‘急则抱佛脚’。”此谚直至明代仍广泛使用,《水浒传》第十七回有:“哥哥正是急来抱佛脚,闲时不烧香。”可见文字禅的出现,以其通俗易行性,扩大了自身的信仰范围,将禅宗思想进一步普及到了社会各阶层之中。
  其次明代政权建立所依靠的元末白莲教起义,自身就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南宋慧远白莲社。因而元末明初的社会政治状况导致了民间宗教的迅猛发展,禅宗与其他教派的不断融合更加深了文字禅的普及,明代禅僧梵琦批判早期禅宗:“不立文字,虚张意气。直指人心,转见病深。”他强调禅意必须以文字为载体才能弘扬,禅意与语言文字存在微妙关系,认为:“法离语言文字,返著文字语言。假使精进三藏,何如直截根源。”晚明的紫柏尊者真可则认为文字与禅意互为促进:“文字,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字而求禅,渴不饮波,必欲拨波而觅水,既至昏昧,宁至此乎?”并直言:“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可见明代禅僧所推动的文字禅的出现,使得禅宗思想简单易记,雅俗共赏。
  正是由于明代禅宗新的思维机制与发展模式,才致文人画中“利家”一词出现,利家实则由禅宗词汇“利根”一语而来,所谓“根”,即指众生的资质、秉赋和对佛法之堪能性。根分上、中、下三等,《大日经疏》卷九云:“略说法有四种,谓三乘及秘密乘,虽不应吝惜,然应观众生,量其根器,而后与之。” “利根”是梵文Tiksaindriya的意译,即能敏锐地理解佛法,并圆满地达到解脱的根茎,从而洞见形体,直透本源。《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云:“有佛子心净,柔软亦利根,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无量寿经·下》言:“诸明利,其钝根者成就二忍,其利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首先,利家根器的聪敏需要自性自度与自性清净的修炼,唐代敦煌本《坛经》论述其二者关系为:“自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又谓:“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其次,禅宗强调利家坐禅时要住心于一境,冥想妙理,正审思虑,要有六度的品质(即禅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大乘义章·十三》云:“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往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因此,利家是思深意密、情理交融、老庄化玄奥思辨的化身。
  当转进文人画语境之后,利家则具有了领悟画道的能力和高人胜士的风神,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画(二)》中品评本朝画家时首次以“行利”二家加以划分,认为:“我朝善画者甚多,若行家当以戴文进为第一,而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其次也;利家则以沈石田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陈白阳其次也。……衡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轴,皆臻妙,盖利家而未尝不行者也,戴文进则单是行耳,终不能兼利,此则限于人品也。”可见明代文人希望通过自身对画坛品评的主导,以此抬高利家绘画的支配领导地位。
  最终,禅宗影响下的利家理论,直接导致了文人画理论发展至顶峰,这一标志即明代文人画南北宗论的出现。南北宗论发端于禅宗的“渐修”与“顿悟”两派,其最初肇始于六祖慧能所提出的世间三十六对相对之物,他通过揭示对象事物、逻辑概念中所存在的矛盾,从而实现跨越一切二元对立的超越,以此强化禅者的自我意识。北宋惠洪又在早期禅宗分灯的基础上,初步理清了禅宗南北二派,他指出:“曹溪之道至南岳石头、江西马祖而分为两宗。云门、曹洞、法眼皆宗于石头,临济、沩仰皆宗于马祖,天下丛林号为五家宗派。”明代禅宗与陆王心学思想的融合,使得分派有了向心学转向的倾向,心学大儒刘宗周认为:“(自慧能以下)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董其昌借这一观点,将禅宗的矛盾对立关系引入自唐以来纷乱的中国画坛,意欲以此理清各家特点,并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笔者认为,禅宗的二家对立,并不如绘画风格一般的彻底背离,从本质上看,禅是超二元的对立哲学,是不落阶级、不着两边的思维模式。禅之真理,不在任何绝对的一派,禅之南北宗,也没有优劣一方。因此,董其昌等人單纯借鉴禅宗分派模式的实质,仍是通过建构一系列利家理论,以此“崇南贬北”,借助“行利”之别,从而有意识地架构了古代山水画源流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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