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态文学这个话题，我踌躇了很久，百般思索的结果是，只能够以一个门外汉的姿态来谈一谈生态文学与现代化想象的问题。之所以要专门谈论生态文学与现代化想象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当下时代已经大热的生态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现代化时代才可能出现的命题。无论如何，在基本生存都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的前现代，人们哪里会有闲暇的心态去关注什么生态问题，更遑论文学生态或生态文学。也因此，对于那种动辄便要把生态的观念上溯到遥远的古代，比如老子或者庄子那里的所谓学术研究，我个人一向是不以为然的。
　　 然而，尽管生态文学肯定生成于现代化时代，但如此一种看似特别政治正确的文学观念的生成，却仍然是晚近一个时期，最起码，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进入所谓后现代化之后的事情。在现代化时代更长的一个时段里，作家诗人们其实更多进行着的是一种反生态的文学书写。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之一，就是五四时期《女神》那个时候的郭沫若。比如，他的一首《笔立山头展望》。全诗内容如下：“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万籁共鸣的Symphony，/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正如标题所言，郭沫若很显然是在假想中立于城外的某个山头上眺望着现实或者想象中的一座现代化大都会。那么多的感叹号，所强烈传达出的，正是郭沫若对一个现代化城市，或者也可以说是未来现代化中国的某种激情想象。其中的轮船这一意象，毫无疑问是现代化的象征。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忽略诗人关于烟筒的那样一种想象性书写。将烟筒里冒出的一股股黑烟，想象为“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当然带有不容置疑的肯定性色彩。更关键的一点是，郭沫若干脆把这“黑色的牡丹”，理解成为“二十世纪的名花”与“近代文明的严母”。如此一种理解和认识，所充分说明的，就是在诗人看来，只有烟筒里烟雾腾腾那样一种简直就如同黑色牡丹花一般的景象，方才称得上是现代化的突出标志。
　　 关键的问题在于，并不只是郭沫若一个人在进行如此一种明显带有反生态特征的文学想象与书写。最起码，在我个人的有限视野里，一直到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甚至到本世纪初叶，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想象，都依然停留在如同郭沫若一样真诚地歌颂肯定黑烟滚滚的状态之中，都还在简单地把类似于黑烟滚滚的这样一种景象理解为现代化的突出症候。究其根本，之所以会是如此，或许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被动型的现代化过程紧密相关，总是想着能够早一天实现所谓现代化梦想的中国人，他们的文学想象也更多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中国变得黑烟滚滚，才能够“多快好省”地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不承认，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样式的崛起，只能是中国人生态意识普遍觉醒之后的产物。而且，更进一步地，依照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程式来说，我们某一个成规模文学思潮的形成，很多时候都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缘故。因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并不清楚生态文学在西方出现的具体时间。但生态文学在西方的出现肯定会早于中国，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应该不会离谱的判断。事实上，无论具体的形成时间是什么时候，也无论早于或者晚于西方也罢，在当下时代的中国，能够有生态意识的普遍觉醒，能够出现一种明显带有现代性反思色彩的生态文学，总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
　　 但就在我们高度肯定生态文学所具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却也必须意识到某一种悖论的必然存在。具体来说，这一悖论就集中体现在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整个社会的生成，都是以人从大自然那里剥离出来为标志的。当人依然和大自然混沌一团，依然是大自然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社会的生成。只有在人成为一种与大自然隐然对立的独立存在物之后，才会生成以人为唯一主体的所谓人类社会。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意识形态，只有在人类社会不仅形成，而且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之后，方才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乃是人克服大自然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生态观念生成之前的漫长的所有历史阶段，作为精神意识形态存在的文学，所集中表现的是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人怎么样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内容。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应该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我们都知道，《鲁滨逊漂流记》所主要讲述的，是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打小就志在漫游世界的鲁滨逊，因为在一次航海的过程中遇到罕见的大风暴，被迫一个人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从此便开始了一段孤独而又坚韧的生存过程。到后来，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生存意志，他不仅自己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成功地驯化了星期五。就这样，在岛上生存了28年2个月零19天后，他最终得以返回故乡，或者套用中国话来说，也可以叫做衣锦还乡。在我们的外国文学教科书中，讲到《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一般总是会把他指认为是一位上升时期带有扩张性体现了一定殖民色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假若我们超越所谓的阶级观念，把鲁滨逊看作是人类强力生存意志的化身，那么，这一部《鲁滨逊漂流记》所着力表现的，也就是人类如何征服大自然的一个过程。人要凭借自身的强力意志征服大自然，这样的一种文学作品，当然也就是所谓的反生态文学书写。
　　 只有到了晚近一个时期，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的很多行为，尤其是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的一系列行为，在强烈地扩张着人类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也已经不仅严重地伤害着人类所寄身于其中的大自然，而且这种对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在反过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的时候，所顺理成章出现的，自然也就是所谓的生态意识。一方面，只有在生态意识的基础上，才能不仅进一步生成某种生态文学，而且这生态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无论如何都不容置疑，都政治正确。从生态文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大自然，人类的确应该在放弃很多带有欺凌性行为的同时，如同很多原住民族一样地打心眼里敬畏大自然。但问题也就由此而生。如果过分，甚至不无偏激地强调生态的重要，强调对大自然的敬畏，那就极有可能会伤害到人类自身在世界上的主体性地位。毕竟，这是一个以人的存在为根本尺度的世界，有了人的存在这个基本前提，所谓自然也罢，社会也罢，也才有了相应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假若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话，那么，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出发，相对应的，也就有一种可以叫做物道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东西。我们所谓悖论者，就是如果过分地在生态文学中强调敬畏大自然，就很可能走到背离人的存在本位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因此，在承认生态文学合理性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真正做到不过度，怎样才能够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取得或者说保持某种难能可贵的均衡。以呵护大自然的方式保护生态，绝对没有问题，但如果由此而比如说干脆就伤及了站在属人的立场上所谓的文学启蒙精神，那就的确是罪莫大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对于那些刻意地试图召唤所谓生态意识的生态文学极端生态书写才总是要保持几分警惕。
　　 相比较来说，一种理想的生态文学，很可能就是如同迟子建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样一种并非刻意的、完全出乎自然的生态书写。一方面，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在人类的环保生态意识已经明显觉醒的当下时代，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就是通过候鸟的书写来呼唤一种现代的生态保护意识。但在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发现，迟子建借助于笔下为作家自己所钟情的张黑脸这位候鸟的积极庇护者所传达给读者的，却又是一種温情的、相对克制的生态意识。这一方面，一个精彩的细节就是，张黑脸对候鸟们的热爱，简直已经到了视之若祖先的顶礼膜拜程度。正因为如此，一旦他发现同伴周铁牙存在着暗中偷偷猎杀野鸭的嫌疑，才会不管不顾地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宣布“免去”周铁牙的管护站站长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希望当下时代能够出现更多类似于迟子建《候鸟的勇敢》这样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