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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一代大儒朱熹，素以理学大师的形象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任何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都不应忽视他的地位和贡献。
朱熹一生，仕途不顺，尽管少年得志，十九岁就中了进士，然而“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而已（《宋史·朱熹传》），做官时间不足十年，只任过主簿、知州一类初中级官员，最大的也不过当了四十天的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而已。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研究学问之外，全部用于办学讲学。就是在各地从政时，他也从不忘记兴办教育事业，并总是亲自讲学。早在任同安县主簿时，他就开始“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同前）。知南康军时，他复建了白鹿洞书院，亲自主持书院讲学，经常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并亲手拟订了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学生守则和书院办学方针。这一“教条”为后世许多学校所遵从。知漳州时，朱熹刊印四经四子书，作为州学教材，并常到州学“训诱诸生”。知潭州时，他修复岳麓书院，虽“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但依旧“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他还在福建崇安修建武夷精舍，收徒讲学，“四方士友来者甚众”。又曾在建阳修建沧州精舍，“学者益众。”（引文皆见《朱子年谱》）他在各地办学，总有许多士子慕名不远千里而来从学，多时达数百人。
朱熹之于授徒讲学，真个是全身心投入，确实做到了诲人不倦，尽心尽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朱熹号晦庵）称：“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告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讲学授课，简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敬业精神，难能可贵。
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使朱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之他才学渊博，贯古通今，由此便形成了他一整套独特的、卓有成效的、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其中，尤以以下三个方面最可注意：
其一，讨论式的教学方式。朱熹教学，全然不用“填鸭式”的满堂灌，而总是师生共同切磋，以讨论、问答、辩难的方式来达到教学目的。不管是义理的探讨、名物的辨正、学习方法的指导还是史实的回顾、字词的解释，均是如此。这种问答讨论，又并非如今天所流行的由教者抽问学生，学生答不上来时再由教者解答这样单一，而是师生双方皆可提出问题，待对方回答后，再加以讨论。而且，比较起来，倒是学生先向朱氏提问题请教的时候居多。这种例子真正是俯拾即是，因为像那卷帙浩繁厚几盈尺的《朱子语类》一书的内容，就基本上全部由朱氏平生教学中的师生问答所构成。随便看一两个例子。如朱与学生杨长孺讨论“德性”和“同学”两语涵义的一段问答：
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问学？”曰：“不过是‘居处恭，执事敬’、‘言忠信，行笃敬’之类，都是德性。至于问学，却煞阔，条项甚多。事事物物皆是问学，无穷无尽。”曰：“德性却如何尊？问学却如何道？”曰：“将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轻忽他，只此是尊。”时先生手中持一扇，因举扇而言：“且如这一柄扇，自家不会做，去问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听得了，须是去做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问学。若只问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问学。”曰：“如先生之言，‘道’字莫只是训‘行’字否？”先生颔之。
这是生问师答型的讨论，偏重于义理的探讨。再看朱熹的学生郑可学所记的一则教学实录：
（郑可学）问：“郑人赂晋以女乐，乃有歌钟二肆，何故？”曰：“所谓‘郑声’，特其声异耳，其器则同。今之教坊乐乃胡乐。此等事，久则亡。欧阳公《集古录》载‘寇莱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忠时，其亡已多，举此可见。旧见升朝官以上，前导一物，用水晶为之，谓之‘主斧’，今亦无之。”某云：“今之籍妓，莫是女乐之遗否？”曰：“不知当时女乐如何。”通老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曰：“所谓‘文舞’也。”又问：“古人舞不回旋？”曰：“既谓之‘舞’，安得不回旋？”某问：“‘汉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遭秦之暴，古帝王乐尽亡，惟《韶乐》独存，舜舞乃此舞也。”又问通老，太学祭孔子乐。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无大钟。”曰：“竟未知今之乐是何乐。”
这里就不仅有生问师，也有师问生——不是提问，而是不知而问的了。其讨论内容涉及古今典章制度及名物考证等等。而且朱熹在讨论中两次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回答“不知”、“未知”，充分体现了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度和谦虚好学精神。只是他依然把欧阳修的《归田录》误作《集古录》了，其谦虚仍不彻底。毫无疑问，像这种共同讨论以求真知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启发学生心智，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其思维活动，因而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可以使课堂气氛热烈，学生精神集中，更可沟通师生感情，加深彼此思想交流。
其二，多用比喻，善用比喻。大量地、经常地运用比喻，以增强教学的生动性，使深奥难解的义理简单明晰，变抽象为具体，这是朱熹教学艺术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他喜欢以比喻帮助学生理解，加强其教学效果，简直成了一种癖好。这类例子在《朱子语类》中同样多到俯拾即是的程度。朱熹的比喻教学法，除了经常、大量地运用之外，还有一些特点。首先是一理多喻，即对同一对象连续运用几个喻体去说明。如他答门人林恭甫的一个问题：
林恭甫问：“《论语》记门人问答之辞，而《尧曰》一篇乃记尧舜汤武许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会文字，只消理会那道理。譬如吃饭，碗中盛得饭，自家只去吃，看那滋味如何，莫要问他从那处来。……譬如看屋，须看那房室间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墙壁粉饰。如吃荔枝，须吃那肉，不吃那皮。公而今却是剥了那肉，却吃那皮核！”
短短一段中，即连用三个比喻去说明同一道理。他又喜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对同一对象用不同喻体去说明形容。比如他对学生强调看书必须仔细琢磨，吃深吃透，一丝不苟才能有收获这个道理，就有多种比喻：
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如捉贼，须知道盗发处，自一文以上赃罪情节，都要勘出。若只描摸个大纲，纵使知道此人是贼，却不知何处做贼。
看文字，当如高舨大艑，顺风张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才离小港，便着浅了，济甚事？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
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学生，讲述同一事物同一道理，同样运用比喻，却并不重复。还有，朱的用比，多取浅近事物为喻体，而且随处取譬，行船审贼、吃饭穿衣、烧炭摘桃、打扇建屋，如此等等，皆从学生最为熟悉的事物中拈来，且往往就地取材，从当时身边事物中取譬。这在前面所举例中即可略见一斑。
其三，深入浅出，全用口语，生动形象。一些论者以为，记载朱熹教学实况的那些文字（以《朱子语类》为代表），乃是中古白话文的典型，在语言学研究上有重要参考价值。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肯定，朱熹的教学，完全是采用通俗的口语，直白显豁，不掉书袋。尽管《朱子语类》中也有少数章节略带文言色彩，但那应是记录者自己的润色，并非原话。
朱熹的教学艺术，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而他对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更是我们今天为人师表者所应效法的。
（选自《阅读与写作》）
朱熹一生，仕途不顺，尽管少年得志，十九岁就中了进士，然而“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而已（《宋史·朱熹传》），做官时间不足十年，只任过主簿、知州一类初中级官员，最大的也不过当了四十天的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而已。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研究学问之外，全部用于办学讲学。就是在各地从政时，他也从不忘记兴办教育事业，并总是亲自讲学。早在任同安县主簿时，他就开始“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同前）。知南康军时，他复建了白鹿洞书院，亲自主持书院讲学，经常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并亲手拟订了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学生守则和书院办学方针。这一“教条”为后世许多学校所遵从。知漳州时，朱熹刊印四经四子书，作为州学教材，并常到州学“训诱诸生”。知潭州时，他修复岳麓书院，虽“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但依旧“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他还在福建崇安修建武夷精舍，收徒讲学，“四方士友来者甚众”。又曾在建阳修建沧州精舍，“学者益众。”（引文皆见《朱子年谱》）他在各地办学，总有许多士子慕名不远千里而来从学，多时达数百人。
朱熹之于授徒讲学，真个是全身心投入，确实做到了诲人不倦，尽心尽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朱熹号晦庵）称：“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告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讲学授课，简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敬业精神，难能可贵。
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使朱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之他才学渊博，贯古通今，由此便形成了他一整套独特的、卓有成效的、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其中，尤以以下三个方面最可注意：
其一，讨论式的教学方式。朱熹教学，全然不用“填鸭式”的满堂灌，而总是师生共同切磋，以讨论、问答、辩难的方式来达到教学目的。不管是义理的探讨、名物的辨正、学习方法的指导还是史实的回顾、字词的解释，均是如此。这种问答讨论，又并非如今天所流行的由教者抽问学生，学生答不上来时再由教者解答这样单一，而是师生双方皆可提出问题，待对方回答后，再加以讨论。而且，比较起来，倒是学生先向朱氏提问题请教的时候居多。这种例子真正是俯拾即是，因为像那卷帙浩繁厚几盈尺的《朱子语类》一书的内容，就基本上全部由朱氏平生教学中的师生问答所构成。随便看一两个例子。如朱与学生杨长孺讨论“德性”和“同学”两语涵义的一段问答：
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问学？”曰：“不过是‘居处恭，执事敬’、‘言忠信，行笃敬’之类，都是德性。至于问学，却煞阔，条项甚多。事事物物皆是问学，无穷无尽。”曰：“德性却如何尊？问学却如何道？”曰：“将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轻忽他，只此是尊。”时先生手中持一扇，因举扇而言：“且如这一柄扇，自家不会做，去问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听得了，须是去做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问学。若只问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问学。”曰：“如先生之言，‘道’字莫只是训‘行’字否？”先生颔之。
这是生问师答型的讨论，偏重于义理的探讨。再看朱熹的学生郑可学所记的一则教学实录：
（郑可学）问：“郑人赂晋以女乐，乃有歌钟二肆，何故？”曰：“所谓‘郑声’，特其声异耳，其器则同。今之教坊乐乃胡乐。此等事，久则亡。欧阳公《集古录》载‘寇莱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忠时，其亡已多，举此可见。旧见升朝官以上，前导一物，用水晶为之，谓之‘主斧’，今亦无之。”某云：“今之籍妓，莫是女乐之遗否？”曰：“不知当时女乐如何。”通老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曰：“所谓‘文舞’也。”又问：“古人舞不回旋？”曰：“既谓之‘舞’，安得不回旋？”某问：“‘汉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遭秦之暴，古帝王乐尽亡，惟《韶乐》独存，舜舞乃此舞也。”又问通老，太学祭孔子乐。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无大钟。”曰：“竟未知今之乐是何乐。”
这里就不仅有生问师，也有师问生——不是提问，而是不知而问的了。其讨论内容涉及古今典章制度及名物考证等等。而且朱熹在讨论中两次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回答“不知”、“未知”，充分体现了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度和谦虚好学精神。只是他依然把欧阳修的《归田录》误作《集古录》了，其谦虚仍不彻底。毫无疑问，像这种共同讨论以求真知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启发学生心智，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其思维活动，因而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可以使课堂气氛热烈，学生精神集中，更可沟通师生感情，加深彼此思想交流。
其二，多用比喻，善用比喻。大量地、经常地运用比喻，以增强教学的生动性，使深奥难解的义理简单明晰，变抽象为具体，这是朱熹教学艺术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他喜欢以比喻帮助学生理解，加强其教学效果，简直成了一种癖好。这类例子在《朱子语类》中同样多到俯拾即是的程度。朱熹的比喻教学法，除了经常、大量地运用之外，还有一些特点。首先是一理多喻，即对同一对象连续运用几个喻体去说明。如他答门人林恭甫的一个问题：
林恭甫问：“《论语》记门人问答之辞，而《尧曰》一篇乃记尧舜汤武许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会文字，只消理会那道理。譬如吃饭，碗中盛得饭，自家只去吃，看那滋味如何，莫要问他从那处来。……譬如看屋，须看那房室间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墙壁粉饰。如吃荔枝，须吃那肉，不吃那皮。公而今却是剥了那肉，却吃那皮核！”
短短一段中，即连用三个比喻去说明同一道理。他又喜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对同一对象用不同喻体去说明形容。比如他对学生强调看书必须仔细琢磨，吃深吃透，一丝不苟才能有收获这个道理，就有多种比喻：
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如捉贼，须知道盗发处，自一文以上赃罪情节，都要勘出。若只描摸个大纲，纵使知道此人是贼，却不知何处做贼。
看文字，当如高舨大艑，顺风张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才离小港，便着浅了，济甚事？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
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学生，讲述同一事物同一道理，同样运用比喻，却并不重复。还有，朱的用比，多取浅近事物为喻体，而且随处取譬，行船审贼、吃饭穿衣、烧炭摘桃、打扇建屋，如此等等，皆从学生最为熟悉的事物中拈来，且往往就地取材，从当时身边事物中取譬。这在前面所举例中即可略见一斑。
其三，深入浅出，全用口语，生动形象。一些论者以为，记载朱熹教学实况的那些文字（以《朱子语类》为代表），乃是中古白话文的典型，在语言学研究上有重要参考价值。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肯定，朱熹的教学，完全是采用通俗的口语，直白显豁，不掉书袋。尽管《朱子语类》中也有少数章节略带文言色彩，但那应是记录者自己的润色，并非原话。
朱熹的教学艺术，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而他对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更是我们今天为人师表者所应效法的。
（选自《阅读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