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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姚斯认为：文学史就是接受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于同一个作家的解读，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给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以王瑶版《中国新文学史稿》、夏志清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钱理群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三本书中对于作家郭沫若的解读展开，对于不同版本文学史中的观点异同以及存在歧见的原因进行一番研究。
关键词：接受史 文学史 郭沫若 解读
一.相同之处
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中对于郭沫若的解读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但是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侧重于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史实的记载，一个是编者对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组织等的评价。评价可能会存在差异，但是作为文学史来说首先客观史实的记载都是相同的。本文提到的三本文学史中，对于郭沫若的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究、建立创造社、创办报刊等一些史实的记载都是相同的，在三本书中不存在歧义。
除了史实的记载以外，一些基本的，不带有主观色彩的评价也是一致的。例如对于郭沫若的作品以及创造社在青年中的影响力的评价，钱理群和王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更重要的是说明《女神》的内容和精神对于五四时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青年来说，具有极广泛的代表性”[1]。然而对于郭沫若整体持批判态度的夏志清，也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他们（创造社）对于青年的影响力实在大得出奇甚至在一九二九年政府下令叫它解散以后，创造社的精神仍旧继续支配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2]两个版本在这里均承认了郭沫若的作品及其创造社对于当时青年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二.不同之处
接受美学的观点认为：“作品的历史性存在依赖于读者的理解。”作家创造的文字符号在被读者接受以前，只能称之为文本，而不是作品，作品则依赖接受主体的积极介入，需要读者去进行感知。“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将这句话理解为每一个读者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解读都是不同的。在中国文学史中，不同编者对于同一个作家的解读也是不同的，以下就不同版本文学史，对于郭沫若本人以及作品的评价的歧见展开研究。
1.对于郭沫若本人的评价不同
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给了郭沫若很高的评价，文章中多次出现强调郭沫若是一个新时代的巨人，是一个敢于开创的第一人。在书中皆有体现：“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这个新生的巨人崇拜自己的本质……”“这个新时代的巨人目光不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面对整个世界与人类”“郭沫若是使新诗的翅膀腾飞起来的第一人”[3]这都是对于郭沫若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种高度肯定评价，“巨人”可见其成就之高，“第一人”“新生”则是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开创性和进步性。
夏志清对于郭沫若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的，他在文中写道：“究其实际他的生涯无非是一代文人的活悲剧；以浪漫主义式的反抗始，以屈服于自己参与创立的暴政终。”[4]夏志清给出的这个评价非常犀利，因为这句评价，夏志清遭到了很多批评，有人批评他“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可以看出，夏氏所以对文研会和创造社的评价有所轩轻，归根结底，仍然是 夏氏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偏见的具体展现。他对郭沫若同志的评价，也应作如是观。”[5]这是一位郭沫若的忠实拥护者，因为夏志清否定郭沫若，所以这位学者否定夏志清认为完全是夏志清的一种主观喜好，恶意“酷评”。但是我认为夏志清的这段评价是有道理的，不能全盘否定，它不仅是夏志清主观喜好的体现，也确实反映了客观史实，“以浪漫主义的反抗开始”这句话是没错的，确实郭沫若前期探索马克思主义并且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大胆创作了一些新诗。夏志清评价他为“文人中的悲剧”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后期的创作都是为了迎合政治，在我看来，甚至有一种近于谄媚的感觉，创造也不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光就郭沫若的人品来说，他恐怕并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这里夏志清对于郭沫若的看法与钱理群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我是很赞同夏志清的观点的，但是作为一本文学史书，应该少一点主观的情感色彩，语言也不能那么犀利绝对。
2.对于郭沫若文学作品评价的不同
对于郭沫若的《女神》王瑶的《中国新闻学史稿》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的。“在中国古典诗歌和五四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对旧势力制度作这样深刻彻底挑战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6]王瑶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的作品的彻底性和开创性。在王瑶的表述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小部分的比较委婉的否定。“但往往直抒胸臆，一览无余，不能够引起人们更深刻的回味。”“《女神》虽然存在一些过分欧化的毛病，但它在吸收中外诗歌的长处，创造民族的自由诗新形式方面，确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了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领域。”[7]
夏志清对于郭沫若的文学与学术成就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的夏志清说：“他（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8]具体到《女神》，“这种诗看似雄浑，其实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内在的感情：节奏的刻板，惊叹句的滥用，都显示缺乏诗才。”这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观点，夏志清将自己对于郭沫若这个人的讨厌与排斥的感情带到了作品的评价中去，因此评价必然是不高的。虽然我也不喜欢郭沫若的文字，但还是觉得夏志清这种非常绝对的否定有失公正，而且作为一本文学史来说，编者的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了。
三.产生歧见的原因
产生歧见的原因主要在于接受主体的差异性
1.接受主体人生经历不同
夏中义对王瑶的评價：“王瑶是一位非同凡响的具有大学者自制的学人。”将他称为大学者，是因为王瑶在学术方面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953年，这本《中国新文学史稿》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本格局的建立。由于时代的特殊性，王瑶的经历是非常坎坷的，他生于1914年，对于文学史中的不少作家来说，他也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也基于他治学研究的严谨，所以给出的评论是比较公正客观的。王瑶于1935年参加过学生运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可以说王瑶与政治的联系还是挺多的，所以对于郭沫若这样为政治服务的作家，王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关键词：接受史 文学史 郭沫若 解读
一.相同之处
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中对于郭沫若的解读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但是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侧重于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史实的记载，一个是编者对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组织等的评价。评价可能会存在差异，但是作为文学史来说首先客观史实的记载都是相同的。本文提到的三本文学史中，对于郭沫若的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究、建立创造社、创办报刊等一些史实的记载都是相同的，在三本书中不存在歧义。
除了史实的记载以外，一些基本的，不带有主观色彩的评价也是一致的。例如对于郭沫若的作品以及创造社在青年中的影响力的评价，钱理群和王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更重要的是说明《女神》的内容和精神对于五四时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青年来说，具有极广泛的代表性”[1]。然而对于郭沫若整体持批判态度的夏志清，也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他们（创造社）对于青年的影响力实在大得出奇甚至在一九二九年政府下令叫它解散以后，创造社的精神仍旧继续支配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2]两个版本在这里均承认了郭沫若的作品及其创造社对于当时青年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二.不同之处
接受美学的观点认为：“作品的历史性存在依赖于读者的理解。”作家创造的文字符号在被读者接受以前，只能称之为文本，而不是作品，作品则依赖接受主体的积极介入，需要读者去进行感知。“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将这句话理解为每一个读者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解读都是不同的。在中国文学史中，不同编者对于同一个作家的解读也是不同的，以下就不同版本文学史，对于郭沫若本人以及作品的评价的歧见展开研究。
1.对于郭沫若本人的评价不同
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给了郭沫若很高的评价，文章中多次出现强调郭沫若是一个新时代的巨人，是一个敢于开创的第一人。在书中皆有体现：“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这个新生的巨人崇拜自己的本质……”“这个新时代的巨人目光不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面对整个世界与人类”“郭沫若是使新诗的翅膀腾飞起来的第一人”[3]这都是对于郭沫若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种高度肯定评价，“巨人”可见其成就之高，“第一人”“新生”则是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开创性和进步性。
夏志清对于郭沫若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的，他在文中写道：“究其实际他的生涯无非是一代文人的活悲剧；以浪漫主义式的反抗始，以屈服于自己参与创立的暴政终。”[4]夏志清给出的这个评价非常犀利，因为这句评价，夏志清遭到了很多批评，有人批评他“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可以看出，夏氏所以对文研会和创造社的评价有所轩轻，归根结底，仍然是 夏氏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偏见的具体展现。他对郭沫若同志的评价，也应作如是观。”[5]这是一位郭沫若的忠实拥护者，因为夏志清否定郭沫若，所以这位学者否定夏志清认为完全是夏志清的一种主观喜好，恶意“酷评”。但是我认为夏志清的这段评价是有道理的，不能全盘否定，它不仅是夏志清主观喜好的体现，也确实反映了客观史实，“以浪漫主义的反抗开始”这句话是没错的，确实郭沫若前期探索马克思主义并且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大胆创作了一些新诗。夏志清评价他为“文人中的悲剧”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后期的创作都是为了迎合政治，在我看来，甚至有一种近于谄媚的感觉，创造也不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光就郭沫若的人品来说，他恐怕并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这里夏志清对于郭沫若的看法与钱理群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我是很赞同夏志清的观点的，但是作为一本文学史书，应该少一点主观的情感色彩，语言也不能那么犀利绝对。
2.对于郭沫若文学作品评价的不同
对于郭沫若的《女神》王瑶的《中国新闻学史稿》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的。“在中国古典诗歌和五四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对旧势力制度作这样深刻彻底挑战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6]王瑶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的作品的彻底性和开创性。在王瑶的表述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小部分的比较委婉的否定。“但往往直抒胸臆，一览无余，不能够引起人们更深刻的回味。”“《女神》虽然存在一些过分欧化的毛病，但它在吸收中外诗歌的长处，创造民族的自由诗新形式方面，确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了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领域。”[7]
夏志清对于郭沫若的文学与学术成就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的夏志清说：“他（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8]具体到《女神》，“这种诗看似雄浑，其实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内在的感情：节奏的刻板，惊叹句的滥用，都显示缺乏诗才。”这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观点，夏志清将自己对于郭沫若这个人的讨厌与排斥的感情带到了作品的评价中去，因此评价必然是不高的。虽然我也不喜欢郭沫若的文字，但还是觉得夏志清这种非常绝对的否定有失公正，而且作为一本文学史来说，编者的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了。
三.产生歧见的原因
产生歧见的原因主要在于接受主体的差异性
1.接受主体人生经历不同
夏中义对王瑶的评價：“王瑶是一位非同凡响的具有大学者自制的学人。”将他称为大学者，是因为王瑶在学术方面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953年，这本《中国新文学史稿》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本格局的建立。由于时代的特殊性，王瑶的经历是非常坎坷的，他生于1914年，对于文学史中的不少作家来说，他也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也基于他治学研究的严谨，所以给出的评论是比较公正客观的。王瑶于1935年参加过学生运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可以说王瑶与政治的联系还是挺多的，所以对于郭沫若这样为政治服务的作家，王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