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忘我的一刹那”
1991年，我得到一则消息：美国考克斯医生突然决定，放下手术刀，不再做心脏外科手术了。
外科医生放弃手术刀，可是一件“非常”举动！因为，考克斯当时是华盛顿大学心脏外科主任，是世界闻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他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心脏预激旁道”的外科手术多达500例，成功率高达98%。这样的成绩，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考克斯“宝刀不老”，什么原因教他“挂刀不干”呢？原来，那时兴起了一门新的学问，叫做“介入心脏病学”。考克斯明白地表示：“未来属于介入心脏病学。”就是这种医学，使手术刀遭遇挑战。
考克斯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治疗的是一种心脏病——预激综合症。这种疾病的患者，常发生快速心律失常，犯病的时候心率高达每分钟150次到300次，胸闷憋气、痛苦万状、几不欲生，甚至会发生猝死。病因就是心房与心室之间，除了正常传导通路之外，多了“心脏预激旁道”。在正常传导通路作用之下，心脏每分钟跳70次，多了“旁道”的作用，就会跳140次、210次，等等。过去医治这种病，必须做开胸手术，把“旁道”切除。考克斯就是因这个手术出色而闻名。
20世纪末期，“介入心脏病学”为预激综合症的患者送来了福音：他们可以享受“不开胸、不全（身）麻（醉）、痛苦小、可根治”的医疗服务，做到“心率二百，一次治愈”。什么是“介入心脏病学”？它采用了什么技术，能达到这样理想的效果？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先得说说“心脏导管”。医学界的朋友们记得，195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给了库尔南（1895—1988）、福斯曼（1904—1979）、理查兹（1985—1973）。他们获奖是“因为发现心脏导管插入术和对循环系统病理变化的研究”。三人当中，德国的福斯曼医生最具传奇色彩。
“心脏导管”就是福斯曼于1929年首创的。实际上，当时他准备使用的，就是导尿管！导管有了，在谁身上试用呢？25岁血气方刚的福斯曼，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一日，他把一根导管，从自己右上臂的外周静脉，一直送到右心。这样做已经非同寻常，他竟然还自己走到X光室去做透视！这令周围的同事目瞪口呆。“这太危险了，福斯曼医生简直是疯了！”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只有艺术家在自由创作的状态下，才会“神与物游”、“物我两忘”。宗白华先生就说过：“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一生忘我的一刹那”。这一次，福斯曼在科学探究中，竟也出现了“忘我的一刹那”！我真的很难判断，福斯曼的惊人举动，是为科学献身的意志体现，还是自由创造的忘我状态？
福斯曼医生这个“忘我”的举动，证明了“插入心脏导管”对人体是无害的。后来，库尔南和理查兹继续对心脏导管插入术进行改进，人们就可以安全、放心地使用它来诊断心脏的病变了。
自由创造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幸福源泉。英国的阿诺德说：“无可否认，创造力的运用、自由的创造活动，是人的真正的功能；人在创造中找到他的真正幸福，证明了这一点。”从福斯曼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为求知而忘我献身的精神，更欣赏到人类自由创造境界的力量。因献身求知的理想而忘我，因进入自由的创造而忘我，这就是伟大科学家的境界。在自由创造之中，艺术家会“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目击道存”。科学家同样也会进入这样的自由创造状态。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还有一种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冠状动脉是几根向心脏供应血液的血管，它们的分布，很像扣在心脏上面的一顶皇冠，于是就有了“冠状动脉”这个术语。患者血液里的脂肪，像粘稠的粥一样沉积在冠状动脉的血管壁上，不仅让血管变硬，而且使血液通道变窄，导致心脏供血减少，病人常常阵发胸痛、胸闷。以前，冠心病患者如果服药无效，就要做开胸、搭桥手术。手术前，患者必须全麻；对有的病人，还要让其心脏停止跳动，在人工体外循环系统的帮助下施行手术。病人遭受的痛苦和风险何其巨大！
1970年代，瑞士医生格林齐克产生了一种突破常规的思维：医生所要处理的冠状动脉，仅仅是心脏表面的局部血管，何必“大动干戈”把胸骨从中间锯开？为减少病人的痛苦，能不能设计一种新方法，就在“局部”做这个“局部的治疗”？
当时，心脏导管技术早已被人们用来诊断某些心脏病了。但是，虽然导管技术获得诺贝尔奖已20年，世人还没有将它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科学上的突破，需要新观念来催生。
1977年，格林齐克首开先河，采用“心脏导管技术”进行治疗。他做的导管，有创新之处：在导管的顶端带有一个球囊。做治疗时，导管是从大腿的股动脉穿刺插入，球囊导管顺着动脉到达冠状动脉。接着，扩张球囊。鼓起的球囊把狭窄或闭塞的冠状动脉撑开了，血液通畅了，本来缺血的心肌就康复了。格林齐克开创了不用开胸手术治疗冠心病的新路。这就是介入心脏病学的发端。
后来，人们又创造和发展了“射频消融技术”：通过导管送进射频电磁波能量，利用射频电磁波在局部产生的热效应把旁道去除，使病人的心率恢复正常。考克斯擅长的“心脏预激旁道”手术治疗被搁浅了。既然只用导管穿过皮肉，进入血管，最后到达心脏就能治疗疾病，谁还愿意去冒开胸手术的风险，受那么大的痛苦呢！借助导管，“管”到病除。它完成的是一种既非手术、又非药物的治疗，一种“不开胸、不全麻、痛苦小、可根治”的治疗。
论行书，“天下第一行书”当数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第二行书”为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深知，自己的书法虽称不得第一、第二，但是也有自己的创造：“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东坡崇尚新意。王羲之言“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除了属意一个“新”字，更表达出“适我”的价值取向。对王羲之来说，新意适我；对苏东坡来说，新意快我。
诚然，“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但是，科学家从“自我”走向“我们”，还是要通过他自己选择的路、“适我”的路。对事业、人生采取“适我无非新”的态度的人，一定是个审美人生的人、创造人生的人。他一定很快乐。
“快我平生万里心”
“射频消融技术”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期，世界上广泛采用的是多导管法，就是从身体不同部位的动脉、静脉插入4至5根电极导管，令导管的端头到达心脏不同位置，以寻找引起心律失常的“旁道”在哪里。患者发生心动过速时，医生根据各个导管上出现电流信号的时间先后，就能准确判断旁道的位置。
德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卡尔·库克总结大量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单导管法射频消融技术。在上世纪末，全世界能用单导管法进行治疗的，只有库克一人。他认为，射频消融技术是一种能根治病痛的技术；它如此完美，以致能否把病治好，就看医生的技术和责任心了。1992年，库克应邀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他对中国同行说，他坚持的信条是“永不放弃努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后来，中国医生真正体验了库克的“永不放弃”的精神。他进行的治疗，一般20分钟到30分钟即可完成。那次他在北京做演示，就遇到一个特殊情况。操作从早上8点开始，过了正午都没有结果。直到下午3点，库克才找到那个引起心律失常的“旁道”，艰苦的探求豁然开朗、终获成功。
列·托尔斯泰有“快乐是在寻找真理（过程），而不是在发现真理（结果）”的说法；中国古人有“快我平生万里心”的诗句，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库克。花费7个小时寻找“旁道”，虽然异常辛苦，但他的内心是快乐的，成果是令人快慰的。
我从事的，是科学传播事业。近20年来，我一直关注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1991年，各国医生采用射频消蚀技术共治愈3000例病人，而在这以前，全世界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仅仅2000例。可见，那时介入心脏病学在国际上已经崭露头角。
在我国，近20年记录了一段引进、推广介入心脏病学的历史。我有幸结识那些有胆有识的医学家，深知他们历尽艰辛，更感他们功不可没。我仿佛看到，驻留脑中的一个个瞬间，已经定格成一幅幅历史画面。我仿佛听到，往昔岁月的一个个音符，已经连接成一首首动人颂歌。回望历史，犹如欣赏艺术：瞬间如画，岁月如歌，智慧如诗。
我们欣喜地看到，介入心脏病学在中国，如今已是硕果累累。据专家披露，仅2007年一年，中国医生采用射频消融技术共治愈患者3万例；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电生理室就进行500例治疗。据估计，我国的预激综合症患者有数百万人。可见，心脏内科医生不仅责任重大，而且用武之地也极其广大。
说也凑巧，《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一期《感受·无冕·境界》说到的那位可尊敬的中学化学老师，就曾经罹患预激综合症。2005年，她在北京安贞医院接受“射频消蚀”治疗，一次就解决问题。我曾经问她：“犯病时心率多高？”“200多！”我又问：“治疗时真的不需要麻醉？”她说：“没做全身麻醉，几个小时都很清醒！治疗过程中，医生还跟我说话，征求我的意见呢。”
至今，回忆当时治疗的情形，她仍然显得有些不平静。这位老师记得，主持治疗的那位心内科主任已经试验、探索了5个小时，他不断地找位置、调电压、测温度，都没能解决问题。心内科主任关切地问道：“老师，您还能坚持吗？”老师回答：“没问题。”医生又解释说：“我们寻找旁道时，要极其小心，捅破心脏或血管壁，就出大事了。”老师表示理解。
最后，医生发现旁道在一根静脉血管壁上，治疗终于成功了。医生兴奋地感叹道：“我两年都不会遇到一个这样的病例！就此我可以完成一篇论文！”多年不遇，是难题，更是机遇；多年不遇的难题得解，是辛苦，更是成就。
这就是我们的医生们——我们尊敬的医学艺术家。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叫“永不放弃努力”；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得以欣赏科学之美、医学之美，以及医德之美！
化学老师的病痛解除了，高兴之余，她更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医学上的探究精神。她向同学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同学们感受科学探究、感受崇高的科学道德。
凑巧的是，不久前她的先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的，也是介入治疗。上次她在电话里向我形容的场景，就是她先生的冠状动脉放置支架后，血畅其流之时医护人员兴高采烈的情形。“太美了，太美了！”心导管室里如此富于感情色彩的表达，向世人宣告：美，也是科学殿堂的维度；审美，也是科学共同体的情怀。她先生接受的治疗，准确地说，叫做“冠心病介入治疗”。
这就是生活，医学家的生活和被医学家救治的患者的生活。粗看生活，生活就是生活；后来发现，生活还是科学，生活还是艺术；过后再细细品味，生活还是生活。圆融看待生活，享受圆融生活，我们就是快乐的。还是那句话：“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1991年，我得到一则消息：美国考克斯医生突然决定，放下手术刀，不再做心脏外科手术了。
外科医生放弃手术刀，可是一件“非常”举动！因为，考克斯当时是华盛顿大学心脏外科主任，是世界闻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他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心脏预激旁道”的外科手术多达500例，成功率高达98%。这样的成绩，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考克斯“宝刀不老”，什么原因教他“挂刀不干”呢？原来，那时兴起了一门新的学问，叫做“介入心脏病学”。考克斯明白地表示：“未来属于介入心脏病学。”就是这种医学，使手术刀遭遇挑战。
考克斯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治疗的是一种心脏病——预激综合症。这种疾病的患者，常发生快速心律失常，犯病的时候心率高达每分钟150次到300次，胸闷憋气、痛苦万状、几不欲生，甚至会发生猝死。病因就是心房与心室之间，除了正常传导通路之外，多了“心脏预激旁道”。在正常传导通路作用之下，心脏每分钟跳70次，多了“旁道”的作用，就会跳140次、210次，等等。过去医治这种病，必须做开胸手术，把“旁道”切除。考克斯就是因这个手术出色而闻名。
20世纪末期，“介入心脏病学”为预激综合症的患者送来了福音：他们可以享受“不开胸、不全（身）麻（醉）、痛苦小、可根治”的医疗服务，做到“心率二百，一次治愈”。什么是“介入心脏病学”？它采用了什么技术，能达到这样理想的效果？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先得说说“心脏导管”。医学界的朋友们记得，195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给了库尔南（1895—1988）、福斯曼（1904—1979）、理查兹（1985—1973）。他们获奖是“因为发现心脏导管插入术和对循环系统病理变化的研究”。三人当中，德国的福斯曼医生最具传奇色彩。
“心脏导管”就是福斯曼于1929年首创的。实际上，当时他准备使用的，就是导尿管！导管有了，在谁身上试用呢？25岁血气方刚的福斯曼，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一日，他把一根导管，从自己右上臂的外周静脉，一直送到右心。这样做已经非同寻常，他竟然还自己走到X光室去做透视！这令周围的同事目瞪口呆。“这太危险了，福斯曼医生简直是疯了！”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只有艺术家在自由创作的状态下，才会“神与物游”、“物我两忘”。宗白华先生就说过：“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一生忘我的一刹那”。这一次，福斯曼在科学探究中，竟也出现了“忘我的一刹那”！我真的很难判断，福斯曼的惊人举动，是为科学献身的意志体现，还是自由创造的忘我状态？
福斯曼医生这个“忘我”的举动，证明了“插入心脏导管”对人体是无害的。后来，库尔南和理查兹继续对心脏导管插入术进行改进，人们就可以安全、放心地使用它来诊断心脏的病变了。
自由创造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幸福源泉。英国的阿诺德说：“无可否认，创造力的运用、自由的创造活动，是人的真正的功能；人在创造中找到他的真正幸福，证明了这一点。”从福斯曼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为求知而忘我献身的精神，更欣赏到人类自由创造境界的力量。因献身求知的理想而忘我，因进入自由的创造而忘我，这就是伟大科学家的境界。在自由创造之中，艺术家会“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目击道存”。科学家同样也会进入这样的自由创造状态。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还有一种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冠状动脉是几根向心脏供应血液的血管，它们的分布，很像扣在心脏上面的一顶皇冠，于是就有了“冠状动脉”这个术语。患者血液里的脂肪，像粘稠的粥一样沉积在冠状动脉的血管壁上，不仅让血管变硬，而且使血液通道变窄，导致心脏供血减少，病人常常阵发胸痛、胸闷。以前，冠心病患者如果服药无效，就要做开胸、搭桥手术。手术前，患者必须全麻；对有的病人，还要让其心脏停止跳动，在人工体外循环系统的帮助下施行手术。病人遭受的痛苦和风险何其巨大！
1970年代，瑞士医生格林齐克产生了一种突破常规的思维：医生所要处理的冠状动脉，仅仅是心脏表面的局部血管，何必“大动干戈”把胸骨从中间锯开？为减少病人的痛苦，能不能设计一种新方法，就在“局部”做这个“局部的治疗”？
当时，心脏导管技术早已被人们用来诊断某些心脏病了。但是，虽然导管技术获得诺贝尔奖已20年，世人还没有将它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科学上的突破，需要新观念来催生。
1977年，格林齐克首开先河，采用“心脏导管技术”进行治疗。他做的导管，有创新之处：在导管的顶端带有一个球囊。做治疗时，导管是从大腿的股动脉穿刺插入，球囊导管顺着动脉到达冠状动脉。接着，扩张球囊。鼓起的球囊把狭窄或闭塞的冠状动脉撑开了，血液通畅了，本来缺血的心肌就康复了。格林齐克开创了不用开胸手术治疗冠心病的新路。这就是介入心脏病学的发端。
后来，人们又创造和发展了“射频消融技术”：通过导管送进射频电磁波能量，利用射频电磁波在局部产生的热效应把旁道去除，使病人的心率恢复正常。考克斯擅长的“心脏预激旁道”手术治疗被搁浅了。既然只用导管穿过皮肉，进入血管，最后到达心脏就能治疗疾病，谁还愿意去冒开胸手术的风险，受那么大的痛苦呢！借助导管，“管”到病除。它完成的是一种既非手术、又非药物的治疗，一种“不开胸、不全麻、痛苦小、可根治”的治疗。
论行书，“天下第一行书”当数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第二行书”为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深知，自己的书法虽称不得第一、第二，但是也有自己的创造：“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东坡崇尚新意。王羲之言“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除了属意一个“新”字，更表达出“适我”的价值取向。对王羲之来说，新意适我；对苏东坡来说，新意快我。
诚然，“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但是，科学家从“自我”走向“我们”，还是要通过他自己选择的路、“适我”的路。对事业、人生采取“适我无非新”的态度的人，一定是个审美人生的人、创造人生的人。他一定很快乐。
“快我平生万里心”
“射频消融技术”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期，世界上广泛采用的是多导管法，就是从身体不同部位的动脉、静脉插入4至5根电极导管，令导管的端头到达心脏不同位置，以寻找引起心律失常的“旁道”在哪里。患者发生心动过速时，医生根据各个导管上出现电流信号的时间先后，就能准确判断旁道的位置。
德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卡尔·库克总结大量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单导管法射频消融技术。在上世纪末，全世界能用单导管法进行治疗的，只有库克一人。他认为，射频消融技术是一种能根治病痛的技术；它如此完美，以致能否把病治好，就看医生的技术和责任心了。1992年，库克应邀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他对中国同行说，他坚持的信条是“永不放弃努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后来，中国医生真正体验了库克的“永不放弃”的精神。他进行的治疗，一般20分钟到30分钟即可完成。那次他在北京做演示，就遇到一个特殊情况。操作从早上8点开始，过了正午都没有结果。直到下午3点，库克才找到那个引起心律失常的“旁道”，艰苦的探求豁然开朗、终获成功。
列·托尔斯泰有“快乐是在寻找真理（过程），而不是在发现真理（结果）”的说法；中国古人有“快我平生万里心”的诗句，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库克。花费7个小时寻找“旁道”，虽然异常辛苦，但他的内心是快乐的，成果是令人快慰的。
我从事的，是科学传播事业。近20年来，我一直关注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1991年，各国医生采用射频消蚀技术共治愈3000例病人，而在这以前，全世界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仅仅2000例。可见，那时介入心脏病学在国际上已经崭露头角。
在我国，近20年记录了一段引进、推广介入心脏病学的历史。我有幸结识那些有胆有识的医学家，深知他们历尽艰辛，更感他们功不可没。我仿佛看到，驻留脑中的一个个瞬间，已经定格成一幅幅历史画面。我仿佛听到，往昔岁月的一个个音符，已经连接成一首首动人颂歌。回望历史，犹如欣赏艺术：瞬间如画，岁月如歌，智慧如诗。
我们欣喜地看到，介入心脏病学在中国，如今已是硕果累累。据专家披露，仅2007年一年，中国医生采用射频消融技术共治愈患者3万例；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电生理室就进行500例治疗。据估计，我国的预激综合症患者有数百万人。可见，心脏内科医生不仅责任重大，而且用武之地也极其广大。
说也凑巧，《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一期《感受·无冕·境界》说到的那位可尊敬的中学化学老师，就曾经罹患预激综合症。2005年，她在北京安贞医院接受“射频消蚀”治疗，一次就解决问题。我曾经问她：“犯病时心率多高？”“200多！”我又问：“治疗时真的不需要麻醉？”她说：“没做全身麻醉，几个小时都很清醒！治疗过程中，医生还跟我说话，征求我的意见呢。”
至今，回忆当时治疗的情形，她仍然显得有些不平静。这位老师记得，主持治疗的那位心内科主任已经试验、探索了5个小时，他不断地找位置、调电压、测温度，都没能解决问题。心内科主任关切地问道：“老师，您还能坚持吗？”老师回答：“没问题。”医生又解释说：“我们寻找旁道时，要极其小心，捅破心脏或血管壁，就出大事了。”老师表示理解。
最后，医生发现旁道在一根静脉血管壁上，治疗终于成功了。医生兴奋地感叹道：“我两年都不会遇到一个这样的病例！就此我可以完成一篇论文！”多年不遇，是难题，更是机遇；多年不遇的难题得解，是辛苦，更是成就。
这就是我们的医生们——我们尊敬的医学艺术家。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叫“永不放弃努力”；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得以欣赏科学之美、医学之美，以及医德之美！
化学老师的病痛解除了，高兴之余，她更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医学上的探究精神。她向同学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同学们感受科学探究、感受崇高的科学道德。
凑巧的是，不久前她的先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的，也是介入治疗。上次她在电话里向我形容的场景，就是她先生的冠状动脉放置支架后，血畅其流之时医护人员兴高采烈的情形。“太美了，太美了！”心导管室里如此富于感情色彩的表达，向世人宣告：美，也是科学殿堂的维度；审美，也是科学共同体的情怀。她先生接受的治疗，准确地说，叫做“冠心病介入治疗”。
这就是生活，医学家的生活和被医学家救治的患者的生活。粗看生活，生活就是生活；后来发现，生活还是科学，生活还是艺术；过后再细细品味，生活还是生活。圆融看待生活，享受圆融生活，我们就是快乐的。还是那句话：“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