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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伴随着对宋朝历史的再发掘，宋朝皇帝的面孔似乎要好看得多了，宋仁宗的开明形象就是一例。但是，这种对帝王开明的赞誉，往往会落入“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宋史 · 仁宗纪》赞语）的老套，而忽略了制度本身的善恶问题。
人们对宋仁宗的赞扬，实际都同制度有关，这里列举三事。其一：某日早晨，仁宗告诉身边近臣说：“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反问：“何不降旨取索？”仁宗的回答是：“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其二：某日仁宗散步宫苑，一回到宫中，立即向嫔御要水喝：“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一边供水一边问他：“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回答说：“吾屡顾不见镣子（盛水的银器）。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三：蜀地一秀才给太守献诗，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之句，太守赶快把此人抓起来上奏。仁宗断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
制度的善恶，首先来自人对制度的期许。仁宗半夜肚子饿了想吃点烤羊肉，怎么说也不过分。然而仁宗忍饿未索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凡是皇帝有所索取，外面就会把这种索取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成文的或习惯的“例”，那就得常态供应。仁宗担心的是由于偶尔索取演化出常规供例，从此以后不管皇帝吃不吃，天天晚上都有烤羊肉供应，这就为害大了。反过来，如果仁宗只是出于满足自己需求的期许，那就很有可能每晚除了供应烤羊肉外，还得再准备些海鲜以便随时换换口味。一个制度的出台，如果缺乏了这种善恶判断，或者在常识层次上善恶颠倒，制度的出发点就隐含了恶意。
有不少人强调，制度就是要防范作恶，因此就要假定人都是坏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仁宗会毫不犹豫地制定出夜间供应烤羊肉的制度，为了防范烤羊肉供应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还要配置全方面的监控体系，从采购羊肉到制作供应都要严格掌握，防止扰民，防止坑官。而仁宗并未作这样的假定。恰恰相反，他不是把别人都作为坏人加以提防，而是警惕自己的需求异化为恶的源头。
其次，执行制度的自由裁量至关重要。任何制度，都给执行者留有或大或小的自由裁量空间。仁宗在宫苑散步，按照相关制度，皇帝出行，所有应用物品都有随从供应规范，大到衣物伞扇，小到擦手毛巾，规定极为细密。仁宗散步时想喝水，但几次观察，没有看到供应热水的镣子，这就意味着随从伺候人员出了纰漏。而这时仁宗说一句要热水喝，马上就会启动问责机制，立即就会有忘记带镣子的人员被追责问罪。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主动权掌握在仁宗手里，他的办法是忍住口渴，放过有错失的侍从人员一马，从而使制度在执行中表达出善意。
相比之下，法家就不这样认为。《韩非子 · 二柄》称：韩昭侯醉酒而寝，管衣服的“典衣”没有动静，而管帽子的“典冠”担心韩昭侯着凉给他加盖上衣服。韩昭侯醒来后问明情况，以失职之罪杀了典衣，以越权之罪杀了典冠。单纯就职责条文来看，不能说韩昭侯的处置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其中却充满了恶意。法家赞赏的法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恶意的放大和扩散。
再次，制度要有合法规避通道。任何朝代，谋反都是重罪。蜀地秀才的诗句“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以谋反罪判决满门抄斩都绰绰有余，最少也能判定他“心怀怨望”。当然，这不由蜀郡太守判决，而需要皇帝决断。对此，仁宗在“谋反大逆”与“心怀怨望”之间，选取了最轻微的一端。这种对死罪的合法规避，给制度之善留下了最终出路。即便是心怀怨望，也可轻可重，在罪与非罪之间。仁宗又从动机考量，强调其是“老秀才急于仕宦为之”，出其罪责。由此层层规避，最终把一件谋反大案，定性为可以不受任何处罚的寻常牢骚。但是反过来，如果仁宗认定老秀才是谋反，而老秀才自我辩解说喝多了发发牢骚，那么，允许不允许老秀才的合法规避，是检验仁宗善意或者恶意的尺度之一。
古代刑房老书吏的办事准则有一条“救生不救死”。死者已逝，所能争取者不过是尽可能给其家人补偿;而活者尚有一线生机，能救一命则积德无限。如果法治教育仅仅使人看到“救生不救死”中的弊端，而不能看到对生命的尊重，那么，这种所谓法治教育，不过是恶的滥觞。看看古代的司法实践，不难发现，许多著名官员，面对死刑案件，少不了要反复多次追问：有没有不判死刑的理由？没有这样的追问，就可能是在制造丛林社会。
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任何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人有善恶，制度随之也就有了善恶。制度在形成之初起源于善意期许，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偏向善意的自由裁量，制度本身包含有合法规避通道，乃至能不断完善规避手段，这些都是制度为善的基本要素。社会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向哪个方向诱导。宋仁宗在历史上不算坏皇帝，但也问题不少。按照后人的说法，他在位达42年之久，吏治并不算好，但朝野风气鄙视苛刻之官;刑法有所荒废，但决狱断案推崇宽厚平允之士;国家存在不少弊端，却没有动摇治国的根本;朝廷确实有得志小人，却无法改变向善的大势。后来的熙丰变法，则在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善恶走向。当人们进行制度的利弊分析时，北宋历史提醒人们，还应该进行制度的善恶分析。
人们对宋仁宗的赞扬，实际都同制度有关，这里列举三事。其一：某日早晨，仁宗告诉身边近臣说：“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反问：“何不降旨取索？”仁宗的回答是：“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其二：某日仁宗散步宫苑，一回到宫中，立即向嫔御要水喝：“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一边供水一边问他：“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回答说：“吾屡顾不见镣子（盛水的银器）。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三：蜀地一秀才给太守献诗，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之句，太守赶快把此人抓起来上奏。仁宗断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
制度的善恶，首先来自人对制度的期许。仁宗半夜肚子饿了想吃点烤羊肉，怎么说也不过分。然而仁宗忍饿未索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凡是皇帝有所索取，外面就会把这种索取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成文的或习惯的“例”，那就得常态供应。仁宗担心的是由于偶尔索取演化出常规供例，从此以后不管皇帝吃不吃，天天晚上都有烤羊肉供应，这就为害大了。反过来，如果仁宗只是出于满足自己需求的期许，那就很有可能每晚除了供应烤羊肉外，还得再准备些海鲜以便随时换换口味。一个制度的出台，如果缺乏了这种善恶判断，或者在常识层次上善恶颠倒，制度的出发点就隐含了恶意。
有不少人强调，制度就是要防范作恶，因此就要假定人都是坏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仁宗会毫不犹豫地制定出夜间供应烤羊肉的制度，为了防范烤羊肉供应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还要配置全方面的监控体系，从采购羊肉到制作供应都要严格掌握，防止扰民，防止坑官。而仁宗并未作这样的假定。恰恰相反，他不是把别人都作为坏人加以提防，而是警惕自己的需求异化为恶的源头。
其次，执行制度的自由裁量至关重要。任何制度，都给执行者留有或大或小的自由裁量空间。仁宗在宫苑散步，按照相关制度，皇帝出行，所有应用物品都有随从供应规范，大到衣物伞扇，小到擦手毛巾，规定极为细密。仁宗散步时想喝水，但几次观察，没有看到供应热水的镣子，这就意味着随从伺候人员出了纰漏。而这时仁宗说一句要热水喝，马上就会启动问责机制，立即就会有忘记带镣子的人员被追责问罪。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主动权掌握在仁宗手里，他的办法是忍住口渴，放过有错失的侍从人员一马，从而使制度在执行中表达出善意。
相比之下，法家就不这样认为。《韩非子 · 二柄》称：韩昭侯醉酒而寝，管衣服的“典衣”没有动静，而管帽子的“典冠”担心韩昭侯着凉给他加盖上衣服。韩昭侯醒来后问明情况，以失职之罪杀了典衣，以越权之罪杀了典冠。单纯就职责条文来看，不能说韩昭侯的处置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其中却充满了恶意。法家赞赏的法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恶意的放大和扩散。
再次，制度要有合法规避通道。任何朝代，谋反都是重罪。蜀地秀才的诗句“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以谋反罪判决满门抄斩都绰绰有余，最少也能判定他“心怀怨望”。当然，这不由蜀郡太守判决，而需要皇帝决断。对此，仁宗在“谋反大逆”与“心怀怨望”之间，选取了最轻微的一端。这种对死罪的合法规避，给制度之善留下了最终出路。即便是心怀怨望，也可轻可重，在罪与非罪之间。仁宗又从动机考量，强调其是“老秀才急于仕宦为之”，出其罪责。由此层层规避，最终把一件谋反大案，定性为可以不受任何处罚的寻常牢骚。但是反过来，如果仁宗认定老秀才是谋反，而老秀才自我辩解说喝多了发发牢骚，那么，允许不允许老秀才的合法规避，是检验仁宗善意或者恶意的尺度之一。
古代刑房老书吏的办事准则有一条“救生不救死”。死者已逝，所能争取者不过是尽可能给其家人补偿;而活者尚有一线生机，能救一命则积德无限。如果法治教育仅仅使人看到“救生不救死”中的弊端，而不能看到对生命的尊重，那么，这种所谓法治教育，不过是恶的滥觞。看看古代的司法实践，不难发现，许多著名官员，面对死刑案件，少不了要反复多次追问：有没有不判死刑的理由？没有这样的追问，就可能是在制造丛林社会。
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任何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人有善恶，制度随之也就有了善恶。制度在形成之初起源于善意期许，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偏向善意的自由裁量，制度本身包含有合法规避通道，乃至能不断完善规避手段，这些都是制度为善的基本要素。社会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向哪个方向诱导。宋仁宗在历史上不算坏皇帝，但也问题不少。按照后人的说法，他在位达42年之久，吏治并不算好，但朝野风气鄙视苛刻之官;刑法有所荒废，但决狱断案推崇宽厚平允之士;国家存在不少弊端，却没有动摇治国的根本;朝廷确实有得志小人，却无法改变向善的大势。后来的熙丰变法，则在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善恶走向。当人们进行制度的利弊分析时，北宋历史提醒人们，还应该进行制度的善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