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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忠心为公是张謇的理想，亦是他的初心。
东濒黄海，北靠盐城，西接泰州，南临长江，南通是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及苏州隔江相望，被誉为“北上海”。
一百多年前，这里因为一个人而改头换面，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他砥砺家国情怀、矢志创新创业，勇毅精进、勠力奋斗，深耕家乡南通20多年，兴实业、办教育、建城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江海儿女奋勇拼搏、追梦前行。他便是有着“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
回顾张謇的一生，状元及第的他虽脱胎于儒家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使命，但已经在践行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精神，并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他在国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立足本土实际，并努力将儒家思想融入现代社会结构中，力促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
从商只因忧国忧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时间拉回到1895年，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面对中日甲午战争所致的国内危局，有三个人各自做出人生重大抉择：孙中山选择革命，康有为选择改良，而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尽管道路选择并不相同，但三人的初心都与“家国情怀”不无关系。
从15岁一直苦苦熬到41岁，才终于大器晚成、金榜题名，张謇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喜悦滋味，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河巨变就击碎了他的前程幻梦。张謇高中状元后为官还不到两个月，甲午战争爆发。接连传来的惨痛败绩，使整个中国陷入了油锅鼎沸的大骚动中。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因父亲亡故而回籍守制的张謇悲愤莫名，在日记中逐条记下了和约的主要内容，并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张謇感到“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留恋所谓尘世浮名，远非他的气象格局。甲午年不到半载的仕宦生活，使张謇对清廷的腐朽无能有了深刻认识，對于所谓的仕途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后来批判道：“从前中国人，从年轻到老迈，凭借读书的科举道路谋求仕途，除掉了读死书的本职以外，没有发扬个人志气和做实事的趋向。”
神州陆沉，求官何用？甲午之痛让张謇愤然从仕途转向实业救国，他意识到救国须从振兴实业入手，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当时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利益，经济市场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发展民族工业，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夺回市场经济，强国无异于痴人说梦。深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在联英抗日、创办实业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1895年，张之洞委任张謇负责通海一带商务，授意他在通海一带创办纱厂。
在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士农工商”的排位，让许多人都选择了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仕途。忧国忧民的张謇放弃官位，从事世所鄙夷的“商业末流”，来自家族与社会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既已下定决心，便以“舍身饲虎”的勇气，踏上创业之路。他放下身段，四处求人，集资入股。中途许多股东打退堂鼓，但张謇毫不动摇，继续奔走筹资。当时，中国棉纺机要从外国进口，价钱很贵。张謇只好利用自己状元的身份，求得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南通的唐家闸破土动工。
一场现代化的实践
1899年，一座拥有20400枚纱锭的近代化纱厂——“大生”在南通唐家闸建成。“大生”取自《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二字也寄托了张謇的理想：服务社会，造福民生。
大生纱厂投产后，规模不断扩大。为保证原棉供应，张謇先后在黄海海滩办起20多家盐垦公司，到1907年，已围垦土地近10万亩。垦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工程，使得原本荒芜不堪的南黄海之滨逐渐成了一块肥水宝地。他还创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开辟了南通到上海的轮船运输航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办了与纱厂相配套的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构建起从源头到终端的产业生产链。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就此形成。
大生纱厂的创办成功，不仅促进了一批企业的兴起，使原本荒芜的地区变成了兴旺发达的工业区，随着南通的日益繁荣，金融业也随之得到发展。1920年，南通淮海实业银行宣告成立，并在扬州、南京、上海、镇江、苏州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张謇的建设下，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城发展成一个积极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模范城市。
“南通模式”的影响不只是在南通，实际上，张謇在南通现代化的试验和探索中取得的成就可以影响全国。经过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正如张謇回南通的初衷：“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
功成不必在我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而且不断扩大规模，可是在筹办期间竟有前后五年未用厂里一文钱。他所办企业成为维护地方民生、发展中国经济、与外商争夺“利权”的手段，也成为投入巨款兴办教育、博物馆、慈善等事业的资金来源。
张謇在南通建设的重要特色是实业建设与教育文化建设并重。他曾提出：父教育，母实业。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
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370多所各种门类的基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
张謇认为，小学为先，师范为本，办基础职业教育，是数十年后彻底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之法。他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去教盲哑人。张謇所办学校里出来的是一批批优秀基层教师，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一批批医生与农技师，一批批学会基本技能的残疾人和被改造过的囚犯、妓女。这些人化成了中国现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种子，成了中国国民素质脱胎换骨过程中的一滴滴清泉。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当在多年后验其效。一百多年来，正是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续孕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代各界骨干。张謇创办和支持过的那些学校，多年后都发展成为海内闻名的大学。他1902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成为扬州大学;他1905年支持创办的复旦公学，成了复旦大学;他1915年参与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他1917年支持复校的同济医工学堂，成了同济大学;他曾经资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学，成了上海交通大学;他参与发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学校，成了暨南大学。还有一批他创办的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学校，也成了各行业的最高学府。如他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他1911年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现为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现为东华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吴淞水产学校，现为上海海洋大学;他1915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为河海大学。
张謇用30年时间展现出“状元实业家”的时代风采，他恢弘的发展蓝图、前卫的发展理念、先进的发展手段，为处于救亡之中的中国注入一股生命的活力，为位居江海一隅的南通营造了新世界的雏形。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忠心为公，是他心中的理想，亦是他的初心。怀揣梦想，笃定前行，愿中华大地上出现更多新时代的“张謇”。
东濒黄海，北靠盐城，西接泰州，南临长江，南通是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及苏州隔江相望，被誉为“北上海”。
一百多年前，这里因为一个人而改头换面，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他砥砺家国情怀、矢志创新创业，勇毅精进、勠力奋斗，深耕家乡南通20多年，兴实业、办教育、建城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江海儿女奋勇拼搏、追梦前行。他便是有着“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
回顾张謇的一生，状元及第的他虽脱胎于儒家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使命，但已经在践行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精神，并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他在国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立足本土实际，并努力将儒家思想融入现代社会结构中，力促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
从商只因忧国忧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时间拉回到1895年，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面对中日甲午战争所致的国内危局，有三个人各自做出人生重大抉择：孙中山选择革命，康有为选择改良，而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尽管道路选择并不相同，但三人的初心都与“家国情怀”不无关系。
从15岁一直苦苦熬到41岁，才终于大器晚成、金榜题名，张謇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喜悦滋味，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河巨变就击碎了他的前程幻梦。张謇高中状元后为官还不到两个月，甲午战争爆发。接连传来的惨痛败绩，使整个中国陷入了油锅鼎沸的大骚动中。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因父亲亡故而回籍守制的张謇悲愤莫名，在日记中逐条记下了和约的主要内容，并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张謇感到“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留恋所谓尘世浮名，远非他的气象格局。甲午年不到半载的仕宦生活，使张謇对清廷的腐朽无能有了深刻认识，對于所谓的仕途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后来批判道：“从前中国人，从年轻到老迈，凭借读书的科举道路谋求仕途，除掉了读死书的本职以外，没有发扬个人志气和做实事的趋向。”
神州陆沉，求官何用？甲午之痛让张謇愤然从仕途转向实业救国，他意识到救国须从振兴实业入手，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当时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利益，经济市场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发展民族工业，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夺回市场经济，强国无异于痴人说梦。深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在联英抗日、创办实业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1895年，张之洞委任张謇负责通海一带商务，授意他在通海一带创办纱厂。
在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士农工商”的排位，让许多人都选择了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仕途。忧国忧民的张謇放弃官位，从事世所鄙夷的“商业末流”，来自家族与社会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既已下定决心，便以“舍身饲虎”的勇气，踏上创业之路。他放下身段，四处求人，集资入股。中途许多股东打退堂鼓，但张謇毫不动摇，继续奔走筹资。当时，中国棉纺机要从外国进口，价钱很贵。张謇只好利用自己状元的身份，求得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南通的唐家闸破土动工。
一场现代化的实践
1899年，一座拥有20400枚纱锭的近代化纱厂——“大生”在南通唐家闸建成。“大生”取自《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二字也寄托了张謇的理想：服务社会，造福民生。
大生纱厂投产后，规模不断扩大。为保证原棉供应，张謇先后在黄海海滩办起20多家盐垦公司，到1907年，已围垦土地近10万亩。垦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工程，使得原本荒芜不堪的南黄海之滨逐渐成了一块肥水宝地。他还创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开辟了南通到上海的轮船运输航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办了与纱厂相配套的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构建起从源头到终端的产业生产链。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就此形成。
大生纱厂的创办成功，不仅促进了一批企业的兴起，使原本荒芜的地区变成了兴旺发达的工业区，随着南通的日益繁荣，金融业也随之得到发展。1920年，南通淮海实业银行宣告成立，并在扬州、南京、上海、镇江、苏州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张謇的建设下，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城发展成一个积极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模范城市。
“南通模式”的影响不只是在南通，实际上，张謇在南通现代化的试验和探索中取得的成就可以影响全国。经过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正如张謇回南通的初衷：“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
功成不必在我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而且不断扩大规模，可是在筹办期间竟有前后五年未用厂里一文钱。他所办企业成为维护地方民生、发展中国经济、与外商争夺“利权”的手段，也成为投入巨款兴办教育、博物馆、慈善等事业的资金来源。
张謇在南通建设的重要特色是实业建设与教育文化建设并重。他曾提出：父教育，母实业。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
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370多所各种门类的基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
张謇认为，小学为先，师范为本，办基础职业教育，是数十年后彻底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之法。他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去教盲哑人。张謇所办学校里出来的是一批批优秀基层教师，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一批批医生与农技师，一批批学会基本技能的残疾人和被改造过的囚犯、妓女。这些人化成了中国现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种子，成了中国国民素质脱胎换骨过程中的一滴滴清泉。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当在多年后验其效。一百多年来，正是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续孕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代各界骨干。张謇创办和支持过的那些学校，多年后都发展成为海内闻名的大学。他1902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成为扬州大学;他1905年支持创办的复旦公学，成了复旦大学;他1915年参与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他1917年支持复校的同济医工学堂，成了同济大学;他曾经资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学，成了上海交通大学;他参与发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学校，成了暨南大学。还有一批他创办的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学校，也成了各行业的最高学府。如他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他1911年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现为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现为东华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吴淞水产学校，现为上海海洋大学;他1915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为河海大学。
张謇用30年时间展现出“状元实业家”的时代风采，他恢弘的发展蓝图、前卫的发展理念、先进的发展手段，为处于救亡之中的中国注入一股生命的活力，为位居江海一隅的南通营造了新世界的雏形。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忠心为公，是他心中的理想，亦是他的初心。怀揣梦想，笃定前行，愿中华大地上出现更多新时代的“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