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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的研究者从自由和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王小波的思想，本文以《黄金时代》为例，分析王小波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权力话语的反抗，并探讨了这种反抗的意义。
许多作家的价值往往在死后才被发现，王小波即为如此。虽然他在生前已初露峥嵘，但远不及所应得的高度。97年，王晓波猝死家中，才有了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追忆散文，这颇似《未来世界》中“我舅舅”的遭遇。评论界对王小波的评价无非是“自由”和“理性”。这当然正确，但作品最怕被概括，人也一样；提出结构忽略肌质，作品就空洞寡淡了，单凭“自由”和“理性”就覆盖王小波的所有思想，并将其置于亟需现代思想启蒙的中国社会，“王小波神话”就被有意建构起来，而在他作品中零星闪现的某些思想某些观点就被忽视。恰恰是这些，才构成一个真实复杂的王小波。试以《黄金时代》为例。
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最怕生在一个不理智的时代，但绝对的理智是没有的，即使在高度文明的时代，所谓“理智”也不过是掌权者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归根结底，知识分子面临的是一个权力语境，沉默或者呐喊都是在此语境下做出的选择。王小波就擅长去探索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四处渗透的世界，人——尤其是有知识爱思考的人——作为“存在“的可能性。《黄金时代》中，作者设置在文革时期，主人公王二、陈清扬都处于二十出头的黄金时代，正是“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的年龄。他们作为支援边疆建设的知青被“发配”到云南。作者数次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那片神秘原始的亚热带高原，然而他们处于黄金时代却不得不放牛喂猪以及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环境和人物心理形成强烈冲击，时间和空间呈现胶着状态。时间被无限拉长，空间静止，人物则是躁动地悲凉。此时，他们该如何探寻自己的“存在”？该如何思考感受“存在”？直到王二和陈清扬相遇，他们开始放弃希望，用一种“堕落”来反抗。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是反过来的，有惩罚就有过错；在陈清扬那里，当她穿过中午的热风，来到王二的草房子前，看到他坚挺的小和尚，她就决定放弃奢望，由一个“破鞋”的名号真正进入“破鞋”的生活。王小波在此提出了问题：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性力量，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什么？王二和陈清扬的选择是背叛所有，选择无知，在彼此的身体中找寻自己的存在。其他人则是浑浑噩噩，继续对所谓的“理想”和“崇高”盲目追求，在这个无智无趣的社会里，防范欲望，畸形发展，形成病态的好奇心。王二和陈清扬先疏离，再寻找，最后幻灭。在逃往山间后，他们又回归集体，接受检查和思想斗争。小说结尾，陈清扬以大胆承认爱情而给了人保组一记耳光，得以放出，看似光明的结尾实则暗含了最大的绝望。就像《倾城之恋》中，只有用一座城池的覆灭，到地老天荒世界末日时，人类才会复活天性中的真诚。只有將最神圣无可禁忌的爱情侮辱作践到难堪的地步，才能击溃这荒谬的世界。然而他们还是输了，二十年后相见，发现彼此仍生活在无形的社会规范之中，自己正一天天老去，受锤，然后绝望。
王小波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就是有趣，因此在他的小说中，语言是他玩弄的技巧。他用语言构建一个荒诞的世界，语言和语言之间碰撞冲击，意象交叉，呈现出诡谲奇异的状态。但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的作者身份几乎是零度介入的，他很少用怪异的词汇碰撞出新奇的感受，时时刻刻提醒你在读一篇充斥技巧的小说。相反，他只是用尤为清淡的语言渲染出一幅画，读来又似一首小诗。他把技巧化于无形，藏于其中。
《黄金时代》写于八十年代，当时的文坛不是一本正经地在“寻根”就是标榜“先锋”地卖弄技巧。王小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又一次地站在文坛权力话语下默默反抗。他在技巧的讲述下表达现代的理念，追寻人的价值。说到底，他是在“讲”故事。《黄金时代》中，作者不断运用并行叙事的方法，叙述的声音保持不变，叙事的焦点却在王二和陈清扬之间游离。作者往往用“……这件事还可以表达如下”等句式，不经意间就切换了角度，从而以第一人称的叙事交代呢保证了全知的视角。作者还有意识地运用重复叙事，如在第十章里，每段的开头都是“陈清扬说……”后面的内容则是逆时序的，这样写不仅简化了叙事，还强化了节奏感，使得此章有复沓回旋之美。同时整篇小说的时间顺序是打破的。知青时期和中年时期交叉进行，一详一略，错落有致。在前者的内部还常常通过“后来的交代材料里写道……”等句式补叙。现在此前大略描绘事件再补上细节点滴，充分照顾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整个故事就是在文本、作者、读者三方对话中逐渐凸显，还有意降低了故事的真实感，更具荒诞意味。小说就是这样在虚构和真实间游走。
王小波“自由”和“理性”的意识最为人推崇，然而西方在二战结束后就已对他们产生的这套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并没有一个超越的“能指”凌驾于语言和意识之中，那么自由和理性本身是否可以站得住脚呢？我不能侈谈哪种理论更为正确，只是以《黄金时代》为例从反抗者的角度提出另一种理解王小波的方式，追问他的某一思想片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许多作家的价值往往在死后才被发现，王小波即为如此。虽然他在生前已初露峥嵘，但远不及所应得的高度。97年，王晓波猝死家中，才有了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追忆散文，这颇似《未来世界》中“我舅舅”的遭遇。评论界对王小波的评价无非是“自由”和“理性”。这当然正确，但作品最怕被概括，人也一样；提出结构忽略肌质，作品就空洞寡淡了，单凭“自由”和“理性”就覆盖王小波的所有思想，并将其置于亟需现代思想启蒙的中国社会，“王小波神话”就被有意建构起来，而在他作品中零星闪现的某些思想某些观点就被忽视。恰恰是这些，才构成一个真实复杂的王小波。试以《黄金时代》为例。
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最怕生在一个不理智的时代，但绝对的理智是没有的，即使在高度文明的时代，所谓“理智”也不过是掌权者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归根结底，知识分子面临的是一个权力语境，沉默或者呐喊都是在此语境下做出的选择。王小波就擅长去探索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四处渗透的世界，人——尤其是有知识爱思考的人——作为“存在“的可能性。《黄金时代》中，作者设置在文革时期，主人公王二、陈清扬都处于二十出头的黄金时代，正是“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的年龄。他们作为支援边疆建设的知青被“发配”到云南。作者数次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那片神秘原始的亚热带高原，然而他们处于黄金时代却不得不放牛喂猪以及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环境和人物心理形成强烈冲击，时间和空间呈现胶着状态。时间被无限拉长，空间静止，人物则是躁动地悲凉。此时，他们该如何探寻自己的“存在”？该如何思考感受“存在”？直到王二和陈清扬相遇，他们开始放弃希望，用一种“堕落”来反抗。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是反过来的，有惩罚就有过错；在陈清扬那里，当她穿过中午的热风，来到王二的草房子前，看到他坚挺的小和尚，她就决定放弃奢望，由一个“破鞋”的名号真正进入“破鞋”的生活。王小波在此提出了问题：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性力量，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什么？王二和陈清扬的选择是背叛所有，选择无知，在彼此的身体中找寻自己的存在。其他人则是浑浑噩噩，继续对所谓的“理想”和“崇高”盲目追求，在这个无智无趣的社会里，防范欲望，畸形发展，形成病态的好奇心。王二和陈清扬先疏离，再寻找，最后幻灭。在逃往山间后，他们又回归集体，接受检查和思想斗争。小说结尾，陈清扬以大胆承认爱情而给了人保组一记耳光，得以放出，看似光明的结尾实则暗含了最大的绝望。就像《倾城之恋》中，只有用一座城池的覆灭，到地老天荒世界末日时，人类才会复活天性中的真诚。只有將最神圣无可禁忌的爱情侮辱作践到难堪的地步，才能击溃这荒谬的世界。然而他们还是输了，二十年后相见，发现彼此仍生活在无形的社会规范之中，自己正一天天老去，受锤，然后绝望。
王小波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就是有趣，因此在他的小说中，语言是他玩弄的技巧。他用语言构建一个荒诞的世界，语言和语言之间碰撞冲击，意象交叉，呈现出诡谲奇异的状态。但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的作者身份几乎是零度介入的，他很少用怪异的词汇碰撞出新奇的感受，时时刻刻提醒你在读一篇充斥技巧的小说。相反，他只是用尤为清淡的语言渲染出一幅画，读来又似一首小诗。他把技巧化于无形，藏于其中。
《黄金时代》写于八十年代，当时的文坛不是一本正经地在“寻根”就是标榜“先锋”地卖弄技巧。王小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又一次地站在文坛权力话语下默默反抗。他在技巧的讲述下表达现代的理念，追寻人的价值。说到底，他是在“讲”故事。《黄金时代》中，作者不断运用并行叙事的方法，叙述的声音保持不变，叙事的焦点却在王二和陈清扬之间游离。作者往往用“……这件事还可以表达如下”等句式，不经意间就切换了角度，从而以第一人称的叙事交代呢保证了全知的视角。作者还有意识地运用重复叙事，如在第十章里，每段的开头都是“陈清扬说……”后面的内容则是逆时序的，这样写不仅简化了叙事，还强化了节奏感，使得此章有复沓回旋之美。同时整篇小说的时间顺序是打破的。知青时期和中年时期交叉进行，一详一略，错落有致。在前者的内部还常常通过“后来的交代材料里写道……”等句式补叙。现在此前大略描绘事件再补上细节点滴，充分照顾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整个故事就是在文本、作者、读者三方对话中逐渐凸显，还有意降低了故事的真实感，更具荒诞意味。小说就是这样在虚构和真实间游走。
王小波“自由”和“理性”的意识最为人推崇，然而西方在二战结束后就已对他们产生的这套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并没有一个超越的“能指”凌驾于语言和意识之中，那么自由和理性本身是否可以站得住脚呢？我不能侈谈哪种理论更为正确，只是以《黄金时代》为例从反抗者的角度提出另一种理解王小波的方式，追问他的某一思想片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