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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距离风暴中心某个遥远的地方，一开始也许并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但它正是引起大局改变的直接因素。最近中菲两国在黄岩岛的冲突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一
黄岩岛事件突然揭去了覆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中国在世界的真实地位和处境。政府多年来精心织造出来的面纱使自己一直未能看清周边和国际环境的实际图景。
从两国军力和经济实力对比上看，中国和菲律宾完全不具有对称性。中国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军队，每年的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菲律宾什么也不是，它在黄岩岛同中方对峙的军舰，即最先进的军舰是2011年购买的美国退役巡逻舰，其海军现役的83艘舰艇也全是陈旧的二手货。
菲律宾政府就像赌场上的“老千”有计划地控制着赌局，为把赌局做大，它先是不断扩大事态，激怒中国，诱使中方不断押牌加码，等到中国出动渔政310船好象是作出最坏的打算时，“老千”也亮出了它的王牌，要求东盟国家选边站队。接下来，中国方面撤出渔政310船。大国一方首先退步，黄海紧张的战争气氛骤然缓解。所有人都知道，中菲发生肢体冲突的可能性已近于零，至于其后的语言冲突就只能算是外交上的你来我往了。
黄岩岛事件在中国撤出渔政310船已经告一段落，但它对中国来说不是危机的结束，而祇是危机的开始。
中国和菲律宾都不想在黄岩岛兵戎相见，但在双方已经拉开架式后，不管是威胁还是准备一搏，先行退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示弱，而不是体现大人大量的宽宏。
在两个力量完全不对称的国家中以小制大，这在世界史上都属罕见，祇有在一个老大帝国的黄昏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它成为周边或内部活跃的小掠食者围捕的对象。菲律宾背靠美国的支持，同时有东盟10国作它的外交后盾，它有把握地预测，中国不敢对自己发动军事打击。但中国也可以预测，菲律宾也不敢进行战争冒险，美国虽然制约着中国，但也制约着菲律宾，它不可能被菲律宾拖入一场十分危险的战争。
菲律宾的外交优势使中国方面进退两难。如果打，难保美国及其盟国不深度介入，如果说美国当年与苏联达成了互不干涉各自在势力范围内的行动自由的默契，是因为美国和北约惮于苏联和华约的强大实力，那么美国今天对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忌惮。去年开始，它就已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强化其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非常明确地针对“中国威胁”，并受到中国东部和南部多数邻国的欢迎，把它当作可以倚重的力量抗衡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的还有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世界性和地区性大国，它们在面对中国时习惯地将自己称做民主国家的联盟。澳大利亚同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但它选择与美国军事结盟。美日同盟则一直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
中国一旦选择为黄岩岛而战，中国诉诸武力正好为“中国威胁论”作了事实上的注解，中国政府对东盟苦心经营多年的“睦邻互信”、“战略伙伴关系”可能就此结束，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同日本在钓鱼岛以及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南海的利益分歧的处理。
现在探讨另一种情况。如果放弃武力，坚持对话解决，后果将会同样糟糕。对话不难，但指望通过对话解决南海分歧则完全不切实际，它祇是把问题继续后推而已，但时间并不是都站在中国一边。虽然中国以后仍然可以继续在国际场合与东盟以战略伙伴握关系手言欢，但其实际意义几何不言自明。
武力威胁在国际交往中是避免使用武力所采取的常见的威慑策略，但威慑的效力必须建立在威胁可信的基础上，要避免使用武力有时就必须决心使用武力。为了使威胁变得可信，大国之间关键时刻不得不玩起危险的战争边缘游戏，通展示实力，显示决心，以阻吓对方。不可信的威胁不但无效，而且有害，比不威胁相比，其情形要坏十倍不止。中国在南海的威慑失效，可以想见的后果就是，越南、菲律宾等国对南海岛屿的蚕食行动今后会变本加厉，它还将进一步产生扩散效应，对中国今后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大国的行事能力是一个极大的削弱。
在中国同菲律宾的冲突背后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及军事博弈。在一对一的对抗中，实力较强的一方会获得胜利，而在国际棋盘上的对决，看的是盟国力量的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集团的力量决定了胜负，它两次挫败了强大的德国，它两次帮助弱国和小国坐到了赢家的席位上，羸弱的中国也由于同美国的盟国关系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了向世界说不的权力。
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周边环境在急剧发生变化，美国及其盟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军事部署和战略互动十分频繁，以美国为首的22国环太平洋2012海上大军演包括了该地区除中国之外所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国家，被中国视为准盟国的俄罗斯也参与其中。中国的孤立令国人吃惊。专家们和国家的报道机构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奇迹”将中国民众的自豪感推倒了世界屋脊的高度，他们觉得全世界都有求于崛起的中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欧洲要向北京寻求资金摆脱债务危机，一幅中国再次回到世界中心的画卷已然打开。黄岩岛事件猛然打开了一个窗口，民众通过它看到的是一个大国消瘦而孤独的身影，“世界第二”带来的虚幻快感消失之后，终于回到了现实中，由此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还需要时间去适应。当然，在“崛起”意识强烈的中国官媒看来，国际上孤立中国的阴谋恰好证明了中国的强大富足，那是中国因为崛起而招致的强烈嫉妒。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总是操着呆板乏味的语言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成不变的表态就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颇符合中国传统智慧的中庸温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好象理应在国际上收获许多朋友。而美国呢，到处插手世界事务，充当世界警察，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仅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它就两次打伊拉克，入侵阿富汗，制裁缅甸军政府，支持伊朗反对派，带头实施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而它每年发布国别人权报告，指控那些人权状况“极为糟糕”的国家，简直把“干涉别国内政”作为自己的内政在例行公事。 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能作出充分解释。崇拜强者的实用主义处世态度是人类通病，不止是日本民族才会这样，而且和盲目虚骄相比，它并没有更糟。而如果更深入一步地考察当代外交事务就会发现，国家实力仅仅祇代表国家形象的一个方面，一国的制度以及制度包含的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形象在当代外交中显得尤为重要。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血腥镇压人民时仍然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正如看到邻居失火不但自己不去扑救，还阻止他人扑救，是对生命和道义的漠视。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它的国内形象决定的。大英帝国时期英国政治家的一句名言“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祇有永久的利益”，揭示出了国家行为的基本特征，被奉为外交圭臬，但它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对利益的理解，不仅仅祇是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还包括了制度和价值观的利益。世界交往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民主国家之间都强调拥有共同的制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上述变化的缘由，是因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外交政策，现代外交打破了由少数政治家所垄断的局面。制度和制度所包含的价值观的利益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所在。每个国家的民意都倾向于支持拥有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可以断言，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被西方国家制裁和受到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的缅甸祇要实现了民主化，缅甸民主政府很快会把外交重心偏向西方。其实，这个过程自2011年总统吴登盛宣布放松新闻管制、释放政治犯和解除党禁时就已经开始，它已经单方面提出结束同中国在密松电站项目上的合作。
中国的孤立其实是制度的孤立。
二
外交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中国最近20年在国内实行的政策集中而清晰地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发展经济，而经济上的努力又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式理想结合起来。把政府的权力实用主义目标植入民族抱负的宏大历史命题中，这是所有威权政府为自己寻找合法基础的常用技巧。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让他们感受到经济上的实惠更是释放社会压力的减排措施，以收获近期政治利益，把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消解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另一个重大施政目标是稳定压倒一切，它是不是也压倒经济官方未加阐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它与第一个目标是辨证的统一，它宣讲这样一种中国试的政治经济学，祇有发展经济才能维护政治稳定，而祇有维护政治稳定才能获得谋求发展的环境，维稳因此事关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体人民的福祉。但权力的逻辑则昭示，经济与政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发展经济从属?政治权力的需要。
国内政策的思维和它所体现的理念一定会反应到对外政策上，发展经济的国内目标在同世界交往中变为经济外交，通过物质利益或者叫经济利益的诱导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而同时也对对方形成一定的约束，这一策略就是中国古代的“羁縻”政策。它一度获益颇丰。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的巨大投资机会和第一人口大国不可限量的市场潜力，让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地抢滩中国，它们的政府积极予以配合。1997年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对东盟出手相援，既展示了不凡的经济实力，又颇获邻国的感激。近些年，中国的巨额订单是中国的外交大礼包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局希望以经济外交实现两大目标，一是表明自己崛起，同时也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善意，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是“和平崛起”，是世界秩序的维稳者，同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完全不同。但是，其他国家并不会按照你宣布的意图去理解，而是认为“崛起”就意味着一种改变国际秩序的力量出现，新的崛起者将会象历史上的强国一样谋求用武力改变既有秩序。这样推测中国的确没有道理，因为事实上，中国的权力历来都不奉行向外扩张的霸权主义，而是表现为向内扩张的强权主义，中国崛起的宣示并不是为了谋求对世界或地区的领导，主要是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通过显示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来激发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提高政府的凝聚力。尽管一些更加了解中国的观察者指出中国的强大是一个可疑的事实，一方面民众普遍的低水平收入与一个强国的实际不符，另一方面，国内突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则对它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但“中国威胁论”还是日趋流行起来。
“中国威胁论”获得市场与其说是因为中国实力很强大，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外交立场很特殊。以下事实并非偶然，它几乎支持所有那几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府。中国的立场虽然从国内政治的因素可以理解，但很难说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别国看来，作为大国，它没有表现出对人类普遍利益--人权价值的尊重和维护。中国方面对中东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革命的负面评价和对利比亚、叙利亚独裁政权的支持，失去了阿拉伯人民的好感。从阿拉伯人民的角度上看，支持镇压人民的独裁政权正是对自己的威胁，是对人民获得自由的威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干预，直至出兵，则为自己塑造了值得信赖的人权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不管中国威胁是不是一个事实，“中国威胁论”却的确已成为中国外交一个不断加以澄清和消除其影响的重要课题。
中国虽然不能对美国造成重大利益威胁，但它的合作能减少世界警察的许多麻烦。然而，两国政府所期待的良性互动很难产生，它们一直在不断猜疑和价值观的反复冲突中加深分歧。贸易磨擦祇是表面上分歧严重，但实际上并非是根本因素，两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针锋相对表明，无法弥合的制度差异才是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它们不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就是正常地沟通都非常困难。
一方面官员们将自己的妻儿子女送去美国留学或定居，享受美国的自由，另一方面官方又始终把美国作为向中国输出自由价值观的“西方敌对势力”进行防范和抨击。
同处理美国关系时的极易激怒相比，中方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则要从容得多，因为在这里它是自信的，觉得有能力把控局势。中国的国际“维稳”策略（完全不同于国内的高压维稳政策）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体现最为充分，它对小邻居采取怀柔政策，尽力营造睦邻友好的氛围，通过加深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联系，使之最后在经济上倚重中国。利益安抚，而非力量威慑，差不多是中国唯一可用之计。在中国的推动下，2011年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虽然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没有起到约束东南亚国家的作用。 绕开价值观的经济至上在国内行不通，国际上同样行不通，在一个民主国家占绝大多数的世界上，民主语言才是外交的通用语言，不符合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一个大国必须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它如果祇能与世界少数几个镇压人民的政权同气相求，就越来越孤立。一个大国不是它因为块头高大，而是因为它对人类承担的责任重大，它要通过对世界民主和人权事业所作的贡献来显示自身价值，赢得世界的尊重，当它有一天用民主和人权的世界语同其他国家交流的时候，它不但发现这个世界时怀“亡我之心”的敌对势力要少得多（西方想灭亡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污化西方的众多言论中最离谱的之一，不要说任何国家都无法消灭也无法消化体积如此庞大的国家，即使傻子都知道，消灭中国就破坏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祇有害处，而绝无好处），而且也会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世界，产生以前所没有的自信和力量。
制度文明是人类全部文明的核心，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于人类的道德追求。人类幸福不是由经济指标决定的，而是因为人类对尊严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一个有道德的制度为所有人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基本人权提供同等保护。所有人都向往自由，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保障自由，而在于保障谁的自由：民主制度保障所有人同等的自由，使所有人获得尊严，专制制度则是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来保障统治者的绝对自由或者更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毫无疑义，一个使所有人拥有同等自由的制度比一个维护少数人绝对自由的制度更加道德。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间的对立和竞争是无法掩饰的制度对立和竞争。尽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有意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别是世界经济陷入麻烦而难缠的泥沼中之后，经济问题成为各国政府要处理和应对的主要事项。许多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也利字当头，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和政府要员展开公关，好象印证了中国古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具有绝对真理的价值，但各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制度胎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争夺时代把制度的对立竞争推到了极至，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豪言壮语“我们要把你们埋葬！”表明他对苏联制度和力量的极其自信，可最终被埋葬的是苏联制度--当然，埋葬它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民主和苏联人民。
三
科技的强弱，人口的多寡，资源丰富与否，都是决定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凝聚力。政府同人民形成一体，国力就强，而一个政府在国内有很多“敌对势力”的国家不可能强盛。同人民一体的政府，认真地履行自己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职责，国家和政府维护公民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尊严，权力听命人民和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民主政府在国内没有任何自己要打击和防范的敌对势力，国家内部因此具有很高的凝聚力。凡是在公民听命于权力集团并被严格监视的国家，权势者和无权大众之间持续紧张的对立就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力量消耗在对内部局势的控制上。不受外部约束的权力集团一旦其内部也丧失约束能力，权力就呈现出流氓化的一般趋势，打，砸，抢，瞒，哄，骗，一样不少。社会被仇恨所撕裂和分崩离析的前景不祇是令统治者感到害怕，也同样让公众深感不安。
政治清明，社会公正，人民生活富裕，即使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也有它的力量--被称为软实力的力量。它的一党执政的成功经验使中国官方产生了极大兴趣，它似乎与中国执政者加强党的领导的急切要求正好吻合，30年来，这个人口规模仅相当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南洋小国几乎成了中国官方朝拜的圣地，一批又一批官员组团去实地学习它善治的智慧和经验，试图取回为官的真经。两国体制某点表面的相似性（一党掌权）使中国方面看不到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的巨大差别，它们的制度差别并不亚于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别。
黄岩岛危机在这时出现，是个不小的麻烦。中菲在这个小岛的冲突最后结果目前尚不可知，但大局势已经十分明朗，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拉开了序幕。除了菲律宾狂购军备充塞武库，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也已迅速加入军购的行列，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目标：中国。
从国内维稳经费（官方称应该叫公共安全经费）超过军费开支的事实，把对国内的维稳称做一场战争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据媒体报道，中国2012年的维稳经费达7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当年6300亿元的国防经费，而一支专门的维稳部队即武警部队，其规模和装备已堪比解放军。维稳经费的不断攀升与国内群体性事件的连年增加以及与官民紧张程度不断加剧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明确，随着社会冲突进一步恶性发展，所要付出的财力肯定要持续高攀，同时还得面对来自几个国家的军备竞争，即使不发生战争也必须要为战争作准备。
没有任何国家强大到这种地步，其国力可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理性的选择当然是放弃一场战争，即同其中的一方实现和解，化干戈为玉帛。但事实上不能高估人类的理性作用，人类的贪欲使他们更加倾向于追求成为通吃的赢家。即便是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内斗仍然没有止息，或为消耗对手，或为保存自身实力。况且当前面对的两场战争都有其特殊性，还不是真正的战争。在国家内部的冲突，其中的一方根本不是武装力量，但它凭着极大的人数优势和权利诉求的行为正当性，又足以对现有权力秩序造成致命威胁，维护权力的一方使用强大武力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凭借集中了全国所有重要资源的优势而不会妥协和解，除非另一方在精神上彻底缴械。要面对的另一场战争将主要是一场旷日持久、耗资极巨的军备竞争--这是保持相互威慑的必要基础，没有在短时间内解决分歧的可能。南海局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祇是一场局部战争，不会直接威胁到国内权力秩序，权力的性质决定对外妥协和解比对内妥协和解容易得多，但南海问题的性质——小国具有多数和外交优势，中国实力稍胜一筹——又决定双方互让妥协的余地小。
在两条战线上对峙的财力压力必定造成国库陷入左支右绌、不能兼顾的困境。近10年间财政每年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或更快的速度增加收入。开足马力征税还祇是政府增收一个方面，它还在利用各种公开和隐蔽的途径提高收入，完成了大量私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比如，政府垄断土地所有权造成的房价畸高榨干了年轻人及其父母两代人的血汗，民众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支撑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连续繁荣和政府的土地财政。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通过价格控制把民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进行输送，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利用自己的利率控制权把存款利率长期压制在零以下的负值水平上，以致它在2011年的利润占到世界银行业总利润的20%。政府还利用货币发行权造成货币大幅贬值使大众财富不断缩水，使得本来就收入不高、仅够温饱的民众更加贫困化。在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未来陷入了普遍地焦虑之中，中国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阶段更加剧了普通人的无助感。人们对收入的下降今后会变得非常敏感，更重要的是，他们那即将告罄的可怜巴巴的钱袋子在告诉你，从那里实在榨不出多少干货了。 政府的收入水平目前已接近了极限。过去的许多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基础，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性盛宴已经落下帷幕，中国继美国、欧洲之后进入了经济下滑通道，今年的前几个月，中国经济明显表现出增长动力不足，强弩之末的迹象已经显现。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过去二十年并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奇迹，它从90年代开始的经济快速上升，不过是世界经济新一轮产业转移大潮和世界的强劲需求带来的结果，中国以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全球资本，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的金融危机迅速地改变了上述所有的有利条件，西方世界的需求萎缩，世界经济进入低潮期，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世界工厂的日子开始变得苦涩，而它又始终没有形成内生动力和内需拉动，经济减速已不需要预测，而是事实，也就是说，国家财政继续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不再存在。
权势者很容易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错觉，总以为自己掌握着一切，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可以缔造世界和平，可以扭转不利局势，但实际上，他们取得一些成功祇是因为顺应了潮流，他们能控制局面祇是因为局面还可以控制，他们能扭转局势是因为局势尚在可以扭转之时。穆巴拉克没能扭转2011年的局势，美国政府没能扭转2008年的局势，希腊政府以及整个欧盟扭转不了当前希腊和欧洲的债务危机。
改变是必然的，但人们常常使用粗糙的历史模拟来看待未来的改变，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改变将引起天下大乱。他们从中国长期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看到改变的不祥之兆，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经历的长期战乱更让人对政治和社会变化感到不安。在科学实验中，人们通过实验检验结果是否正确，但在历史领域，没有实验室可以复制历史，人们便祇能根据似是而非的“历史教训”作出结论，而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中国第三次来到了转型期，同上一次相比，无论是国内的经济社会条件还是国际大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发展足以为所有年轻人解决就业，这是社会安定的基本保障，也是消除战乱的根本因素。祇有普遍的贫穷和饥饿才会催生出大量的充当炮灰的同类，祇要没有了炮灰，任何想通过军队达到个人目的或者野心勃勃幻想成为乱世枭雄的人都是一场春秋大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而有便利，民主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迅速传播和深入大众，中国变革的主角将第一次由大众担刚，这决定政治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是和平的，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中国已别无选择。
一
黄岩岛事件突然揭去了覆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中国在世界的真实地位和处境。政府多年来精心织造出来的面纱使自己一直未能看清周边和国际环境的实际图景。
从两国军力和经济实力对比上看，中国和菲律宾完全不具有对称性。中国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军队，每年的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菲律宾什么也不是，它在黄岩岛同中方对峙的军舰，即最先进的军舰是2011年购买的美国退役巡逻舰，其海军现役的83艘舰艇也全是陈旧的二手货。
菲律宾政府就像赌场上的“老千”有计划地控制着赌局，为把赌局做大，它先是不断扩大事态，激怒中国，诱使中方不断押牌加码，等到中国出动渔政310船好象是作出最坏的打算时，“老千”也亮出了它的王牌，要求东盟国家选边站队。接下来，中国方面撤出渔政310船。大国一方首先退步，黄海紧张的战争气氛骤然缓解。所有人都知道，中菲发生肢体冲突的可能性已近于零，至于其后的语言冲突就只能算是外交上的你来我往了。
黄岩岛事件在中国撤出渔政310船已经告一段落，但它对中国来说不是危机的结束，而祇是危机的开始。
中国和菲律宾都不想在黄岩岛兵戎相见，但在双方已经拉开架式后，不管是威胁还是准备一搏，先行退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示弱，而不是体现大人大量的宽宏。
在两个力量完全不对称的国家中以小制大，这在世界史上都属罕见，祇有在一个老大帝国的黄昏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它成为周边或内部活跃的小掠食者围捕的对象。菲律宾背靠美国的支持，同时有东盟10国作它的外交后盾，它有把握地预测，中国不敢对自己发动军事打击。但中国也可以预测，菲律宾也不敢进行战争冒险，美国虽然制约着中国，但也制约着菲律宾，它不可能被菲律宾拖入一场十分危险的战争。
菲律宾的外交优势使中国方面进退两难。如果打，难保美国及其盟国不深度介入，如果说美国当年与苏联达成了互不干涉各自在势力范围内的行动自由的默契，是因为美国和北约惮于苏联和华约的强大实力，那么美国今天对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忌惮。去年开始，它就已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强化其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非常明确地针对“中国威胁”，并受到中国东部和南部多数邻国的欢迎，把它当作可以倚重的力量抗衡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的还有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世界性和地区性大国，它们在面对中国时习惯地将自己称做民主国家的联盟。澳大利亚同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但它选择与美国军事结盟。美日同盟则一直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
中国一旦选择为黄岩岛而战，中国诉诸武力正好为“中国威胁论”作了事实上的注解，中国政府对东盟苦心经营多年的“睦邻互信”、“战略伙伴关系”可能就此结束，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同日本在钓鱼岛以及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南海的利益分歧的处理。
现在探讨另一种情况。如果放弃武力，坚持对话解决，后果将会同样糟糕。对话不难，但指望通过对话解决南海分歧则完全不切实际，它祇是把问题继续后推而已，但时间并不是都站在中国一边。虽然中国以后仍然可以继续在国际场合与东盟以战略伙伴握关系手言欢，但其实际意义几何不言自明。
武力威胁在国际交往中是避免使用武力所采取的常见的威慑策略，但威慑的效力必须建立在威胁可信的基础上，要避免使用武力有时就必须决心使用武力。为了使威胁变得可信，大国之间关键时刻不得不玩起危险的战争边缘游戏，通展示实力，显示决心，以阻吓对方。不可信的威胁不但无效，而且有害，比不威胁相比，其情形要坏十倍不止。中国在南海的威慑失效，可以想见的后果就是，越南、菲律宾等国对南海岛屿的蚕食行动今后会变本加厉，它还将进一步产生扩散效应，对中国今后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大国的行事能力是一个极大的削弱。
在中国同菲律宾的冲突背后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及军事博弈。在一对一的对抗中，实力较强的一方会获得胜利，而在国际棋盘上的对决，看的是盟国力量的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集团的力量决定了胜负，它两次挫败了强大的德国，它两次帮助弱国和小国坐到了赢家的席位上，羸弱的中国也由于同美国的盟国关系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了向世界说不的权力。
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周边环境在急剧发生变化，美国及其盟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军事部署和战略互动十分频繁，以美国为首的22国环太平洋2012海上大军演包括了该地区除中国之外所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国家，被中国视为准盟国的俄罗斯也参与其中。中国的孤立令国人吃惊。专家们和国家的报道机构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奇迹”将中国民众的自豪感推倒了世界屋脊的高度，他们觉得全世界都有求于崛起的中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欧洲要向北京寻求资金摆脱债务危机，一幅中国再次回到世界中心的画卷已然打开。黄岩岛事件猛然打开了一个窗口，民众通过它看到的是一个大国消瘦而孤独的身影，“世界第二”带来的虚幻快感消失之后，终于回到了现实中，由此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还需要时间去适应。当然，在“崛起”意识强烈的中国官媒看来，国际上孤立中国的阴谋恰好证明了中国的强大富足，那是中国因为崛起而招致的强烈嫉妒。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总是操着呆板乏味的语言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成不变的表态就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颇符合中国传统智慧的中庸温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好象理应在国际上收获许多朋友。而美国呢，到处插手世界事务，充当世界警察，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仅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它就两次打伊拉克，入侵阿富汗，制裁缅甸军政府，支持伊朗反对派，带头实施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而它每年发布国别人权报告，指控那些人权状况“极为糟糕”的国家，简直把“干涉别国内政”作为自己的内政在例行公事。 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能作出充分解释。崇拜强者的实用主义处世态度是人类通病，不止是日本民族才会这样，而且和盲目虚骄相比，它并没有更糟。而如果更深入一步地考察当代外交事务就会发现，国家实力仅仅祇代表国家形象的一个方面，一国的制度以及制度包含的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形象在当代外交中显得尤为重要。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血腥镇压人民时仍然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正如看到邻居失火不但自己不去扑救，还阻止他人扑救，是对生命和道义的漠视。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它的国内形象决定的。大英帝国时期英国政治家的一句名言“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祇有永久的利益”，揭示出了国家行为的基本特征，被奉为外交圭臬，但它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对利益的理解，不仅仅祇是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还包括了制度和价值观的利益。世界交往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民主国家之间都强调拥有共同的制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上述变化的缘由，是因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外交政策，现代外交打破了由少数政治家所垄断的局面。制度和制度所包含的价值观的利益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所在。每个国家的民意都倾向于支持拥有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可以断言，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被西方国家制裁和受到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的缅甸祇要实现了民主化，缅甸民主政府很快会把外交重心偏向西方。其实，这个过程自2011年总统吴登盛宣布放松新闻管制、释放政治犯和解除党禁时就已经开始，它已经单方面提出结束同中国在密松电站项目上的合作。
中国的孤立其实是制度的孤立。
二
外交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中国最近20年在国内实行的政策集中而清晰地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发展经济，而经济上的努力又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式理想结合起来。把政府的权力实用主义目标植入民族抱负的宏大历史命题中，这是所有威权政府为自己寻找合法基础的常用技巧。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让他们感受到经济上的实惠更是释放社会压力的减排措施，以收获近期政治利益，把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消解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另一个重大施政目标是稳定压倒一切，它是不是也压倒经济官方未加阐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它与第一个目标是辨证的统一，它宣讲这样一种中国试的政治经济学，祇有发展经济才能维护政治稳定，而祇有维护政治稳定才能获得谋求发展的环境，维稳因此事关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体人民的福祉。但权力的逻辑则昭示，经济与政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发展经济从属?政治权力的需要。
国内政策的思维和它所体现的理念一定会反应到对外政策上，发展经济的国内目标在同世界交往中变为经济外交，通过物质利益或者叫经济利益的诱导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而同时也对对方形成一定的约束，这一策略就是中国古代的“羁縻”政策。它一度获益颇丰。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的巨大投资机会和第一人口大国不可限量的市场潜力，让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地抢滩中国，它们的政府积极予以配合。1997年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对东盟出手相援，既展示了不凡的经济实力，又颇获邻国的感激。近些年，中国的巨额订单是中国的外交大礼包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局希望以经济外交实现两大目标，一是表明自己崛起，同时也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善意，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是“和平崛起”，是世界秩序的维稳者，同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完全不同。但是，其他国家并不会按照你宣布的意图去理解，而是认为“崛起”就意味着一种改变国际秩序的力量出现，新的崛起者将会象历史上的强国一样谋求用武力改变既有秩序。这样推测中国的确没有道理，因为事实上，中国的权力历来都不奉行向外扩张的霸权主义，而是表现为向内扩张的强权主义，中国崛起的宣示并不是为了谋求对世界或地区的领导，主要是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通过显示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来激发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提高政府的凝聚力。尽管一些更加了解中国的观察者指出中国的强大是一个可疑的事实，一方面民众普遍的低水平收入与一个强国的实际不符，另一方面，国内突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则对它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但“中国威胁论”还是日趋流行起来。
“中国威胁论”获得市场与其说是因为中国实力很强大，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外交立场很特殊。以下事实并非偶然，它几乎支持所有那几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府。中国的立场虽然从国内政治的因素可以理解，但很难说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别国看来，作为大国，它没有表现出对人类普遍利益--人权价值的尊重和维护。中国方面对中东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革命的负面评价和对利比亚、叙利亚独裁政权的支持，失去了阿拉伯人民的好感。从阿拉伯人民的角度上看，支持镇压人民的独裁政权正是对自己的威胁，是对人民获得自由的威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干预，直至出兵，则为自己塑造了值得信赖的人权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不管中国威胁是不是一个事实，“中国威胁论”却的确已成为中国外交一个不断加以澄清和消除其影响的重要课题。
中国虽然不能对美国造成重大利益威胁，但它的合作能减少世界警察的许多麻烦。然而，两国政府所期待的良性互动很难产生，它们一直在不断猜疑和价值观的反复冲突中加深分歧。贸易磨擦祇是表面上分歧严重，但实际上并非是根本因素，两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针锋相对表明，无法弥合的制度差异才是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它们不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就是正常地沟通都非常困难。
一方面官员们将自己的妻儿子女送去美国留学或定居，享受美国的自由，另一方面官方又始终把美国作为向中国输出自由价值观的“西方敌对势力”进行防范和抨击。
同处理美国关系时的极易激怒相比，中方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则要从容得多，因为在这里它是自信的，觉得有能力把控局势。中国的国际“维稳”策略（完全不同于国内的高压维稳政策）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体现最为充分，它对小邻居采取怀柔政策，尽力营造睦邻友好的氛围，通过加深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联系，使之最后在经济上倚重中国。利益安抚，而非力量威慑，差不多是中国唯一可用之计。在中国的推动下，2011年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虽然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没有起到约束东南亚国家的作用。 绕开价值观的经济至上在国内行不通，国际上同样行不通，在一个民主国家占绝大多数的世界上，民主语言才是外交的通用语言，不符合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一个大国必须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它如果祇能与世界少数几个镇压人民的政权同气相求，就越来越孤立。一个大国不是它因为块头高大，而是因为它对人类承担的责任重大，它要通过对世界民主和人权事业所作的贡献来显示自身价值，赢得世界的尊重，当它有一天用民主和人权的世界语同其他国家交流的时候，它不但发现这个世界时怀“亡我之心”的敌对势力要少得多（西方想灭亡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污化西方的众多言论中最离谱的之一，不要说任何国家都无法消灭也无法消化体积如此庞大的国家，即使傻子都知道，消灭中国就破坏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祇有害处，而绝无好处），而且也会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世界，产生以前所没有的自信和力量。
制度文明是人类全部文明的核心，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于人类的道德追求。人类幸福不是由经济指标决定的，而是因为人类对尊严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一个有道德的制度为所有人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基本人权提供同等保护。所有人都向往自由，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保障自由，而在于保障谁的自由：民主制度保障所有人同等的自由，使所有人获得尊严，专制制度则是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来保障统治者的绝对自由或者更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毫无疑义，一个使所有人拥有同等自由的制度比一个维护少数人绝对自由的制度更加道德。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间的对立和竞争是无法掩饰的制度对立和竞争。尽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有意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别是世界经济陷入麻烦而难缠的泥沼中之后，经济问题成为各国政府要处理和应对的主要事项。许多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也利字当头，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和政府要员展开公关，好象印证了中国古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具有绝对真理的价值，但各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制度胎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争夺时代把制度的对立竞争推到了极至，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豪言壮语“我们要把你们埋葬！”表明他对苏联制度和力量的极其自信，可最终被埋葬的是苏联制度--当然，埋葬它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民主和苏联人民。
三
科技的强弱，人口的多寡，资源丰富与否，都是决定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凝聚力。政府同人民形成一体，国力就强，而一个政府在国内有很多“敌对势力”的国家不可能强盛。同人民一体的政府，认真地履行自己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职责，国家和政府维护公民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尊严，权力听命人民和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民主政府在国内没有任何自己要打击和防范的敌对势力，国家内部因此具有很高的凝聚力。凡是在公民听命于权力集团并被严格监视的国家，权势者和无权大众之间持续紧张的对立就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力量消耗在对内部局势的控制上。不受外部约束的权力集团一旦其内部也丧失约束能力，权力就呈现出流氓化的一般趋势，打，砸，抢，瞒，哄，骗，一样不少。社会被仇恨所撕裂和分崩离析的前景不祇是令统治者感到害怕，也同样让公众深感不安。
政治清明，社会公正，人民生活富裕，即使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也有它的力量--被称为软实力的力量。它的一党执政的成功经验使中国官方产生了极大兴趣，它似乎与中国执政者加强党的领导的急切要求正好吻合，30年来，这个人口规模仅相当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南洋小国几乎成了中国官方朝拜的圣地，一批又一批官员组团去实地学习它善治的智慧和经验，试图取回为官的真经。两国体制某点表面的相似性（一党掌权）使中国方面看不到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的巨大差别，它们的制度差别并不亚于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别。
黄岩岛危机在这时出现，是个不小的麻烦。中菲在这个小岛的冲突最后结果目前尚不可知，但大局势已经十分明朗，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拉开了序幕。除了菲律宾狂购军备充塞武库，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也已迅速加入军购的行列，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目标：中国。
从国内维稳经费（官方称应该叫公共安全经费）超过军费开支的事实，把对国内的维稳称做一场战争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据媒体报道，中国2012年的维稳经费达7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当年6300亿元的国防经费，而一支专门的维稳部队即武警部队，其规模和装备已堪比解放军。维稳经费的不断攀升与国内群体性事件的连年增加以及与官民紧张程度不断加剧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明确，随着社会冲突进一步恶性发展，所要付出的财力肯定要持续高攀，同时还得面对来自几个国家的军备竞争，即使不发生战争也必须要为战争作准备。
没有任何国家强大到这种地步，其国力可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理性的选择当然是放弃一场战争，即同其中的一方实现和解，化干戈为玉帛。但事实上不能高估人类的理性作用，人类的贪欲使他们更加倾向于追求成为通吃的赢家。即便是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内斗仍然没有止息，或为消耗对手，或为保存自身实力。况且当前面对的两场战争都有其特殊性，还不是真正的战争。在国家内部的冲突，其中的一方根本不是武装力量，但它凭着极大的人数优势和权利诉求的行为正当性，又足以对现有权力秩序造成致命威胁，维护权力的一方使用强大武力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凭借集中了全国所有重要资源的优势而不会妥协和解，除非另一方在精神上彻底缴械。要面对的另一场战争将主要是一场旷日持久、耗资极巨的军备竞争--这是保持相互威慑的必要基础，没有在短时间内解决分歧的可能。南海局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祇是一场局部战争，不会直接威胁到国内权力秩序，权力的性质决定对外妥协和解比对内妥协和解容易得多，但南海问题的性质——小国具有多数和外交优势，中国实力稍胜一筹——又决定双方互让妥协的余地小。
在两条战线上对峙的财力压力必定造成国库陷入左支右绌、不能兼顾的困境。近10年间财政每年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或更快的速度增加收入。开足马力征税还祇是政府增收一个方面，它还在利用各种公开和隐蔽的途径提高收入，完成了大量私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比如，政府垄断土地所有权造成的房价畸高榨干了年轻人及其父母两代人的血汗，民众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支撑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连续繁荣和政府的土地财政。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通过价格控制把民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进行输送，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利用自己的利率控制权把存款利率长期压制在零以下的负值水平上，以致它在2011年的利润占到世界银行业总利润的20%。政府还利用货币发行权造成货币大幅贬值使大众财富不断缩水，使得本来就收入不高、仅够温饱的民众更加贫困化。在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未来陷入了普遍地焦虑之中，中国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阶段更加剧了普通人的无助感。人们对收入的下降今后会变得非常敏感，更重要的是，他们那即将告罄的可怜巴巴的钱袋子在告诉你，从那里实在榨不出多少干货了。 政府的收入水平目前已接近了极限。过去的许多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基础，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性盛宴已经落下帷幕，中国继美国、欧洲之后进入了经济下滑通道，今年的前几个月，中国经济明显表现出增长动力不足，强弩之末的迹象已经显现。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过去二十年并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奇迹，它从90年代开始的经济快速上升，不过是世界经济新一轮产业转移大潮和世界的强劲需求带来的结果，中国以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全球资本，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的金融危机迅速地改变了上述所有的有利条件，西方世界的需求萎缩，世界经济进入低潮期，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世界工厂的日子开始变得苦涩，而它又始终没有形成内生动力和内需拉动，经济减速已不需要预测，而是事实，也就是说，国家财政继续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不再存在。
权势者很容易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错觉，总以为自己掌握着一切，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可以缔造世界和平，可以扭转不利局势，但实际上，他们取得一些成功祇是因为顺应了潮流，他们能控制局面祇是因为局面还可以控制，他们能扭转局势是因为局势尚在可以扭转之时。穆巴拉克没能扭转2011年的局势，美国政府没能扭转2008年的局势，希腊政府以及整个欧盟扭转不了当前希腊和欧洲的债务危机。
改变是必然的，但人们常常使用粗糙的历史模拟来看待未来的改变，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改变将引起天下大乱。他们从中国长期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看到改变的不祥之兆，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经历的长期战乱更让人对政治和社会变化感到不安。在科学实验中，人们通过实验检验结果是否正确，但在历史领域，没有实验室可以复制历史，人们便祇能根据似是而非的“历史教训”作出结论，而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中国第三次来到了转型期，同上一次相比，无论是国内的经济社会条件还是国际大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发展足以为所有年轻人解决就业，这是社会安定的基本保障，也是消除战乱的根本因素。祇有普遍的贫穷和饥饿才会催生出大量的充当炮灰的同类，祇要没有了炮灰，任何想通过军队达到个人目的或者野心勃勃幻想成为乱世枭雄的人都是一场春秋大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而有便利，民主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迅速传播和深入大众，中国变革的主角将第一次由大众担刚，这决定政治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是和平的，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中国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