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历马年春节，《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热播，那里不仅藏着美食的秘密，还有陈晓卿自己的、被糖衣包裹着的忧与惧。
观众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期待是真实而热烈的，就像那顿年夜饭，他们等待着这部系列纪录片带来丰沛的食欲享受。但这些天来，总导演陈晓卿—京城著名“美食雷达”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份盒饭，然后在他一个接一个会议中变凉。
他显得不紧不慢，兴致勃勃，实际上，他日程紧促，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拍照，那是一个小区里的空地，去往那里的途中，他看了看右边的别墅群，“不会把我放那儿吧？我跟那种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又转向左边，是建筑工地一排破旧的挡板，“我的生活更多是在这里。”荒草丛里寒风刺骨，陈晓卿努力挤出笑容，他要赶赴一个推不掉的饭局，这个时刻意味着他必然迟到，他在电话里点菜，这是他作为一个美食家或者说“吃货”的使命，他作为总编导的《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更奠定了他在美食这一领域的地位，但从不混美食圈—他从不把如何获取一种食材滋味最精细的方式津津乐道，他心怀忧与惧，但无法直白说明，于是他把它们裹上美食的糖衣，以欢快、温馨的方式道出。
找到故事
因为《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备受关注。
此前他对这种关注稍显“准备不足”，他觉得这部系列纪录片只是“比较软，没有背负多么沉重的教化，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但开播当周，收视均值比各地方卫视热播剧如《甄嬛传》以及家庭剧《夫妻那些事》高出许多。陈晓卿去外地，当地官员根本不知道纪录片频道，让他多跟中央二套学学，“他们最近播了个《舌尖上的中国》，很不错。”他在高铁上，听到前排的人聊天，“现在我只看央视九频道了……”那些时刻的陈晓卿，正如白岩松打趣的，“自从拍了《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就像变了一个人，每到一个场合，都十分紧张，唯恐别人认出他，更怕没人认出他。”
郁闷随之而来，几乎每两三天他都要收到一通电话，“我们很愿意上节目，就是你们要的价太高了，能不能少点？”《舌尖》太火了，许多人打着剧组的名义到商家骗吃骗喝骗钱，陈晓卿不知道背了多少黑锅。还有一次，一个市长专程来京找他，希望《舌尖Ⅱ》能够到自己所在的市拍一段，因为第一季拍了邻近的市，“没法向500万父老乡亲交代。”
他从最早就坚持“舌尖”系列不涉及商业，但这些关系依然让他困扰。好在这个系列纪录片的叙述方式在第一季里已经理顺，陈晓卿此后最大的精力，花在剪辑《舌尖Ⅱ》上。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每集时长50分钟，分为《时节》 《脚步》 《心传》 《家常》 《秘境》 《相逢》 《三餐》七集。重要的工作是找人，仅仅作为片花播放的一对追逐花香、行程上万里的养蜂夫妇，调研组找了两个月。养蜂人不少，但大多数“脸很苦”，这对夫妇不同。“他们俩太耀眼了，一见到没法不喜欢”，一个帐篷幕天席地，点起火，女人给男人炒自己做的豆腐吃，“天地真大，家就那么一小点，但真的快乐。”
拍摄并不总是成功的，陈晓卿拍摄春节骑摩托车返乡，试图传达一种亲情，但路上的间隙家长总是打牌、喝酒，偶尔在摄制组的提醒下跟孩子玩了一会儿，但表情很明显心思不在这儿。“拍到最后不知道在拍什么了。” 最终，这个故事被放弃，十几万元打了水漂。
经过了精心筛选，《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再次打动人是必然的。如何做一个好的电视纪录片，陈晓卿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必须把创作者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介绍的事情介绍清楚。“稿件第一遍修改，除了一个导演坚持要用的一个顺口溜，其他俗语、诗词、文言句子全部删掉，它们就是纪录片中的难点，如果你埋了很多，观众肯定不会再看下去。”同时他严格遵循视听学的规律，所有的故事长度都控制在八分钟之内，“好莱坞做过实验，八分钟是视听觉的极限，再美的东西看八分钟关注度也会下降。”《舌尖上的中国》节奏明快，故事性强，叙述层次感清晰，信息量密度设置合理，种种的“恰如其分”，背后都是精心的设置，“你必须很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如果只是用优美的文学词汇来掩盖你对目标的茫然，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舌尖》火了之后，有许多纪录片尤其是美食纪录片在模仿它的样式，陈晓卿觉得，“他们可能丢掉了更宝贵的东西：自我对美食的认识。”他从不去参加各种“创作经验分享会”，他怕让这个行业的人觉得，做到《舌尖》这样就够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嫌做菜特别麻烦，或者就喜欢高大上，人均消费一千以下的餐厅绝不肯去，那就不要来做这样的纪录片。”
中国人现在的生活
除了喜欢吃，陈晓卿觉得《舌尖》的成功之道还在于它关注中国人现在的生活。
拍摄《舌尖Ⅱ》，是又一次关注“中国人现在的生活”的旅程。“过程中我们接触中国现实挺深的”，陈晓卿说，在镜头前流下眼泪的受访者不下十个人。一个陪读妈妈，在家乡是科长，在异地处处受气，她租了个小房子，只是想为孩子天天做饭；一个用最古老的办法做煎饼的人家，爷爷奶奶带着孙子过活，那个七八岁的小孩子说着说着就哭了，他想爸爸了。
“我们看到了基层生活的艰辛，看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正因为此我们不想把这个片子做得苦哈哈的，而是希望它能传达出一些温暖、善意，表达出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坚韧。”陈晓卿给导演们写了一句话：“我们在这个时代经历了太多的喜悦和悲伤，而中国人总是特别知道怎么样把痛苦掩藏在心里，同时把所有的喜悦用四季不同的美食呈现出来。”
这正是《舌尖上的中国》试图阐释的意义：美食总是被上帝奖赏给那些最勤劳的人。陈晓卿去雷笋的拍摄地，看到笋长出的那几天，村民们早上四点就起床上山挖笋，整个村子都空了，满载回家，男人们去吃酒，女人们全部剥笋，剥一斤笋挣五分钱，剥一整天也就能挣十块。陈晓卿问一位老妈妈，你们家都能住这么漂亮的、园林一般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剥笋？老妈妈答：如果闲着，这十块钱不就丢掉了吗？“我明白了为什么富裕的地方越来越富裕，因为他们太勤劳了。”他也感喟那些在强大而悠久的农业文明滋养下生活的人们，一户在悬崖绝壁上种玉米的人家，一年劳作只能顾得上自家饮食，但“爷爷像爷爷，孙子像孙子，儿媳妇就是儿媳妇，他们可能也没怎么念过书，但就是那么有道统。”美食是土地给人的馈赠，自给的尊严也是。 说起这些的陈晓卿，因为开了数个会议而充满倦容的脸上又燃起向往，他怀念做导演拍片的时候，渴望像自己的偶像菲尔·阿格兰德那样的拍片方式：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所有人都出去，只剩他和主人公待在一起，“这才是人与人的交流。谁都不想在办公室里，多枯燥。但如果没有人坐办公室，就可能更多的人拍不好片子。”他喜欢小津的那句“我是卖豆腐的，我只做豆腐”，但他现在是“又做豆腐又吆喝豆腐”，他很想在2014年歇一歇，但话锋一转，“我是公家人，公家安排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凭纪录片摆脱抑郁
他的个性收束在那一张黝黑的、经常微笑的脸庞后面。1982年，陈晓卿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喜欢安静，选择了摄影专业，大学四年他一直是老师喜欢的乖学生，被推荐免试读研，专修摄影美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纪录片生涯。
他并未对命运的这一安排有挑拣，在正式进入央视之前，他在大四便在此实习，出差拍了七天，收集很多素材，回来后编成一条新闻。陈晓卿心疼自己拍的东西，偷偷在机房里做出一个15分钟的片子，被台里领导刘效礼偶然看到，起名叫《战士从这里起步》，作为建军节献礼片播出。
他开始在纪录片行业崭露头角，在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到北京广播学院讲课时候，他作为唯一听课的学生代表把《战士从这里起步》放给伊文思看，伊文思的那句话至今仍然在影响着陈晓卿，“你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此前他受到的教育是“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但伊文思让他知道，纪录片不只是按照编导的意图寻找什么，还要表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本身。
在国内许多纪录片沦落为充满宣教意味的科教片的时候，陈晓卿的片子总是有浓郁的“人味儿”，他敏感于细节内反映的时代变迁，表现保姆生活的《远在北京的家》灵感就来自他寒假坐火车回家时遇到的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们故意卷着舌尖模仿北京方言。他在安徽找到22个第一次去北京当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那一刻开始跟拍；《龙脊》意在反映希望工程，这是极易成为“给领导看的片子”的题材，但陈晓卿记得的是那一条从早上走到下午两点的进山的路，以及困极而眠被惊醒时看到的几个局促的乡村老师，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中央来的人”。《龙脊》几个月拍完，摄制组走的时候全村一千多人送到山口，大家都哭了。
那算得上中国纪录片的精彩年代，“大家对这个东西还不了解，只要不是特别反动的，都能尝试。”陈晓卿收获了许多职业自豪感，“在电视同行里一说自己是做纪录片的，对方就觉得，我们是做家常菜的，您是做海参鲍鱼的”。
但2000年之后，纪录片行业下滑，央视主要的纪录片栏目《见证》的播出时间越来越晚，直到凌晨之后，那段时间陈晓卿和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不是‘见证’，而是‘见鬼’。”他尝试过离开央视，进了一家商业性电视台，但待了一星期就受不了那种假惺惺的气氛，又回来了。但他依然感到厌倦，有十几天，他关掉手机消失了。
那是陈晓卿第一次抑郁症。使他痊愈的还是纪录片，非典时他和同事们拍摄了《地坛医院六十天》，为抗击非典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纪录片迷人的光芒依然在他面前闪烁，他停了药，认识了一帮新朋友，也即是当下著名的“老男人局”中的人物，“在电视台工作时间久了的人很少有这个圈子以外的目标，但认识他们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电视台的人，谁在朋友圈里发什么‘电视台的黄昏’、‘央视的窘境’之类的话题，我从来不转。”他对未来有了信心，因为“媒介还是外物”，他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是出版人“老六”张立宪，“他让周围的朋友们都喜欢专注地做一件事，渐渐做出一点成就感。”封新城说过，陈晓卿的状态是他向往的境界—或一头扎进什么地方拍个纪录片，或约一帮老男人喝大酒，或写写博客回忆美食和故乡。
一个人像一支队伍
陈晓卿的纪录片让人笃信他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但他说自己并不爱好讲故事，“它是我的职业，但我更喜欢做一个聆听者，感受生活。”
他不喜欢好莱坞大片，他宁愿看一些独立制作人拍的纪录片，细致，缓慢，“让我能够更加真切地认识这个社会。”为了解释，他打了个比方：三十年后的人要想知道2011年到2015年中国人的生活，一些独立制片人的作品会比《舌尖上的中国》更能反映这段时间的真实。但身为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的陈晓卿知道，如果电视台只播这样的片子，就是死路一条。
“许多片子我特别喜欢，譬如《寻找小糖人》 《音乐人生》，看的时候非常感动，但在电视台播出后，一看收视率令人万念俱灰。我们的观众群太强大了，想跟肥皂剧和娱乐节目分一杯羹，我们的态度需要特别谦卑，诚恳地告诉观众，纪录片也不错。只有争取了最大的观众群才可能让其中更多的人喜欢像《寻找小糖人》这样的作品。”
这是当下陈晓卿的拧巴所在。体制内的身份让他充满“被安排”，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他要坐在天花板低矮的办公室里，之后再跟导演们讨论片子到十一二点甚至凌晨，“每天离开办公室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家里的床。”他小小的抱怨，但并不真的愤懑，他显得温厚、易于相处，他承认自己是温和的改良派，渴望变革和更大的空间。纪录片的微妙处，还在于那一分敏感，他说自己“装可爱，装孝顺，让领导看到阳光灿烂”，这是他寻觅行业空间的方法论。
“我心里有一个想表达的东西，真的那么拍，不一定能播出去，把它放在《舌尖》的框架里，可能会让一些人隐隐约约知道我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挺巧妙的角度。”他笑称自己“油滑”，过往那些现场那些故事都积淀在他血液里，“到我这个岁数，不再需要靠外界给我能量，已经是一个人像一支队伍了”。
观众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期待是真实而热烈的，就像那顿年夜饭，他们等待着这部系列纪录片带来丰沛的食欲享受。但这些天来，总导演陈晓卿—京城著名“美食雷达”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份盒饭，然后在他一个接一个会议中变凉。
他显得不紧不慢，兴致勃勃，实际上，他日程紧促，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拍照，那是一个小区里的空地，去往那里的途中，他看了看右边的别墅群，“不会把我放那儿吧？我跟那种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又转向左边，是建筑工地一排破旧的挡板，“我的生活更多是在这里。”荒草丛里寒风刺骨，陈晓卿努力挤出笑容，他要赶赴一个推不掉的饭局，这个时刻意味着他必然迟到，他在电话里点菜，这是他作为一个美食家或者说“吃货”的使命，他作为总编导的《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更奠定了他在美食这一领域的地位，但从不混美食圈—他从不把如何获取一种食材滋味最精细的方式津津乐道，他心怀忧与惧，但无法直白说明，于是他把它们裹上美食的糖衣，以欢快、温馨的方式道出。
找到故事
因为《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备受关注。
此前他对这种关注稍显“准备不足”，他觉得这部系列纪录片只是“比较软，没有背负多么沉重的教化，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但开播当周，收视均值比各地方卫视热播剧如《甄嬛传》以及家庭剧《夫妻那些事》高出许多。陈晓卿去外地，当地官员根本不知道纪录片频道，让他多跟中央二套学学，“他们最近播了个《舌尖上的中国》，很不错。”他在高铁上，听到前排的人聊天，“现在我只看央视九频道了……”那些时刻的陈晓卿，正如白岩松打趣的，“自从拍了《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就像变了一个人，每到一个场合，都十分紧张，唯恐别人认出他，更怕没人认出他。”
郁闷随之而来，几乎每两三天他都要收到一通电话，“我们很愿意上节目，就是你们要的价太高了，能不能少点？”《舌尖》太火了，许多人打着剧组的名义到商家骗吃骗喝骗钱，陈晓卿不知道背了多少黑锅。还有一次，一个市长专程来京找他，希望《舌尖Ⅱ》能够到自己所在的市拍一段，因为第一季拍了邻近的市，“没法向500万父老乡亲交代。”
他从最早就坚持“舌尖”系列不涉及商业，但这些关系依然让他困扰。好在这个系列纪录片的叙述方式在第一季里已经理顺，陈晓卿此后最大的精力，花在剪辑《舌尖Ⅱ》上。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每集时长50分钟，分为《时节》 《脚步》 《心传》 《家常》 《秘境》 《相逢》 《三餐》七集。重要的工作是找人，仅仅作为片花播放的一对追逐花香、行程上万里的养蜂夫妇，调研组找了两个月。养蜂人不少，但大多数“脸很苦”，这对夫妇不同。“他们俩太耀眼了，一见到没法不喜欢”，一个帐篷幕天席地，点起火，女人给男人炒自己做的豆腐吃，“天地真大，家就那么一小点，但真的快乐。”
拍摄并不总是成功的，陈晓卿拍摄春节骑摩托车返乡，试图传达一种亲情，但路上的间隙家长总是打牌、喝酒，偶尔在摄制组的提醒下跟孩子玩了一会儿，但表情很明显心思不在这儿。“拍到最后不知道在拍什么了。” 最终，这个故事被放弃，十几万元打了水漂。
经过了精心筛选，《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再次打动人是必然的。如何做一个好的电视纪录片，陈晓卿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必须把创作者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介绍的事情介绍清楚。“稿件第一遍修改，除了一个导演坚持要用的一个顺口溜，其他俗语、诗词、文言句子全部删掉，它们就是纪录片中的难点，如果你埋了很多，观众肯定不会再看下去。”同时他严格遵循视听学的规律，所有的故事长度都控制在八分钟之内，“好莱坞做过实验，八分钟是视听觉的极限，再美的东西看八分钟关注度也会下降。”《舌尖上的中国》节奏明快，故事性强，叙述层次感清晰，信息量密度设置合理，种种的“恰如其分”，背后都是精心的设置，“你必须很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如果只是用优美的文学词汇来掩盖你对目标的茫然，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舌尖》火了之后，有许多纪录片尤其是美食纪录片在模仿它的样式，陈晓卿觉得，“他们可能丢掉了更宝贵的东西：自我对美食的认识。”他从不去参加各种“创作经验分享会”，他怕让这个行业的人觉得，做到《舌尖》这样就够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嫌做菜特别麻烦，或者就喜欢高大上，人均消费一千以下的餐厅绝不肯去，那就不要来做这样的纪录片。”
中国人现在的生活
除了喜欢吃，陈晓卿觉得《舌尖》的成功之道还在于它关注中国人现在的生活。
拍摄《舌尖Ⅱ》，是又一次关注“中国人现在的生活”的旅程。“过程中我们接触中国现实挺深的”，陈晓卿说，在镜头前流下眼泪的受访者不下十个人。一个陪读妈妈，在家乡是科长，在异地处处受气，她租了个小房子，只是想为孩子天天做饭；一个用最古老的办法做煎饼的人家，爷爷奶奶带着孙子过活，那个七八岁的小孩子说着说着就哭了，他想爸爸了。
“我们看到了基层生活的艰辛，看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正因为此我们不想把这个片子做得苦哈哈的，而是希望它能传达出一些温暖、善意，表达出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坚韧。”陈晓卿给导演们写了一句话：“我们在这个时代经历了太多的喜悦和悲伤，而中国人总是特别知道怎么样把痛苦掩藏在心里，同时把所有的喜悦用四季不同的美食呈现出来。”
这正是《舌尖上的中国》试图阐释的意义：美食总是被上帝奖赏给那些最勤劳的人。陈晓卿去雷笋的拍摄地，看到笋长出的那几天，村民们早上四点就起床上山挖笋，整个村子都空了，满载回家，男人们去吃酒，女人们全部剥笋，剥一斤笋挣五分钱，剥一整天也就能挣十块。陈晓卿问一位老妈妈，你们家都能住这么漂亮的、园林一般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剥笋？老妈妈答：如果闲着，这十块钱不就丢掉了吗？“我明白了为什么富裕的地方越来越富裕，因为他们太勤劳了。”他也感喟那些在强大而悠久的农业文明滋养下生活的人们，一户在悬崖绝壁上种玉米的人家，一年劳作只能顾得上自家饮食，但“爷爷像爷爷，孙子像孙子，儿媳妇就是儿媳妇，他们可能也没怎么念过书，但就是那么有道统。”美食是土地给人的馈赠，自给的尊严也是。 说起这些的陈晓卿，因为开了数个会议而充满倦容的脸上又燃起向往，他怀念做导演拍片的时候，渴望像自己的偶像菲尔·阿格兰德那样的拍片方式：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所有人都出去，只剩他和主人公待在一起，“这才是人与人的交流。谁都不想在办公室里，多枯燥。但如果没有人坐办公室，就可能更多的人拍不好片子。”他喜欢小津的那句“我是卖豆腐的，我只做豆腐”，但他现在是“又做豆腐又吆喝豆腐”，他很想在2014年歇一歇，但话锋一转，“我是公家人，公家安排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凭纪录片摆脱抑郁
他的个性收束在那一张黝黑的、经常微笑的脸庞后面。1982年，陈晓卿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喜欢安静，选择了摄影专业，大学四年他一直是老师喜欢的乖学生，被推荐免试读研，专修摄影美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纪录片生涯。
他并未对命运的这一安排有挑拣，在正式进入央视之前，他在大四便在此实习，出差拍了七天，收集很多素材，回来后编成一条新闻。陈晓卿心疼自己拍的东西，偷偷在机房里做出一个15分钟的片子，被台里领导刘效礼偶然看到，起名叫《战士从这里起步》，作为建军节献礼片播出。
他开始在纪录片行业崭露头角，在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到北京广播学院讲课时候，他作为唯一听课的学生代表把《战士从这里起步》放给伊文思看，伊文思的那句话至今仍然在影响着陈晓卿，“你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此前他受到的教育是“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但伊文思让他知道，纪录片不只是按照编导的意图寻找什么，还要表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本身。
在国内许多纪录片沦落为充满宣教意味的科教片的时候，陈晓卿的片子总是有浓郁的“人味儿”，他敏感于细节内反映的时代变迁，表现保姆生活的《远在北京的家》灵感就来自他寒假坐火车回家时遇到的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们故意卷着舌尖模仿北京方言。他在安徽找到22个第一次去北京当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那一刻开始跟拍；《龙脊》意在反映希望工程，这是极易成为“给领导看的片子”的题材，但陈晓卿记得的是那一条从早上走到下午两点的进山的路，以及困极而眠被惊醒时看到的几个局促的乡村老师，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中央来的人”。《龙脊》几个月拍完，摄制组走的时候全村一千多人送到山口，大家都哭了。
那算得上中国纪录片的精彩年代，“大家对这个东西还不了解，只要不是特别反动的，都能尝试。”陈晓卿收获了许多职业自豪感，“在电视同行里一说自己是做纪录片的，对方就觉得，我们是做家常菜的，您是做海参鲍鱼的”。
但2000年之后，纪录片行业下滑，央视主要的纪录片栏目《见证》的播出时间越来越晚，直到凌晨之后，那段时间陈晓卿和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不是‘见证’，而是‘见鬼’。”他尝试过离开央视，进了一家商业性电视台，但待了一星期就受不了那种假惺惺的气氛，又回来了。但他依然感到厌倦，有十几天，他关掉手机消失了。
那是陈晓卿第一次抑郁症。使他痊愈的还是纪录片，非典时他和同事们拍摄了《地坛医院六十天》，为抗击非典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纪录片迷人的光芒依然在他面前闪烁，他停了药，认识了一帮新朋友，也即是当下著名的“老男人局”中的人物，“在电视台工作时间久了的人很少有这个圈子以外的目标，但认识他们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电视台的人，谁在朋友圈里发什么‘电视台的黄昏’、‘央视的窘境’之类的话题，我从来不转。”他对未来有了信心，因为“媒介还是外物”，他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是出版人“老六”张立宪，“他让周围的朋友们都喜欢专注地做一件事，渐渐做出一点成就感。”封新城说过，陈晓卿的状态是他向往的境界—或一头扎进什么地方拍个纪录片，或约一帮老男人喝大酒，或写写博客回忆美食和故乡。
一个人像一支队伍
陈晓卿的纪录片让人笃信他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但他说自己并不爱好讲故事，“它是我的职业，但我更喜欢做一个聆听者，感受生活。”
他不喜欢好莱坞大片，他宁愿看一些独立制作人拍的纪录片，细致，缓慢，“让我能够更加真切地认识这个社会。”为了解释，他打了个比方：三十年后的人要想知道2011年到2015年中国人的生活，一些独立制片人的作品会比《舌尖上的中国》更能反映这段时间的真实。但身为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的陈晓卿知道，如果电视台只播这样的片子，就是死路一条。
“许多片子我特别喜欢，譬如《寻找小糖人》 《音乐人生》，看的时候非常感动，但在电视台播出后，一看收视率令人万念俱灰。我们的观众群太强大了，想跟肥皂剧和娱乐节目分一杯羹，我们的态度需要特别谦卑，诚恳地告诉观众，纪录片也不错。只有争取了最大的观众群才可能让其中更多的人喜欢像《寻找小糖人》这样的作品。”
这是当下陈晓卿的拧巴所在。体制内的身份让他充满“被安排”，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他要坐在天花板低矮的办公室里，之后再跟导演们讨论片子到十一二点甚至凌晨，“每天离开办公室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家里的床。”他小小的抱怨，但并不真的愤懑，他显得温厚、易于相处，他承认自己是温和的改良派，渴望变革和更大的空间。纪录片的微妙处，还在于那一分敏感，他说自己“装可爱，装孝顺，让领导看到阳光灿烂”，这是他寻觅行业空间的方法论。
“我心里有一个想表达的东西，真的那么拍，不一定能播出去，把它放在《舌尖》的框架里，可能会让一些人隐隐约约知道我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挺巧妙的角度。”他笑称自己“油滑”，过往那些现场那些故事都积淀在他血液里，“到我这个岁数，不再需要靠外界给我能量，已经是一个人像一支队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