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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老板“跑路”事件的爆发，使一直暗流涌动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浮出了水面
诞生于次贷危机后的好莱坞商战电影《华尔街2》有一个副标题——金钱永不眠。不错，金钱像猎犬，具有极其敏感的嗅觉，可以在第一时间闻到哪里有钱生钱的机会，并且会第一时间奔向那里。股市、楼市、艺术品、黄金……各种投资市场已经以无数次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金钱在逐利的同时，往往也会陷入贪婪的 深渊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自我毁灭。2011年，中国大地上四处横行的民间高利贷，便是这句话的最好印证。
高利贷风起云涌
在信贷紧缩、股市低迷、楼市调控、物价高企等因素影响下，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呈现“疯狂”态势，高达60%的年利息让“借贷之火”愈烧愈烈。
分析认为，民间借贷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范围广，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高，有的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三是参与者众，甚至有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
2011年以来，全国各地特别是“借贷之城”温州，频繁曝出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由于涉及面广，参与者多，影响力大，有专家认为，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很可能演变成“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规模的跑路实属罕见，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
据媒体报道，截至2011年10月初，浙江全省有228名企业主跑路，9人自杀。众多借贷人和担保公司老板“跑路”事件此起彼伏，引起了债主们的极度恐慌，大家纷纷上门讨债。
这些企业涉案金额都达到了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规模。担保公司的钱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来的，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把钱交给公司。一个担保公司老板跑路后，成百上千个普通家庭的借款就血本无归。
“一个老板跑路了之后，担保公司的老板势必抵不住，一个担保公司老板跑路后，跟他相关联的企业势必受到影响，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陈乃醒的担忧不无道理。2011年7月，浙江巨邦鞋业老板逃离企业，主要原因是涉足一家非法担保公司，担保公司老板出逃，他也被迫外逃。
“身陷高利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事，全国都有发生。浙江民间借贷活跃，表现得明显一些并不稀奇，温州毕竟是民间金融的风向标，不管是优势或弊端，都是最为集中和超前的。”浙江一金融监管机构官员称。
无独有偶。在享有内地“小香港”美誉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利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活动中。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正是由于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至于让月入8000元的80后白领甘愿放弃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老家投入“放贷事业”。
因豪车众多，有“宝马乡”著称的江苏北部贫困县泗洪县，在高利息的诱惑下，所有的村民开始疯狂入局。据泗洪县官方给出的数据，泗洪民间融资占到全县融资总规模的85%以上。而今泗洪民间高利贷资金链的断裂，使全县老百姓遭受的损失保守估计也有上亿元。
民间借贷乱象不止于此，崩盘事件屡有发生。福建安溪，一名村主任欠债3亿元逃往东南亚；江西崇仁，半年吸收存款上亿的占军辉卷款逃跑。另外，民间资本同样活跃的陕西神木，上千家地下钱庄危机四伏，炒房资金链恐将断裂。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信贷纠纷案呈上升趋势，仅2011年9月份60件开庭公告中，民间借贷纠纷占八成左右。
融资难+不务正业
自2010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来，央行已连续5次加息，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根收紧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使中小企业资金压力骤然升高，融资无门的企业主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这导致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
周德文表示，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达180%。
中小企业一般利用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称，2011年上半年，由于信贷紧缩，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道，致使中小企业对民间融资的追捧热度增加。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本身是民间资本的一部分，在民间借贷市场利率高涨情况下，部分中小企业也充当了债权者的角色。这导致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据了解，这些“跑路”企业大多从事皮鞋皮革、电器、眼镜、印刷、钢材、餐饮机械、阀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每一家涉及的资产都有上亿元。粗略计算，2011年所有出逃企业总资产有数百亿元。
由于制造业原料成本近年来增长较快，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150%，再加上用工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过快，导致出口利润率本来就低的传统企业，经营异常困难。温州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显著下降，平均利润仅为1%到3%，远远低于“老高”利息。
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老高”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的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然而周德文敏锐地觉察到暗藏的危机，“资本运作更来钱，谁还愿意干实业？但没人干实业，这个经济就是泡沫”。
温州拾贝资本俱乐部一位负责人称，老板出走事实上并没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为这些老板出逃的直接原因都不是由于主业的问题，而是由于参与赌博、借高利贷投资或者自身参与高利贷等高风险项目，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必须跑路。如果是企业亏损或者利润太低，最多只是关门，不会出逃。
周德文介绍，“跑路潮”只是当前温州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温州经济真正的病症在于大批企业主偏离此前的实体经济，以至于空心化日益严重，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当然，也有少数企业是由于盲目的产业扩张，而陷入高利贷恶性循环。“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9月21日表示，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面过广，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据网友爆料，胡福林真实欠款高达20多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光月息就高达2000多万元，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
作为眼镜行业的龙头，信泰每年的产值达到2.7亿，为了实现转型，在2008年成立了新能源事业部，先后投资组建了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业，投入巨大。然而，光伏是一个前期投入大、产出慢的行业。浙江中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盈利，而胡福林一直用眼镜厂来养光伏产业。然而，每年3亿的高利贷利息终于压垮了这只“海豚”。
在陈乃醒看来，尽管温州一直以来均有民间借贷的习惯，但由于“不务正业”式发展带来的不可确定性，温州的中小企业终于提前迎来了自己的寒冬。
民间借贷阴阳脸
温州老板“跑路”事件的爆发，使一直暗流涌动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浮出了水面。民间借贷是好是坏？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一时间，众说纷纭。
周德文认为，中小企业借助民间借贷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
82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出惊人，放高利贷不是剥削，“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他指出，“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资金应该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项目上，也就是能够支付最高利息的项目上。”
中国资深财经、地产评论家朱大鸣对充满血腥的高利贷持反对意见，“驴打滚式的高利贷连利润比较高的房地产都能吃掉，更不用说一些利润比较低的中小企业了。企业被吃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工人失业、黑势力泛起、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他还坚决反对《放贷人条例》中的将地下钱庄阳光化，他说，并不是反对民间资本合法化，而是反对没有对高利贷进行有效的规制就匆忙出炉法律。历史上被高利贷吃掉的企业很多，王朝也很多。没有一个朝代将高利贷合法化，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对高利贷行为进行严打。
据了解，近年来，全国发生了许多起与地下钱庄有关的重大案件，如重庆的560亿元地下钱庄案，吴英的非法集资案，扬州85亿地下钱庄洗黑钱等。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地下钱庄”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指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买卖外汇、跨境转款等非法经营业务活动的非法金融组织。其危害性较为隐蔽，许多群众对此并不了解。
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却不以为然，他说，“地下钱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进程中，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活跃东南沿海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地下钱庄放高利贷等行为，许小年认为，不要把高利贷看成是非法的，现在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空白的，如果实在要讲非法合法，请尽快出个法。
中国地下钱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私人钱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方培林。1984年9月，当时还是某医院普通会计的方培林，停薪留职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这家钱庄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但由于政策限制，开业的第二天就把牌子摘掉了。“方兴钱庄”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了温州众多地下钱庄的一员。随着民间资本的左冲右突，全国各地的民间金融开始以各种方式登上舞台，地下钱庄、标会、抬会、合会等信贷交易组织应运而生，从此揭开了中国地下钱庄暗潮涌动20多年的篇章。
众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广大中小企业嗷嗷待哺，缺电、缺人、还缺钱，没有抵押物，从大银行贷不来款，靠民间借贷恐怕不在少数，否则生存都成问题。”
“高利贷的对象都是弱势群体，高利贷也是仇恨播种机！这种饮鸩止渴的借贷往往造成家破人亡！人们会把这种仇恨转嫁给社会！”
引导民资入“正途”
“目前局面的根源不在民间借贷，而是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现有金融制度造成的。”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民间借贷本来就是正规金融的补充，企业只有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才会转向民间借贷——对他们来说，‘借’还有活的机会，不借，就是死。”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给民间资本提供了市场。如何正确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并向公众宣传非法高息融资的风险，以防民间借贷崩盘事件发生，是当前的一个严峻挑战。
茅于轼认为，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这么高的推手是国家对金融的垄断。如果更多的人搞民间借贷去了，全社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资金运用的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了。他直言，不放开民间借贷也不是办法，要让大家先做起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对于如何去合理地发展民间借贷，茅于轼道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出台一个法律，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用自己的钱去做民间借贷是不需要监管的，但你用别人的钱去赚钱需要监管，民间集资可能会有点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提出，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必须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各类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尝试，而其中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的合法化。
“区分非法集资与正常的民间融资，是让中国民间金融走向健康、走向市场的关键。” 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指出，受害者1万多人、集资额8.5亿元、范围横跨东北三省的南山集资案再次提醒监管层，放开民间金融、整肃民间金融秩序，已经刻不容缓。
周德文表示，国家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方面，已出台了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等。但是，政策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很多民间资本因额度、身份等问题，根本进不了合法化的渠道，因为享受不到金融机构的待遇而处境尴尬。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首次公开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金融传销、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厉打击和惩治。
针对如何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还有专家表示，应帮助中小企业真正实现技术转型，让中小企业回归到投资实体经济领域，可设立一些创新型的金融机构，专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据悉，温州等地“跑路潮”发生后，国家和地方对此高度重视，又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中小微型企业发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认为，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法规和政策已经不少了，但落实得不够，不要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空欢喜一场。
诞生于次贷危机后的好莱坞商战电影《华尔街2》有一个副标题——金钱永不眠。不错，金钱像猎犬，具有极其敏感的嗅觉，可以在第一时间闻到哪里有钱生钱的机会，并且会第一时间奔向那里。股市、楼市、艺术品、黄金……各种投资市场已经以无数次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金钱在逐利的同时，往往也会陷入贪婪的 深渊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自我毁灭。2011年，中国大地上四处横行的民间高利贷，便是这句话的最好印证。
高利贷风起云涌
在信贷紧缩、股市低迷、楼市调控、物价高企等因素影响下，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呈现“疯狂”态势，高达60%的年利息让“借贷之火”愈烧愈烈。
分析认为，民间借贷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范围广，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高，有的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三是参与者众，甚至有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
2011年以来，全国各地特别是“借贷之城”温州，频繁曝出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由于涉及面广，参与者多，影响力大，有专家认为，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很可能演变成“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规模的跑路实属罕见，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
据媒体报道，截至2011年10月初，浙江全省有228名企业主跑路，9人自杀。众多借贷人和担保公司老板“跑路”事件此起彼伏，引起了债主们的极度恐慌，大家纷纷上门讨债。
这些企业涉案金额都达到了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规模。担保公司的钱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来的，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把钱交给公司。一个担保公司老板跑路后，成百上千个普通家庭的借款就血本无归。
“一个老板跑路了之后，担保公司的老板势必抵不住，一个担保公司老板跑路后，跟他相关联的企业势必受到影响，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陈乃醒的担忧不无道理。2011年7月，浙江巨邦鞋业老板逃离企业，主要原因是涉足一家非法担保公司，担保公司老板出逃，他也被迫外逃。
“身陷高利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事，全国都有发生。浙江民间借贷活跃，表现得明显一些并不稀奇，温州毕竟是民间金融的风向标，不管是优势或弊端，都是最为集中和超前的。”浙江一金融监管机构官员称。
无独有偶。在享有内地“小香港”美誉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利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活动中。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正是由于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至于让月入8000元的80后白领甘愿放弃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老家投入“放贷事业”。
因豪车众多，有“宝马乡”著称的江苏北部贫困县泗洪县，在高利息的诱惑下，所有的村民开始疯狂入局。据泗洪县官方给出的数据，泗洪民间融资占到全县融资总规模的85%以上。而今泗洪民间高利贷资金链的断裂，使全县老百姓遭受的损失保守估计也有上亿元。
民间借贷乱象不止于此，崩盘事件屡有发生。福建安溪，一名村主任欠债3亿元逃往东南亚；江西崇仁，半年吸收存款上亿的占军辉卷款逃跑。另外，民间资本同样活跃的陕西神木，上千家地下钱庄危机四伏，炒房资金链恐将断裂。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信贷纠纷案呈上升趋势，仅2011年9月份60件开庭公告中，民间借贷纠纷占八成左右。
融资难+不务正业
自2010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来，央行已连续5次加息，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根收紧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使中小企业资金压力骤然升高，融资无门的企业主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这导致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
周德文表示，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达180%。
中小企业一般利用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称，2011年上半年，由于信贷紧缩，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道，致使中小企业对民间融资的追捧热度增加。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本身是民间资本的一部分，在民间借贷市场利率高涨情况下，部分中小企业也充当了债权者的角色。这导致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据了解，这些“跑路”企业大多从事皮鞋皮革、电器、眼镜、印刷、钢材、餐饮机械、阀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每一家涉及的资产都有上亿元。粗略计算，2011年所有出逃企业总资产有数百亿元。
由于制造业原料成本近年来增长较快，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150%，再加上用工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过快，导致出口利润率本来就低的传统企业，经营异常困难。温州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显著下降，平均利润仅为1%到3%，远远低于“老高”利息。
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老高”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的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然而周德文敏锐地觉察到暗藏的危机，“资本运作更来钱，谁还愿意干实业？但没人干实业，这个经济就是泡沫”。
温州拾贝资本俱乐部一位负责人称，老板出走事实上并没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为这些老板出逃的直接原因都不是由于主业的问题，而是由于参与赌博、借高利贷投资或者自身参与高利贷等高风险项目，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必须跑路。如果是企业亏损或者利润太低，最多只是关门，不会出逃。
周德文介绍，“跑路潮”只是当前温州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温州经济真正的病症在于大批企业主偏离此前的实体经济，以至于空心化日益严重，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当然，也有少数企业是由于盲目的产业扩张，而陷入高利贷恶性循环。“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9月21日表示，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面过广，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据网友爆料，胡福林真实欠款高达20多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光月息就高达2000多万元，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
作为眼镜行业的龙头，信泰每年的产值达到2.7亿，为了实现转型，在2008年成立了新能源事业部，先后投资组建了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业，投入巨大。然而，光伏是一个前期投入大、产出慢的行业。浙江中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盈利，而胡福林一直用眼镜厂来养光伏产业。然而，每年3亿的高利贷利息终于压垮了这只“海豚”。
在陈乃醒看来，尽管温州一直以来均有民间借贷的习惯，但由于“不务正业”式发展带来的不可确定性，温州的中小企业终于提前迎来了自己的寒冬。
民间借贷阴阳脸
温州老板“跑路”事件的爆发，使一直暗流涌动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浮出了水面。民间借贷是好是坏？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一时间，众说纷纭。
周德文认为，中小企业借助民间借贷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
82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出惊人，放高利贷不是剥削，“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他指出，“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资金应该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项目上，也就是能够支付最高利息的项目上。”
中国资深财经、地产评论家朱大鸣对充满血腥的高利贷持反对意见，“驴打滚式的高利贷连利润比较高的房地产都能吃掉，更不用说一些利润比较低的中小企业了。企业被吃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工人失业、黑势力泛起、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他还坚决反对《放贷人条例》中的将地下钱庄阳光化，他说，并不是反对民间资本合法化，而是反对没有对高利贷进行有效的规制就匆忙出炉法律。历史上被高利贷吃掉的企业很多，王朝也很多。没有一个朝代将高利贷合法化，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对高利贷行为进行严打。
据了解，近年来，全国发生了许多起与地下钱庄有关的重大案件，如重庆的560亿元地下钱庄案，吴英的非法集资案，扬州85亿地下钱庄洗黑钱等。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地下钱庄”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指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买卖外汇、跨境转款等非法经营业务活动的非法金融组织。其危害性较为隐蔽，许多群众对此并不了解。
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却不以为然，他说，“地下钱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进程中，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活跃东南沿海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地下钱庄放高利贷等行为，许小年认为，不要把高利贷看成是非法的，现在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空白的，如果实在要讲非法合法，请尽快出个法。
中国地下钱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私人钱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方培林。1984年9月，当时还是某医院普通会计的方培林，停薪留职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这家钱庄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但由于政策限制，开业的第二天就把牌子摘掉了。“方兴钱庄”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了温州众多地下钱庄的一员。随着民间资本的左冲右突，全国各地的民间金融开始以各种方式登上舞台，地下钱庄、标会、抬会、合会等信贷交易组织应运而生，从此揭开了中国地下钱庄暗潮涌动20多年的篇章。
众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广大中小企业嗷嗷待哺，缺电、缺人、还缺钱，没有抵押物，从大银行贷不来款，靠民间借贷恐怕不在少数，否则生存都成问题。”
“高利贷的对象都是弱势群体，高利贷也是仇恨播种机！这种饮鸩止渴的借贷往往造成家破人亡！人们会把这种仇恨转嫁给社会！”
引导民资入“正途”
“目前局面的根源不在民间借贷，而是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现有金融制度造成的。”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民间借贷本来就是正规金融的补充，企业只有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才会转向民间借贷——对他们来说，‘借’还有活的机会，不借，就是死。”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给民间资本提供了市场。如何正确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并向公众宣传非法高息融资的风险，以防民间借贷崩盘事件发生，是当前的一个严峻挑战。
茅于轼认为，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这么高的推手是国家对金融的垄断。如果更多的人搞民间借贷去了，全社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资金运用的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了。他直言，不放开民间借贷也不是办法，要让大家先做起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对于如何去合理地发展民间借贷，茅于轼道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出台一个法律，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用自己的钱去做民间借贷是不需要监管的，但你用别人的钱去赚钱需要监管，民间集资可能会有点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提出，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必须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各类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尝试，而其中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的合法化。
“区分非法集资与正常的民间融资，是让中国民间金融走向健康、走向市场的关键。” 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指出，受害者1万多人、集资额8.5亿元、范围横跨东北三省的南山集资案再次提醒监管层，放开民间金融、整肃民间金融秩序，已经刻不容缓。
周德文表示，国家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方面，已出台了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等。但是，政策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很多民间资本因额度、身份等问题，根本进不了合法化的渠道，因为享受不到金融机构的待遇而处境尴尬。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首次公开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金融传销、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厉打击和惩治。
针对如何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还有专家表示，应帮助中小企业真正实现技术转型，让中小企业回归到投资实体经济领域，可设立一些创新型的金融机构，专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据悉，温州等地“跑路潮”发生后，国家和地方对此高度重视，又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中小微型企业发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认为，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法规和政策已经不少了，但落实得不够，不要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空欢喜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