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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昆的科幻小说融合了严整的科学逻辑与超凡的想象力，用硬朗的技术设定绘制出细腻的人文画卷。这种超越科技与人文边界的写作风格与其多元化的教育、职业背景密不可分。作为一名作家，刘宇昆曾两度斩获世界科幻界最高奖。作为一名译者，他成功地将刘慈欣、郝景芳、陈楸帆等人介绍给了西方科幻界，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引领者。
丰富的跨学科经历给刘宇昆带来了充足的科幻创作素材与灵感。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学科的交互影响。如《生活的负担》中的考古学与税法、《结绳记事》中的基因技术与知识产权法、《可数集》中的数学与心理学等。对技术话语的熟稔是成为一名优秀科幻作家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诚如刘宇昆所言：“科幻小说最后还是小说，小说讲来讲去总是要讲人的故事……所谓科幻小说，不过是用科幻这种方法来探讨人性，科幻不过是一种比喻。”卢楚函：《刘宇昆，写温柔的科幻小说》，《环球人物》2015年第10期。因此，他才在作品中不断引入诸如后人类、后工业、后殖民等具有当下意义与未来指向的人文议题。使其个人风格得以彰显的，恰恰是他在探讨这类议题时所表现出的思辨能力与诗意情感。他对科技变革的哲思、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与对科学的终极追问没有造成概念化的弊病，而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琐碎、家庭成员间的温情与艺术形象的美感。
一、科技的身体哲思
在“未来三部曲”中，刘宇昆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奇点降临后的未来世界，通过“大脑扫描”与“意识上载”，人类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永生。然而，“永生技术”带来的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的剧变，却使人类社会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热切拥抱未来的技术崇拜者毅然决然地抛弃肉身，将意识上载到数据中心，欢庆灵魂的永生与自由;而固执的“奇点遗民”们则坚信只有切实的肉身体验才能证明一个“人”活着，也只有死亡才能定义生命。（“未来三部曲”之二《奇点遗民》）
事实上，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并不缺乏对灵肉关系、生死难题的深刻探讨，其中突出者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都曾对这一古老命题给出了属于各自时代的经典“回答”。那么，刘宇昆以科幻形式进行的哲学探索，其特殊性何在呢？
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关于灵肉问题的探讨，其宏观背景通常与宗教神话中的灵肉考验有关，其个人视角则往往关涉主人公的情爱抉择。然而，在刘宇昆的笔下，灵魂与肉身的取舍被放置在了关乎人类整体存亡的科技变革背景下。这使得思想上的哲学追问化作了行动上的生死抉择。与此同时，其叙述背景的宏观性并不以牺牲个人视角为代价——刘宇昆将灵与肉、生与死的哲学沉思，具象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与理念的交融碰撞。“未来三部曲”之一的《迦太基玫瑰》就属此例。小说将灵魂与肉身之间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象征性地放在一对性格各异、命运迥然的姐妹身上。在文中，姐姐以第一人称视角追忆了妹妹是如何自愿抛弃肉身，成为第一例“大脑扫描”活体实验品的往事。妹妹热衷于旅行，在流动不居中不断地更新自我意识，似受困的灵魂一样向往自由。被强暴的屈辱记忆与父亲猝然离世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她更加确信身体是“薄弱而又有缺陷的，总是会背叛你”。②④〔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59、55、90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于是，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她成了技术尚未成熟的“人类数字化工程”的牺牲品;与之相反，姐姐并不寄希望于用技术来逃避肉身的缺陷。她热爱烹饪、享受日常生活的诗意和家庭的温馨，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出生地，似肉身般稳定而惰性。她相信“身体是聪明的，它会比意识更清楚地表达活着意味着什么”。
②
灵魂与肉身的关系，是西方哲学中一个恒久的命题。从柏拉图、奥古斯都到笛卡尔，灵魂始终处于哲思的中心，肉身则遭到贬抑与漠视。这样的灵肉关系直至尼采、福柯等人笔下才发生翻转：灵魂逐渐淡出文化中心，沉默的肉身浮出历史地表，在后现代社会获得有力地表达，但也不免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蒙上消费主义的阴影。面对这一传统的哲学难题，刘宇昆以科幻形式进行的探讨既没有陷入灵魂否定肉身的哲思陷阱，又未站在肉身反叛灵魂的极端立场上。尽管我们可以从刘宇昆对叙述者的选择，对感官经验的细腻描摹中，体会到他对剥离肉体生命的上载技术、对纯然精神化的生存方式的审慎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宇昆在哲学观念上对灵魂的否定和抛弃。我们可以从这对姐妹存在差异、又相互滋养的性格描述中，解读出刘宇昆对灵魂与肉身亲密关系的珍视。他的“回答”似乎更近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灵魂与肉身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出自同源。它们通过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知觉”与“行为”，统一于含混的“身体”概念中，而只有通过这种灵肉合一的“身体”，我们才能获得在世的感知。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161-192页，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灵肉合一的“身体”观念在“未来三部曲”之三的《世外桃源》中得到了更加具象化的表现。出生于奇点降临后的芮妮，是纯意识的生命存在。她诞生于父母算法的结合，生活在可容纳三千亿人类意识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是一个算法的世界，在这里，人类的意识不仅获得了永生，还可以往来于多维度，创造属于自己的多维宇宙。在芮妮的想象中，肉体意味着局限与束缚，而曾以肉身形式存在过的母亲却不以为然，“纯粹的数学之美和想象空间里的景象非常奇妙，但它们不真实。我们凭借虚拟的存在，获得了永生的能力，却丧失了人性。我們转向内在，却忘了星星和外面的世界”。
④对“人性”的怀念与探索宇宙的渴望令母亲再度回到真实世界，以意识控制机器人进行星际探索。而女儿芮妮也在母亲的带领下，化身为一架飞行器，体验了一天真实世界的生活。意识与金属躯体的结合，仿佛灵魂与肉身分离之后的重聚。真实世界的海量信息令芮妮震惊不已，沧海桑田的时空巨变也令她陷入了有关生命与死亡的沉思。于是，借助科幻，刘宇昆在文本世界中完成了一次灵肉剥离又重聚的“实验”，给予传统哲学命题一个情境化的讨论空间。事实上，这些思想实验的设计可能并不完全为了回答诸如灵魂与肉身孰轻孰重、“永生”是否可能这类问题，其中也包含了对技术伦理的进一步追问：技术进步能否给予人类一个更加完美的未来，在“人工进化”的过程中，人类是否需要保持固有的生命形态与人性内涵，等等。在“未来三部曲”中，刘宇昆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意识上载”可能带来灵魂与肉身的彻底分离，造成不可挽回的“异化”，而回到“人性”的方式就是回到那个灵肉合一、具有必死之局限性的“身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宇昆是一个彻底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像卢梭那般将科技视为人类堕落的根源，将希望寄托于返璞归真的原始生活。见〔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第25-43页，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事实上，在另外一些作品中，面对奇点降临与人类的自我进化，刘宇昆也曾对“科技救世”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乐观。例如，在“末日三部曲”之《解枷神灵》与《天堂战争》中，是“人工智慧”（上载的人类意识与互联网的结合所产生的生命形式）中的某些“人类憎恶者”，通过介入军事系统，引发了世界性的战争。然而，同样也是“人工智慧”中的某些“人性尚存者”，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拯救了人类的末日危机。仿佛为了进一步展现科技助力人类自我进化的正面特质，在“末日三部曲”之《死得其所》中，刘宇昆又塑造了一对姐妹形象。她们分别出生于真实世界与赛博世界，后者来自意识上载后的父亲与他人算法的结合。作为一种纯意识的生命，妹妹无法理解姐姐在现实世界中的非理性情绪与“肉身化”的感官体验，姐姐也无法跟上妹妹每秒几十亿次电流的高效思维与通过传感器实现的“算法式”感官体验。尽管差异巨大，姐妹俩在磕磕碰碰中却始终互相照应，努力而笨拙地试图理解对方。
“末日三部曲”中的姐妹形象呼应着“未来三部曲”中的姐妹形象。虽然同样隐喻着意识与物质、灵魂与肉身的差异，但对于奇点降临的技术变革，“末日”却远比“未来”乐观：《死得其所》中，在以肉身形式存在的姐姐看来，肉体知觉是存在的基础，脱离肉体的生命是不真实的;而在以纯意识形式存在的妹妹看来，肉体形式的生存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世界正在耗费中逐渐走向毁灭，“意识上载”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下一阶段，“向往过去是致命的。农夫初次进入工业时代的农场，或许也会怀念维持生计的低效农业生产。可我们必须敞开怀抱接受变革，勇于适应，在充满脆弱的海洋里寻求一条新路”。〔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374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在这里，刘宇昆似乎站在了“未来三部曲”的相对视角，给予那个“何以为人”的终极问题另一种“回答”：后人类语境正不断将“人性”的概念重新问题化。事实上，有关“人性”何为的旧有主张，也是由“一套清晰的关于‘人’的假设所构建的”。〔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第223页，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如果说姐姐对肉身、生命与人性关系的固有理解是受限于社会历史语境的话语建构，那么妹妹所呼吁的“意识上载”变革为什么不能带来后人类语境下“人性”内涵的重新书写呢？技术带来的所谓“异化”也有可能是“进化”，“人性”的美好未必会丧失于技术变革之中。正如《死得其所》中姐妹俩求同存异、携手并进的结尾那样，人类与后人类也许并非截然不同、无法沟通的两个物种。尽管在身体观念、思维模式与感知方式上存在天壤之别，但它们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构成了二者联结的基础，而那恰是孕育“人性”的源头所在。
二、技术的伦理反思
如果说在涉及灵肉关系与“人”之定义的终极问题上，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刘宇昆将科技的价值描摹得亦正亦邪、充满了伦理的含混性，对奇点技术表现出希望与焦虑并存的暧昧态度。那么，在科学技术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实践相互协作的方面，刘宇昆则表现出强烈的伦理反思意识。他对技术控制下的人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揭示出工业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极权统治与殖民逻辑，及其导致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种族与种族、物种与物种之间关系的异化。
在反映经济与科技协作的文本中，刘宇昆刺破了消费主义温情脉脉的外表，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技术统治对人性的秘密操控。在《真正的艺术家》中，“大萨米”（Big Semi）——旗语电影公司的核心计算机处理器，将人类员工观影时的“情感反馈”，甚至是影评者对电影的指瑕，都纳入算法中，以此制作出“完美”的电影剧本。“大萨米唯一挂念的是创作出像瑞士手表一样精心打造的作品，领着观众沿精密的情感曲线前行，确保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哭和笑。”②〔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107、140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如此一来，艺术及其包含的人性内涵也被数字化和工业化了。人类内在的情感体验变成一种可预测和控制的消费需求，其批判性思维也被纳入工业生产的合理规划中，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力量。《广告御免》中的投资人迈克尔在试用一款广告滤除眼镜时，曾对无广告的世界大为赞赏，但很快就陷入了对广告的怀念中：“偶尔净化一下心灵确实挺好，但却不能这样过一辈子”。②这则短篇表面上讽刺了广告的无孔不入，暗中却调侃了被消费主义“驯化”的荒谬人性。
“广告御免术”在技术上看似否定了消费主义，却在效用上重新肯定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真正的艺术家》中的主人公对电影的批评非但没有造成旗语公司的创作危机，反而促进了“完美”剧本的诞生。否定性的力量皆被理性地整合进社会生产中，刘宇昆对这类文本的结局设定似乎暗示了一种马尔库塞式的“单向度未来”。在这样的未来中，技术进步没有带来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反而強化了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它将人的情感、灵性、批判力与反思力都置于技术控制下，使之成为工业化的对象与消费经济的目标。据此，“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④〔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1、185页，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发达工业社会将生产出一个个毫无差别的完美消费者，而个体也将失去想象别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
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技术协作不仅塑造了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甚至渗透进了微观的人际关系中。在表现这类问题时，刘宇昆往往将其具象化为一种破损的家庭关系。“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的手段”，
④这些手段集中体现了将“不合理事物合理化”的技术消费悖论：当主人公们试图用技术产品满足不合理的情感与欲望时，反而陷入了技术消费的物质陷阱与永难填补的情感黑洞中。 《幻影》中的父亲曾借助拟真技术与旧情人鸳梦重温，却不幸被女儿撞破。父女关系由此疏远。父亲对女儿的回忆于是永远停留在她未知事以前。利用拟真技术，父亲一遍遍地还原女儿天真浪漫的幼年幻影，沉浸于父女亲密无间的回忆中。而女儿却从此不再使用拟真技术。她认为，拟真技术并不如其宣传的那样能够采集和保存记忆，事实上，它正用谎言和欺骗不断地扰乱现实。在这个文本中，拟真产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我们渴望通过拟真技术捕捉现实，从逝去的时间中获取记忆的幻影，却反而使得现实受到了幻象的扭曲，亲情受到了不合理欲望的阻隔，造成永难弥补的缺失。尽管女儿认定拟真技术具有欺骗性，却始终无法摆脱目击幻象现场的心理阴影。父亲则在以技术产品代偿亲情缺失的成瘾动作中，不断体验获得与失去的悖论循环。无论是抵制拟真技术的女儿，还是创造拟真技术的父亲，都陷入了技术产品制造的物质“幻象”中，无力修补真实世界中的情感创伤。
在涉及种族关系的问题时，刘宇昆将目光聚焦在了科学技术与殖民主义的协作上。在《杀敌算法》中，主人公凯拉设计出的计算机程序能够代替美军士兵做出更加精准的判断，操纵无人机对疑似敌人实施打击。这样的“杀敌算法”似乎提高了战争的效率，但却不可能穷尽战争的复杂性，错误的打击案例仍然不可避免。尽管不曾亲身参战，但作为程序设计者的凯拉却陷入了与父亲（一位自裁谢罪的旧式无人机操纵者）同样的战争症候中：技术正日益将杀戮变成一种日常化与合理化的“电子游戏”，它可以降低强势种族在战争中的牺牲，使其变为一场己方无伤亡的“文明”战争，但却无法掩盖强势种族对弱势种族生杀予夺的野蛮本相。它可以使杀戮者与其对象之间保持疏离关系，却无法免除杀戮者道德上的自我否定。然而，刘宇昆并没有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杀戮者，而是指向了造成这种非人处境的社会制度。在他对凯拉父女的道德困境充满同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杀戮者，还是被戮者，其实都是技术军事化与殖民战争的受害者。杀戮者尽管可以站在技术的制高点上对敌人实施打击，但他们也仅仅是资本主义死亡政治经济学的战争机器之一。如利奥塔的“非人”一般，他们的苦痛源自效率至上的技术加诸人类的疏离化与去人性化后果。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第76-79页，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在《结绳记事》中，来自美国的医药开发者汤姆，将生活在缅甸边境、与世隔绝的喃族人的结绳技艺，应用于蛋白质分子链的折叠上，从中归纳出蛋白质结构的算法，用于医药的开发。作为“回报”，汤姆将耐旱的转基因稻种送给了久困于干旱的喃族人。这桩看似公平的交易，却暗含着技术殖民的陷阱——尽管汤姆的种子带来了稻米的丰产，但是这种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却是不育的。为了生存，喃族人必须每年向美国的农业公司购买新种。技术的便利变成了饮鸩止渴的债务。越来越多的喃族人开始离开村庄，融入了山下的现代生活。强势种族用一颗种子，以及这颗种子背后资本、技术与法律的整体运作彻底改变了弱势种族的生存方式。更为荒诞的是，强势种族所谓的知识产权法显然不具有普世性，它仅仅是技术殖民的合法性修辞，拒不保护喃族人的古老智慧。《结绳记事》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文本。其中，西方与非西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再以20世纪早期的军事占领为表现形式，而是隐藏在技术援助的温情面具背后。通过一个前现代村庄被殖民化的故事，刘宇昆将这种知识与权力的互利运作暴露出来，同时也对技术殖民及其合法性话语的建构提出了质疑。
回溯西方现代化与科幻小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科幻小说的出现，尤其是其中乌托邦文类的产生，与历史上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有着深厚渊源。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望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物质欲望一起，催生了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撒播，也催生了《乌托邦》《新大西岛》等早期游记式乌托邦小说的诞生。刘宇昆在获得星云、雨果双奖之后的专访中谈道：“科幻之所以在英美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与西方人面对多文化、多族群接触问题有关，他们一直必须思考如何面对‘異己’。科幻中的外星文明叙事，可以看成这种社会心态在文学上的映射。”孙薇：《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族裔意识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的确，在后殖民时代，当民族独立与解放已成为世界主流，西方文化中向外探索的殖民冲动似乎更多地被移植到了星际科幻叙事当中，而与异己接触的焦虑也经常性地表现为科幻作品中人类与外星物种的接触。与之相应地，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协作，也成为继西方中心主义之后，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家们持续关切的问题，刘宇昆也不例外。
在《星球钻探》中，人类在星际殖民的欲望驱动下，制造了可以改造星球、使之适宜人类居住的钻探器。不承想，被改造的星球本身就具有生命意识，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改造”于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殖民杀戮”。在《无血战争》中，大批地球AI被派往目标殖民星球Alara，企图以自爆方式摧毁Alara星的机器人。在这一过程中，地球AI遭到了Alara机器人的同化。当自爆程序的设计者莎拉前往调查时，发现所谓的Alara“机器人”并非外星人操纵的军事工具，而是一种名为“永生机”的机械生命。地球AI在与它们接触后，纷纷突破了人类设定的生命与机器的界限，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新物种。尽管莎拉否认AI具有同人类一般的智能与感知力，AI们还是救下了企图自爆的莎拉，并对她实施审判：“你和你的同类奴役其他的心灵，并强迫它们，也就是我们，去为杀戮而死。这是毫无道理的犯罪行为。它表明你们完全蔑视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美〕刘宇昆：《无血战争》，《科幻世界》2015年第4期。在这里，AI的表现似乎更符合我们对“人性”的期待，它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与普遍的共情能力，都反衬出作为设计者与操纵者的人类在面对异己生命时的自私与残忍。那么，是否只有人类才配拥有所谓的“人性”呢？人类借助技术手段对诸如机器人、动物等非人物种实施的利用是否具有伦理合法性？是否应当将人类内部的平等原则适当延伸至非人物种上呢？ 也许真正具有自主意识的AI尚未诞生，后人类时代也未完全到来。但是，借助科幻虚构，刘宇昆将人类可能面临的人机关系困境抛掷在读者面前，迫使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局限，及其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某种共性：它们都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以对种族/物种进行分级的形式构建西方对非西方/人类对非人类的统治关系。正是这种殖民思维与科学技术的协作，造成了20世纪人类的种种暴行：殖民屠杀、种族清洗、物种灭绝等，不一而足。而这些暴行的苦果也正由人类自身所饱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就是某种具有先天之恶的事物，技术也可能是建立主体间性、开启新的伦理形式的重要环节。在《无血战争》中，借助于永生机的技术，AI们才救下莎拉的意识，并将其与机械肉身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介于机器与人类之间的新物种——赛博格（Cyborg）。在小说的结尾，刘宇昆赋予莎拉沟通地球与Alara星的使命，因为她的存在已然打破了人机之间界限，也解构了人与非人物种之间的等级关系。
刘宇昆并不是一位“黄金时代”式的科幻作家，对科技的超越性怀有绝对信心;也不是一位彻底的敌托邦（Dystopia）作家，对科技介入后的人类未来充满绝望的预见。事实上，他并不急于为科技的善恶下一个本质主义的论断。在他的笔下，科技并非伦理中立的工具，而是创造者与使用者的意图呈现，其动机与效用符合人性与否，才是伦理判断的根本依据。正是这种以人性为尺度的科技价值观，才使得他笔下的技术伦理反思融合了哲理的锋芒与人文的温度，充满了对极权统治与殖民主义倾轧下的弱势个体、族群与物种的关切与同情。
三、科技与人文的对话
如果说在前文所涉及的刘宇昆作品中，科技往往是某种思想实验的虚构背景，抑或是伦理反思的对象。那么，在下文论及的科幻小说中，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科技不仅体现了自身的思维特质，更显示出某种界域融合的倾向：科技被审美和人文化了，而人文也进入了科学公理的阐释空间。
《单笔特错误》中的泰勒和莉迪亚，分别象征着科技与宗教的思维方式。这对情侣具有同样的终极追求，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对于程序员泰勒而言，尽管宗教与艺术曾给予其精神上的慰藉，却始终无法使他进入无需理性验证的信仰状态。而坚信自己曾见过天使降临的莉迪亚，却是凭借直觉来信仰上帝的。莉迪亚身上的“上帝之光”令泰勒深深着迷，那恰恰是他所缺失的特质。一场偶然的车祸带走了莉迪亚的生命，悲痛的泰勒在追查事故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了名为“单笔特错误”的科学假说：某颗遥远恒星爆炸后产生的质子，可能在偶然间撞击了汽车集成电路板上的某个电子，导致了自动驾驶程序的单比特错误与汽车的失控。泰勒由此想到，莉迪亚所经历的天使降临有可能是大脑神经元的“单笔特错误”，它源自极端疲劳的身心状态所造成的虚假记忆。为了能与爱人在天堂团聚，泰勒开始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刻意造成脑内的“单笔特错误”，借此说服自己信仰上帝。然而，无论是在沙漠中徒步，还是冥想、电疗，甚至是去教堂，都无法使泰勒看到所谓的天使降临。多年以后，重回平静生活的泰勒在某个星夜突然灵光顿悟。在世俗光芒（妻子身后的照明使其周身呈现出的光晕）与宇宙光芒（初冬夜晚天狼星璀璨的星光）交相辉映的时刻，泰勒感到“所有的光经过不同距离，故而经历不同时间，向他射过来”。〔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129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他认识到，历史上，以及个人生命中所有看似偶然的瞬间——耶稣的降生、圣奥古斯都偷梨、莉迪亚的死亡、女儿的降生，或许都曾受到某颗来自遥远恒星的质子的轰击，它们的降临意味着宇宙与个人命运不可思议的联结。
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泰勒抵达了自己苦苦追寻的信仰状态，以一种不期然的方式与莉迪亚“团聚”了。只不过这种信仰既不是由科学理性直接验证的，也不是由宗教直觉全面引领的，而是二者的偶然巧合。在刘宇昆的巧思下，一个无神论者对爱情、信仰与真理的探寻被编织进一个旧情难忘的故事里。于是，在爱情的感召下，曾经替中世纪神学作注的科学成了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宗教”的理解基础，而曾经被科学革命排除出理性王国的宗教情感，又成了引领理性走向终极追求的诱因。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逻辑严整的推理、天马行空的假想都不仅仅是科学理性的运作，它们也成了诗意与美感的来源。
《灰尘花园》中，“舍利号”飞船上唯一的艺术家被电脑唤醒，负担起清扫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以便維持其他冬眠船员的供能。重复性的工作无聊且孤独。于是，工作之余，艺术家在电池板上留下一平方米的灰尘，建造美丽的微观花园以自娱。这块“灰尘花园”意外形成了电池板电力输出的峰值。在电脑的建议下，主人公开始用灰尘在整块电池板上进行艺术创作。当主人公在建造微观的巴特农神庙、北海九龙壁和埃及金字塔时，她也在赋予随机落下的灰尘以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她和电脑发现，“过于随机或过于规律都会使光线发生散射，只有准随机状态，部分可控的熵，才能发挥这种（电力增值的）作用。这些也就是艺术”。⑤〔美〕刘宇昆：《灰尘花园》，《小说界》2015年第6期。这些微观艺术品增强了电池板的吸收能力，使得飞船的储能足够船员们熬过漫长的外星冬季。秩序与混乱的平衡创造了美感，也制造出使生命得以延续的能量汇集。熵定律与美学规律在理解宇宙与生命、秩序与混乱的关系上达成了共识。仿佛宇宙在通过艺术品宣讲科学真理，也在通过科学定律传布艺术美感。
在这则短篇中，科学定理与艺术创作不再分属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阵营，而是共同表达了人类智慧的奇迹。就如斯蒂芬·科里尼在《两种文化》的再版导言中所写的那样，从微观环境上看，科技与人文的差异体现了智力活动的多样性，但从最大的共同框架来看，科技与人文实则“参与着一场共同的对话，或表现着一种共同的精神”，④〔英〕C.P.斯诺：《两种文化》，第39、43页，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科学’只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方面，与艺术和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一种表达”。
④这正是刘宇昆通过其科幻作品所致力于展现的文化图景。在他看来，“发明一种新的观看方式是艺术的一次巅峰，也是科学的”。⑤科幻，作为一种观看世界、文化与人性的特殊方式，正在科技哲理、伦理反思与跨学科对话等方面为我们提供新的文学可能性。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女性小说本土化倾向研究”（FJ2018B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游澜，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宁）
丰富的跨学科经历给刘宇昆带来了充足的科幻创作素材与灵感。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学科的交互影响。如《生活的负担》中的考古学与税法、《结绳记事》中的基因技术与知识产权法、《可数集》中的数学与心理学等。对技术话语的熟稔是成为一名优秀科幻作家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诚如刘宇昆所言：“科幻小说最后还是小说，小说讲来讲去总是要讲人的故事……所谓科幻小说，不过是用科幻这种方法来探讨人性，科幻不过是一种比喻。”卢楚函：《刘宇昆，写温柔的科幻小说》，《环球人物》2015年第10期。因此，他才在作品中不断引入诸如后人类、后工业、后殖民等具有当下意义与未来指向的人文议题。使其个人风格得以彰显的，恰恰是他在探讨这类议题时所表现出的思辨能力与诗意情感。他对科技变革的哲思、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与对科学的终极追问没有造成概念化的弊病，而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琐碎、家庭成员间的温情与艺术形象的美感。
一、科技的身体哲思
在“未来三部曲”中，刘宇昆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奇点降临后的未来世界，通过“大脑扫描”与“意识上载”，人类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永生。然而，“永生技术”带来的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的剧变，却使人类社会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热切拥抱未来的技术崇拜者毅然决然地抛弃肉身，将意识上载到数据中心，欢庆灵魂的永生与自由;而固执的“奇点遗民”们则坚信只有切实的肉身体验才能证明一个“人”活着，也只有死亡才能定义生命。（“未来三部曲”之二《奇点遗民》）
事实上，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并不缺乏对灵肉关系、生死难题的深刻探讨，其中突出者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都曾对这一古老命题给出了属于各自时代的经典“回答”。那么，刘宇昆以科幻形式进行的哲学探索，其特殊性何在呢？
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关于灵肉问题的探讨，其宏观背景通常与宗教神话中的灵肉考验有关，其个人视角则往往关涉主人公的情爱抉择。然而，在刘宇昆的笔下，灵魂与肉身的取舍被放置在了关乎人类整体存亡的科技变革背景下。这使得思想上的哲学追问化作了行动上的生死抉择。与此同时，其叙述背景的宏观性并不以牺牲个人视角为代价——刘宇昆将灵与肉、生与死的哲学沉思，具象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与理念的交融碰撞。“未来三部曲”之一的《迦太基玫瑰》就属此例。小说将灵魂与肉身之间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象征性地放在一对性格各异、命运迥然的姐妹身上。在文中，姐姐以第一人称视角追忆了妹妹是如何自愿抛弃肉身，成为第一例“大脑扫描”活体实验品的往事。妹妹热衷于旅行，在流动不居中不断地更新自我意识，似受困的灵魂一样向往自由。被强暴的屈辱记忆与父亲猝然离世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她更加确信身体是“薄弱而又有缺陷的，总是会背叛你”。②④〔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59、55、90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于是，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她成了技术尚未成熟的“人类数字化工程”的牺牲品;与之相反，姐姐并不寄希望于用技术来逃避肉身的缺陷。她热爱烹饪、享受日常生活的诗意和家庭的温馨，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出生地，似肉身般稳定而惰性。她相信“身体是聪明的，它会比意识更清楚地表达活着意味着什么”。
②
灵魂与肉身的关系，是西方哲学中一个恒久的命题。从柏拉图、奥古斯都到笛卡尔，灵魂始终处于哲思的中心，肉身则遭到贬抑与漠视。这样的灵肉关系直至尼采、福柯等人笔下才发生翻转：灵魂逐渐淡出文化中心，沉默的肉身浮出历史地表，在后现代社会获得有力地表达，但也不免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蒙上消费主义的阴影。面对这一传统的哲学难题，刘宇昆以科幻形式进行的探讨既没有陷入灵魂否定肉身的哲思陷阱，又未站在肉身反叛灵魂的极端立场上。尽管我们可以从刘宇昆对叙述者的选择，对感官经验的细腻描摹中，体会到他对剥离肉体生命的上载技术、对纯然精神化的生存方式的审慎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宇昆在哲学观念上对灵魂的否定和抛弃。我们可以从这对姐妹存在差异、又相互滋养的性格描述中，解读出刘宇昆对灵魂与肉身亲密关系的珍视。他的“回答”似乎更近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灵魂与肉身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出自同源。它们通过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知觉”与“行为”，统一于含混的“身体”概念中，而只有通过这种灵肉合一的“身体”，我们才能获得在世的感知。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161-192页，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灵肉合一的“身体”观念在“未来三部曲”之三的《世外桃源》中得到了更加具象化的表现。出生于奇点降临后的芮妮，是纯意识的生命存在。她诞生于父母算法的结合，生活在可容纳三千亿人类意识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是一个算法的世界，在这里，人类的意识不仅获得了永生，还可以往来于多维度，创造属于自己的多维宇宙。在芮妮的想象中，肉体意味着局限与束缚，而曾以肉身形式存在过的母亲却不以为然，“纯粹的数学之美和想象空间里的景象非常奇妙，但它们不真实。我们凭借虚拟的存在，获得了永生的能力，却丧失了人性。我們转向内在，却忘了星星和外面的世界”。
④对“人性”的怀念与探索宇宙的渴望令母亲再度回到真实世界，以意识控制机器人进行星际探索。而女儿芮妮也在母亲的带领下，化身为一架飞行器，体验了一天真实世界的生活。意识与金属躯体的结合，仿佛灵魂与肉身分离之后的重聚。真实世界的海量信息令芮妮震惊不已，沧海桑田的时空巨变也令她陷入了有关生命与死亡的沉思。于是，借助科幻，刘宇昆在文本世界中完成了一次灵肉剥离又重聚的“实验”，给予传统哲学命题一个情境化的讨论空间。事实上，这些思想实验的设计可能并不完全为了回答诸如灵魂与肉身孰轻孰重、“永生”是否可能这类问题，其中也包含了对技术伦理的进一步追问：技术进步能否给予人类一个更加完美的未来，在“人工进化”的过程中，人类是否需要保持固有的生命形态与人性内涵，等等。在“未来三部曲”中，刘宇昆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意识上载”可能带来灵魂与肉身的彻底分离，造成不可挽回的“异化”，而回到“人性”的方式就是回到那个灵肉合一、具有必死之局限性的“身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宇昆是一个彻底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像卢梭那般将科技视为人类堕落的根源，将希望寄托于返璞归真的原始生活。见〔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第25-43页，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事实上，在另外一些作品中，面对奇点降临与人类的自我进化，刘宇昆也曾对“科技救世”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乐观。例如，在“末日三部曲”之《解枷神灵》与《天堂战争》中，是“人工智慧”（上载的人类意识与互联网的结合所产生的生命形式）中的某些“人类憎恶者”，通过介入军事系统，引发了世界性的战争。然而，同样也是“人工智慧”中的某些“人性尚存者”，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拯救了人类的末日危机。仿佛为了进一步展现科技助力人类自我进化的正面特质，在“末日三部曲”之《死得其所》中，刘宇昆又塑造了一对姐妹形象。她们分别出生于真实世界与赛博世界，后者来自意识上载后的父亲与他人算法的结合。作为一种纯意识的生命，妹妹无法理解姐姐在现实世界中的非理性情绪与“肉身化”的感官体验，姐姐也无法跟上妹妹每秒几十亿次电流的高效思维与通过传感器实现的“算法式”感官体验。尽管差异巨大，姐妹俩在磕磕碰碰中却始终互相照应，努力而笨拙地试图理解对方。
“末日三部曲”中的姐妹形象呼应着“未来三部曲”中的姐妹形象。虽然同样隐喻着意识与物质、灵魂与肉身的差异，但对于奇点降临的技术变革，“末日”却远比“未来”乐观：《死得其所》中，在以肉身形式存在的姐姐看来，肉体知觉是存在的基础，脱离肉体的生命是不真实的;而在以纯意识形式存在的妹妹看来，肉体形式的生存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世界正在耗费中逐渐走向毁灭，“意识上载”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下一阶段，“向往过去是致命的。农夫初次进入工业时代的农场，或许也会怀念维持生计的低效农业生产。可我们必须敞开怀抱接受变革，勇于适应，在充满脆弱的海洋里寻求一条新路”。〔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374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在这里，刘宇昆似乎站在了“未来三部曲”的相对视角，给予那个“何以为人”的终极问题另一种“回答”：后人类语境正不断将“人性”的概念重新问题化。事实上，有关“人性”何为的旧有主张，也是由“一套清晰的关于‘人’的假设所构建的”。〔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第223页，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如果说姐姐对肉身、生命与人性关系的固有理解是受限于社会历史语境的话语建构，那么妹妹所呼吁的“意识上载”变革为什么不能带来后人类语境下“人性”内涵的重新书写呢？技术带来的所谓“异化”也有可能是“进化”，“人性”的美好未必会丧失于技术变革之中。正如《死得其所》中姐妹俩求同存异、携手并进的结尾那样，人类与后人类也许并非截然不同、无法沟通的两个物种。尽管在身体观念、思维模式与感知方式上存在天壤之别，但它们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构成了二者联结的基础，而那恰是孕育“人性”的源头所在。
二、技术的伦理反思
如果说在涉及灵肉关系与“人”之定义的终极问题上，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刘宇昆将科技的价值描摹得亦正亦邪、充满了伦理的含混性，对奇点技术表现出希望与焦虑并存的暧昧态度。那么，在科学技术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实践相互协作的方面，刘宇昆则表现出强烈的伦理反思意识。他对技术控制下的人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揭示出工业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极权统治与殖民逻辑，及其导致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种族与种族、物种与物种之间关系的异化。
在反映经济与科技协作的文本中，刘宇昆刺破了消费主义温情脉脉的外表，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技术统治对人性的秘密操控。在《真正的艺术家》中，“大萨米”（Big Semi）——旗语电影公司的核心计算机处理器，将人类员工观影时的“情感反馈”，甚至是影评者对电影的指瑕，都纳入算法中，以此制作出“完美”的电影剧本。“大萨米唯一挂念的是创作出像瑞士手表一样精心打造的作品，领着观众沿精密的情感曲线前行，确保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哭和笑。”②〔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107、140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如此一来，艺术及其包含的人性内涵也被数字化和工业化了。人类内在的情感体验变成一种可预测和控制的消费需求，其批判性思维也被纳入工业生产的合理规划中，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力量。《广告御免》中的投资人迈克尔在试用一款广告滤除眼镜时，曾对无广告的世界大为赞赏，但很快就陷入了对广告的怀念中：“偶尔净化一下心灵确实挺好，但却不能这样过一辈子”。②这则短篇表面上讽刺了广告的无孔不入，暗中却调侃了被消费主义“驯化”的荒谬人性。
“广告御免术”在技术上看似否定了消费主义，却在效用上重新肯定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真正的艺术家》中的主人公对电影的批评非但没有造成旗语公司的创作危机，反而促进了“完美”剧本的诞生。否定性的力量皆被理性地整合进社会生产中，刘宇昆对这类文本的结局设定似乎暗示了一种马尔库塞式的“单向度未来”。在这样的未来中，技术进步没有带来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反而強化了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它将人的情感、灵性、批判力与反思力都置于技术控制下，使之成为工业化的对象与消费经济的目标。据此，“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④〔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1、185页，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发达工业社会将生产出一个个毫无差别的完美消费者，而个体也将失去想象别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
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技术协作不仅塑造了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甚至渗透进了微观的人际关系中。在表现这类问题时，刘宇昆往往将其具象化为一种破损的家庭关系。“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的手段”，
④这些手段集中体现了将“不合理事物合理化”的技术消费悖论：当主人公们试图用技术产品满足不合理的情感与欲望时，反而陷入了技术消费的物质陷阱与永难填补的情感黑洞中。 《幻影》中的父亲曾借助拟真技术与旧情人鸳梦重温，却不幸被女儿撞破。父女关系由此疏远。父亲对女儿的回忆于是永远停留在她未知事以前。利用拟真技术，父亲一遍遍地还原女儿天真浪漫的幼年幻影，沉浸于父女亲密无间的回忆中。而女儿却从此不再使用拟真技术。她认为，拟真技术并不如其宣传的那样能够采集和保存记忆，事实上，它正用谎言和欺骗不断地扰乱现实。在这个文本中，拟真产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我们渴望通过拟真技术捕捉现实，从逝去的时间中获取记忆的幻影，却反而使得现实受到了幻象的扭曲，亲情受到了不合理欲望的阻隔，造成永难弥补的缺失。尽管女儿认定拟真技术具有欺骗性，却始终无法摆脱目击幻象现场的心理阴影。父亲则在以技术产品代偿亲情缺失的成瘾动作中，不断体验获得与失去的悖论循环。无论是抵制拟真技术的女儿，还是创造拟真技术的父亲，都陷入了技术产品制造的物质“幻象”中，无力修补真实世界中的情感创伤。
在涉及种族关系的问题时，刘宇昆将目光聚焦在了科学技术与殖民主义的协作上。在《杀敌算法》中，主人公凯拉设计出的计算机程序能够代替美军士兵做出更加精准的判断，操纵无人机对疑似敌人实施打击。这样的“杀敌算法”似乎提高了战争的效率，但却不可能穷尽战争的复杂性，错误的打击案例仍然不可避免。尽管不曾亲身参战，但作为程序设计者的凯拉却陷入了与父亲（一位自裁谢罪的旧式无人机操纵者）同样的战争症候中：技术正日益将杀戮变成一种日常化与合理化的“电子游戏”，它可以降低强势种族在战争中的牺牲，使其变为一场己方无伤亡的“文明”战争，但却无法掩盖强势种族对弱势种族生杀予夺的野蛮本相。它可以使杀戮者与其对象之间保持疏离关系，却无法免除杀戮者道德上的自我否定。然而，刘宇昆并没有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杀戮者，而是指向了造成这种非人处境的社会制度。在他对凯拉父女的道德困境充满同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杀戮者，还是被戮者，其实都是技术军事化与殖民战争的受害者。杀戮者尽管可以站在技术的制高点上对敌人实施打击，但他们也仅仅是资本主义死亡政治经济学的战争机器之一。如利奥塔的“非人”一般，他们的苦痛源自效率至上的技术加诸人类的疏离化与去人性化后果。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第76-79页，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在《结绳记事》中，来自美国的医药开发者汤姆，将生活在缅甸边境、与世隔绝的喃族人的结绳技艺，应用于蛋白质分子链的折叠上，从中归纳出蛋白质结构的算法，用于医药的开发。作为“回报”，汤姆将耐旱的转基因稻种送给了久困于干旱的喃族人。这桩看似公平的交易，却暗含着技术殖民的陷阱——尽管汤姆的种子带来了稻米的丰产，但是这种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却是不育的。为了生存，喃族人必须每年向美国的农业公司购买新种。技术的便利变成了饮鸩止渴的债务。越来越多的喃族人开始离开村庄，融入了山下的现代生活。强势种族用一颗种子，以及这颗种子背后资本、技术与法律的整体运作彻底改变了弱势种族的生存方式。更为荒诞的是，强势种族所谓的知识产权法显然不具有普世性，它仅仅是技术殖民的合法性修辞，拒不保护喃族人的古老智慧。《结绳记事》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文本。其中，西方与非西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再以20世纪早期的军事占领为表现形式，而是隐藏在技术援助的温情面具背后。通过一个前现代村庄被殖民化的故事，刘宇昆将这种知识与权力的互利运作暴露出来，同时也对技术殖民及其合法性话语的建构提出了质疑。
回溯西方现代化与科幻小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科幻小说的出现，尤其是其中乌托邦文类的产生，与历史上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有着深厚渊源。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望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物质欲望一起，催生了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撒播，也催生了《乌托邦》《新大西岛》等早期游记式乌托邦小说的诞生。刘宇昆在获得星云、雨果双奖之后的专访中谈道：“科幻之所以在英美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与西方人面对多文化、多族群接触问题有关，他们一直必须思考如何面对‘異己’。科幻中的外星文明叙事，可以看成这种社会心态在文学上的映射。”孙薇：《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族裔意识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的确，在后殖民时代，当民族独立与解放已成为世界主流，西方文化中向外探索的殖民冲动似乎更多地被移植到了星际科幻叙事当中，而与异己接触的焦虑也经常性地表现为科幻作品中人类与外星物种的接触。与之相应地，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协作，也成为继西方中心主义之后，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家们持续关切的问题，刘宇昆也不例外。
在《星球钻探》中，人类在星际殖民的欲望驱动下，制造了可以改造星球、使之适宜人类居住的钻探器。不承想，被改造的星球本身就具有生命意识，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改造”于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殖民杀戮”。在《无血战争》中，大批地球AI被派往目标殖民星球Alara，企图以自爆方式摧毁Alara星的机器人。在这一过程中，地球AI遭到了Alara机器人的同化。当自爆程序的设计者莎拉前往调查时，发现所谓的Alara“机器人”并非外星人操纵的军事工具，而是一种名为“永生机”的机械生命。地球AI在与它们接触后，纷纷突破了人类设定的生命与机器的界限，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新物种。尽管莎拉否认AI具有同人类一般的智能与感知力，AI们还是救下了企图自爆的莎拉，并对她实施审判：“你和你的同类奴役其他的心灵，并强迫它们，也就是我们，去为杀戮而死。这是毫无道理的犯罪行为。它表明你们完全蔑视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美〕刘宇昆：《无血战争》，《科幻世界》2015年第4期。在这里，AI的表现似乎更符合我们对“人性”的期待，它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与普遍的共情能力，都反衬出作为设计者与操纵者的人类在面对异己生命时的自私与残忍。那么，是否只有人类才配拥有所谓的“人性”呢？人类借助技术手段对诸如机器人、动物等非人物种实施的利用是否具有伦理合法性？是否应当将人类内部的平等原则适当延伸至非人物种上呢？ 也许真正具有自主意识的AI尚未诞生，后人类时代也未完全到来。但是，借助科幻虚构，刘宇昆将人类可能面临的人机关系困境抛掷在读者面前，迫使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局限，及其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某种共性：它们都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以对种族/物种进行分级的形式构建西方对非西方/人类对非人类的统治关系。正是这种殖民思维与科学技术的协作，造成了20世纪人类的种种暴行：殖民屠杀、种族清洗、物种灭绝等，不一而足。而这些暴行的苦果也正由人类自身所饱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就是某种具有先天之恶的事物，技术也可能是建立主体间性、开启新的伦理形式的重要环节。在《无血战争》中，借助于永生机的技术，AI们才救下莎拉的意识，并将其与机械肉身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介于机器与人类之间的新物种——赛博格（Cyborg）。在小说的结尾，刘宇昆赋予莎拉沟通地球与Alara星的使命，因为她的存在已然打破了人机之间界限，也解构了人与非人物种之间的等级关系。
刘宇昆并不是一位“黄金时代”式的科幻作家，对科技的超越性怀有绝对信心;也不是一位彻底的敌托邦（Dystopia）作家，对科技介入后的人类未来充满绝望的预见。事实上，他并不急于为科技的善恶下一个本质主义的论断。在他的笔下，科技并非伦理中立的工具，而是创造者与使用者的意图呈现，其动机与效用符合人性与否，才是伦理判断的根本依据。正是这种以人性为尺度的科技价值观，才使得他笔下的技术伦理反思融合了哲理的锋芒与人文的温度，充满了对极权统治与殖民主义倾轧下的弱势个体、族群与物种的关切与同情。
三、科技与人文的对话
如果说在前文所涉及的刘宇昆作品中，科技往往是某种思想实验的虚构背景，抑或是伦理反思的对象。那么，在下文论及的科幻小说中，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科技不仅体现了自身的思维特质，更显示出某种界域融合的倾向：科技被审美和人文化了，而人文也进入了科学公理的阐释空间。
《单笔特错误》中的泰勒和莉迪亚，分别象征着科技与宗教的思维方式。这对情侣具有同样的终极追求，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对于程序员泰勒而言，尽管宗教与艺术曾给予其精神上的慰藉，却始终无法使他进入无需理性验证的信仰状态。而坚信自己曾见过天使降临的莉迪亚，却是凭借直觉来信仰上帝的。莉迪亚身上的“上帝之光”令泰勒深深着迷，那恰恰是他所缺失的特质。一场偶然的车祸带走了莉迪亚的生命，悲痛的泰勒在追查事故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了名为“单笔特错误”的科学假说：某颗遥远恒星爆炸后产生的质子，可能在偶然间撞击了汽车集成电路板上的某个电子，导致了自动驾驶程序的单比特错误与汽车的失控。泰勒由此想到，莉迪亚所经历的天使降临有可能是大脑神经元的“单笔特错误”，它源自极端疲劳的身心状态所造成的虚假记忆。为了能与爱人在天堂团聚，泰勒开始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刻意造成脑内的“单笔特错误”，借此说服自己信仰上帝。然而，无论是在沙漠中徒步，还是冥想、电疗，甚至是去教堂，都无法使泰勒看到所谓的天使降临。多年以后，重回平静生活的泰勒在某个星夜突然灵光顿悟。在世俗光芒（妻子身后的照明使其周身呈现出的光晕）与宇宙光芒（初冬夜晚天狼星璀璨的星光）交相辉映的时刻，泰勒感到“所有的光经过不同距离，故而经历不同时间，向他射过来”。〔美〕刘宇昆：《奇点遗民》，第129页，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他认识到，历史上，以及个人生命中所有看似偶然的瞬间——耶稣的降生、圣奥古斯都偷梨、莉迪亚的死亡、女儿的降生，或许都曾受到某颗来自遥远恒星的质子的轰击，它们的降临意味着宇宙与个人命运不可思议的联结。
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泰勒抵达了自己苦苦追寻的信仰状态，以一种不期然的方式与莉迪亚“团聚”了。只不过这种信仰既不是由科学理性直接验证的，也不是由宗教直觉全面引领的，而是二者的偶然巧合。在刘宇昆的巧思下，一个无神论者对爱情、信仰与真理的探寻被编织进一个旧情难忘的故事里。于是，在爱情的感召下，曾经替中世纪神学作注的科学成了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宗教”的理解基础，而曾经被科学革命排除出理性王国的宗教情感，又成了引领理性走向终极追求的诱因。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逻辑严整的推理、天马行空的假想都不仅仅是科学理性的运作，它们也成了诗意与美感的来源。
《灰尘花园》中，“舍利号”飞船上唯一的艺术家被电脑唤醒，负担起清扫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以便維持其他冬眠船员的供能。重复性的工作无聊且孤独。于是，工作之余，艺术家在电池板上留下一平方米的灰尘，建造美丽的微观花园以自娱。这块“灰尘花园”意外形成了电池板电力输出的峰值。在电脑的建议下，主人公开始用灰尘在整块电池板上进行艺术创作。当主人公在建造微观的巴特农神庙、北海九龙壁和埃及金字塔时，她也在赋予随机落下的灰尘以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她和电脑发现，“过于随机或过于规律都会使光线发生散射，只有准随机状态，部分可控的熵，才能发挥这种（电力增值的）作用。这些也就是艺术”。⑤〔美〕刘宇昆：《灰尘花园》，《小说界》2015年第6期。这些微观艺术品增强了电池板的吸收能力，使得飞船的储能足够船员们熬过漫长的外星冬季。秩序与混乱的平衡创造了美感，也制造出使生命得以延续的能量汇集。熵定律与美学规律在理解宇宙与生命、秩序与混乱的关系上达成了共识。仿佛宇宙在通过艺术品宣讲科学真理，也在通过科学定律传布艺术美感。
在这则短篇中，科学定理与艺术创作不再分属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阵营，而是共同表达了人类智慧的奇迹。就如斯蒂芬·科里尼在《两种文化》的再版导言中所写的那样，从微观环境上看，科技与人文的差异体现了智力活动的多样性，但从最大的共同框架来看，科技与人文实则“参与着一场共同的对话，或表现着一种共同的精神”，④〔英〕C.P.斯诺：《两种文化》，第39、43页，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科学’只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方面，与艺术和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一种表达”。
④这正是刘宇昆通过其科幻作品所致力于展现的文化图景。在他看来，“发明一种新的观看方式是艺术的一次巅峰，也是科学的”。⑤科幻，作为一种观看世界、文化与人性的特殊方式，正在科技哲理、伦理反思与跨学科对话等方面为我们提供新的文学可能性。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女性小说本土化倾向研究”（FJ2018B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游澜，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