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剖尸刮骨
　　
　　人是感情动物，一步入老年，忆旧和怀旧的思绪常如长江之水汹涌而来，不可遏止。
　　金秋十月，阳光灿烂，我想去北京西郊鲁谷、下庄一带看看——这片土地深埋着我半个世纪前的一个残梦。1958年春，我还没有折进“大墙”之前，那儿是我下放劳动的第一个驿站，与我同命运的漫画家李滨声、王复羊等人曾在这里与锄杆铁锹为伍。
　　坐进出租车，一路西行。“的哥”说他不知道这两个村子的大致方位，我告诉他在八宝山附近，他却说：那儿现在已经没有村子了，倒是一年一度的北京嘉年华正在举办。
　　我顿时愣住了。时间如白驹过隙，不觉间已悄然逝去近半个世纪，今天的我或许当真找不到当年的梦痕了。此时车子已驶过长安街，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索性当成一次逍遥游吧。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树没了，根须在”，即使地貌改了，记忆也不会随之化为乌有，我这样劝慰自己。尽管有了思想准备，当我走进“嘉年华”的大门，面对喧闹的场面，还是六神无主地呆愣起来。此时，过山车正拧着麻花在空中盘旋，一片欢呼和惊愕的尖叫声让我手足无措。
　　记得半个世纪前我们到此地劳动改造时，那边还是一片农舍。由于地临八宝山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当时火葬在农村尚未普及，时常闻到死人恶臭。当然，更令我们这些劳改分子感到恐惧的，是死亡这个话题，而我却真实地目睹了一幕与死亡相关的奇剧。
　　园边有一棵老树，曾出现于树下的那位老农让我永生难忘。老农只有一只眼，村里人都叫他“独眼龙”，他干其他农活不太方便，便负责看管下庄的坟地。上世纪50年代末，正是全民除“四害”围剿麻雀的日子，有一天我拿着弹弓走进这片树林，却惊奇地发现老农正在大树下擦洗刀子，衣襟上还带着斑斑血迹，浑身上下散发出腐臭的气味。他告诉我他受人之托，刚刚干完一件剖尸刮骨的活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南方姑娘死在京城，家里要把她的尸骨运回南方下葬，但火车上不许运输陈尸，姑娘的家人便给了老农一些钱，让他剔开陈腐的尸体，把她的骨头洗净，装进一个木箱，以便运输。
　　这种天方夜谭般的事不是发生在愚昧落后的深山老林，而是演绎在1950年代的北京城郊。
　　半个世纪过去了，往日令人心悸的一幕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那棵老树七枝八杈地站在那里，像个历史的看客目睹着这块土地上的变化。我走过去，想抚摸一下老树，但在中途停下了脚步——有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正围坐在树下为“嘉年华”画像。我想过去对他们说一说这儿的历史，可思量再三，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别在他们欢快的画板上增添斑斑杂色了，他们此刻正沉浸在欢悦之中呢。
　　
　　乌兰诺娃“裸舞”惹非议
　　
　　
　　出了“嘉年华”信步南行，下一个目标是昔日的鲁谷村。当时，鲁谷村和下庄融合为一统称“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在“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年代，我们干完农活，要从下庄到鲁谷的“共产主义食堂”吃饭。记得，当年村西有一座大炼钢铁的火窑，乡里人赶着马车拉来废铁，在这儿加温铸钢。今天，鲁谷村依然存在，但当年的“共产主义食堂”已摇身变为林立的高楼；大炼钢铁的窑址则成了一座奇丽的雕塑公园。
　　我在雕塑群中踽踽而行，在一尊黑色的雕塑前停下脚步：几个美丽的裸女正手拉手跳着舞。望着这舞者，突然唤醒了我的记忆：1958年秋天，苏联芭蕾舞团访问中国时，一代芭蕾舞后乌兰诺娃亲自率团来中苏友好人民公社演出。当时我们几个下放到这儿的人因身份关系无缘观赏《天鹅湖》演出，但第二天，在“共产主义食堂”排队打饭时，却听到观看了演出的大爷大妈们窃窃私语：
　　“光着身子跳舞，一点也不知道害臊！”
　　“她们都是大姑娘呐，还有男人敢娶她们进门吗？”
　　“还到咱们公社来演出呢，也不怕丢人现眼……”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那些当年的大爷大妈们，已不知搬进哪座高楼，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这裸舞的场景已变为雕塑长久地存在了。曾遭到咒骂的乌兰诺娃若地下有知，想必会为中国的变迁感到欣慰吧。
　　最后，我停步于一尊现代派雕塑前。雕塑家的锐眼穿透中国几千年的岁月沧桑，把秦始皇年代一身盔甲的兵马俑和现代电子机器人用一条历史锚链穿连在一起；兵马俑在后展示中华民族的过去，机器人在前象征我们的今天。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座雕塑，因为它既覆盖了我国几千年封建皇权历史，又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进步与自信。2008年初的冬日，我特意再次到雕塑公园，用相机拍下震撼我精神和灵魂的镜头，当作永久的记忆珍藏于心……
　　2008年初于书斋
　　
　　（作者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