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秉持“外语是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的理念，长期进行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六十多年来，学校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模式经历了较大的变革与尝试：从“单一式”到“非通用语 英语”双语制培养模式，再到“复语型、复合型”国内外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直至新时期的“非通用语 通用语”高层次国际化战略人才培养模式。北外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与发展，体现着“小语种，大作为”的精神。
关键词：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沿革与发展
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其中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以及使用范围较广的德语和日语被我国外语教育界定义为“通用语”，此外的所有语言相应地被称为“非通用语”。[1]也有人把非通用语称作“小语种”，[2]然而这个“小语种”却在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语言是桥梁，那么“小语种”是我们走遍世界角落、通往世界深处的桥梁。
许国璋先生说，外语是“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一个国家掌握他国语言的力量以及对外传播本国语言的能力，构成了整体的、广义的外语实力，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所以，在国家层面上，外语无大小之分，外语教育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成立于1941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前身是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是目前国内开设外语语种最多、最全的高校。截至2015年，学校共开设了72个外语专业，含65个非通用语种专业，完整开设了欧盟国家24种官方语言和东盟10国官方语言，其中29个非通用语种为全国唯一专业点。六十多年来，北外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模式，经历了几番较大的变革与尝试。应该说，每一次改革，都是北外在历史变革时期为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作出的积极探索。
“单一式”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
20世纪50、60年代，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第三世界兴起。与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历史、命运相似的新中国，急需与之联合，共同抗击新老殖民主义者，因而在当时，我国急需一批掌握亚非拉各国语言的外事翻译人才。1961年7月，北外成立了亚非语系，开设了老挝语、柬埔寨语、僧伽罗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五个专业。同时，出于与欧洲国家交往的需要，1954年，北外开设了波兰语和捷克语两个专业。1956年，开设罗马尼亚语专业，1959年成立波捷罗语系。20世纪60年代初，北外还增设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意大利语等专业，并成立了东欧语系。1962年3月，外交部下发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批准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这一文件提出，北外要“争取在三至五年内扩大到三十多个语种，然后再扩大到七十余个语种，做到世界上凡有相当数量人口说的语言，我们都有人掌握”的计划，并具体指示，北外非通用语种可按计划逐步开设至74种。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北外的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高质量地掌握一门非通用语的外事翻译和外事干部”，并采取了“单一式”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加速培养急需人才，亚非语系在建系初开设了两个专修班（斯瓦希里语和老挝语），学制为两年。专修班之后，亚非语系、东欧语系开设了五年制的各语种本科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是精读等口、笔、语实践课，目标是打造北外外语专业“字正腔圆”的“金字招牌”，同时为新中国的外交发挥了“小语种，大外交”的重要作用。
“非通用语 英语”的双语制人才培养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发达国家交往增加。“出国热”“英语热”的出现，人们价值观的改变等因素都对非通用语的发展产生了冲击。社会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只掌握一门非通用语不能满足要求，必须也能较好地掌握英语。北外非通用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也从“单一的非通用语培养”改为“主修一门非通用语，同时学英语的双语制”，学制从四年改为五年。学生入学后，前两年学英语，后三年学非通用语言，但一直保持少量的英语课时。毕业生既掌握了一门非通用语言，英语又达到了大专水平。双语制的改革比较成功。各单位都争相录用这批双语制毕业生，也解决了毕业分配时的困难。
非通用语种专业定向培养制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英语人才需求量大，非通用语人才需求相对减少，双语制学生往往比较重视英语学习，而不重视非通用语的学习，出现了人才流失以及毕业生专业语言质量下滑等现象。为了确保向用人单位输送高质量的非通用语种人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外多个语种专业为中央各部实行了定向培养计划，即学生入学后学校、用人单位、学生三方签订协议书，用法律形式确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毕业后，学生到定向委培单位工作，用人单位则提供大学期间的学杂费和生活补贴，鼓励他们学好非通用语。
定向委培模式的确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定向生的专业思想比较稳定，学习上也较刻苦努力，成绩较好，用人单位也比较满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及矛盾也逐渐暴露。一部分定向生由于思想上产生“进了保险箱”的想法，竞争机制的缺乏导致他们缺少奋斗向上的动力。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用人单位思想的转变，定向培养制度弊病的日益显现，1999届成为北外最后一届非通用语定向生。
复语型、复合型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稳步上升，周边外交的不断扩大，以及汉语海外推广的积极开展，外语专业的重要性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得到国家的重视，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蓬勃发展期。国家在全国高校建设了九个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从政策和经费上推动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北外成为唯一一所同时拥有两个国家级基地的学校。
在新形势下，外语教学界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单纯掌握语言技能的“外语熟练工”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及人才市场的需求。我们所培养的学生既要掌握过硬的语言基本功，更应该对语言对象国及其所处区域的文化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他们将来不仅仅是翻译，更应该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专家。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和社会的新需要，北外确定了复语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所谓“复语型”，即“非通用语 英语”。多年来的实践情况说明：用人单位非常重视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双语人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复合型”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为给复语型、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北外在1999年开设“外交学”和“国际经贸”两个专业的辅修课程，并于同年开设了辅修英语专业。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者，可获得大学颁发的辅修证书。为加大外语复合型才的培养力度，2002年北外开始设立外交学、国际经贸、国际金融、工商管理四个双学位专业。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除获得本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选修合格并通过考试后，还可获得北外颁发的双学位证书。复语型、复合型的培养模式，使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不仅具有扎实的非通用语基本功，而且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和宽广的专业基础知识，能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开设非通用语的高校基本上采取三种人才培养模式：复语型、复合型和复语复合型。例如：北京大学采取的就是复语复合型培养模式，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在毕业时可以得到两个、3个甚至4个学士学位证书。上海外国语大学自2000年开始实行“非通用语 英语”的双语教学模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采取的是“非通用语 英语 辅修”的培养模式。而广西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大学则逐步确立了“复合型、应用性”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4]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形势下，为提高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北外积极推行国内外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力争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够赴所学语言对象国学习半年至一年。北外提出“7 1”以及“3 1”的模式，即努力与国外相关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争取把学生送到国外学习一个学期或一年。国内外联合培养的学生，拥有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具备非常扎实的外语功底，在专业上也有较深的造诣，这就突破了单纯语言文学的层面，是高素质、国际化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非通用语 通用语”高层次国际化战略人才培养
“十二五”期间，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从世界规则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制定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其战略利益在各个领域的拓展与延伸，迫切需要与各国进行以语言沟通为基础的全面深入交流，以恰当得体、深入民心的方式在世界上确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正快速地步入一个“互联网 ”的时代。互联网给网络用户提供了语言多样性的选择，所以“多语种 ”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切都对我国的对外交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凸显了外语教育，特别是非通用语种学科布局和高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3年以来，中国把握亚洲发展脉搏，找准地区国家的利益契合点，适时提出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重要倡议。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非通用语的战略支点作用日益显现，对该战略的整体实施和推进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文化相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然而，在新时期国家发展大战略的映衬下，非通用语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巨大缺口也凸显出来。在2014年召开“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后，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提出了培养国家战略和重点行业发展急需人才的首要任务，并列出将进行重点培养的五类人才。其中，“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首当其冲。随后，教育部又紧锣密鼓地出台《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意见》，强调：“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纵观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均重视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对国家的战略空间拓展和全球利益布局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在语种、开设数量和人才使用等方面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高水平非通用语种人才，特别是高级翻译人才、复合型区域问题研究人才培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还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
北外积极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求，适时调整非通用语种的学科布局，大力加强非通用语种学科建设力度，优先建设涉及国家外交、能源、安全和文化利益的国别和地区语种，有计划、有步骤地增设相关专业。与此同时，北外确定了培养兼具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外语水平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出众、具备国别和区域研究知识、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在坚持复语型、复合型培养模式的基础上，计划进行“非通用语 通用语”的高层次国际化战略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生在精通一门非通用语的同时，要学好一门与专业语言关联性较大的通用语言，其复合的通用语不一定是英语，并将大大提高对通用语的掌握水平要求。有的专业还提出了“三语”的要求，即专业语言、地区临近语言以及英语等通用语的高要求。此外，为了实现国际化战略人才的培养目标，北外将把自主培养与国外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学校目前已经与世界上87个国家和地区的451所高校建立的校际交流关系，特别是已经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莫斯科语言大学、圣彼得堡大学这些世界上在外语教学领域处于领军地位的高校签署的校际合作协议，把部分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学生在学期间送往这些学校进行培养，以国际上最优秀的非通用语教学资源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
在“十三五”期间以及今后更长的发展时期，北外将把非通用语种建设与对象国研究、区域研究紧密结合，拓展学科发展的内涵，逐步完善非通用语种群人才培养方案，为国家培养并储备非通用语种紧缺人才，打造国家非通用语发展的战略高地，让优秀的“小语种”人才开展“大外交”、体现“大作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AFA140006）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丁超. 中国非通用语教育的前世今生[J]. 神州学人，2016（1）：6.
[2]1962年外交部在上报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中曾使用“小国语”这样的提法，后来逐一改为“非通用语”，体现了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倡的“尊重小国，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3]姜锋.外语是国家大事[J].神州学人，2016（1）：3.
[4]姜景奎等. 我国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A].载外语非通用语种教学与研究论[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29.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责任编辑：翟 迪]
关键词：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沿革与发展
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其中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以及使用范围较广的德语和日语被我国外语教育界定义为“通用语”，此外的所有语言相应地被称为“非通用语”。[1]也有人把非通用语称作“小语种”，[2]然而这个“小语种”却在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语言是桥梁，那么“小语种”是我们走遍世界角落、通往世界深处的桥梁。
许国璋先生说，外语是“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一个国家掌握他国语言的力量以及对外传播本国语言的能力，构成了整体的、广义的外语实力，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所以，在国家层面上，外语无大小之分，外语教育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成立于1941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前身是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是目前国内开设外语语种最多、最全的高校。截至2015年，学校共开设了72个外语专业，含65个非通用语种专业，完整开设了欧盟国家24种官方语言和东盟10国官方语言，其中29个非通用语种为全国唯一专业点。六十多年来，北外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模式，经历了几番较大的变革与尝试。应该说，每一次改革，都是北外在历史变革时期为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作出的积极探索。
“单一式”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
20世纪50、60年代，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第三世界兴起。与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历史、命运相似的新中国，急需与之联合，共同抗击新老殖民主义者，因而在当时，我国急需一批掌握亚非拉各国语言的外事翻译人才。1961年7月，北外成立了亚非语系，开设了老挝语、柬埔寨语、僧伽罗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五个专业。同时，出于与欧洲国家交往的需要，1954年，北外开设了波兰语和捷克语两个专业。1956年，开设罗马尼亚语专业，1959年成立波捷罗语系。20世纪60年代初，北外还增设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意大利语等专业，并成立了东欧语系。1962年3月，外交部下发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批准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这一文件提出，北外要“争取在三至五年内扩大到三十多个语种，然后再扩大到七十余个语种，做到世界上凡有相当数量人口说的语言，我们都有人掌握”的计划，并具体指示，北外非通用语种可按计划逐步开设至74种。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北外的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高质量地掌握一门非通用语的外事翻译和外事干部”，并采取了“单一式”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加速培养急需人才，亚非语系在建系初开设了两个专修班（斯瓦希里语和老挝语），学制为两年。专修班之后，亚非语系、东欧语系开设了五年制的各语种本科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是精读等口、笔、语实践课，目标是打造北外外语专业“字正腔圆”的“金字招牌”，同时为新中国的外交发挥了“小语种，大外交”的重要作用。
“非通用语 英语”的双语制人才培养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发达国家交往增加。“出国热”“英语热”的出现，人们价值观的改变等因素都对非通用语的发展产生了冲击。社会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只掌握一门非通用语不能满足要求，必须也能较好地掌握英语。北外非通用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也从“单一的非通用语培养”改为“主修一门非通用语，同时学英语的双语制”，学制从四年改为五年。学生入学后，前两年学英语，后三年学非通用语言，但一直保持少量的英语课时。毕业生既掌握了一门非通用语言，英语又达到了大专水平。双语制的改革比较成功。各单位都争相录用这批双语制毕业生，也解决了毕业分配时的困难。
非通用语种专业定向培养制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英语人才需求量大，非通用语人才需求相对减少，双语制学生往往比较重视英语学习，而不重视非通用语的学习，出现了人才流失以及毕业生专业语言质量下滑等现象。为了确保向用人单位输送高质量的非通用语种人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外多个语种专业为中央各部实行了定向培养计划，即学生入学后学校、用人单位、学生三方签订协议书，用法律形式确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毕业后，学生到定向委培单位工作，用人单位则提供大学期间的学杂费和生活补贴，鼓励他们学好非通用语。
定向委培模式的确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定向生的专业思想比较稳定，学习上也较刻苦努力，成绩较好，用人单位也比较满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及矛盾也逐渐暴露。一部分定向生由于思想上产生“进了保险箱”的想法，竞争机制的缺乏导致他们缺少奋斗向上的动力。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用人单位思想的转变，定向培养制度弊病的日益显现，1999届成为北外最后一届非通用语定向生。
复语型、复合型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稳步上升，周边外交的不断扩大，以及汉语海外推广的积极开展，外语专业的重要性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得到国家的重视，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蓬勃发展期。国家在全国高校建设了九个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从政策和经费上推动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北外成为唯一一所同时拥有两个国家级基地的学校。
在新形势下，外语教学界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单纯掌握语言技能的“外语熟练工”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及人才市场的需求。我们所培养的学生既要掌握过硬的语言基本功，更应该对语言对象国及其所处区域的文化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他们将来不仅仅是翻译，更应该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专家。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和社会的新需要，北外确定了复语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所谓“复语型”，即“非通用语 英语”。多年来的实践情况说明：用人单位非常重视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双语人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复合型”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为给复语型、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北外在1999年开设“外交学”和“国际经贸”两个专业的辅修课程，并于同年开设了辅修英语专业。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者，可获得大学颁发的辅修证书。为加大外语复合型才的培养力度，2002年北外开始设立外交学、国际经贸、国际金融、工商管理四个双学位专业。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除获得本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选修合格并通过考试后，还可获得北外颁发的双学位证书。复语型、复合型的培养模式，使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不仅具有扎实的非通用语基本功，而且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和宽广的专业基础知识，能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开设非通用语的高校基本上采取三种人才培养模式：复语型、复合型和复语复合型。例如：北京大学采取的就是复语复合型培养模式，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在毕业时可以得到两个、3个甚至4个学士学位证书。上海外国语大学自2000年开始实行“非通用语 英语”的双语教学模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采取的是“非通用语 英语 辅修”的培养模式。而广西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大学则逐步确立了“复合型、应用性”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4]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形势下，为提高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北外积极推行国内外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力争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够赴所学语言对象国学习半年至一年。北外提出“7 1”以及“3 1”的模式，即努力与国外相关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争取把学生送到国外学习一个学期或一年。国内外联合培养的学生，拥有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具备非常扎实的外语功底，在专业上也有较深的造诣，这就突破了单纯语言文学的层面，是高素质、国际化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非通用语 通用语”高层次国际化战略人才培养
“十二五”期间，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从世界规则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制定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其战略利益在各个领域的拓展与延伸，迫切需要与各国进行以语言沟通为基础的全面深入交流，以恰当得体、深入民心的方式在世界上确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正快速地步入一个“互联网 ”的时代。互联网给网络用户提供了语言多样性的选择，所以“多语种 ”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切都对我国的对外交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凸显了外语教育，特别是非通用语种学科布局和高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3年以来，中国把握亚洲发展脉搏，找准地区国家的利益契合点，适时提出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重要倡议。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非通用语的战略支点作用日益显现，对该战略的整体实施和推进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文化相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然而，在新时期国家发展大战略的映衬下，非通用语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巨大缺口也凸显出来。在2014年召开“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后，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提出了培养国家战略和重点行业发展急需人才的首要任务，并列出将进行重点培养的五类人才。其中，“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首当其冲。随后，教育部又紧锣密鼓地出台《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意见》，强调：“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纵观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均重视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对国家的战略空间拓展和全球利益布局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在语种、开设数量和人才使用等方面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高水平非通用语种人才，特别是高级翻译人才、复合型区域问题研究人才培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还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
北外积极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求，适时调整非通用语种的学科布局，大力加强非通用语种学科建设力度，优先建设涉及国家外交、能源、安全和文化利益的国别和地区语种，有计划、有步骤地增设相关专业。与此同时，北外确定了培养兼具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外语水平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出众、具备国别和区域研究知识、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在坚持复语型、复合型培养模式的基础上，计划进行“非通用语 通用语”的高层次国际化战略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生在精通一门非通用语的同时，要学好一门与专业语言关联性较大的通用语言，其复合的通用语不一定是英语，并将大大提高对通用语的掌握水平要求。有的专业还提出了“三语”的要求，即专业语言、地区临近语言以及英语等通用语的高要求。此外，为了实现国际化战略人才的培养目标，北外将把自主培养与国外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学校目前已经与世界上87个国家和地区的451所高校建立的校际交流关系，特别是已经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莫斯科语言大学、圣彼得堡大学这些世界上在外语教学领域处于领军地位的高校签署的校际合作协议，把部分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学生在学期间送往这些学校进行培养，以国际上最优秀的非通用语教学资源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
在“十三五”期间以及今后更长的发展时期，北外将把非通用语种建设与对象国研究、区域研究紧密结合，拓展学科发展的内涵，逐步完善非通用语种群人才培养方案，为国家培养并储备非通用语种紧缺人才，打造国家非通用语发展的战略高地，让优秀的“小语种”人才开展“大外交”、体现“大作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AFA140006）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丁超. 中国非通用语教育的前世今生[J]. 神州学人，2016（1）：6.
[2]1962年外交部在上报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中曾使用“小国语”这样的提法，后来逐一改为“非通用语”，体现了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倡的“尊重小国，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3]姜锋.外语是国家大事[J].神州学人，2016（1）：3.
[4]姜景奎等. 我国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A].载外语非通用语种教学与研究论[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29.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责任编辑：翟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