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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背后有讲究
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的译名处于无序状态。同一个名字，新华社、《人民日报》、外交部、地图出版社、中联部等诸家能翻出10多个名字，混乱波及新闻、教育、科研多个领域。考虑到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接触各界新说法、新名词的概率更高，周恩来总理作出明确要求：“译名要统一，归口于新华社。”由此定下了权威身份。
“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改掉殖民时代的旧称，反映在中文译名上，包括“锡兰”改名“斯里兰卡”，“黄金海岸”改名“加纳”，“罗得西亚”改名“津巴布韦”，“（原比属）刚果”改“扎伊爾”，之后又改为“刚果（金）”。此外，1991年以后，“列宁格勒”变回“圣彼得堡”，这些变化，也包含了政治因素在里面。
2005年，时任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宣布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随后，韩国方面通过官方渠道要求中国跟进。“汉城”是历史故称，本应遵循“约定俗成”原则，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同意了韩方要求，遵从了翻译“名从主人”原则。不过，对于韩方将韩国国家元首（President）的中文称谓改为“大统领”的要求，中方并未接受，仍然称为“总统”。
另外，关于外国电影的中文译名，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如果把外国电影最佳中文片名的第一名给《魂断蓝桥》，大概很少人会有反对意见。《魂断蓝桥》原文是《滑铁卢桥》，要是翻译成这样，估计观众会感到很疑惑。翻译这个片名时，译者能想到“魂断”两字不难，最难的是后面“蓝桥”二字中的“蓝”。“蓝”字暗合影片中两人相识、相爱、分手的夜晚氛围，碰巧的是，“蓝”在英语中意为“忧伤”。
约定俗成与“将错就错”
2009年11月12日，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一张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的纪念海报引发了不同译名的误解和争议。海报上称呼奥巴马为巴拉克·欧巴马，随后，百科词条中多了“欧巴马”一项，许多人开始不明就里——到底是奥巴马还是欧巴马？
对于海报上的字样，美驻华使馆解释说，“欧巴马”的译音更接近英语发音。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发言人史雯珊介绍说，对于以前“欧巴马”和“奥巴马”两种译名混着用的情况，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规范总统中文译名，今后将统一使用“欧巴马”。
但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们并不认同。一名外交部官方翻译私下曾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奥’代表深邃，‘欧’代表欧洲，也容易让人想到‘欧巴桑’，所以用前者更好。”
在新华社的译名库里，“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这一姓名自2004年11月3日以来一直沿用至今。译名室负责人表示，奥巴马这个姓氏在非洲国家肯尼亚的一些部落很普遍，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翻译。“如果他改了，那个家族的名字都会受影响。”所以，除非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要求”，奥巴马想改中文译名很难成功。
正是政治人物的名字一改则牵一发动全身，因此不会轻易改动，遇到争议的时候，也会由权威机构出面“定音”。
其实，大部分国家和城市中文译名的改变是对方主动要求的。如果外方没有意见，那么中文译名的首要原则当属“约定俗成”。这是因为，改变多年来习惯的称呼，会在各个方面带来不便和麻烦。比如，荷兰Hague译为“海牙”、美国Hawaii译为“夏威夷”，都是沿用多年的习惯译法。
对于一些没有严格按照标准翻译出来的名字，一些外国人却很买账，于是“将错就错”。比如，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用Germany而非Deutschland指代德国的国家，并且没有严格对应地译为“日耳曼尼亚”，而是继续让对方享有“德意志”这个传统名字。
改名风波与“望文生音”
2003年，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将其中文名字更名为“云升”，他希望自己有个更好的中文译名。为此，柬埔寨方面通过中国外交部致函新华社，“希望新华社今后对首相的改名予以理解”。
改名之后，麻烦却接踵而至。当时华文媒体亮出“云升”这个名字后，许多读者就不断打电话询问柬埔寨是不是换了新首相。更要命的是在政府部门颁布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中，两个名字竟然同时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麻烦就不可避免。果然，不到一年，新华社便收到外交部来函，通知恢复洪森的原中文译名。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比如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名字就经过改动，原名“萨尔科奇”经法国政府要求改成“萨科齐”，他的夫人也由“布吕尼”改为“布鲁尼”。由于名字改动时，萨科齐刚刚当上总统，影响力远非今日，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冲击。许多人想不到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新华社译名室便开始管理起中国内地全世界的人名。凡是在中国内地的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中露面的外国人名，都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与艰巨的翻译任务相比，让译员们更头疼的则是外界常常“望文生音”。译名室原负责人曾举过最典型的“拉丹和拉登译名之争”和“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被错翻”两个典型例子，“拉登是媒体根据英语发音译的，但拉丹的名字来自阿拉伯语，阿拉伯语系里根本没有登这个音节，所以只能译成拉丹。从这点可以看出民间望英文而音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绍罗什错译成索罗斯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他是匈牙利人，按照标准应该翻成绍罗什。”
“神翻译”无处不在
有人也许会说，一个名字有那么复杂吗？其实，翻译外国人名远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北京奥运会期间，新华社译名室承担了奥运人名翻译的工作，7人小组在两个星期内，要为参加奥运会的36000个外国人翻译正确的中文名字。他们中包括外国首脑、政府官员、行政人员、运动员、国外志愿者、记者，甚至连马匹的名字也需要翻译。由于要涉及到200多个国家人员的名字，语言又是各不相同，翻译员经常碰见土著语甚至闻所未闻的民族语言。
翻译是个专业活儿，但一些“神翻译”往往曲解原意，令人啼笑皆非。
创刊于1930年、每年都要评选世界企业500强的Fortune杂志在中国长期被译为《幸福》，光看名称不少人都会以为这是一本生活类刊物。直到它1996年开始发行中文版、官方定名为《财富》，错误译名才走入历史。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翻译问题怪不得中国译者。美国顶尖高校之一的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习惯上被译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事实上，该校应该叫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后者是该校捐资人的名字。可是，作为人名，Johns非常罕见，即使以英语为母语者也经常把它与常见的教名约翰（John）弄混。1888年，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就曾以揶揄的口吻建议霍普金斯大学改名：“人们可不会对一所连名字都没写对的学院有信心。”
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的译名处于无序状态。同一个名字，新华社、《人民日报》、外交部、地图出版社、中联部等诸家能翻出10多个名字，混乱波及新闻、教育、科研多个领域。考虑到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接触各界新说法、新名词的概率更高，周恩来总理作出明确要求：“译名要统一，归口于新华社。”由此定下了权威身份。
“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改掉殖民时代的旧称，反映在中文译名上，包括“锡兰”改名“斯里兰卡”，“黄金海岸”改名“加纳”，“罗得西亚”改名“津巴布韦”，“（原比属）刚果”改“扎伊爾”，之后又改为“刚果（金）”。此外，1991年以后，“列宁格勒”变回“圣彼得堡”，这些变化，也包含了政治因素在里面。
2005年，时任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宣布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随后，韩国方面通过官方渠道要求中国跟进。“汉城”是历史故称，本应遵循“约定俗成”原则，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同意了韩方要求，遵从了翻译“名从主人”原则。不过，对于韩方将韩国国家元首（President）的中文称谓改为“大统领”的要求，中方并未接受，仍然称为“总统”。
另外，关于外国电影的中文译名，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如果把外国电影最佳中文片名的第一名给《魂断蓝桥》，大概很少人会有反对意见。《魂断蓝桥》原文是《滑铁卢桥》，要是翻译成这样，估计观众会感到很疑惑。翻译这个片名时，译者能想到“魂断”两字不难，最难的是后面“蓝桥”二字中的“蓝”。“蓝”字暗合影片中两人相识、相爱、分手的夜晚氛围，碰巧的是，“蓝”在英语中意为“忧伤”。
约定俗成与“将错就错”
2009年11月12日，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一张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的纪念海报引发了不同译名的误解和争议。海报上称呼奥巴马为巴拉克·欧巴马，随后，百科词条中多了“欧巴马”一项，许多人开始不明就里——到底是奥巴马还是欧巴马？
对于海报上的字样，美驻华使馆解释说，“欧巴马”的译音更接近英语发音。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发言人史雯珊介绍说，对于以前“欧巴马”和“奥巴马”两种译名混着用的情况，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规范总统中文译名，今后将统一使用“欧巴马”。
但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们并不认同。一名外交部官方翻译私下曾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奥’代表深邃，‘欧’代表欧洲，也容易让人想到‘欧巴桑’，所以用前者更好。”
在新华社的译名库里，“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这一姓名自2004年11月3日以来一直沿用至今。译名室负责人表示，奥巴马这个姓氏在非洲国家肯尼亚的一些部落很普遍，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翻译。“如果他改了，那个家族的名字都会受影响。”所以，除非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要求”，奥巴马想改中文译名很难成功。
正是政治人物的名字一改则牵一发动全身，因此不会轻易改动，遇到争议的时候，也会由权威机构出面“定音”。
其实，大部分国家和城市中文译名的改变是对方主动要求的。如果外方没有意见，那么中文译名的首要原则当属“约定俗成”。这是因为，改变多年来习惯的称呼，会在各个方面带来不便和麻烦。比如，荷兰Hague译为“海牙”、美国Hawaii译为“夏威夷”，都是沿用多年的习惯译法。
对于一些没有严格按照标准翻译出来的名字，一些外国人却很买账，于是“将错就错”。比如，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用Germany而非Deutschland指代德国的国家，并且没有严格对应地译为“日耳曼尼亚”，而是继续让对方享有“德意志”这个传统名字。
改名风波与“望文生音”
2003年，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将其中文名字更名为“云升”，他希望自己有个更好的中文译名。为此，柬埔寨方面通过中国外交部致函新华社，“希望新华社今后对首相的改名予以理解”。
改名之后，麻烦却接踵而至。当时华文媒体亮出“云升”这个名字后，许多读者就不断打电话询问柬埔寨是不是换了新首相。更要命的是在政府部门颁布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中，两个名字竟然同时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麻烦就不可避免。果然，不到一年，新华社便收到外交部来函，通知恢复洪森的原中文译名。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比如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名字就经过改动，原名“萨尔科奇”经法国政府要求改成“萨科齐”，他的夫人也由“布吕尼”改为“布鲁尼”。由于名字改动时，萨科齐刚刚当上总统，影响力远非今日，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冲击。许多人想不到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新华社译名室便开始管理起中国内地全世界的人名。凡是在中国内地的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中露面的外国人名，都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与艰巨的翻译任务相比，让译员们更头疼的则是外界常常“望文生音”。译名室原负责人曾举过最典型的“拉丹和拉登译名之争”和“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被错翻”两个典型例子，“拉登是媒体根据英语发音译的，但拉丹的名字来自阿拉伯语，阿拉伯语系里根本没有登这个音节，所以只能译成拉丹。从这点可以看出民间望英文而音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绍罗什错译成索罗斯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他是匈牙利人，按照标准应该翻成绍罗什。”
“神翻译”无处不在
有人也许会说，一个名字有那么复杂吗？其实，翻译外国人名远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北京奥运会期间，新华社译名室承担了奥运人名翻译的工作，7人小组在两个星期内，要为参加奥运会的36000个外国人翻译正确的中文名字。他们中包括外国首脑、政府官员、行政人员、运动员、国外志愿者、记者，甚至连马匹的名字也需要翻译。由于要涉及到200多个国家人员的名字，语言又是各不相同，翻译员经常碰见土著语甚至闻所未闻的民族语言。
翻译是个专业活儿，但一些“神翻译”往往曲解原意，令人啼笑皆非。
创刊于1930年、每年都要评选世界企业500强的Fortune杂志在中国长期被译为《幸福》，光看名称不少人都会以为这是一本生活类刊物。直到它1996年开始发行中文版、官方定名为《财富》，错误译名才走入历史。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翻译问题怪不得中国译者。美国顶尖高校之一的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习惯上被译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事实上，该校应该叫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后者是该校捐资人的名字。可是，作为人名，Johns非常罕见，即使以英语为母语者也经常把它与常见的教名约翰（John）弄混。1888年，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就曾以揶揄的口吻建议霍普金斯大学改名：“人们可不会对一所连名字都没写对的学院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