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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自其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起，至任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再至今，无数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来自社会、学术界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质疑，张维迎一贯秉承“要做的事太多，没时间去应对”的处事风格，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张维迎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不管怎样激烈的争议，都无法抹杀其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近20年来，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面对毁誉，他不改犀利本色，他说：“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
是是非非30年
富有“争议性”，一直都是张维迎身上贴有的标签，不仅因为他成名早，另外也与他性格直爽、出言犀利有关。
张维迎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时，就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这是1983年8月20日，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为钱正名》的文章中提出的惊人之语，随后批驳性的文章满天飞，甚至他还被陕西省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而当时的张维迎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学生。
20年后，“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里，张维迎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006年3月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在过去的30年中，张维迎似乎走在一条“总在挨骂”的不归路上。
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在北大光华学院做了8年副院长，2007年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但是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遭受了同事们在网上的一些谩骂。在他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都是源于自己掷地有声的改革。
曾致力于将北大光华打造成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张维迎，早在1999年6月6日草拟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十年发展纲要》中便提出要以哈佛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商学院为参照系，“十年内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地拉开帷幕，北大人此后称其为“癸未变法”。
当时张维迎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认为，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科研、教学的主力军都成了当时愤怒的主要群体，而对于学院的改革，张维迎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2007年，张维迎说：“现在敢吹牛，光华管理学院的师资队伍是全中国商学院中最强的，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文化是全中国大学里最好的！”他介绍，在光华管理学院100个教员中，57%是海外博士，加上几个合同制的外籍教员，60%是海外教员。尤其是在张维迎就任院长之后，他率先开启了关于师资改革的重大人事变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同一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和北大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先后被他“炒了鱿鱼”。离职之后两人都在网上发表声明，为的是讨伐张维迎的做法，发泄出气，从而将掩在“光华”背后的学院政治、利益纠葛，彻底公之于众。
面对二人的网络抨击，张维迎一贯秉承“要做的事太多，哪有时间去应对这么多的明枪暗箭”的处事风格，其态度显而易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坦承：“我如果是个普通教授，我一定会去法院告他们对我们的诽谤、谩骂和名誉侵害。但是，我是光华的院长，我要做一流商学院，没有时间跟他们扯。”此时张维迎又一次在学院改革中尝到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北大光华学院的日子里，张维迎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游戏规则提出挑战，并且能树立一种代表管理学科和商学院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的游戏规则和学术规范。但是他所倡导的一些东西，却成了各路声音或讨伐或敬仰的对象，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热火朝天，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
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在西北大学学生时代，张维迎在其导师何炼成的眼中是“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学习期间，除了最后一年去找工作之外，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何炼成认为，这也为张维迎以后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维迎研究生毕业之后来到北京，进入了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他与时任研究室主任宋国青一起，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
年轻的张维迎关注的领域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对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他都感兴趣，都会去思考。“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张维迎说。
早在1984年，年轻的张维迎就写出一篇名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 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文章，在这篇被称为30年改革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章中，他第一次谈及“双轨制”，其后“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双轨制”使得市场倍增效益放到最大，经营业绩无限代累计，这是传统制度所不及的，为中国特色改革增添一抹亮色。
张维迎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张维迎将经济体制改革解读为“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张维迎曾发文称，“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强盗逻辑，不是按照自愿交换的原则，有些政府部门有太多特殊的权力，而我们的个人缺乏自由。”我们未来下一步改革要做什么？就是减少政府控制资源，减少政府对每一个人自由程度的干涉。
利益的冲突、观念的碰撞，改革的推行步履维艰，质疑无数，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
张维迎坦承自己在角色的选择方面更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看来，现在真正做学者的，很多都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言论，而哗众取宠的商人学者却比比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自其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起，至任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再至今，无数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来自社会、学术界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质疑，张维迎一贯秉承“要做的事太多，没时间去应对”的处事风格，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张维迎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不管怎样激烈的争议，都无法抹杀其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近20年来，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面对毁誉，他不改犀利本色，他说：“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
是是非非30年
富有“争议性”，一直都是张维迎身上贴有的标签，不仅因为他成名早，另外也与他性格直爽、出言犀利有关。
张维迎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时，就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这是1983年8月20日，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为钱正名》的文章中提出的惊人之语，随后批驳性的文章满天飞，甚至他还被陕西省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而当时的张维迎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学生。
20年后，“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里，张维迎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006年3月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在过去的30年中，张维迎似乎走在一条“总在挨骂”的不归路上。
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在北大光华学院做了8年副院长，2007年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但是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遭受了同事们在网上的一些谩骂。在他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都是源于自己掷地有声的改革。
曾致力于将北大光华打造成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张维迎，早在1999年6月6日草拟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十年发展纲要》中便提出要以哈佛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商学院为参照系，“十年内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地拉开帷幕，北大人此后称其为“癸未变法”。
当时张维迎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认为，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科研、教学的主力军都成了当时愤怒的主要群体，而对于学院的改革，张维迎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2007年，张维迎说：“现在敢吹牛，光华管理学院的师资队伍是全中国商学院中最强的，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文化是全中国大学里最好的！”他介绍，在光华管理学院100个教员中，57%是海外博士，加上几个合同制的外籍教员，60%是海外教员。尤其是在张维迎就任院长之后，他率先开启了关于师资改革的重大人事变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同一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和北大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先后被他“炒了鱿鱼”。离职之后两人都在网上发表声明，为的是讨伐张维迎的做法，发泄出气，从而将掩在“光华”背后的学院政治、利益纠葛，彻底公之于众。
面对二人的网络抨击，张维迎一贯秉承“要做的事太多，哪有时间去应对这么多的明枪暗箭”的处事风格，其态度显而易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坦承：“我如果是个普通教授，我一定会去法院告他们对我们的诽谤、谩骂和名誉侵害。但是，我是光华的院长，我要做一流商学院，没有时间跟他们扯。”此时张维迎又一次在学院改革中尝到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北大光华学院的日子里，张维迎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游戏规则提出挑战，并且能树立一种代表管理学科和商学院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的游戏规则和学术规范。但是他所倡导的一些东西，却成了各路声音或讨伐或敬仰的对象，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热火朝天，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
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在西北大学学生时代，张维迎在其导师何炼成的眼中是“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学习期间，除了最后一年去找工作之外，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何炼成认为，这也为张维迎以后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维迎研究生毕业之后来到北京，进入了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他与时任研究室主任宋国青一起，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
年轻的张维迎关注的领域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对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他都感兴趣，都会去思考。“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张维迎说。
早在1984年，年轻的张维迎就写出一篇名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 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文章，在这篇被称为30年改革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章中，他第一次谈及“双轨制”，其后“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双轨制”使得市场倍增效益放到最大，经营业绩无限代累计，这是传统制度所不及的，为中国特色改革增添一抹亮色。
张维迎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张维迎将经济体制改革解读为“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张维迎曾发文称，“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强盗逻辑，不是按照自愿交换的原则，有些政府部门有太多特殊的权力，而我们的个人缺乏自由。”我们未来下一步改革要做什么？就是减少政府控制资源，减少政府对每一个人自由程度的干涉。
利益的冲突、观念的碰撞，改革的推行步履维艰，质疑无数，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
张维迎坦承自己在角色的选择方面更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看来，现在真正做学者的，很多都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言论，而哗众取宠的商人学者却比比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