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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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学科,档案学与历史学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现代历史学是从阅读和利用档案开始的,而历史档案整理尤其受到19世纪历史主义等史学思潮的影响,并以此为思想动力,从中发展出档案整理的经典理论,即来源原则.立足于数字人文推动下历史档案整理的时代转型,通过对历史档案整理理论和实践的追溯,尤其以德国布伦内克自由来源原则为分析重点,得出历史档案整理走向单个文本并将历史档案整理视作历史解释的理论指向,以及史学研究对历史档案文本作细化描述的利用需求.但在历史档案整理实践上,由于档案数量庞大,深入文本的理想及对文本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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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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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学科,档案学与历史学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现代历史学是从阅读和利用档案开始的,而历史档案整理尤其受到19世纪历史主义等史学思潮的影响,并以此为思想动力,从中发展出档案整理的经典理论,即来源原则.立足于数字人文推动下历史档案整理的时代转型,通过对历史档案整理理论和实践的追溯,尤其以德国布伦内克自由来源原则为分析重点,得出历史档案整理走向单个文本并将历史档案整理视作历史解释的理论指向,以及史学研究对历史档案文本作细化描述的利用需求.但在历史档案整理实践上,由于档案数量庞大,深入文本的理想及对文本内容的细颗粒描述,不得不因条件制约而止步.这是中外历史档案整理史上曾面临的共同困境,而必待时代孕育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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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规政策上赋予电子文档证据效力是推进电子文件单轨制改革的重要支点.通过梳理近二十年来广东省电子文件证据法规政策的内容、类型及其司法应用,详细分析了广东省电子文件证据法规政策特点,指出电子文件证据尚未形成完整法规体系;电子文件证据基本问题规定混乱,可采性与证明力应用处于初级阶段;电子文件证据真实性难以判定,司法实践存在操作障碍等一系列问题.并从完善电子文件证据法规体系、电子文件证据可采性及证明力、电子文件证据技术鉴定司法应用等维度,提出了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的电子文件证据法规政策体系,开展电子文件证据可采性与
近年来国内外档案工作实践不断强化档案服务社会化的目标和要求,在法律层面确定其定位将影响到国内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依法科学开展——我国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在档案利用服务方面恰好也呈现出这一基本特征.新《档案法》以权责平衡奠定法律基础,以完善要素制定实践策略,以双向互惠设定长远目标,从三个层面自下而上地围绕档案服务社会化,为我国档案利用服务解决了基本矛盾,提供了实现途径,升华了辩证关系.
在徽州社会生活中,丧葬活动占据重要地位.在以往研究中,往往以方志、族谱、时人文集等史料为基本材料,存在资料不够完整、清晰、具体等问题.卷帙浩繁的徽州文书档案遗存为徽州世俗生活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实例资料,弥补了传世史籍文献的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徽州文书中的纸质冥契是一种特殊丧葬文书档案,对其进行著录分析,为考察清末民国时期徽州地区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作为买地券的一种重要形式,徽州地区纸质冥契的发现,说明从清代开始这一地区买地券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文本和内涵上都反映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
档案描述是档案资源管理的关键问题.随着档案对象从模拟态到数字态再到数据态逐步演进,所需档案描述标准也发生相应变化,建立描述标准与档案对象态别之间的匹配关系变得尤为重要.以档案态别为视角,对模拟态、数字态、数据态对象分别对应的档案描述标准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不同态别档案对象所需描述标准的功能定位和技术路线,呈现了描述标准随档案对象态别同步演进的发展脉络,并对三态并存状况下档案描述标准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建议.
家庭档案既是独家记忆的坚实支撑,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微观样本,国家档案资源的必要补充.我国家庭档案资源建设当前主要面临家庭建档意愿低,重视程度不高的思想困境;家庭建档缺乏标准指引,法律依据不够的制度困境;家庭建档质量参差不齐,社会影响力有限的利用困境.而新《档案法》的正式实施,为我国家庭档案资源建设提供了发展契机.据此,档案部门可以通过强化档案意识,提高参与程度;做好顶层设计,健全相关制度;搭建数字平台,助力资源聚拢;创新利用形式,深挖资源内涵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家庭档案资源建设.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时期,是实现“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目标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档案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充分开发利用档案资源,为民众提供优质的档案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抓手.2021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31次提到“利用”,明确指出要“建设好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进一步提升档案利用服务水平.由此可见,“十四五”时期档案利用服务是档案学界和业界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寻找档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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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呈现违法高发而刑罚阙如态势,折射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现实.造成如此困境,既有档案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不协调、案件移送程序不健全、证据转换困难等客观原因,也有档案主管部门选择性执法、检察机关监督乏力等主观因素.推进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顺畅衔接,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共同发力.首先,加强档案法与刑法的实体性衔接,明晰档案违法犯罪的判定标准;其次,优化档案违法犯罪案件移送与承接程序,完善档案行政证据转化及认定规则;最后,拓宽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监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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