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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动期，我国以劳动力数量优势为特征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渐微，以高素质人力资本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将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推力。基于城镇二元化视角，本文通过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分析考察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储蓄率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数量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但其影响渐微；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由于教育存在时滞效应，现阶段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高储蓄是人口红利的特征，其通过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对人口红利产生间接作用。
关键词：城镇二元化；人口红利；出口贸易；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2-0057-08
一、引言
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民工荒”，面对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日益微弱的局面，我国最初的“全球工厂”地位受到东亚新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对此，我国主动进行外贸产业结构调整，且初显成效。截止2017年7月，根据海关统计，1-7月我国进出口额154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额达853万亿元，增长144%；顺差160万亿元，收窄145%。作为发展中国家，“雁型模式”有力地解释了我国前25年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现象，我国在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该行业的生产技术，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但对于我国现阶段如何维持全球世界经济地位、提高贸易价值链等问题，人口红利与“雁型模式”的解释力已不复从前。
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复苏阶段，我国对外贸易行业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提高。全球各国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給予了厚望。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具体战略规划下，各国已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借以实现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提升，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2017年7月21日，我国也及时出台了《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新的国家战略高度，意味着我国从“全球制造”正向“全球智造”转型。目前，国内企业从供给侧发力，坚持创新驱动，在国内新经济产业发展增速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培育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力。人才现已成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成本，各国对人才的争夺竞争也进一步加剧。
全球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启动阶段，在外贸经济领域方面，世界各国已经由前期的劳动力成本要素禀赋转换为对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的追求。此外，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量，如何依托人口基数优势，将劳动力数量、成本优势转换为人力资本优势，成为近年来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本文在梳理人口红利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定性分析城镇二元化视角下的人口红利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通过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效应分析，研究人口红利作用下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储蓄率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并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的经济奇迹的时候首次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后来David和Jeffrey（1998）提出了“Demographic Dividend”这一概念，即发展中国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高于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有一定的时间错位期，形成 “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劳动力数量充足，社会的抚养负担较小，这一阶段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甚至“人口红利”。
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口红利渐微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增长率的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张茉楠，2016）。其中，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判断的量化指标主要有：人口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Cai等，2005；Cai，2008）。借鉴Romer（2001）提出的经济增长“尾效”模型，人口红利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会产生15%-20%的负面影响（王伟同，2012）。目前，我国学者结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等现状，研究重点也发生了转变，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会进一步推高储蓄存量水平，进而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将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王丰，2007），因而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09）。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这只是一种机会，它的兑现具有一定的条件性，充分就业、劳动力配置机制的有效供给以及劳动力素质投入的增加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钟水映和李魁，2009）。
（二） 两次人口红利的内涵
Mason和Lee（2004）对人口红利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将其分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和抚养比下降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通过国民的高储蓄率和物质资本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分为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以及人力资本三方面。其中，在人口结构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会形成劳动力价格优势，增加贸易顺差（蔡昉，2010）。在人口迁移方面，基于倒U型的生命周期理论，等待时间、收入水平预期、教育以及移民政策都是影响因素（Chiswick，2000）。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人口红利对人口迁移同样存在正面影响作用（蔡昉，2008），在既定的工资水平基础上，农村部门给工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几乎是无限的（雷锋刚，2016）。在人力资本方面，有作者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即劳动力质量）会弥补其即将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张丽丽，2014）；尤其是人口红利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扩展其来源。此外，教育水平差异是导致地区间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不均衡现状的原因（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 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高储蓄水平，Coale和Hoover（1958）提出了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人口红利对高储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叶劲松和费婉亲，2015）。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在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会增加储蓄率，此外，少儿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的作用与时间效应相关，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社会的储蓄率（孟令国等，2013）。人口红利是高储蓄率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人口红利时期，“两头少，中间大”的现状使得家庭收入来源增加，抚养等硬性支出减少（王紫和王潇，2015）。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在1965-1995年间，全球主要国家两次人口红利可提高储蓄率136%，同期东亚两次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14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Mason和Kingugasa，2008）。我国的高储蓄率是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造成的，但是其根本原因是抚养系数下降，中国确实存在以高储蓄率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唐代盛等，2014）。
三、基于城镇二元化视角下的人口红利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活动部门可进一步分为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劳动力存在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吸引力，导致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但是实际工资却没有发生增长，形成了二元经济发展格局。由于城镇二元化格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发展，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工业部门存在劳动力需求缺口。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日趋多样化，城镇化就业渠道被拓宽，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中要素流动性增强，劳动力供给数量进一步增加。
国内学者对于人口红利影响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已有一定基础。从比较优势的角度，人口红利使得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工资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使得我国产能过剩，通过国外市场来进行产品消化（陈松和刘海云，2013）。从劳动力数量结构的角度，其可以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格兰杰原因，即人口红利能够促进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于洋等，2015）。从城镇化与工业化角度，两者之间发展的非协同阻碍了国内产业发展，使得厂商通过出口来实现利润（张德明和林晓凤，2015）。从生产要素的角度，人口红利渐失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下降，外资企业撤离，造成贸易顺差收窄。本文将在城镇二元经济视角的基础之上，从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以及储蓄率三方面，分析人口红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图1城镇二元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机制
第一，人口红利大幅度提高了劳动人口数量，使得我国外贸产业具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随着城镇化推进，农业部门过剩的劳动力人口进入到现代制造业部门，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造成实际工资下降，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政府进一步打破了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壁垒，建立健全了社保制度、保险制度及劳动保障措施，有效促进了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迁移。
第二，第一次人口红利形成的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使得我国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积累技术能力，形成技术要素禀赋。一方面，人口红利造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国外将生产工厂投资到我國，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以信息技术通信（IT）为首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形成了贸易顺差，国家经济实力加强，对公共物品（包括：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加。此外，全球仍处于金融危机复苏阶段，德国、日本以及美国先后提出了“工业40”、“互联网+”等全面工业提升措施，我国也于2017年7月发布了《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创新，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升劳动要素效率。
第三，城镇二元化背景下，人口红利促进了储蓄率水平的提高。从农业部门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农业社会保障不完善，虽然农村人均储蓄水平不高，但是农业人口基数庞大造成了储蓄总量水平较高，后期乡镇企业发展态势良好，为农业部门积累了更高的储蓄水平。在现代经济部门中，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技术要素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增加，储蓄水平上升。同时，储蓄将转化为投资，从而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此来吸引国外投资者的进入，带来大量的生产及出口需求，促使我国升级为“世界制造工厂”，形成良性循环。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选择
（一） 模型构建
基于上文人口红利对我国贸易影响的定性分析，本文将劳动力数量结构效应、劳动力质量效应（即人力资本）和储蓄效应纳入实证研究的框架。基于此，建立多元回归方程：
Yt=α0+α1Lt+α2Ht+α3St+μt（1）
由于数据之间数值的差异，为了使得序列更平稳，模型的残差呈现随机的特性，减少共线性和异方差出现的概率，对这个方程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使得模型更好地拟合，所以最终方程如下：
lnYt=α0+α1lnLt+α2lnHt+α3lnSt+μt（2）
其中，Y为出口贸易额，本文以我国贸易总体宏观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数据选择我国每年的出口贸易额；L代表劳动力数量，本文采取适龄劳动人口数量，适龄人口即年龄为15-64周岁的人口；H代表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国内学者一般从劳动者报酬法、教育经费法和受教育年限法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基于上文分析，本文认为教育对于人力资本提升有直接影响作用，因此采用教育经费法来代表劳动力质量效应，即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劳动力质量=预算内教育经费÷国家财政预算总额（3）
S代表储蓄效应，顾名思义，即以每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来衡量这个自变量。 同时，模型的设立遵循以下两点假设：
假设1：政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等都是外生变量，不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
假设2：模型的设定满足经典回归的基本假设：零均值、同方差、无自相关、解释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无多重共线性。
（二） 数据选择
基于我国进入“人口红利”的具体时间，选取1991年至2015年的相关数据。由于原始数据都是名义数据，为了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以1991年为基期，对我国历年出口贸易额、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再对所有的变量取对数。对所有数据取对数之后，数值如表1所示。
五、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为时间序列的平稳，以避免“伪回归”，因此需要对各个变量的序列进行相应检验，观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若存在单位根则说明序列不平稳。本论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所有序列在原始水平都不平稳，但是其在二阶差分的水平下通过5%显著水平测试，达到同阶单整，达到了同阶单整，表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二）协整检验
ADF检验证明了各解释变量为二阶差分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同阶的非平稳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需要做协整检验来验证这一可能性。所以本论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见，第一行中在完全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假定下，其迹统计量为4945356，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且伴随概率值为00351，小于005，即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四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而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本论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OLS回归估计，结果经整理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方程整体拟合度较高，F统计值远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表明这个回归方程整体显著，各个变量的t检验值均通过了10%显著水平的检验，但是只有劳动力数量这个自变量的t检验值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表明其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而其他自变量的影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同时，杜宾检验值过低，表明随机项存在序列自相关，因此采用AR（1）进行模型的修正，以消除自相关。修正之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各个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伴随概率均小于005，表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回归方程的拟合度R-squared=099，拟合度非常高，F统计值F-statistic=8356035，远大于相应的临界值，表明此回归方程整体显著，而Durbin-Watson的值也落在了（du，4-du）区域内，表明已经消除了随机项的自相关，因此协整方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所以协整方程为：
lnYt=-563+1044×lnLt+258×lnHt+036×lnSt（4）
其中，劳动力数量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如果劳动力数量上升1%，那么我国出口贸易额会上涨1044%；劳动力质量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如果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比重每上升1%，那么我国出口贸易额会大约上涨258%；储蓄效应的系数也显著为正，约为036，说明我国出口贸易额一定程度上还是会依赖于由储蓄转化的资本。同时，从系数可以看到劳动力数量对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程度最大，劳动力质量次之，而储蓄水平则也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
（三）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以及回归结果都证明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储蓄水平和我国出口贸易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的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中能够得到：（1） 劳动力数量是我国出口贸易额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和之前回归得出的结果一致，能够有力解释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第一次人口红利过程中，劳动力数量对于我国贸易起到了显著提升作用。此外，劳动力数量是劳动力质量提升的Granger原因。由于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使得外贸产业发展迅速，我国贸易顺差数额大，提高了我国政策财政实力，增加了教育经费的投入，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上述作用机制，也体现了出口贸易增长是劳动力质量提高的Granger原因。（2） 劳动力质量不是出口贸易额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10%顯著水平下可以被接受，实证结果符合实际。“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是以劳动力数量为主导的，人口资本由于教育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因此在这阶段并不能显著影响贸易，但是在90%的置信区间内可以作为出口贸易额增长的解释原因。（3） 储蓄水平不是出口贸易额提高的Granger原因，基于上文储蓄对于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储蓄并不直接对出口贸易的增长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将资本转化为投资，以此间接地促进出口贸易。但是，储蓄水平是劳动力质量提高的Granger原因。虽然教育经费在财政总预算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22%左右，不同年份之间可能偶有上升或下降，但是财政预算作为基数每年上涨，引起教育经费的实际投入金额也在上升，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脉冲响应分析
此外，本文构建VAR模型之后，观测其脉冲响应函数图，来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通过劳动人口数量、劳动力质量与储蓄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的长期作用机制。
从图2来看，给定劳动力数量效应一个正向冲击后，出口贸易额从第1期到第5期加速增加，之后缓慢下降。虽然一直到第10期一直在下降，但是其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始终是正向作用，区别就在于速度的不同，而这与前文的协整结果相同，也可以用事实来解释。在最开始的时候，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充足使得总产出水平很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增速迅猛，但是随着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竞争，我国人口结构也开始呈现老龄化特征，因此，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国内产业结构转型，致力于提升外贸产业价值链。 图2Y对L的脉冲响应图3Y对H的脉冲响应
从图3来看，给定劳动力质量效应一个正向冲击后，出口贸易额在1期到2期之间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之后开始逐步回升为正，从第7期开始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起到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基于本文劳动力质量是用教育经费支出来计量，教育对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本身存在时滞效应，教育支出在当期并不能直接表现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在我国，政府一再强调教育经费支出应当保持长期的稳定性。此外，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劳动力质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并且之后一直持续升高，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图4来看，给定储蓄水平一个正向冲击之后，第1期到第2期对出口贸易额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初期的资本化水平较快，高储蓄水平会转化为高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从中期角度看，由于我国投资渠道及市场机制仍需进一步丰富完善，同时我国对于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限；此外，储蓄、投资的比例过高对于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这可以解释从第3期到第8期储蓄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额的负向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家贸易出口总量的增长及贸易顺差，对资本积累产生了促进作用，随后，资本作为要素禀赋，将会进一步促进贸易额的增长，脉冲响应函数图中第9期开始逐渐增速的正向冲击可以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图4Y对S的脉冲响应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1991-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建立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以及储蓄率三者之间的长期均衡方程，并且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深入研究了我国二次人口红利拐点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主要特征是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其直接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要素流动性增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实际工资增长水平并不显著，两者之间的异步性增长使得我国在劳动成本方面存在比较优势。第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但是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因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渐微的情况下，前期所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会显著提高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这一要素会显著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所带来的后果，帶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第三，人口红利也表现为储蓄率的提高，但是储蓄并不直接影响贸易出口总额的增长，而是要通过转化为资本以及其他形式才能起到作用，表现为滞后作用。然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开始形成，其又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策与建议如下：
1.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发展人力资本比较优势。我国若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在追赶的过程中，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抢占科技高地，推广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利用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实现“弯道超车”。通过积极落实“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发展战略，建立丰富的人才体系，加强在基础理论领域的研究，增强科技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2.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产品贸易附加值。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各国在贸易方面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值链的竞争，为了保持我国进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迫在眉睫。结合《中国制造2025》规划，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应当从追求贸易总额数量转变为追求贸易质量，保持现有制造业在全球贸易市场总额第一的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
3.拓宽社会投资渠道，优化资本价值。我国应当鼓励国有企业、民营资本“走出去”，通过吸收合并国外产业资本，与我国现有优势产业形成互补，提升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同时，我国应当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基建投资，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的风险控制制度，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同时，减少投机性资金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
4.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我国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现实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内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由于人口迁移受到教育等公共资源要素的驱动，大城市公共资源呈现紧张态势，土地资源稀缺，造成居住成本上升。我国应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客观规律，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此外，在产业区域的转移过程中，制定配套的劳动力迁移政策，引导劳动力向中西部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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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on China′s Export Trade：Based on
the Binary of Towns and CitiesZHANG Ai-mei， GUO Jing-si， WU Wei-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characterized by the labor number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quality human capital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trade growth. Based on the binary of towns and cities， combining with causality test an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this text discusses how quantity of labor forc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and savings rate influence the foreign trade， finding labor for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export trade， but the effect is decreasing； because of the time lag effect of education， labor qualit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xport trade， but it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high-savings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t has indirect effects on demographic dividend by converting into the capital.
Key words：binary of towns and cities； demographic dividend； export trade； Granger causality；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关键词：城镇二元化；人口红利；出口贸易；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2-0057-08
一、引言
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民工荒”，面对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日益微弱的局面，我国最初的“全球工厂”地位受到东亚新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对此，我国主动进行外贸产业结构调整，且初显成效。截止2017年7月，根据海关统计，1-7月我国进出口额154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额达853万亿元，增长144%；顺差160万亿元，收窄145%。作为发展中国家，“雁型模式”有力地解释了我国前25年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现象，我国在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该行业的生产技术，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但对于我国现阶段如何维持全球世界经济地位、提高贸易价值链等问题，人口红利与“雁型模式”的解释力已不复从前。
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复苏阶段，我国对外贸易行业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提高。全球各国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給予了厚望。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具体战略规划下，各国已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借以实现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提升，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2017年7月21日，我国也及时出台了《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新的国家战略高度，意味着我国从“全球制造”正向“全球智造”转型。目前，国内企业从供给侧发力，坚持创新驱动，在国内新经济产业发展增速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培育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力。人才现已成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成本，各国对人才的争夺竞争也进一步加剧。
全球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启动阶段，在外贸经济领域方面，世界各国已经由前期的劳动力成本要素禀赋转换为对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的追求。此外，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量，如何依托人口基数优势，将劳动力数量、成本优势转换为人力资本优势，成为近年来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本文在梳理人口红利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定性分析城镇二元化视角下的人口红利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通过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效应分析，研究人口红利作用下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储蓄率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并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的经济奇迹的时候首次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后来David和Jeffrey（1998）提出了“Demographic Dividend”这一概念，即发展中国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高于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有一定的时间错位期，形成 “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劳动力数量充足，社会的抚养负担较小，这一阶段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甚至“人口红利”。
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口红利渐微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增长率的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张茉楠，2016）。其中，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判断的量化指标主要有：人口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Cai等，2005；Cai，2008）。借鉴Romer（2001）提出的经济增长“尾效”模型，人口红利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会产生15%-20%的负面影响（王伟同，2012）。目前，我国学者结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等现状，研究重点也发生了转变，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会进一步推高储蓄存量水平，进而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将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王丰，2007），因而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09）。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这只是一种机会，它的兑现具有一定的条件性，充分就业、劳动力配置机制的有效供给以及劳动力素质投入的增加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钟水映和李魁，2009）。
（二） 两次人口红利的内涵
Mason和Lee（2004）对人口红利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将其分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和抚养比下降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通过国民的高储蓄率和物质资本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分为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以及人力资本三方面。其中，在人口结构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会形成劳动力价格优势，增加贸易顺差（蔡昉，2010）。在人口迁移方面，基于倒U型的生命周期理论，等待时间、收入水平预期、教育以及移民政策都是影响因素（Chiswick，2000）。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人口红利对人口迁移同样存在正面影响作用（蔡昉，2008），在既定的工资水平基础上，农村部门给工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几乎是无限的（雷锋刚，2016）。在人力资本方面，有作者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即劳动力质量）会弥补其即将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张丽丽，2014）；尤其是人口红利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扩展其来源。此外，教育水平差异是导致地区间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不均衡现状的原因（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 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高储蓄水平，Coale和Hoover（1958）提出了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人口红利对高储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叶劲松和费婉亲，2015）。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在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会增加储蓄率，此外，少儿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的作用与时间效应相关，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社会的储蓄率（孟令国等，2013）。人口红利是高储蓄率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人口红利时期，“两头少，中间大”的现状使得家庭收入来源增加，抚养等硬性支出减少（王紫和王潇，2015）。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在1965-1995年间，全球主要国家两次人口红利可提高储蓄率136%，同期东亚两次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14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Mason和Kingugasa，2008）。我国的高储蓄率是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造成的，但是其根本原因是抚养系数下降，中国确实存在以高储蓄率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唐代盛等，2014）。
三、基于城镇二元化视角下的人口红利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活动部门可进一步分为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劳动力存在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吸引力，导致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但是实际工资却没有发生增长，形成了二元经济发展格局。由于城镇二元化格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发展，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工业部门存在劳动力需求缺口。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日趋多样化，城镇化就业渠道被拓宽，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中要素流动性增强，劳动力供给数量进一步增加。
国内学者对于人口红利影响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已有一定基础。从比较优势的角度，人口红利使得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工资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使得我国产能过剩，通过国外市场来进行产品消化（陈松和刘海云，2013）。从劳动力数量结构的角度，其可以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格兰杰原因，即人口红利能够促进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于洋等，2015）。从城镇化与工业化角度，两者之间发展的非协同阻碍了国内产业发展，使得厂商通过出口来实现利润（张德明和林晓凤，2015）。从生产要素的角度，人口红利渐失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下降，外资企业撤离，造成贸易顺差收窄。本文将在城镇二元经济视角的基础之上，从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以及储蓄率三方面，分析人口红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图1城镇二元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机制
第一，人口红利大幅度提高了劳动人口数量，使得我国外贸产业具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随着城镇化推进，农业部门过剩的劳动力人口进入到现代制造业部门，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造成实际工资下降，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政府进一步打破了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壁垒，建立健全了社保制度、保险制度及劳动保障措施，有效促进了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迁移。
第二，第一次人口红利形成的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使得我国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积累技术能力，形成技术要素禀赋。一方面，人口红利造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国外将生产工厂投资到我國，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以信息技术通信（IT）为首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形成了贸易顺差，国家经济实力加强，对公共物品（包括：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加。此外，全球仍处于金融危机复苏阶段，德国、日本以及美国先后提出了“工业40”、“互联网+”等全面工业提升措施，我国也于2017年7月发布了《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创新，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升劳动要素效率。
第三，城镇二元化背景下，人口红利促进了储蓄率水平的提高。从农业部门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农业社会保障不完善，虽然农村人均储蓄水平不高，但是农业人口基数庞大造成了储蓄总量水平较高，后期乡镇企业发展态势良好，为农业部门积累了更高的储蓄水平。在现代经济部门中，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技术要素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增加，储蓄水平上升。同时，储蓄将转化为投资，从而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此来吸引国外投资者的进入，带来大量的生产及出口需求，促使我国升级为“世界制造工厂”，形成良性循环。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选择
（一） 模型构建
基于上文人口红利对我国贸易影响的定性分析，本文将劳动力数量结构效应、劳动力质量效应（即人力资本）和储蓄效应纳入实证研究的框架。基于此，建立多元回归方程：
Yt=α0+α1Lt+α2Ht+α3St+μt（1）
由于数据之间数值的差异，为了使得序列更平稳，模型的残差呈现随机的特性，减少共线性和异方差出现的概率，对这个方程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使得模型更好地拟合，所以最终方程如下：
lnYt=α0+α1lnLt+α2lnHt+α3lnSt+μt（2）
其中，Y为出口贸易额，本文以我国贸易总体宏观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数据选择我国每年的出口贸易额；L代表劳动力数量，本文采取适龄劳动人口数量，适龄人口即年龄为15-64周岁的人口；H代表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国内学者一般从劳动者报酬法、教育经费法和受教育年限法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基于上文分析，本文认为教育对于人力资本提升有直接影响作用，因此采用教育经费法来代表劳动力质量效应，即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劳动力质量=预算内教育经费÷国家财政预算总额（3）
S代表储蓄效应，顾名思义，即以每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来衡量这个自变量。 同时，模型的设立遵循以下两点假设：
假设1：政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等都是外生变量，不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
假设2：模型的设定满足经典回归的基本假设：零均值、同方差、无自相关、解释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无多重共线性。
（二） 数据选择
基于我国进入“人口红利”的具体时间，选取1991年至2015年的相关数据。由于原始数据都是名义数据，为了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以1991年为基期，对我国历年出口贸易额、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再对所有的变量取对数。对所有数据取对数之后，数值如表1所示。
五、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为时间序列的平稳，以避免“伪回归”，因此需要对各个变量的序列进行相应检验，观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若存在单位根则说明序列不平稳。本论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所有序列在原始水平都不平稳，但是其在二阶差分的水平下通过5%显著水平测试，达到同阶单整，达到了同阶单整，表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二）协整检验
ADF检验证明了各解释变量为二阶差分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同阶的非平稳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需要做协整检验来验证这一可能性。所以本论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见，第一行中在完全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假定下，其迹统计量为4945356，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且伴随概率值为00351，小于005，即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四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而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本论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OLS回归估计，结果经整理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方程整体拟合度较高，F统计值远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表明这个回归方程整体显著，各个变量的t检验值均通过了10%显著水平的检验，但是只有劳动力数量这个自变量的t检验值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表明其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而其他自变量的影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同时，杜宾检验值过低，表明随机项存在序列自相关，因此采用AR（1）进行模型的修正，以消除自相关。修正之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各个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伴随概率均小于005，表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回归方程的拟合度R-squared=099，拟合度非常高，F统计值F-statistic=8356035，远大于相应的临界值，表明此回归方程整体显著，而Durbin-Watson的值也落在了（du，4-du）区域内，表明已经消除了随机项的自相关，因此协整方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所以协整方程为：
lnYt=-563+1044×lnLt+258×lnHt+036×lnSt（4）
其中，劳动力数量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如果劳动力数量上升1%，那么我国出口贸易额会上涨1044%；劳动力质量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如果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比重每上升1%，那么我国出口贸易额会大约上涨258%；储蓄效应的系数也显著为正，约为036，说明我国出口贸易额一定程度上还是会依赖于由储蓄转化的资本。同时，从系数可以看到劳动力数量对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程度最大，劳动力质量次之，而储蓄水平则也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
（三）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以及回归结果都证明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储蓄水平和我国出口贸易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的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中能够得到：（1） 劳动力数量是我国出口贸易额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和之前回归得出的结果一致，能够有力解释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第一次人口红利过程中，劳动力数量对于我国贸易起到了显著提升作用。此外，劳动力数量是劳动力质量提升的Granger原因。由于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使得外贸产业发展迅速，我国贸易顺差数额大，提高了我国政策财政实力，增加了教育经费的投入，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上述作用机制，也体现了出口贸易增长是劳动力质量提高的Granger原因。（2） 劳动力质量不是出口贸易额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10%顯著水平下可以被接受，实证结果符合实际。“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是以劳动力数量为主导的，人口资本由于教育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因此在这阶段并不能显著影响贸易，但是在90%的置信区间内可以作为出口贸易额增长的解释原因。（3） 储蓄水平不是出口贸易额提高的Granger原因，基于上文储蓄对于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储蓄并不直接对出口贸易的增长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将资本转化为投资，以此间接地促进出口贸易。但是，储蓄水平是劳动力质量提高的Granger原因。虽然教育经费在财政总预算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22%左右，不同年份之间可能偶有上升或下降，但是财政预算作为基数每年上涨，引起教育经费的实际投入金额也在上升，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脉冲响应分析
此外，本文构建VAR模型之后，观测其脉冲响应函数图，来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通过劳动人口数量、劳动力质量与储蓄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的长期作用机制。
从图2来看，给定劳动力数量效应一个正向冲击后，出口贸易额从第1期到第5期加速增加，之后缓慢下降。虽然一直到第10期一直在下降，但是其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始终是正向作用，区别就在于速度的不同，而这与前文的协整结果相同，也可以用事实来解释。在最开始的时候，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充足使得总产出水平很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增速迅猛，但是随着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竞争，我国人口结构也开始呈现老龄化特征，因此，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国内产业结构转型，致力于提升外贸产业价值链。 图2Y对L的脉冲响应图3Y对H的脉冲响应
从图3来看，给定劳动力质量效应一个正向冲击后，出口贸易额在1期到2期之间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之后开始逐步回升为正，从第7期开始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起到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基于本文劳动力质量是用教育经费支出来计量，教育对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本身存在时滞效应，教育支出在当期并不能直接表现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在我国，政府一再强调教育经费支出应当保持长期的稳定性。此外，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劳动力质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并且之后一直持续升高，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图4来看，给定储蓄水平一个正向冲击之后，第1期到第2期对出口贸易额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初期的资本化水平较快，高储蓄水平会转化为高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从中期角度看，由于我国投资渠道及市场机制仍需进一步丰富完善，同时我国对于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限；此外，储蓄、投资的比例过高对于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这可以解释从第3期到第8期储蓄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额的负向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家贸易出口总量的增长及贸易顺差，对资本积累产生了促进作用，随后，资本作为要素禀赋，将会进一步促进贸易额的增长，脉冲响应函数图中第9期开始逐渐增速的正向冲击可以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图4Y对S的脉冲响应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1991-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建立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以及储蓄率三者之间的长期均衡方程，并且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深入研究了我国二次人口红利拐点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主要特征是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其直接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要素流动性增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实际工资增长水平并不显著，两者之间的异步性增长使得我国在劳动成本方面存在比较优势。第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但是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因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渐微的情况下，前期所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会显著提高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这一要素会显著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所带来的后果，帶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第三，人口红利也表现为储蓄率的提高，但是储蓄并不直接影响贸易出口总额的增长，而是要通过转化为资本以及其他形式才能起到作用，表现为滞后作用。然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开始形成，其又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策与建议如下：
1.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发展人力资本比较优势。我国若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在追赶的过程中，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抢占科技高地，推广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利用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实现“弯道超车”。通过积极落实“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发展战略，建立丰富的人才体系，加强在基础理论领域的研究，增强科技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2.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产品贸易附加值。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各国在贸易方面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值链的竞争，为了保持我国进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迫在眉睫。结合《中国制造2025》规划，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应当从追求贸易总额数量转变为追求贸易质量，保持现有制造业在全球贸易市场总额第一的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
3.拓宽社会投资渠道，优化资本价值。我国应当鼓励国有企业、民营资本“走出去”，通过吸收合并国外产业资本，与我国现有优势产业形成互补，提升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同时，我国应当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基建投资，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的风险控制制度，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同时，减少投机性资金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
4.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我国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现实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内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由于人口迁移受到教育等公共资源要素的驱动，大城市公共资源呈现紧张态势，土地资源稀缺，造成居住成本上升。我国应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客观规律，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此外，在产业区域的转移过程中，制定配套的劳动力迁移政策，引导劳动力向中西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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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on China′s Export Trade：Based on
the Binary of Towns and CitiesZHANG Ai-mei， GUO Jing-si， WU Wei-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characterized by the labor number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quality human capital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trade growth. Based on the binary of towns and cities， combining with causality test an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this text discusses how quantity of labor forc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and savings rate influence the foreign trade， finding labor for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export trade， but the effect is decreasing； because of the time lag effect of education， labor qualit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xport trade， but it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high-savings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t has indirect effects on demographic dividend by converting into the capital.
Key words：binary of towns and cities； demographic dividend； export trade； Granger causality；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