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来生我们终日在一起，每天每天从早晨口角到夜深，恨不得大家走开。”翻译家朱生豪在致爱人宋清如的信中写道。
　　你也许以为写信者是热情的性格——事实上，他幼年失怙，家境贫寒，兄弟三人由早孀的姑母照顾。在世人眼中，他性格清孤。若无知己，他宁愿八百里雾野，独自蹀躞。但他遇上了爱人宋清如。朱生豪说：“我爱你就像爱一首诗一样。”
　　结婚后，夫妻二人回到嘉兴，日子窘困，可依然美满。朱生豪“闭户家居，摈绝外务”，一门心思在家翻译莎士比亚。1943年春节，清如回常熟娘家过年，住了近一个月。雨天，朱生豪等清如返家，后园有一株杏梅，花瓣被雨打湿，他每捡拾一瓣，就在纸上写一段思念的话。待清如回来，花瓣已集了一大堆，其中一段是：
　　昨夜一夜我都在听着雨声中度过，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夜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夜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可是这雨好像永远下不住似的，夜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似的，一滴一滴掉在我的灵魂上……
　　这样的乱世雨夜，这份系念使得再冰凉的雨水也只衬出皮肤底下的温热。
　　“事实上你已成为我唯一的亲人了。”“接到你的信，真快活，风和日暖，令人愿意永远活下去。世上一切算得什么，只要有你。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孩童般的喜悦、亲昵，一片赤诚。他称清如的信为“续命汤”，说世间的苦不算什么，因为他的灵魂不曾有一天离开过她——爱，即是灵魂的求索和依傍，在那儿，在伸手可及处，有个与自己心灵相契的人，除了他，我们无别的想望，如追光灯罩着一人，周围人物皆隐退。一切都是晦暝布景，只有他是可视的。
　　“今后不再说诳话欺骗自己了，愿意炼成一个坚强的钢铁样的信心，永远倾向着你，当我疲倦了一切无谓的游戏之后。我不愿说那是恋爱，那自然是比恋爱更纯粹的信念。我愿意懂得‘永恒’两字的意义，把悲壮的意义放入平凡的生活里，而做一个虔诚的人。因我是厌了易变的世事，也厌了易变的自己的心情。”朱生豪信中的这段话描述了超越“男女之欢”的一种爱：借对方承载自己对人世的信与望。
　　笺短情长，在那个没有电脑手机的时代，有什么比书信更助于一段爱的送达呢？“乡下人”沈从文亦是以书信获取张兆和的芳心——“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仅此一句，流芳百世。
　　婚后，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夫妻仍是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写信以“三三”“二哥”等相称，让人称羡。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尽管后来婚姻生活起过一些涟漪，但两人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
　　就连不苟言笑、笔如刀戟的迅翁也写下过“两地书”的爱之告白：“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HM相见。”
　　另一封，“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HM”和“小刺猬”同指许广平。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许广平向兼职教授鲁迅写信求教，从此开始了两人同城异地的通信，从求教、讨论到谈情说爱，由师生、恋人到夫妻，如鲁迅所说“十年携手共艰危，相濡以沫亦可哀”。
　　1929年6月1日，鲁迅写信给夫人许广平：
　　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有些旧朋友自然除外——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排斥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但有时也觉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
　　正如迅翁在1931年写的一首七言诗中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以笔为刃的鲁迅在信中收起锋芒，他与收信人许广平，只是人世中的匹夫匹妇，无所不谈，包括对社会人事的观感以及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这些家信体现了鲁迅亲切幽默的性格特点，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带有温度的宝贵资料。
　　还有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学贯中西的文化人，在铁骨铮铮背后，对妻子杨之华亦是一腔柔情。1929年他在苏联治病休养期间，写给妻子的信用情至深。
　　亲爱爱：
　　……稍稍休息几天之后，这种有力的爱，这整个的爱的生命，立刻又开始灌溉他自己，开始萌着新春的花朵。我俩的心弦之上，现在又继续的奏着神妙的仙曲。我只有想着你，拥抱你的，吻你……的时候，觉着宇宙的空虚是不可限量的渺小，觉着天地间的一切动静都是非常的微细……
　　6年后，他慷慨就义，时年36岁。
　　同样为信仰而牺牲的林觉民，起义前夕写给妻子意映一封绝笔信，这封信写在一块白色方巾上。信中倾吐了他为革命而死的衷情，嘱妻子要忍悲而重大义。
　　“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这一封封家书在许多年后仍如烛照，如冬日炭火之暖，它们真挚、热烈、朴素而优美，留存的是爱的印迹，是依托与陪伴，是信仰与理想，映照出书写者的性情与人格。
　　每一封信笺中，都跃动着一个真切的灵魂，记录着一段见字如晤的亲密交流。
　　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记录有这样一幕：
　　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頭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如果没有当年的那一封信，就没有这感人至深的一幕，文学史上也不会留下这段动人的佳话。
　　一代人有一代人表情达意的方式，从结绳记事到电子通信，科技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老父亲老母亲们都学会用微信了。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到“车，马，邮件都慢”，一切通信的周折成为过去时，就连“写”这个动作都被语音和视频替代了。
　　虽然多了高效便捷，但是我们疏离了笔墨纸笺。定期清理的短信、微信与频繁更换的手机，使那些存在过的互通款曲、惦念与分享，那藏在琐碎家事中的时光，如风中之叶，零散缥缈。于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那些“两地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笔财富。
　　一纸笺书，有时只为写下那一个名字。横竖撇捺，点提钩弯，那是你的名字。台湾诗人纪弦写过一诗：“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而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
　　信，是纸上的山河与故乡，安放着苍茫世间人们相互慰藉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