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裸官”现象折射官员安全感以及國家信心的缺失，只有加快制度体制机制完善，方能从根源上遏制“裸官”
“裸官”现象由来已久，2011年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案发，“裸官事件”再次刺痛公众的神经。如今，整条“裸官”生产线的“三部曲”已无秘密可言，相关部门几次出手治理，但成效欠佳。
裸官现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制度监管之外，还有哪些手段可用?为此，《中國新闻周刊》专访了知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李永忠提出，“裸官”现象暴露了中國行政能力滞后的严重问题。若要根治，需加快完善制度体制，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
为降低腐败风险而“裸官”
中國新闻周刊：“裸官”现象愈加严重，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永忠：裸官的出现，从一个方面折射出纪检部门正加快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现在看来裸官的形成有清晰的“三部曲”：第一部，把家眷弄出國，学习就业或拿永久居住证；第二部，把所有的钱转移出去；第三部，一旦事情败露，就脱身外逃。这就由点到面、由个体到群体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裸官现象。
相比其他官员，裸官腐败所承担的犯罪成本无疑大为减小。即便官员本身跑不掉，也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代人”。这些年来从资本外逃到裸官外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党委政府都在高度重视，也一直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國际化的大背景下，裸官现象反映出随着中國反腐工作力度加大，贪官的风险意识增强，反腐形势仍然严峻。
中國新闻周刊：现在留在國内腐败的成本和风险相比过去有所提高，这些年来针对裸官现象有哪些具体措施?
李永忠：如果把目光放远一点，可看到，中共对加强党内监督一直是高度重视的，反腐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处置不可谓不严厉。1980年代初，拿广东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副书记叶妈坎开刀。进入21世纪，相继处置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國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6名省部级腐败高官。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國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同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國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始了对裸官监管发布了正式管理措施。2011年3月5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駅也表示，2011年我國将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裸官”凸显经济安全感缺失
中國新闻周刊：社科院的报告特别指出，裸官并不等于是贪官，有人只是为了让家人去享受更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裸官现象是否可以说明当下社会无法给官员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李永忠：裸官与贪官之间确实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我也注意到“裸官——贪官——逃官”的路线图，我认为，路线图应该是“贪官一裸官——逃官”。
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贪官为逃避打击，而演变成裸官。当然有一些裸官不是贪官，仅为安全考虑，但微乎其微。
其道理很简单，现在官员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将配偶子女送到國外去，除非这个官员有发明创造或有遗产可以继承，或得到赞助，因此从合法性角度讲不现实。
和以前群众运动时的情况不一样，如今的官员主要是缺乏经济上的安全感。当前中國薪酬制度不科学，官员的名义工资很低，甚至不及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现在官员的隐性收入却相当高。
由于薪酬制度问题导致腐败，有史可鉴。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历朝最低的，却也是最腐败的朝代。据明史专家计算，当时省部级干部一年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1000元，正司局级干部工资奖金4000元，县委书记1800元。这与现在差不多。在这样的薪酬体制下产生的海瑞，因其清廉，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中组部副部长，但他家徒四壁，甚至死后有棺无椁。
可见明朝并不懂得让官员体面地生活，官员只有搜刮民脂民膏，才有比较体面的生活。虽然明朝治腐是历世上最严厉的。为治腐，朱元璋不仅开创了“剥皮充草，立于衙门”先河，而且利用“四大案”对贪官大开杀戒。但是，杀到最后他自己对惩治贪官都没了信心。
中國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裸官”现象同时也说明了部分党员干部的信仰缺失，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永忠：这方面以前苏联为例，斯大林去世后，前苏联各级领导干部因不再担心被大清洗而大松一口气。随后各级领导干部开始掌握的物质资源增多，权力的含金量空前提高。而权力过分集中，再加上等级制度，造成前苏联各级干部’能力弱化，信念流失，和民众关系疏离。留在政权机关的原因是当官能得到好处。在《苏联政权史》一书中，列出1957年，因腐败被定罪的是1800人；1970年，增加到3000人，到了1980年，又翻了一倍达到6000人。
在前苏联的案例中，表面看是因为信念的缺失造成了腐败。但其实可以看出一个更深层次原因：“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封建式的等级授职的用人体制，这两大根本性原因，致使腐败迅速滋生蔓延，最终亡党亡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我与國外学者协作时，他们说：全世界有13亿人不信教，中國就有10多亿。我说中國人信儒教。在孔孟之道中，读书做官后要奉行“修身、齐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做官后再训导老百姓做人做事的道理。在中國是通过信官来信孔孟之道的。从历史看，农民起义也大多因为官员大范围并长时期腐败!
所以说必须高度重视当前的裸官现象，把它提高到一个政治高度，提高到我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高度来认识，这样才能对裸官做出深入的调查研究，拿出让群众满意的对策。
体制改革方能遏制“裸官”
中國新闻周刊：对于裸官的技术监控手段是否存在不足?
李永忠：监控肯定不够。按理说已经规定了很多重大事情申报。但监管力度明显不够，一是有些地方单位的裸官没有申报；二是有些裸官申报后，所在的组织部门、纪检机关通气不够，任由其裸下去。
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总是慢三拍，胡锦涛总书记已将“能力不足”列为执政的四大危险之一。裸官现象更是我國行政能力滞后的折射。
中國新闻周刊：除了制度监管，是否有其他途径根治“裸官”?
李永忠：根治“裸官”要从源头研究，堵牢贪污之口。陈毅曾写过一首诗，指出权力必然带来的三大好处：即“威严、美色、推戴”。
权能变钱，古往今来几乎无人不晓；心存侥幸，历来贪官都作如此之想。权力的含金量，在当下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一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中间的缝隙，就是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
在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中，速度是关键。遏制腐败，不仅要通过严肃查处，提高腐败的成本，更要以治本为主。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就是解决速度问题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时不我待。
解决裸官现象，对策可以先易后难，便于达成共识。一是深入调研，摸清现状；二是凡是裸官，公示财产；三是不得提拔，加强监管；四是留官留裸，二者选一；五是鼓励举报，查实重奖。
具体讲，要统计裸官数量，进行分类处理，区别对待。对于裸官现象要零容忍，尤其是对新提拔干部、后备干部。对于已经“裸体”的官员，要给出一定限期，让已经出國家眷回来
我认为无论从政治安全考虑还是经济安全考虑，裸官都不配做一个领导干部。治理“裸官”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这样慢慢形成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官员就会比较廉洁，老百姓就会信任我们，才能够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好。
“裸官”现象由来已久，2011年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案发，“裸官事件”再次刺痛公众的神经。如今，整条“裸官”生产线的“三部曲”已无秘密可言，相关部门几次出手治理，但成效欠佳。
裸官现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制度监管之外，还有哪些手段可用?为此，《中國新闻周刊》专访了知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李永忠提出，“裸官”现象暴露了中國行政能力滞后的严重问题。若要根治，需加快完善制度体制，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
为降低腐败风险而“裸官”
中國新闻周刊：“裸官”现象愈加严重，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永忠：裸官的出现，从一个方面折射出纪检部门正加快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现在看来裸官的形成有清晰的“三部曲”：第一部，把家眷弄出國，学习就业或拿永久居住证；第二部，把所有的钱转移出去；第三部，一旦事情败露，就脱身外逃。这就由点到面、由个体到群体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裸官现象。
相比其他官员，裸官腐败所承担的犯罪成本无疑大为减小。即便官员本身跑不掉，也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代人”。这些年来从资本外逃到裸官外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党委政府都在高度重视，也一直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國际化的大背景下，裸官现象反映出随着中國反腐工作力度加大，贪官的风险意识增强，反腐形势仍然严峻。
中國新闻周刊：现在留在國内腐败的成本和风险相比过去有所提高，这些年来针对裸官现象有哪些具体措施?
李永忠：如果把目光放远一点，可看到，中共对加强党内监督一直是高度重视的，反腐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处置不可谓不严厉。1980年代初，拿广东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副书记叶妈坎开刀。进入21世纪，相继处置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國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6名省部级腐败高官。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國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同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國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始了对裸官监管发布了正式管理措施。2011年3月5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駅也表示，2011年我國将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裸官”凸显经济安全感缺失
中國新闻周刊：社科院的报告特别指出，裸官并不等于是贪官，有人只是为了让家人去享受更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裸官现象是否可以说明当下社会无法给官员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李永忠：裸官与贪官之间确实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我也注意到“裸官——贪官——逃官”的路线图，我认为，路线图应该是“贪官一裸官——逃官”。
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贪官为逃避打击，而演变成裸官。当然有一些裸官不是贪官，仅为安全考虑，但微乎其微。
其道理很简单，现在官员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将配偶子女送到國外去，除非这个官员有发明创造或有遗产可以继承，或得到赞助，因此从合法性角度讲不现实。
和以前群众运动时的情况不一样，如今的官员主要是缺乏经济上的安全感。当前中國薪酬制度不科学，官员的名义工资很低，甚至不及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现在官员的隐性收入却相当高。
由于薪酬制度问题导致腐败，有史可鉴。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历朝最低的，却也是最腐败的朝代。据明史专家计算，当时省部级干部一年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1000元，正司局级干部工资奖金4000元，县委书记1800元。这与现在差不多。在这样的薪酬体制下产生的海瑞，因其清廉，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中组部副部长，但他家徒四壁，甚至死后有棺无椁。
可见明朝并不懂得让官员体面地生活，官员只有搜刮民脂民膏，才有比较体面的生活。虽然明朝治腐是历世上最严厉的。为治腐，朱元璋不仅开创了“剥皮充草，立于衙门”先河，而且利用“四大案”对贪官大开杀戒。但是，杀到最后他自己对惩治贪官都没了信心。
中國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裸官”现象同时也说明了部分党员干部的信仰缺失，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永忠：这方面以前苏联为例，斯大林去世后，前苏联各级领导干部因不再担心被大清洗而大松一口气。随后各级领导干部开始掌握的物质资源增多，权力的含金量空前提高。而权力过分集中，再加上等级制度，造成前苏联各级干部’能力弱化，信念流失，和民众关系疏离。留在政权机关的原因是当官能得到好处。在《苏联政权史》一书中，列出1957年，因腐败被定罪的是1800人；1970年，增加到3000人，到了1980年，又翻了一倍达到6000人。
在前苏联的案例中，表面看是因为信念的缺失造成了腐败。但其实可以看出一个更深层次原因：“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封建式的等级授职的用人体制，这两大根本性原因，致使腐败迅速滋生蔓延，最终亡党亡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我与國外学者协作时，他们说：全世界有13亿人不信教，中國就有10多亿。我说中國人信儒教。在孔孟之道中，读书做官后要奉行“修身、齐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做官后再训导老百姓做人做事的道理。在中國是通过信官来信孔孟之道的。从历史看，农民起义也大多因为官员大范围并长时期腐败!
所以说必须高度重视当前的裸官现象，把它提高到一个政治高度，提高到我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高度来认识，这样才能对裸官做出深入的调查研究，拿出让群众满意的对策。
体制改革方能遏制“裸官”
中國新闻周刊：对于裸官的技术监控手段是否存在不足?
李永忠：监控肯定不够。按理说已经规定了很多重大事情申报。但监管力度明显不够，一是有些地方单位的裸官没有申报；二是有些裸官申报后，所在的组织部门、纪检机关通气不够，任由其裸下去。
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总是慢三拍，胡锦涛总书记已将“能力不足”列为执政的四大危险之一。裸官现象更是我國行政能力滞后的折射。
中國新闻周刊：除了制度监管，是否有其他途径根治“裸官”?
李永忠：根治“裸官”要从源头研究，堵牢贪污之口。陈毅曾写过一首诗，指出权力必然带来的三大好处：即“威严、美色、推戴”。
权能变钱，古往今来几乎无人不晓；心存侥幸，历来贪官都作如此之想。权力的含金量，在当下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一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中间的缝隙，就是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
在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中，速度是关键。遏制腐败，不仅要通过严肃查处，提高腐败的成本，更要以治本为主。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就是解决速度问题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时不我待。
解决裸官现象，对策可以先易后难，便于达成共识。一是深入调研，摸清现状；二是凡是裸官，公示财产；三是不得提拔，加强监管；四是留官留裸，二者选一；五是鼓励举报，查实重奖。
具体讲，要统计裸官数量，进行分类处理，区别对待。对于裸官现象要零容忍，尤其是对新提拔干部、后备干部。对于已经“裸体”的官员，要给出一定限期，让已经出國家眷回来
我认为无论从政治安全考虑还是经济安全考虑，裸官都不配做一个领导干部。治理“裸官”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这样慢慢形成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官员就会比较廉洁，老百姓就会信任我们，才能够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