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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整天都在艰辛地抗争，都在感叹碎片化阅读的冲击。要不要试试“迎碎而上”？在法国，人们可以从街头的机器里打印出短篇小说，打发无聊的排队和等待时间。想想看，如果你站在餐厅前排队的时候，不仅有免费的饮料和小吃，还能读到新书的试读本；想想看，也许有一天你充完地铁卡，交完水电费，在超市买完东西，你突然发现打印出来的小票上，印着一篇精彩的小说，或者一首你从未听说的诗歌。
出版最重要的，始终在于提供好内容，而媒介终究会随着技术而变。努力触摸每个领域的边界，总能发现意外惊喜。
每每路过地铁站内的自动图书馆，我们的内心都飘过一丝无奈。它的存在好像是为了从反面证明数字时代书的“下场”，多少有些讽刺。这些自动图书馆的原型其实是自动贩卖机，这两者看起来似乎并不匹配，但其实书和自动贩卖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联系在一起了。但图书自动贩卖机诞生的初衷却不是为了扩大图书的销量，它的内里藏着一种不甘现状的独立精神。
1822年，英国书店老板理查德·克莱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图书自动贩卖机。那个时代的出版观念相对保守，书店店员如果售卖所谓“禁书”的激进书籍，比如托马斯·佩因撰写的《理性时代》，就会被关进监狱，而自动贩卖机避开了顾客与店员直接交涉的环节，也免除了更多被审查的可能。
可以说，图书自动贩卖机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营销，而是为了让读者“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虽然在此之后，图书自动贩卖机并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但是仍然有人基于类似的愿望，做了同样的事。
那是在1933年的一个周末，企鹅图书的创始人艾伦·莱恩正站在埃克塞特的火车站月台上。他刚刚见过一个作家友人，准备返程回伦敦，想在火车站的书报摊买点什么在回程的火车上阅读，然而他被可选择的读物震惊了……这激发了他的斗志，他下定决心要做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高品质书籍。
这种书不仅要价格诱人（一本书等于一包香烟的价格），除了能在传统书店买到，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火车站、烟草零售店和连锁小商店买到。他希望书籍能够走出图书馆和书店，来到车站、街头，到片刻驻足的行人手中去。艾伦先是在1935年受到德国信天翁出版社“小尺寸图书”概念的启发，出版了经典的口袋书系列。紧接着，又在两年后的1937年，设计了第一台企鹅图书自动贩卖机专门用来售卖口袋本图书。
虽然，企鹅图书自动贩卖机只生产了有限的数量，并没有在市场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但艾伦创造的口袋书却改变了大多数英国人的阅读习惯。口袋书这一便携形式很快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并最终促成了另一种新型图书自动贩卖机的诞生。
口袋书在美国的广泛普及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企鹅口袋书在英国诞生之后没多久，美国人罗伯特就从这种方便携带的小书身上嗅到了无限商机，他和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创始人一起，将口袋书的模式引入了美国市场。
从1947年开始，美国市场中出现了一种专门售卖口袋书的新式图书自动贩卖机——Book-O-Mat。这种机器可以容纳50本口袋书，每本卖25美分。在广告里，它们被称作是一次自动机械的“革命性进步”。然而在那个时代，不同行业的营销还没有联合在一起，书籍最终落了单，回到了主流分销渠道中。
虽然书和自动贩卖机都在慢慢老去，但总有人使它重新焕发生机。加拿大有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叫做Monkey’s Paw，店主专门请动画设计师做了一台旧书自动贩卖机放在店内。这台名为Biblio-Mat的机器由老式自动贩卖机改造而成，里面装满了用白色腰封包裹的旧书，每本只卖233。這台机器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你完全不知道你会拿到什么书，投币之后出现的旧书是随机的。这种未知的新奇吸引了无数游客来买书，还有人给设计师写信，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多一些这样的机器。不过Biblio-Mat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只是为了这一家书店而存在，它的使命就是完成Monkey’s Paw的服务延伸。
然而像Monkey’s Paw这样的热销贩卖机只是个例，在纸质书不断衰落的时代，大部分实体书店的图书销量都在极速锐减，更别说通常被遗忘在角落的自动贩卖机了。但图书销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阅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阅读。可是有太多人被碎片化的负面影响裹挟，向碎片化投降，干脆放弃了深度的思考与创作。其实，碎片化的资讯意味着对优质内容更迫切的需求，以及对筛选机制更高的要求，这正是一个需要发现新形式来整合碎片信息的契机。
两年前，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市中心多了8台特殊的自动贩卖机。这种橘色的机器像自动缴费机一样，能够免费打印出印有短篇文学作品的便条，就像超市的小票清单，可以装在钱包里。便条纸张也可以回收再利用，十分环保。至于打印的作品，是按照阅读所需的时间分类的。机器上有3个按键，分别可以选择1分钟、3分钟、5分钟的短篇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来自机器发明者克里斯托夫制作的app——ShortEdition（短刊），目前已有14万人次的订阅者。人们可以在app上写作，并通过终端机打印出作品。他发明Short Edition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及写作与阅读，并为写作者提供平台。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作者、出版人和读者。这三个角色借助一个app和一个终端机，重叠在了一起。
克里斯托夫是一个数字出版人，他在采访中表示Short Edition的想法来自专卖巧克力条和饮料的自动贩卖机。和自动贩卖机照样能卖优质商品一样，他坚信他们同样能提供高质量的流行文学，来充实低效的碎片时间。
然而“免费发放”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如此的情怀主义，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支持，将又是一个以亏损而告终的案例。好在格勒诺布尔的市政府为这个想法提供了资助，Short Edition的样机随后被放置在市政厅、旅行社营业厅和图书馆、社会中心，人们可以打印、阅读里面的故事从而打发排队的时间。
许多曾经呼吁要“回归书籍”的当地人，慢慢也成为阅读、打印那些原创故事的一员。如今short Edition已经走向世界，甚至到了北美的大学校园里。
严格意义上来说，Short Edition更偏向一种分享装置，而不是自动贩卖机，它的重点在于提供一种更加平等的共享关系。这种分享的本质也蕴含在真正的自动贩卖机之中。
前文提到的各种自动贩卖机，在英文中通常被称作“vending machine”或“dispenser”，法语则是“distributionautomatique”。无论是英文还是法文，它的原意都偏重“分发、分配”的含义，而这个词翻译成中文之后习惯被称作“自动贩卖机”，它被剥夺了分享的内涵，不再是人类行为的延展，单纯地成为了一种销售服务的替代品。不得不说我们很可能从根本上就误解了它的意义，埋没了活用它的可能性。
如今这个时代，自动贩卖机作为图书的销售渠道，的确稍显被动，但或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绝佳的展示场所，使它们延展出的理念“复活”。在本来并不是供人阅读的公共场所，用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人们获取书籍的途径，激发读者同书籍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给人们无所适从的等待时间带来乐趣。那些废旧的自动贩卖机经过改造，能够以新的面貌示人，像圣诞老人一般将图书送到读者手中。
坚持纸媒，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情怀所在。不过出版人不应只看到自己所相信、珍视、爱惜的那些事物正在随时代的变迁而远去，还应该看到更开阔机遇的远景和责任，合作并找到媒介与改进阅读方式的契机。其实文本始终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借助不同的媒介深入我们的生活。正如图书自动贩卖机不断地改头换面，生命总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和重生，阅读的可能性就在出版的革命之中。
出版最重要的，始终在于提供好内容，而媒介终究会随着技术而变。努力触摸每个领域的边界，总能发现意外惊喜。
每每路过地铁站内的自动图书馆，我们的内心都飘过一丝无奈。它的存在好像是为了从反面证明数字时代书的“下场”，多少有些讽刺。这些自动图书馆的原型其实是自动贩卖机，这两者看起来似乎并不匹配，但其实书和自动贩卖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联系在一起了。但图书自动贩卖机诞生的初衷却不是为了扩大图书的销量，它的内里藏着一种不甘现状的独立精神。
1822年，英国书店老板理查德·克莱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图书自动贩卖机。那个时代的出版观念相对保守，书店店员如果售卖所谓“禁书”的激进书籍，比如托马斯·佩因撰写的《理性时代》，就会被关进监狱，而自动贩卖机避开了顾客与店员直接交涉的环节，也免除了更多被审查的可能。
可以说，图书自动贩卖机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营销，而是为了让读者“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虽然在此之后，图书自动贩卖机并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但是仍然有人基于类似的愿望，做了同样的事。
那是在1933年的一个周末，企鹅图书的创始人艾伦·莱恩正站在埃克塞特的火车站月台上。他刚刚见过一个作家友人，准备返程回伦敦，想在火车站的书报摊买点什么在回程的火车上阅读，然而他被可选择的读物震惊了……这激发了他的斗志，他下定决心要做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高品质书籍。
这种书不仅要价格诱人（一本书等于一包香烟的价格），除了能在传统书店买到，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火车站、烟草零售店和连锁小商店买到。他希望书籍能够走出图书馆和书店，来到车站、街头，到片刻驻足的行人手中去。艾伦先是在1935年受到德国信天翁出版社“小尺寸图书”概念的启发，出版了经典的口袋书系列。紧接着，又在两年后的1937年，设计了第一台企鹅图书自动贩卖机专门用来售卖口袋本图书。
虽然，企鹅图书自动贩卖机只生产了有限的数量，并没有在市场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但艾伦创造的口袋书却改变了大多数英国人的阅读习惯。口袋书这一便携形式很快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并最终促成了另一种新型图书自动贩卖机的诞生。
口袋书在美国的广泛普及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企鹅口袋书在英国诞生之后没多久，美国人罗伯特就从这种方便携带的小书身上嗅到了无限商机，他和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创始人一起，将口袋书的模式引入了美国市场。
从1947年开始，美国市场中出现了一种专门售卖口袋书的新式图书自动贩卖机——Book-O-Mat。这种机器可以容纳50本口袋书，每本卖25美分。在广告里，它们被称作是一次自动机械的“革命性进步”。然而在那个时代，不同行业的营销还没有联合在一起，书籍最终落了单，回到了主流分销渠道中。
虽然书和自动贩卖机都在慢慢老去，但总有人使它重新焕发生机。加拿大有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叫做Monkey’s Paw，店主专门请动画设计师做了一台旧书自动贩卖机放在店内。这台名为Biblio-Mat的机器由老式自动贩卖机改造而成，里面装满了用白色腰封包裹的旧书，每本只卖233。這台机器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你完全不知道你会拿到什么书，投币之后出现的旧书是随机的。这种未知的新奇吸引了无数游客来买书，还有人给设计师写信，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多一些这样的机器。不过Biblio-Mat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只是为了这一家书店而存在，它的使命就是完成Monkey’s Paw的服务延伸。
然而像Monkey’s Paw这样的热销贩卖机只是个例，在纸质书不断衰落的时代，大部分实体书店的图书销量都在极速锐减，更别说通常被遗忘在角落的自动贩卖机了。但图书销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阅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阅读。可是有太多人被碎片化的负面影响裹挟，向碎片化投降，干脆放弃了深度的思考与创作。其实，碎片化的资讯意味着对优质内容更迫切的需求，以及对筛选机制更高的要求，这正是一个需要发现新形式来整合碎片信息的契机。
两年前，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市中心多了8台特殊的自动贩卖机。这种橘色的机器像自动缴费机一样，能够免费打印出印有短篇文学作品的便条，就像超市的小票清单，可以装在钱包里。便条纸张也可以回收再利用，十分环保。至于打印的作品，是按照阅读所需的时间分类的。机器上有3个按键，分别可以选择1分钟、3分钟、5分钟的短篇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来自机器发明者克里斯托夫制作的app——ShortEdition（短刊），目前已有14万人次的订阅者。人们可以在app上写作，并通过终端机打印出作品。他发明Short Edition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及写作与阅读，并为写作者提供平台。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作者、出版人和读者。这三个角色借助一个app和一个终端机，重叠在了一起。
克里斯托夫是一个数字出版人，他在采访中表示Short Edition的想法来自专卖巧克力条和饮料的自动贩卖机。和自动贩卖机照样能卖优质商品一样，他坚信他们同样能提供高质量的流行文学，来充实低效的碎片时间。
然而“免费发放”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如此的情怀主义，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支持，将又是一个以亏损而告终的案例。好在格勒诺布尔的市政府为这个想法提供了资助，Short Edition的样机随后被放置在市政厅、旅行社营业厅和图书馆、社会中心，人们可以打印、阅读里面的故事从而打发排队的时间。
许多曾经呼吁要“回归书籍”的当地人，慢慢也成为阅读、打印那些原创故事的一员。如今short Edition已经走向世界，甚至到了北美的大学校园里。
严格意义上来说，Short Edition更偏向一种分享装置，而不是自动贩卖机，它的重点在于提供一种更加平等的共享关系。这种分享的本质也蕴含在真正的自动贩卖机之中。
前文提到的各种自动贩卖机，在英文中通常被称作“vending machine”或“dispenser”，法语则是“distributionautomatique”。无论是英文还是法文，它的原意都偏重“分发、分配”的含义，而这个词翻译成中文之后习惯被称作“自动贩卖机”，它被剥夺了分享的内涵，不再是人类行为的延展，单纯地成为了一种销售服务的替代品。不得不说我们很可能从根本上就误解了它的意义，埋没了活用它的可能性。
如今这个时代，自动贩卖机作为图书的销售渠道，的确稍显被动，但或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绝佳的展示场所，使它们延展出的理念“复活”。在本来并不是供人阅读的公共场所，用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人们获取书籍的途径，激发读者同书籍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给人们无所适从的等待时间带来乐趣。那些废旧的自动贩卖机经过改造，能够以新的面貌示人，像圣诞老人一般将图书送到读者手中。
坚持纸媒，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情怀所在。不过出版人不应只看到自己所相信、珍视、爱惜的那些事物正在随时代的变迁而远去，还应该看到更开阔机遇的远景和责任，合作并找到媒介与改进阅读方式的契机。其实文本始终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借助不同的媒介深入我们的生活。正如图书自动贩卖机不断地改头换面，生命总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和重生，阅读的可能性就在出版的革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