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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词缀吗?一般认为词缀的判断标准是:结构定位粘附,语义虚化,具有标识词性的语法功能。然而,“-性”并不完全符合这些特点,因为在一些词里,“性”的意义并没有完全虚化。对此,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们与词根的关系简单地看作是偏正关系,有些人把它们看作是狭义上的专用词缀。吕叔湘先生把这种没有完全虚化的,既不同于词根又不同于词缀的,属于词缀语法化“中间状态”的,叫“类词缀”。类词缀的特点是:结构上具有定位粘附性,语义上具有不完全虚化性,功能上具有类化性。“-性”具备类词缀的特点。
我们知道,单音节“性”在古汉语中具有实在意义。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指人的本性。“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指事物固有的性质、特点。“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国语·周语上》),指性情、脾性。“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诗·大雅·卷阿》),指性命、生命。“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吕氏春秋·壅塞》),指身体。即使由“性”构成的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性”所表达的也还是实义。如“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马蹄》)“常性”指本性。“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中论·治学》)“理性”指涵养性情。“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之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恶性”指性情凶恶;凶恶的性情。“金员外偶然察听了些风声,便去咒天骂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个不耐烦方休。如此也非止一次,只为浑家也是个硬性,闹过了,依旧不理。”(《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硬性”指坚硬刚强的秉性。“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更生疏了。”(《红楼梦》第十七回)“怡情悦性”之“性”指性情。
随着语言接触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性”字逐渐虚化,在构词上表现类化特点。如“五分钟热气——干什么都没常性!”(刘厚明《小雁齐飞》第一幕)“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毛泽东《实践论》)“学制从硬性的变成有弹性的,固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内容而不在学制的系统。”(胡适《这一周》三四)例中的“常性”、“理性”、“感性”、“硬性”都明显表现类词缀的特点。
这由实到虚的过程是汉语自身演变的规律呢,还是受外来影响?让我们考察一下“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大词典》吧。
《汉语大词典》收录以“性”为词尾的词条近300条,根据笔者判断,作为实义语素组词的多达240余条,作为词缀语素的“性”有50多条,且无论是双音节还是三音词,《汉语大词典》所举类词缀“性”的早期用例大都来自梁启超笔下。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吾国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浊我脑性。”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而末俗承流,遂藉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根性,而误尽天下。”
当然,《汉语大词典》还收录了一些没有用例的“性”类词,如中性、展性、脆性、恶性、毒性、碱性、党性、建设性、可塑性、同一性、时间性、旋光性、必然性、思想性、第一性、盖然性、阶级性、背日性、决定性、背光性、二重性、偶然性、倾向性、真实性等,这些词出现于20世纪初。学界以为这种类词缀“性”的用法大概是受外来语影响。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认为,“以‘-性’为词尾的汉语词不是什么新词,早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已由日语借入,往往构成‘xx性’的三音节词语。”王立达《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一文也认为,“现代汉语以词尾‘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点’、‘观’、‘线’、‘论’、‘率’构成的词都是借自日语或利用这种构词法创造的。”刘禾《跨语际实践》所附源自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表里,列出了26类日源前缀后缀词:反-、-为、-阶级、-作用、-时代、-感、-主义、-炎、-化、-线、
-法、-的、-于、-点、-力、-问题、-性、-率、-型、-社会、-学、-式、超-、-论、-观、-界。
那么,词缀“-性”的用法是来自日语吗?据笔者统计,《日本国语大辞典》中收“-性”词859条,而作为词缀“性”的词有501条,其中双音节52条,三音节391条,多音节58条。单从所收词缀词的数量上来看,日语大大多于汉语,尤其是三音节的条。
据《日本国语大辞典》可知,日语中“性”类双音节词缀的早期用例是“碍性”,见于1827年的《气海观澜》:“既有体则必有碍性”。《气海观澜广义》中对“碍性”的解释是:“碍性名固性,又名不透性。一物既居其处,则他物不能间焉。”《气海观澜》为日本西学家青地林宗编著,此书是日本最早的体系化的物理经典著作。可以看出,在日语中开始使用词缀“性”大概是受西学影响,只是使用范围还不太广罢了。
其他如“常性”、“理性”、“恶性”、“硬性”等,亦早见于19世纪日本文献。
①洒々落々たるものを見て楽む、蓋し人間の常性(ヂャウセイ)なりかし。(坪内逍遙《小説神髄》)
②此理性こそ、天の吾人に、与へたる霊知〔intellect〕の性にして、自ら昧まし、自ら欺くことを、得ざる者にて、人の世に、いとも重き司さを、勤むる者なれ。(西周《致知启蒙》)
③各性の病、善性、頑性、悪性。(绪方洪庵《病学通論》)
④硬性(カウセイ)の者は墜落して険詐となり暴戻となり薄志の者は喪魂して厭世となり淫蕩となり。(内田魯庵《如是放語》)
“常性”早见于日本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之中。坪内逍遙倾心于英国文学,他的思想常常受到欧洲思想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语言也受到影响。“理性”是日本哲学家西周在翻译西方的“Reason”时创造的语义新词。西周早年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也到西洋留学过,又有着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所以他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挑选符合日本人的语言理解习惯的汉语对等译词,使其符合日文的语感,如“理性”、“感性”、“悟性”、“觉性”等。“恶性”是日本西学学者绪方洪庵在他的名著《病学通论》中使用,《病学通论》是荷兰语西医书的翻译。明治维新前,荷兰语几乎是日本了解欧洲的唯一通道,荷西语同时也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这些都说明,词缀“性”是在19世纪初受西学的影响在日本开始使用。
再看三音节“-性”类词。《日本国语大辞典》所收早期用例是“可锻性”和“可分性”,这两个词都是在1873年田中義廉编著的《小学读本》中出现,如:
可鍛性は、鎚過、或は絞搾し、鍛練するとき、容積の、延長する性をいふ。
可分性は、物体の分析すべき性にして、万物皆、砕きて粉末となすべく、切て細片となすべし。
此后,三音节词就被大量的使用,像习惯性、碍窜性、粘着性、遗传性、永续性、盖然性、可塑性、可能性、感受性、挥发性等等。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词缀“性”是来源于英语。《日本国语大辞典》收入的一些对译词条,例如:山口鋭之助在1888年编著的《物理学術語和英仏独対訳字書》中用“刚性”对译“Rigidity”、用“弹性”对译“Elasticity”、用“展性”对译“Malleability”、用“延性”对译“Ductility”、用“等時性”对译“Isochronism”、用“同時性”对译“Synchronicity”。在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彙》中用“展性”对译Expansibility、用“特性”对译Peculiarity、用“感性”对译Sensibility、用“偶性”对译“Property”、用“永続性”对译Perdurability、用“盖然性”对译Probability、用“可能性”对译Possibility、用“感受性”对译Susceptibility、用“通有性”对译Universals、用“特异性”对译“Dierence”。野村龍太郎在1886年编著的《工学字彙》中用“脆性”对译Brittleness、用“粘性”对译Plasticity、用“可塑性”对译Plasticity、用“耐久性”对译“Durability”。这些词大多数是哲学字汇,对译英语词尾-ty,-ce,-ness,-ism,这可能也就是学界认为词缀“性”来源于英语的原因之一。正如王力先生所言:“五四以后,由于西洋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有了一些新兴的名词词尾。真正新兴的名词词尾是‘品’、‘性’、‘度’等。‘性’字和英语词尾-ty,-ce,-ness大致相当。这也是受了日本译文的影响。日本人把英语的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重大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不可渗透性’)等,我们都采用了。当然我们自己也创造了一些。最有趣的是日本人把necessity译为‘必要’,我们已经采用了。我们常常说‘没有……的必要’,就是说没有这种necessity。最近我们又创造了一个‘必要性’,于是‘必要’和‘必要性’造成了一对骈词。”王力先生只是笼统的概括了汉语词缀“性”的来源,并不精确。从上面所论可知,汉语中使用最早的例子是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即在五四运动之前。词缀“性”确实是受西洋语言的影响而产生,但并非直接对译英语词尾-ty,-ce,-ness,而是首先发生在日本,间接受西学影响。
还有学者认为词缀“-性”是自源的,是汉语中固有的,如陈汝立《谈词缀“性”》认为“在五四以前的汉语中,无论口语里书面语里都已出现了带后缀‘性’的词,并不完全是因为受了西洋语言的影响后才产生的,而是在这之前汉语自身发展过程中就已经有土生土长的了。当然,不可否认,在五四以前它还未形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系统的构词类型,只是到了五四以后,受了翻译外国语的影响,才促使它从幼稚走向成熟,兴旺发达起来,才使它的生命力充分显示出来。”并举出具体例子如:“耳性”“索性”“记性”。但笔者认为“耳性”、“记性”都还有实在义,表能力,“索性”表性情,因此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词缀或类词缀。
因此,单音节“性”本来是汉语固有词汇,表达实在意义。“性”作为词缀被使用是从双音节词开始,是日本学者在翻译西学著作时受西学的影响并利用汉语的语素或是固有词汇改变其原义而创造的。明治维新以前,词缀“性”的使用量并不大,仅在一些西学译著中看到,并以双音节居多,明治维新以后三音节词得到了大量使用,在20世纪初又被中国的学者借入。
参考文献
[1]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2]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
[3]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1980
[4]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
[5]王立达《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中国语文》1958年第9期
[6]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
[7]陈汝立《谈词缀“性”》,《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8]《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3
[9]《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大辞典刊行会,小学馆,2001
[10](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11](德)李博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通讯地址:310018 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我们知道,单音节“性”在古汉语中具有实在意义。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指人的本性。“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指事物固有的性质、特点。“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国语·周语上》),指性情、脾性。“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诗·大雅·卷阿》),指性命、生命。“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吕氏春秋·壅塞》),指身体。即使由“性”构成的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性”所表达的也还是实义。如“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马蹄》)“常性”指本性。“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中论·治学》)“理性”指涵养性情。“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之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恶性”指性情凶恶;凶恶的性情。“金员外偶然察听了些风声,便去咒天骂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个不耐烦方休。如此也非止一次,只为浑家也是个硬性,闹过了,依旧不理。”(《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硬性”指坚硬刚强的秉性。“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更生疏了。”(《红楼梦》第十七回)“怡情悦性”之“性”指性情。
随着语言接触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性”字逐渐虚化,在构词上表现类化特点。如“五分钟热气——干什么都没常性!”(刘厚明《小雁齐飞》第一幕)“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毛泽东《实践论》)“学制从硬性的变成有弹性的,固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内容而不在学制的系统。”(胡适《这一周》三四)例中的“常性”、“理性”、“感性”、“硬性”都明显表现类词缀的特点。
这由实到虚的过程是汉语自身演变的规律呢,还是受外来影响?让我们考察一下“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大词典》吧。
《汉语大词典》收录以“性”为词尾的词条近300条,根据笔者判断,作为实义语素组词的多达240余条,作为词缀语素的“性”有50多条,且无论是双音节还是三音词,《汉语大词典》所举类词缀“性”的早期用例大都来自梁启超笔下。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吾国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浊我脑性。”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而末俗承流,遂藉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根性,而误尽天下。”
当然,《汉语大词典》还收录了一些没有用例的“性”类词,如中性、展性、脆性、恶性、毒性、碱性、党性、建设性、可塑性、同一性、时间性、旋光性、必然性、思想性、第一性、盖然性、阶级性、背日性、决定性、背光性、二重性、偶然性、倾向性、真实性等,这些词出现于20世纪初。学界以为这种类词缀“性”的用法大概是受外来语影响。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认为,“以‘-性’为词尾的汉语词不是什么新词,早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已由日语借入,往往构成‘xx性’的三音节词语。”王立达《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一文也认为,“现代汉语以词尾‘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点’、‘观’、‘线’、‘论’、‘率’构成的词都是借自日语或利用这种构词法创造的。”刘禾《跨语际实践》所附源自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表里,列出了26类日源前缀后缀词:反-、-为、-阶级、-作用、-时代、-感、-主义、-炎、-化、-线、
-法、-的、-于、-点、-力、-问题、-性、-率、-型、-社会、-学、-式、超-、-论、-观、-界。
那么,词缀“-性”的用法是来自日语吗?据笔者统计,《日本国语大辞典》中收“-性”词859条,而作为词缀“性”的词有501条,其中双音节52条,三音节391条,多音节58条。单从所收词缀词的数量上来看,日语大大多于汉语,尤其是三音节的条。
据《日本国语大辞典》可知,日语中“性”类双音节词缀的早期用例是“碍性”,见于1827年的《气海观澜》:“既有体则必有碍性”。《气海观澜广义》中对“碍性”的解释是:“碍性名固性,又名不透性。一物既居其处,则他物不能间焉。”《气海观澜》为日本西学家青地林宗编著,此书是日本最早的体系化的物理经典著作。可以看出,在日语中开始使用词缀“性”大概是受西学影响,只是使用范围还不太广罢了。
其他如“常性”、“理性”、“恶性”、“硬性”等,亦早见于19世纪日本文献。
①洒々落々たるものを見て楽む、蓋し人間の常性(ヂャウセイ)なりかし。(坪内逍遙《小説神髄》)
②此理性こそ、天の吾人に、与へたる霊知〔intellect〕の性にして、自ら昧まし、自ら欺くことを、得ざる者にて、人の世に、いとも重き司さを、勤むる者なれ。(西周《致知启蒙》)
③各性の病、善性、頑性、悪性。(绪方洪庵《病学通論》)
④硬性(カウセイ)の者は墜落して険詐となり暴戻となり薄志の者は喪魂して厭世となり淫蕩となり。(内田魯庵《如是放語》)
“常性”早见于日本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之中。坪内逍遙倾心于英国文学,他的思想常常受到欧洲思想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语言也受到影响。“理性”是日本哲学家西周在翻译西方的“Reason”时创造的语义新词。西周早年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也到西洋留学过,又有着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所以他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挑选符合日本人的语言理解习惯的汉语对等译词,使其符合日文的语感,如“理性”、“感性”、“悟性”、“觉性”等。“恶性”是日本西学学者绪方洪庵在他的名著《病学通论》中使用,《病学通论》是荷兰语西医书的翻译。明治维新前,荷兰语几乎是日本了解欧洲的唯一通道,荷西语同时也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这些都说明,词缀“性”是在19世纪初受西学的影响在日本开始使用。
再看三音节“-性”类词。《日本国语大辞典》所收早期用例是“可锻性”和“可分性”,这两个词都是在1873年田中義廉编著的《小学读本》中出现,如:
可鍛性は、鎚過、或は絞搾し、鍛練するとき、容積の、延長する性をいふ。
可分性は、物体の分析すべき性にして、万物皆、砕きて粉末となすべく、切て細片となすべし。
此后,三音节词就被大量的使用,像习惯性、碍窜性、粘着性、遗传性、永续性、盖然性、可塑性、可能性、感受性、挥发性等等。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词缀“性”是来源于英语。《日本国语大辞典》收入的一些对译词条,例如:山口鋭之助在1888年编著的《物理学術語和英仏独対訳字書》中用“刚性”对译“Rigidity”、用“弹性”对译“Elasticity”、用“展性”对译“Malleability”、用“延性”对译“Ductility”、用“等時性”对译“Isochronism”、用“同時性”对译“Synchronicity”。在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彙》中用“展性”对译Expansibility、用“特性”对译Peculiarity、用“感性”对译Sensibility、用“偶性”对译“Property”、用“永続性”对译Perdurability、用“盖然性”对译Probability、用“可能性”对译Possibility、用“感受性”对译Susceptibility、用“通有性”对译Universals、用“特异性”对译“Dierence”。野村龍太郎在1886年编著的《工学字彙》中用“脆性”对译Brittleness、用“粘性”对译Plasticity、用“可塑性”对译Plasticity、用“耐久性”对译“Durability”。这些词大多数是哲学字汇,对译英语词尾-ty,-ce,-ness,-ism,这可能也就是学界认为词缀“性”来源于英语的原因之一。正如王力先生所言:“五四以后,由于西洋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有了一些新兴的名词词尾。真正新兴的名词词尾是‘品’、‘性’、‘度’等。‘性’字和英语词尾-ty,-ce,-ness大致相当。这也是受了日本译文的影响。日本人把英语的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重大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不可渗透性’)等,我们都采用了。当然我们自己也创造了一些。最有趣的是日本人把necessity译为‘必要’,我们已经采用了。我们常常说‘没有……的必要’,就是说没有这种necessity。最近我们又创造了一个‘必要性’,于是‘必要’和‘必要性’造成了一对骈词。”王力先生只是笼统的概括了汉语词缀“性”的来源,并不精确。从上面所论可知,汉语中使用最早的例子是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即在五四运动之前。词缀“性”确实是受西洋语言的影响而产生,但并非直接对译英语词尾-ty,-ce,-ness,而是首先发生在日本,间接受西学影响。
还有学者认为词缀“-性”是自源的,是汉语中固有的,如陈汝立《谈词缀“性”》认为“在五四以前的汉语中,无论口语里书面语里都已出现了带后缀‘性’的词,并不完全是因为受了西洋语言的影响后才产生的,而是在这之前汉语自身发展过程中就已经有土生土长的了。当然,不可否认,在五四以前它还未形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系统的构词类型,只是到了五四以后,受了翻译外国语的影响,才促使它从幼稚走向成熟,兴旺发达起来,才使它的生命力充分显示出来。”并举出具体例子如:“耳性”“索性”“记性”。但笔者认为“耳性”、“记性”都还有实在义,表能力,“索性”表性情,因此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词缀或类词缀。
因此,单音节“性”本来是汉语固有词汇,表达实在意义。“性”作为词缀被使用是从双音节词开始,是日本学者在翻译西学著作时受西学的影响并利用汉语的语素或是固有词汇改变其原义而创造的。明治维新以前,词缀“性”的使用量并不大,仅在一些西学译著中看到,并以双音节居多,明治维新以后三音节词得到了大量使用,在20世纪初又被中国的学者借入。
参考文献
[1]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2]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
[3]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1980
[4]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
[5]王立达《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中国语文》1958年第9期
[6]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
[7]陈汝立《谈词缀“性”》,《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8]《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3
[9]《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大辞典刊行会,小学馆,2001
[10](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11](德)李博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通讯地址:310018 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