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家余华在蓬勃的当代文学史中稳健地占据着一席之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凭借着独树一帜的先锋姿态踏入文坛，以其“暴力美学”构筑了独特的艺术天地，无论是高超的创作技巧还是充满“人性”的叙事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其创作中，对于“父亲”形象的描摹却并未笔耕不辍，并且处于变化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也反映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创作理念的演变和对于人生态度的转换上。
关键词：父亲；转型；回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1
无论是余华早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隐藏在他或前卫或温情的叙事结构下，“父亲”这个人物一直都是余华作品所表现的强烈存在。简单的一个人物却往往牵动着读者的心绪，无论是用尽全力的去憎恶，还是不顾一切地去喜爱，因“父亲”而起也因“父亲”而终，在余华笔下尽显魅力。
余华在19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莫名的将刚满十八岁的“我”撵出家门，使得“我”在对社会和人生都懵懵懂懂的时候，步入其中，陷入荒谬的世界。“父亲拍了一下我的头，如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然后我就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小说中对父亲的提及不多，却鲜明的道出“我”被霸道的决定了离家出走的命运，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作家余华并未表现出过多对于权威的反叛和抨击，反而因为年龄过小的单纯，顺从的接受父亲不合理的安排，乐观天真地相信父亲，没想到却遭到了欺骗。父亲瞬间化身为满存欺骗和伪善的阴谋家，一改文学作品中刻画的父亲形象所具备的慈祥标签和指引者身份，开始长久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被丑化为尝试陷害自己孩子的旁观者形象。此后的一系列作品都延续这种风格的描摹，诸如《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祖先》、《阑尾》等等，都有一个或是缺席的或是懦弱的或是残暴的父亲形象。这些小说多多少少带有一丝“反俄狄浦斯”情节，“弑子”情绪强烈，将父与子置于完全的对立在两个方向上，仿佛只有斗争才能换取内心的安宁。同时阅历和经验的不足也促使余华开始对自己的童年回忆进行深入的发掘，出生于医生家庭的余华，父母没有过多的精力去顾及自己的孩子，对他和哥哥常常是采取放养的态度。家庭关爱的缺失和冷漠血腥的童年回忆在他的作品中也是踪迹可循的，作品中对人伦关系的排斥以及对父子关系的摩擦甚至是对于暴力手法的迷恋都表示了余华的一种选择。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余华笔下不在嚣张地弥漫着血腥暴力，开始转移到对于人性的关注以及充分认识到了人物自身的生命价值，这其中在他笔下父亲形象的转变尤为明显。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活着》中塑造了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父亲形象——福贵，前半生的荣华富贵铸造了一个骄奢淫逸、气死父亲的纨绔子弟，后半生的贫穷潦倒反而雕塑了一个和苦难斗争、为儿女活着的伟大父亲。《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作品中的父亲，他们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并且饱含着父爱的慈善、坚韧、包容等等，和先锋时期创作的冷漠阴谋家父亲的形象截然不同，这种极大地反差在余华笔下开始生动地得到诠释。无论是“福贵”、“许三观”还是后来的“宋凡平”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赚取眼泪的同时，他们作为父亲形象的典范长久的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作家余华和青年女诗人陈虹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收获了安稳的写作环境和妻子的照顾，对余华的心灵安稳发挥了作用。1993年余华的儿子余海果降臨，这使得余华获得了完满的家庭仪式感，开始真正懂得作为父亲的一份责任。只有真正体验了父亲的感受之后，他笔下的父亲回归到了伦理道德正常轨道之上，凭借着自身蓄积的张力，刻画的人物呈现出更广阔更不同寻常的却又最普通的种种特性，如此完美却又如此普通，这大概就是作家余华的魅力所在。
新世纪以来，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作品中的父亲身上发现人性的光辉，甚至这种光辉被高扬起来，充满圣洁之光。在200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兄弟》和2013年面世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同样引起争议，间隔八年之久，却不无意外的同样在父亲描写上让人潸然泪下。《兄弟》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父亲——宋凡平，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个父亲，兼具坚毅勇敢和幽默智慧，富有魅力。《第七天》中同样是个完美的“父亲”——杨金彪，主人公杨飞的养父，为了捡来的养子终身未婚，把全部的爱给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甚至在小说里这个养父要比亲生父亲更加爱这个孩子，他面对疾病平静地说道：“我不怕死，一点也不怕，我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1]和宋凡平的继父身份十分相似，他们的父爱都以一种超出血脉联络的无私而被呈现出来，是父亲精神的升华。作家余华不再仅仅止于对亲生父亲伟大的描述，在他的心里真正伟大的爱是不需要血缘维系情感的，并且在小说中继父和亲生父亲的差距往往让我们惊讶。《兄弟》中李光头的生父是一个死于偷窥女性掉入粪坑的猥琐男人。《第七天》中的生父是个处长，除了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其余再也给予不了自己的孩子任何帮助，他们一生中只在一起生活了27天后，杨飞又选择回到了养父身边。此外，在这类小说中，仁爱伟大的继父们却遭际了悲剧的命运，宋凡平被红卫兵悲惨的打倒在火车站门前，血肉横飞，死后因为太过高大被折断了膝盖放在短小的棺材里。杨金彪终身未娶，一个铁路扳道工含辛茹苦的养大捡来的儿子，身患绝症，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独自离开，客死他乡，最后在死无葬身之地做殡仪馆的魂灵管理员，只为见儿子一眼。
余华一直在寻找“父亲”的道路上苦苦探寻，在与生父的对立中尝试的握手言和也没有起到作用，而在继父这条道路上所做的努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管是余华的冷漠还是他的温情，皆是因父亲而起也因做了父亲之后而变得无限温柔。在与父亲的斗争中，一刻都不增停歇。透过这一系列被批判和被颂扬的父亲们，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到余华内心某种情感的缺失以及真正渴望和追寻。
注释：
[1]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6，96-97.
关键词：父亲；转型；回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1
无论是余华早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隐藏在他或前卫或温情的叙事结构下，“父亲”这个人物一直都是余华作品所表现的强烈存在。简单的一个人物却往往牵动着读者的心绪，无论是用尽全力的去憎恶，还是不顾一切地去喜爱，因“父亲”而起也因“父亲”而终，在余华笔下尽显魅力。
余华在19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莫名的将刚满十八岁的“我”撵出家门，使得“我”在对社会和人生都懵懵懂懂的时候，步入其中，陷入荒谬的世界。“父亲拍了一下我的头，如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然后我就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小说中对父亲的提及不多，却鲜明的道出“我”被霸道的决定了离家出走的命运，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作家余华并未表现出过多对于权威的反叛和抨击，反而因为年龄过小的单纯，顺从的接受父亲不合理的安排，乐观天真地相信父亲，没想到却遭到了欺骗。父亲瞬间化身为满存欺骗和伪善的阴谋家，一改文学作品中刻画的父亲形象所具备的慈祥标签和指引者身份，开始长久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被丑化为尝试陷害自己孩子的旁观者形象。此后的一系列作品都延续这种风格的描摹，诸如《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祖先》、《阑尾》等等，都有一个或是缺席的或是懦弱的或是残暴的父亲形象。这些小说多多少少带有一丝“反俄狄浦斯”情节，“弑子”情绪强烈，将父与子置于完全的对立在两个方向上，仿佛只有斗争才能换取内心的安宁。同时阅历和经验的不足也促使余华开始对自己的童年回忆进行深入的发掘，出生于医生家庭的余华，父母没有过多的精力去顾及自己的孩子，对他和哥哥常常是采取放养的态度。家庭关爱的缺失和冷漠血腥的童年回忆在他的作品中也是踪迹可循的，作品中对人伦关系的排斥以及对父子关系的摩擦甚至是对于暴力手法的迷恋都表示了余华的一种选择。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余华笔下不在嚣张地弥漫着血腥暴力，开始转移到对于人性的关注以及充分认识到了人物自身的生命价值，这其中在他笔下父亲形象的转变尤为明显。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活着》中塑造了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父亲形象——福贵，前半生的荣华富贵铸造了一个骄奢淫逸、气死父亲的纨绔子弟，后半生的贫穷潦倒反而雕塑了一个和苦难斗争、为儿女活着的伟大父亲。《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作品中的父亲，他们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并且饱含着父爱的慈善、坚韧、包容等等，和先锋时期创作的冷漠阴谋家父亲的形象截然不同，这种极大地反差在余华笔下开始生动地得到诠释。无论是“福贵”、“许三观”还是后来的“宋凡平”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赚取眼泪的同时，他们作为父亲形象的典范长久的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作家余华和青年女诗人陈虹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收获了安稳的写作环境和妻子的照顾，对余华的心灵安稳发挥了作用。1993年余华的儿子余海果降臨，这使得余华获得了完满的家庭仪式感，开始真正懂得作为父亲的一份责任。只有真正体验了父亲的感受之后，他笔下的父亲回归到了伦理道德正常轨道之上，凭借着自身蓄积的张力，刻画的人物呈现出更广阔更不同寻常的却又最普通的种种特性，如此完美却又如此普通，这大概就是作家余华的魅力所在。
新世纪以来，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作品中的父亲身上发现人性的光辉，甚至这种光辉被高扬起来，充满圣洁之光。在200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兄弟》和2013年面世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同样引起争议，间隔八年之久，却不无意外的同样在父亲描写上让人潸然泪下。《兄弟》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父亲——宋凡平，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个父亲，兼具坚毅勇敢和幽默智慧，富有魅力。《第七天》中同样是个完美的“父亲”——杨金彪，主人公杨飞的养父，为了捡来的养子终身未婚，把全部的爱给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甚至在小说里这个养父要比亲生父亲更加爱这个孩子，他面对疾病平静地说道：“我不怕死，一点也不怕，我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1]和宋凡平的继父身份十分相似，他们的父爱都以一种超出血脉联络的无私而被呈现出来，是父亲精神的升华。作家余华不再仅仅止于对亲生父亲伟大的描述，在他的心里真正伟大的爱是不需要血缘维系情感的，并且在小说中继父和亲生父亲的差距往往让我们惊讶。《兄弟》中李光头的生父是一个死于偷窥女性掉入粪坑的猥琐男人。《第七天》中的生父是个处长，除了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其余再也给予不了自己的孩子任何帮助，他们一生中只在一起生活了27天后，杨飞又选择回到了养父身边。此外，在这类小说中，仁爱伟大的继父们却遭际了悲剧的命运，宋凡平被红卫兵悲惨的打倒在火车站门前，血肉横飞，死后因为太过高大被折断了膝盖放在短小的棺材里。杨金彪终身未娶，一个铁路扳道工含辛茹苦的养大捡来的儿子，身患绝症，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独自离开，客死他乡，最后在死无葬身之地做殡仪馆的魂灵管理员，只为见儿子一眼。
余华一直在寻找“父亲”的道路上苦苦探寻，在与生父的对立中尝试的握手言和也没有起到作用，而在继父这条道路上所做的努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管是余华的冷漠还是他的温情，皆是因父亲而起也因做了父亲之后而变得无限温柔。在与父亲的斗争中，一刻都不增停歇。透过这一系列被批判和被颂扬的父亲们，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到余华内心某种情感的缺失以及真正渴望和追寻。
注释：
[1]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6，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