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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06年底，高阳众商开始筹建高阳商会，致力于当地织布业发展。高阳商会围绕织布业，与天津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频繁接触联络，形成了事实上的京津冀商会互动圈。高阳与北京、天津之间天然的地理联系、互相依存的经济需要以及政治隶属、乡情人脉等因素是这个互动圈形成的潜在动因。从商会组织网络的层面考察并探讨高阳与京津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追寻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启迪现今和未来。
关键词：高阳商会；天津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互动圈；织布业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1906年底，高阳商人为发展当地实业，响应商部提倡，开始筹建高阳商会。在高阳商会的推动下，高阳织布业逐渐走出家庭副业的形式，迈向中国近代转型的轨道，一度繁盛并成为近代乡村工业的典范，备受学界关注。高阳织布业及其与高阳商会关系的研究，不乏杰作①。而近年来，有学者意识到并且大胆尝试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研究近代华商②，为商人商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20世纪初期，高阳隶属直隶省，与京津存在着天然的联和多方面互动，而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鲜有成果问世③。故本文尝试从商会组织网络的层面考察并探讨高阳与京津之间的互动，以期追寻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以启当今。
一、京冀互动：高阳商会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
20世纪初期，政权更迭，但北京依然是全国的中心。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以上海总商会为总事务所，本部设在北京。它的成立是中国商会进入全国性整合的重要标志，它以召开大会的形式联络各省总商会乃至地方各级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全国区域内商会领袖的角色，涉及到全国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它就会召集和发动各省区商会组织开会决议，作出必要的行动。作为商会系统中的基层组织，高阳商会遵奉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领袖地位，但二者并非上下级隶属关系。文章所指商会层面的京冀互动具体体现在高阳商会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联络。高阳商会曾多次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议，在商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华商联合会报》上发表言论，甚至有高阳人在商联会任职，借机宣传高阳土布。
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以来，高阳商会及其成员充分利用会报和大会这两个重要的信息传播体系，扩大高阳织布业和个人的影响力。1914年，高阳商会会董、商会联合会代表杨木森等呈请农工商部批准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创刊，以期输入常识，力求实践。会报多次刊载高阳商会会董所作关于高阳织布业的文章，如：“高阳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则”、“高阳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国文成绩”[1]；李秉熙的“直隶高阳布业之沿革记略”[2]张兴汉的“高阳布业之发达”[3]等文以及杨木森、李秉熙等的照片。
此外，高阳商会还积极参与全国商联会的组织运营，主要形式为参与选举，渗透到全国商联会内部。1916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大会，高阳商会代表杨木森、张兴汉参会。[4]“九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全国商会联合会继续开会用连记投票法选出副会长二人，因前日开会选举正会长时，吕君逵先杨君木森同时当选，议莫能决，今日议定吕君为当选人，故只举行选举副会长矣。届时农商部派有监察员莅会，各代表到会者共五十五人。计省十八，特别区域三，议定每省十权，特别区域半之。结果杨君木森得三十一票，合计一百一十权零四二八，赖君恩培得十三票合计七十一权二四，盛君炳纪得十三票合计六十二权五，卞君荫昌得十七票合计五十三权三九，安君迪生得十八票合计四十八权三，以杨赖两君为最多数当选云。”[5]高阳商会代表、蚨丰号布庄的杨木森与吕逵先同时当选为会长，二人的出身和背景完全不同。杨木森来自一个偏远的县级商会，较之以往历届商联会正副会长资历差距明显，难孚众望，引发了各参会代表的反对，最终杨木森未能如愿担任会长一职，而是退而求其次，当选为副会长。尽管如此，反对之呼声仍是挥之不去，天津商务总会联络各商会向全国商联会京师事务所呈请，建议取消杨木森副会长资格，声称杨木森、张兴汉等人选举前做了相关“运动”，系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选票当选副会长。
杨木森参选是否合法尚待进一步考证，然杨木森及其所属高阳商会积极关注北京方面商业动态，跃跃欲试于全国商业事务的尝试和企图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参与过程呈现了高阳商会外部组织网络建构与运作的具体实践。无论出于个人威望还是商会利益的目的，杨木森参与商联会选举一事，客观上都扩大了高阳商会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也是高阳商会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之间互动对于高阳织布业的实际意义所在。
二、津冀互动：高阳商会与天津商会的密切联系
高阳商会与天津商会联系频繁密切。高阳商会的组织部门、职能运作等各方面都与天津商会存在着互动，这种互动大多时候是高阳商会主动发起，多为受益方。高阳商会的筹建创立、人事变更、部门设立都要向天津商会申请汇报，高阳商会也须通过天津商会转请直隶劝业道咨请农工商部获批，最终实现减免关税以及产品展销。
（一）申请汇报：高阳商会的组织部门与天津商会
1.高阳商会的筹建创立与总理选任。清末在商部的竭力劝导和督促下，各地纷纷筹建商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高阳商人向天津商务总会申请注册：“以创立商会，联络商情，联系商业，并拟便宜章程十二条禀县转详立案。……恳请详部立案，发给图记。”[6]同年九月十六日，天津商务总会将其所拟章程修缮完备后呈请农工商部“俯赐颁发该分会总理委札并图记式样”[6]；同时，吩咐高阳仿照秦皇岛商务分会创制详晰的衔名清册并送往总会以备立案。九月三十日，天津商务总会收到农工商部“应即照准立案”的答复，并要求“俟该总理各员衔名清册照章将有何商业及经理何项行号声叙到部再行加劄委派” [6]。继而，天津商务总会去信催促高阳商会：“迅将总理各员衔名注明有何商业及经理何项行号补造清册三本送会，以便分别转章立案。”[6]此时高阳商务分会已于二十六日发出致天津总商会总理王竹林的禀文，信件于十月初二日到天津商务总会，内附“各脚色年岁籍贯行业逐细填清缮具清折三份”[6]。十月初三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高阳总理各员衔名清折转呈天津市农工商部，呈请查核备案颁发委札并图记式样。十月十七日，天津商务总会接到农工商部札：“前举总理从九品韩伟卿应即加劄派充以资经理，并发给图记式样，仰即转给祗领刊用，饬将开用日期报部备案。”并于当日将此转致高阳，高阳于十一月十五日向天津商务总会申报使用图记日期“职分会遵将前发图记敬谨照式刊刻择于十一月初六日启用”，同时“迳禀农工商部饬遵并申报各宪暨移会各州县局所”[6]。至此，高阳商会正式成立。 高阳商会筹建创立得益于天津商务总会的批准以及传达沟通；此外，高阳商会总理更换也需要向天津商务总会呈请转至直隶劝业道，咨请农工商部核准备案。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十七日，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为任职期满遵章告退一事牒请天津商会核准。[6]九月廿二日，天津商务总会为总理韩伟卿辞职事致高阳商会移，希望韩伟卿留任，称“仍希贵总理顾全公益，幸勿固辞，惟各层商会总理续任三次照章改为代理仍留续任，相应移请：贵分会查明，遵章办理，公议决定牒复敝会，转请核办，望切施行，须函移者。”[6]九月三十日，高阳商会会董张兴汉、刘振元、李秉熙、齐懋德、田试之、任枚选、杨世昌、李益谦、杨焕文、孙翼亮、李桂元、杨木森、王企鏊、王玺、梁松龄在天津商务总会授意下联名禀呈“总会宪大人核夺准留韩伟卿续任，转详督宪，咨行农工商部加札以专责成并移（直隶）劝业道宪备案。”[6]十月初四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事移请直隶劝业道，转咨农工商部查核加札委用。[6]十一月初五日，直隶劝业道照会天津商务总会，转达农工商部意见：“据详该员实系得力，姑准暂行代办，仰该道转饬遵照并饬速举接充之员禀部核办以符定章。……贵总会请烦移转高阳商会遵照，将一切事宜由韩总理暂行代办，一面仍行照章另举堪充总理之员，缮具册籍送道以凭，详部核办，望速施行，须至照会者。”[6]十一月初六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批复转照高阳商会。[6]
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十九日，韩伟卿再次请辞商会总理之职务：“仰恳总会宪曲体下情，整顿商政，准予告退，并饬职会赶即公推妥员，照章详请接替，以符定章而重职守。”[6]十二月初一日，高阳商会“齐集在会各商，公同投票当场开票，惟有职分会议员兼商学学董文生王企鏊得票多数，查该员在高阳城内开设义兴永钱店，为巨东，营业有年，熟习商情，素孚众望，堪胜总理之任。”十二月初六日，高阳商会会董任枚选、李桂元、李秉熙、齐懋德、张兴汉、李益谦、王玺、梁永年、杨木森、杨葆森、杨焕文、田贻谷联名将选举结果牒呈天津商会。[6]十二月初八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高阳商会选举王企鏊为总理事转请直隶劝业道，并请其转咨农工商部查核加札委用。[6]十二月廿七日， 直隶劝业所移请天津商务总会交送王企鏊经历清册，十二月廿八日，天津商务总会按要求函送清册。[6]宣统三年正月廿九日，直隶劝业道转农工商部批复：“王企鏊既系公举接充总理，应即照准，附去札文一件”。[6]正月三十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批复转照高阳商会。[6]二月初六日，高阳商会“接奉部札，当即由前总理韩伟卿将木质图记并文卷以及经手各事逐渐交代清楚”，并于二月十一日将职务交接情形呈报天津商务总会。[6]二月十五日，天津商务总会将王企鏊接任高阳商会事务事移请直隶劝业道报农工商部备案[6]。
1911年底，王企鏊任期即将满一年，高阳商会会董再次禀请天津商务总会推举王企鏊续任总理，天津商务总会移请直隶劝业道报请农工商部批准备案。[6]1912年4月6日，直隶劝业道照会天津商务总会，转农工商部批复意见：“既经公举，请留续任，应即照准，发去札文一件。”[6]高阳商会在注册成立和总理换届事宜中，天津商会担当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当然，天津商会也不可能完全中立客观，也会带有主观倾向性。在韩伟卿总理任职期满照章不可再续任，而且韩本人也主动递交辞呈的情况下，天津商会授意高阳商会方面遵照程序联名挽留韩继续代理总理职务，很明显，天津商会更希望韩留任。这可能是出于私交，也可能是事务所需，不得而知。
2.扩充商学、创设工艺研究所，筹建商团。宣统元年（1909年），高阳众商联名投递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要求扩充商学、创设工艺研究所。同年十二月二十日，韩伟卿于就此牒呈天津商务总会，希望扩充原有甲种商业学校学堂，“拟仿照京师私立第一中等商业学堂成例改为中等商业学堂”。并且希望在“高阳改良土布，现稍畅兴，究竟布质不齐织纺未能精细”之际，“拟创设工艺研究所，仿照天津考工厂品评办法，凡新出布货送所研究品评优劣，酌给赏格以资鼓励”[7]。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七日，天津商务总会以“高阳分会创设工艺研究所扩充商业学堂系为振兴实业培植人才起见，实属有裨商界，核其拟呈章程亦均妥协” [7]为据，禀农工商部转请分别立案。正月二十七日，农工商部批示：“切实可行自应照准立案，惟商业学堂所有一切办法章程仍应禀明学部立案，以便将来毕业请奖” [7]。至此，高阳商会创设工艺研究所、扩充商学之事得到农工商部首肯，同时农工商部令将此禀明学部。
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二十三日，高阳商会总理王企鏊为设立商团事牒呈天津商务总会：“窃因保定兵变，土匪乘机焚掠以致人心惶惶。高阳地点尤为山东、河间要冲，屡有溃兵过境，土匪日来亦蠢蠢欲动，恐难免无意外之虞。本城巡警暨保卫兵统计近四十余名，枪支半系旧式。欲图保全商民财产以维地方治安，惟有设法抽练商勇，辅助京镲以资防维。”四月十三日，天津商务总会移请直隶都督、劝业道和巡警道：“京津保兵匪变乱，惨遭浩劫，各处人心不靖，特恐土匪乘机窃发商业治安均有莫大关系，今该分会成立商团以谋自保属刻不容缓要举，敝会查核所拟亦甚简便易行，自应准如所请立案以资保卫。”[6]直隶都督于五月二日回信天津商务总会，批准高阳商会所请成立商团。[6]五月二日，直隶警务公所批准高阳商会成立商团之请。同时，直隶警务公所提出建议：“惟事关地方行政，应由高阳县查核详请，以免纷歧而资监督。”[6]五月五日，天津商务总会照会高阳商会转达获批准的消息。[6]
高阳商会效仿京师扩充商学，仿照天津考工厂创设工艺研究所，自行筹建商团，通过天津商会在中间沟通得农工商部、直隶巡警道批准。
（二）互助共赢：高阳商会的职能运作与天津商会
高阳商会由织布业主宰，其职能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范畴，但其主要职能是围绕高阳织布业而展开运作的。高阳商会致力于布业原料、资本的引进，机器技术、组织制度的改进，市场营销的开展等方面，高阳商会在布业生产与管理、市场与营销等方面的职能运作，均不可避免地与要天津商会发生互动。换句话说，高阳商会职能的运作和发挥离不开与天津商会的联络和互动。 1.天津-高阳：原料与织机的输入。光绪末年，洋纱开始输入高阳，洋纱质地柔软，粗细均匀，光泽鲜亮，而且价格便宜。高阳织布业所用洋纱，主要通过纱商从天津贩运到高阳出售。[8]167丁世洵的《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也有诸如此类记载：“华北农村中用洋纱织改良土布的农户也多了起来，甚至形成了像高阳地区那样的手织布中心。”[9]总之，高阳织布业仰赖天津进口洋纱，通过中间纱商到达织户手中；纱商大部分为高阳商人，同时也是高阳商会会员。换言之，高阳商会在洋纱输入使用上担当了重要角色。
高阳商会成立不久，便着手从天津购置织机。据高阳商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一日致天津商会的申文记载：“自去年组织开办商会以来，研究物产体察商情，六月间曾在天津各工厂调查纺织工艺。至弹花轧花织布各机器均可仿照推行，当即购买人力木轮织机器。”[10]宣统年间，高阳商会的杨木森、张造卿（张兴汉）等人，从天津购进一批日本产足踏机（俗称铁轮机）。“当时天津的田村，佐佐木，郡茂等日商洋行，就是以输入并贩卖织机以及织机零件为大宗的商行。”[11]在织机购置方面，天津商务总会向高阳商会推荐九诚钢铁厂张国珍自制的国产铁轮机，“灵便利用，与外洋无异，亟宜互相维持提倡……与其购置外洋，利权外溢，何若购置华制，共维实业，且此外所需各项机器清国珍亦能承造[6]。并且希望高阳商会从中接洽代销九诚钢铁厂的张国珍，为中国实业发达贡献一己之力。另一方面，高阳留祥佐村人王增申改良铁轮机成功，并申请获得了专利，“工人王增申（留祥佐村人），自制改良简便铁轮织布机，价廉物美，有利贫民，恳即予以专利，藉资鼓励等情，经督宪陈制军批准，先在直隶专办三年，并准备案”[12]。在高阳商会的推广下，很快铁轮机盛行起来，到1915年已基本取代旧式木轮织机。铁轮机的引进和普及促使高阳织布业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应天津商会之期扩展了天津铁轮机的市场销路。这样，高阳商会与天津商会之间的接洽，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互动。
20世纪20年代，高阳兴起采用人造丝为原料织造提花布。织造提花布所用提花机于“民国二三年由苏子权君首先运入高阳，惟当时并不发达，直至民十后，方有显著的进展。”（一说“民国初年，由北沙窝村苏秉衡、苏秉凯从天津引入高阳”[13]）。“一九二六年，人造丝浆经法首次发明于天津……不久，高阳即获得斯项新发明之消息，乃相率输入人造丝或购置提花机，争织造人造丝布。”[14]人造丝和提花机的使用，在高阳织布业历史上可谓一次“原料革命”和“技术革命”，像铁轮机的引入和普及一样，高阳商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来了高阳织布业又一次兴盛。
2.高阳-天津：市场与营销的扩展。高阳商会分别于1908年、1909年、1912年三次力请减免布税，在力争减税的过程中天津商会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廿七日，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将高阳布业发展为关卡厘税所累，销路不畅之状况牒呈天津商务总会，同时恳请天津商务总会“据情转详并咨行税务处，应如何酌定厘税、给与凭照、畅疏销路而保商民。”[6]同年十二月七日，韩伟卿再次向天津商务总会请求布税划一，援引通桥纳税标准。[6]宣统元年年一月廿三日农工商部照会高阳商会，同意其减免关税之呈请，援引通桥先例每疋九丈按五分完纳正税，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完纳正税。二月九日，天津商务总会即致函津关道宪，望其“转行各税关局卡，如遇有执持高阳商务分会凭照运销土布，请照税务大臣核准办法纳税，以昭划一。”二月廿五日，天津关道宪批复致天津商务总会：“应准照通桥章程办理，以恤商艰，仰侯函至钞关，遵照缴。”第二天，天津商务总会照会高阳商会，转达津关道宪的批复。[6]同年闰二月十七日，韩伟卿继续为运销凭照具体事宜再次呈请天津商务总会：“高阳土布渐进开通销路，各处若无稽考，诚恐外客希图渔利夹带影射，实于税课有碍。拟凡高阳在会各商运销土布指明运销处所，由敝会给与凭照，注明疋数、运处，抵第一关卡照新章纳税，沿途概不重征；无凭单者不在此列，俾得有所稽查而照慎重。仅拟凭照格式牒呈总会宪转请关道宪立案，并请转致钞关税司分饬各关卡，一体遵照以免影射偷漏。”[6]二月十七日，天津商务总会就此事移请天津关道宪。[6]津关道宪批准并于二十三日致钞关税司：“查土布由高阳运到天津销售，该分会发给凭照到津，呈由尊处查明，实系高阳土布，查销凭照以通行，裁尺量明，丈数相符，按新章纳税，发给收税单。”二月廿五日，管理钞关曼德致信天津商务总会，批准上述请求，“高阳土布入境时，即照新章征税存堂发给税单，俟运出境，再行报关，发给免重征执照”，并强调“只能行于直隶境内津海关道所语之各关卡，他处不能通行，亦不能给子口单”[6]。三月初一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钞关的批复转照高阳商会。[6]至此，高阳商务分会呈请凭照运销，减免关税终得实现。日后，高阳土布按照“每疋九丈按五分，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纳税，在直隶境内津海关道各关卡凭照运销可免重征之税累负担。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八日，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为高阳土布运售东省，经过天津已在钞关纳税，而新关应如何体恤放行”之事牒呈天津商务总会，“恳祈总会宪转详海关道宪核定立案，通饬新关税司分卡一体遵行。”[6]八月九日，天津商务总会就此禀请（津关道）宪台查核，转致新关税司议定。[6]八月廿二日，关道宪致函天津商务总会：“查中国正值振兴实业之际，所有出口土货应完税银，未便此轻彼重，自应照纳。俟运往他口再行征收复进口半税，以符向章。至营口、滨江均系通商口岸，亦应一律办理而免两歧。”[6]八月廿三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回复转至高阳商会。[6]高阳商务分会请求新关崇文门减免土布税之举遇阻。高阳土布途径新关崇文门运销东北地区之关税未得宽免，而是遵循旧章按照每疋五分四厘完税，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北市场的开拓。
20世纪初期恰逢政权更迭，局势混乱，京津尤甚，累及工商。布业市场上混杂冒充诸多不良现象致使税负增加，进而牵连高阳土布销量和布商利益。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一日，高阳商会会长王企鏊牒呈天津商务总会，请求减免运售京师之布税。[6]七月三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高阳商会的信函移请直隶劝业道，说明高阳布业受关税所累发展遇阻与当前振兴实业之提倡相违背的情况：“提倡工艺原期挽回利权，扩我中国实业，现在为高阳改良土布畅行销路，实业发达，颇有进步，亟宜共相维持，以资保护，惟土布运京税以前仅征五分四者增至二钱八厘之多，一倍四倍，以致贩运北京土布销数顿减，似与实业前途殊多障碍。”[6]此次呈请终获直隶劝业道道台和崇文门署理批准。[6]八月十三日，直隶劝业公所经天津商务总会将此批复转至高阳商会。[6]高阳土布恢复钞关按每疋五分完税，新关崇文门按五分四厘完税。高阳商会通过呈请方式扫除了高关税引发的土布运销障碍，运京土布销路畅通，以及一战期间第一次兴盛奠定了基础。 高阳商会力争减税、疏通销路的同时，还参加赛会或者展览会、品评会以激励布业发展、实现产品宣传推广。天津劝工陈列所为直隶工艺总局下设之机构，以“广集本省及外省货物，兼外国制品，分类庋藏，以资工业家考证，而生其激发之心”[15]为宗旨。自成立至1908年，天津劝工陈列所已连续四年举办工业制品考评活动，并发奖牌予优胜者。天津劝工陈列所的品评会深深吸引了高阳的布商，他们主动要求参加品评会以资激劝。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高阳商务分会总理韩伟卿牒呈天津商务总会核准高阳所产宽面洋布四半匹“移送品评会，以加品题，具有成见，随即改良，而期进步。”[6]六月二十八日，天津商务总会转照高阳商会来函以及四半疋布样转至天津劝工陈列所，最终获天津劝工陈列所准许。待到十月，高阳商会送去宽面洋布，获“组织既密，价格亦廉。且查原料均系中国土产，用塞漏卮，此为正品”[6]之评语。直隶劝业道孙多森如此评价：“该县织业发达，甲于畿疆，该分会呈品尤复细密平匀，颇堪适用，宜其行销远近，徧受欢迎，合亟褒扬，以昭激劝。”[6]
综上所述，高阳商会与天津商务总会互动频繁，事无巨细。高阳商会注册成立、人事更换、扩充商学和创设工艺研究所等等要向天津商务总会申请；高阳商会每年的款项清册、案由事由也要向天津商务总会汇报；高阳商会的部分职能常常需要通过天津商务总会落实到运作实践中，如引进先进织机和染织技术、请求减免土布税、疏通土布出口销路等。揆诸史实，天津商务总会实际上充当了高阳商会与其他商会组织以及上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传达作用。
三、京津冀一体化视角下的商会互动圈
作为官督商办的组织机构，高阳商会、天津商会与中华全国商联会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它们频繁互动的背后存在着潜在动因。
一方面，高阳与北京、天津具有天然的地理联系。高阳位于河北省保定东部，北京、天津的西南方位，距离北京、天津20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高阳到北京多行陆路，火车便利。高阳到天津水陆交通均较为便利。高阳境内有三条大的河流自西向东流经潴龙河、马家河、土尾河。夏季多雨季节，这些河流承担着高阳布疋和原料运输的重要任务。“潴龙河发源于太行山脉，自西南来，经博野，蠡县而在高阳城东北三十余里流入白洋淀，为该河上游各县至天津的要道。”“大清河之水，乃自白洋淀流入，向东北流经雄县、霸县、新县、胜芳等地，至天津汇流入海河，故从高阳至天津，水道多由高阳东北三十里的通口镇起，渡白洋淀入大清河而至天津，水程不到三百里，顺流而下，有三日即可到达天津。从天津运货到高阳，船行也是从大清河直达同口镇，在此卸货登陆，再以大车运至高阳。” 此外，津保公路“从天津往南经马厂，折而往西，经大城，任丘，高阳而达保定，全长222.91公里。”[16]其前身为天津至保定的官马大道，也是河北与东北交往经过天津的一条商业经济干线和重要军事通道。这为高阳方面与京津产生联系提供了天然优势。
另一方面，高阳与北京、天津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各级商会以实业发展为目标，高阳商会更是致力于当地织布业发展；而京津是高阳布的重要集散地和中转站，亦是高阳土布通向外部的窗口。高阳布销往东北必经北京，北京崇文门新关税率直接关系到高阳布销量。高阳与天津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尤其明显。无论是原料的输入、织布机的引进和布疋的运售，还是技术的传播、资金的融通都离不开天津。可以说，二者形成了良性的城乡互动。天津为高阳织布业提供了乡村所无力承担的工业要素，反过来，高阳织布业也有利于天津经济良性循环。此外，历史上京津冀之间难以厘清的政治渊源、乡情人脉也是促成高阳商会与京津商会组织频繁联络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①关于高阳织布业及其与高阳商会的研究状况可参见李小东的《高阳织布业研究述评》一文，载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7-20页。
②在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提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研究近代华商，详情可参见朱英的《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一文，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80-182页。
③关于高阳与天津互动的文章目前仅见孟玲洲的《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一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1-156页。该文着重考察了织布业发展中高阳与天津之间原料、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互动。实际上，在非官方的商会组织之间亦存在诸如此类的互动。
[参考文献]
[1]高阳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则、高阳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国文成绩[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7号.
[2]直隶高阳布业之沿革记略[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9-10号.
[3]高阳布业之发达[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7年第3号.
[4]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各省代表一览表[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11-12号.
[5]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之选定[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9-10号.
[6]高阳县设立商务分会酌拟章程转详立案[B].1907年，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2261.
[7]高阳分会创设研究所扩充商业学堂[B].1909年12月，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2147.
[8]高阳分会创设研究所扩充商业学堂[B].1909年12月，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2147.
[9]高河.高阳织布业概述[M]∥中国人民政协、河北省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保定文史资料选辑：（二）.保定：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167.
[10]丁世洵.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62.
[11]为调查种棉及织纱情况致天津商务总会申文[B].1908年2月2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0776.
[12]吴 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44-145.
[13]改良织机获专利[N].大公报，1910-06-16（第3版）.
[14]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政协高阳县委员会.高阳织布业简史[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省文史资料：（第19辑）.石家庄：河北文史书店，1987：16.
[15]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J].政治经济学报，1935，3（4）.
[16]王家琦.直隶工业试验所钩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5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69.
[17]吴 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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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阳商会；天津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互动圈；织布业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1906年底，高阳商人为发展当地实业，响应商部提倡，开始筹建高阳商会。在高阳商会的推动下，高阳织布业逐渐走出家庭副业的形式，迈向中国近代转型的轨道，一度繁盛并成为近代乡村工业的典范，备受学界关注。高阳织布业及其与高阳商会关系的研究，不乏杰作①。而近年来，有学者意识到并且大胆尝试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研究近代华商②，为商人商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20世纪初期，高阳隶属直隶省，与京津存在着天然的联和多方面互动，而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鲜有成果问世③。故本文尝试从商会组织网络的层面考察并探讨高阳与京津之间的互动，以期追寻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以启当今。
一、京冀互动：高阳商会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
20世纪初期，政权更迭，但北京依然是全国的中心。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以上海总商会为总事务所，本部设在北京。它的成立是中国商会进入全国性整合的重要标志，它以召开大会的形式联络各省总商会乃至地方各级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全国区域内商会领袖的角色，涉及到全国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它就会召集和发动各省区商会组织开会决议，作出必要的行动。作为商会系统中的基层组织，高阳商会遵奉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领袖地位，但二者并非上下级隶属关系。文章所指商会层面的京冀互动具体体现在高阳商会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联络。高阳商会曾多次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议，在商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华商联合会报》上发表言论，甚至有高阳人在商联会任职，借机宣传高阳土布。
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以来，高阳商会及其成员充分利用会报和大会这两个重要的信息传播体系，扩大高阳织布业和个人的影响力。1914年，高阳商会会董、商会联合会代表杨木森等呈请农工商部批准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创刊，以期输入常识，力求实践。会报多次刊载高阳商会会董所作关于高阳织布业的文章，如：“高阳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则”、“高阳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国文成绩”[1]；李秉熙的“直隶高阳布业之沿革记略”[2]张兴汉的“高阳布业之发达”[3]等文以及杨木森、李秉熙等的照片。
此外，高阳商会还积极参与全国商联会的组织运营，主要形式为参与选举，渗透到全国商联会内部。1916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大会，高阳商会代表杨木森、张兴汉参会。[4]“九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全国商会联合会继续开会用连记投票法选出副会长二人，因前日开会选举正会长时，吕君逵先杨君木森同时当选，议莫能决，今日议定吕君为当选人，故只举行选举副会长矣。届时农商部派有监察员莅会，各代表到会者共五十五人。计省十八，特别区域三，议定每省十权，特别区域半之。结果杨君木森得三十一票，合计一百一十权零四二八，赖君恩培得十三票合计七十一权二四，盛君炳纪得十三票合计六十二权五，卞君荫昌得十七票合计五十三权三九，安君迪生得十八票合计四十八权三，以杨赖两君为最多数当选云。”[5]高阳商会代表、蚨丰号布庄的杨木森与吕逵先同时当选为会长，二人的出身和背景完全不同。杨木森来自一个偏远的县级商会，较之以往历届商联会正副会长资历差距明显，难孚众望，引发了各参会代表的反对，最终杨木森未能如愿担任会长一职，而是退而求其次，当选为副会长。尽管如此，反对之呼声仍是挥之不去，天津商务总会联络各商会向全国商联会京师事务所呈请，建议取消杨木森副会长资格，声称杨木森、张兴汉等人选举前做了相关“运动”，系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选票当选副会长。
杨木森参选是否合法尚待进一步考证，然杨木森及其所属高阳商会积极关注北京方面商业动态，跃跃欲试于全国商业事务的尝试和企图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参与过程呈现了高阳商会外部组织网络建构与运作的具体实践。无论出于个人威望还是商会利益的目的，杨木森参与商联会选举一事，客观上都扩大了高阳商会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也是高阳商会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之间互动对于高阳织布业的实际意义所在。
二、津冀互动：高阳商会与天津商会的密切联系
高阳商会与天津商会联系频繁密切。高阳商会的组织部门、职能运作等各方面都与天津商会存在着互动，这种互动大多时候是高阳商会主动发起，多为受益方。高阳商会的筹建创立、人事变更、部门设立都要向天津商会申请汇报，高阳商会也须通过天津商会转请直隶劝业道咨请农工商部获批，最终实现减免关税以及产品展销。
（一）申请汇报：高阳商会的组织部门与天津商会
1.高阳商会的筹建创立与总理选任。清末在商部的竭力劝导和督促下，各地纷纷筹建商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高阳商人向天津商务总会申请注册：“以创立商会，联络商情，联系商业，并拟便宜章程十二条禀县转详立案。……恳请详部立案，发给图记。”[6]同年九月十六日，天津商务总会将其所拟章程修缮完备后呈请农工商部“俯赐颁发该分会总理委札并图记式样”[6]；同时，吩咐高阳仿照秦皇岛商务分会创制详晰的衔名清册并送往总会以备立案。九月三十日，天津商务总会收到农工商部“应即照准立案”的答复，并要求“俟该总理各员衔名清册照章将有何商业及经理何项行号声叙到部再行加劄委派” [6]。继而，天津商务总会去信催促高阳商会：“迅将总理各员衔名注明有何商业及经理何项行号补造清册三本送会，以便分别转章立案。”[6]此时高阳商务分会已于二十六日发出致天津总商会总理王竹林的禀文，信件于十月初二日到天津商务总会，内附“各脚色年岁籍贯行业逐细填清缮具清折三份”[6]。十月初三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高阳总理各员衔名清折转呈天津市农工商部，呈请查核备案颁发委札并图记式样。十月十七日，天津商务总会接到农工商部札：“前举总理从九品韩伟卿应即加劄派充以资经理，并发给图记式样，仰即转给祗领刊用，饬将开用日期报部备案。”并于当日将此转致高阳，高阳于十一月十五日向天津商务总会申报使用图记日期“职分会遵将前发图记敬谨照式刊刻择于十一月初六日启用”，同时“迳禀农工商部饬遵并申报各宪暨移会各州县局所”[6]。至此，高阳商会正式成立。 高阳商会筹建创立得益于天津商务总会的批准以及传达沟通；此外，高阳商会总理更换也需要向天津商务总会呈请转至直隶劝业道，咨请农工商部核准备案。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十七日，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为任职期满遵章告退一事牒请天津商会核准。[6]九月廿二日，天津商务总会为总理韩伟卿辞职事致高阳商会移，希望韩伟卿留任，称“仍希贵总理顾全公益，幸勿固辞，惟各层商会总理续任三次照章改为代理仍留续任，相应移请：贵分会查明，遵章办理，公议决定牒复敝会，转请核办，望切施行，须函移者。”[6]九月三十日，高阳商会会董张兴汉、刘振元、李秉熙、齐懋德、田试之、任枚选、杨世昌、李益谦、杨焕文、孙翼亮、李桂元、杨木森、王企鏊、王玺、梁松龄在天津商务总会授意下联名禀呈“总会宪大人核夺准留韩伟卿续任，转详督宪，咨行农工商部加札以专责成并移（直隶）劝业道宪备案。”[6]十月初四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事移请直隶劝业道，转咨农工商部查核加札委用。[6]十一月初五日，直隶劝业道照会天津商务总会，转达农工商部意见：“据详该员实系得力，姑准暂行代办，仰该道转饬遵照并饬速举接充之员禀部核办以符定章。……贵总会请烦移转高阳商会遵照，将一切事宜由韩总理暂行代办，一面仍行照章另举堪充总理之员，缮具册籍送道以凭，详部核办，望速施行，须至照会者。”[6]十一月初六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批复转照高阳商会。[6]
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十九日，韩伟卿再次请辞商会总理之职务：“仰恳总会宪曲体下情，整顿商政，准予告退，并饬职会赶即公推妥员，照章详请接替，以符定章而重职守。”[6]十二月初一日，高阳商会“齐集在会各商，公同投票当场开票，惟有职分会议员兼商学学董文生王企鏊得票多数，查该员在高阳城内开设义兴永钱店，为巨东，营业有年，熟习商情，素孚众望，堪胜总理之任。”十二月初六日，高阳商会会董任枚选、李桂元、李秉熙、齐懋德、张兴汉、李益谦、王玺、梁永年、杨木森、杨葆森、杨焕文、田贻谷联名将选举结果牒呈天津商会。[6]十二月初八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高阳商会选举王企鏊为总理事转请直隶劝业道，并请其转咨农工商部查核加札委用。[6]十二月廿七日， 直隶劝业所移请天津商务总会交送王企鏊经历清册，十二月廿八日，天津商务总会按要求函送清册。[6]宣统三年正月廿九日，直隶劝业道转农工商部批复：“王企鏊既系公举接充总理，应即照准，附去札文一件”。[6]正月三十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批复转照高阳商会。[6]二月初六日，高阳商会“接奉部札，当即由前总理韩伟卿将木质图记并文卷以及经手各事逐渐交代清楚”，并于二月十一日将职务交接情形呈报天津商务总会。[6]二月十五日，天津商务总会将王企鏊接任高阳商会事务事移请直隶劝业道报农工商部备案[6]。
1911年底，王企鏊任期即将满一年，高阳商会会董再次禀请天津商务总会推举王企鏊续任总理，天津商务总会移请直隶劝业道报请农工商部批准备案。[6]1912年4月6日，直隶劝业道照会天津商务总会，转农工商部批复意见：“既经公举，请留续任，应即照准，发去札文一件。”[6]高阳商会在注册成立和总理换届事宜中，天津商会担当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当然，天津商会也不可能完全中立客观，也会带有主观倾向性。在韩伟卿总理任职期满照章不可再续任，而且韩本人也主动递交辞呈的情况下，天津商会授意高阳商会方面遵照程序联名挽留韩继续代理总理职务，很明显，天津商会更希望韩留任。这可能是出于私交，也可能是事务所需，不得而知。
2.扩充商学、创设工艺研究所，筹建商团。宣统元年（1909年），高阳众商联名投递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要求扩充商学、创设工艺研究所。同年十二月二十日，韩伟卿于就此牒呈天津商务总会，希望扩充原有甲种商业学校学堂，“拟仿照京师私立第一中等商业学堂成例改为中等商业学堂”。并且希望在“高阳改良土布，现稍畅兴，究竟布质不齐织纺未能精细”之际，“拟创设工艺研究所，仿照天津考工厂品评办法，凡新出布货送所研究品评优劣，酌给赏格以资鼓励”[7]。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七日，天津商务总会以“高阳分会创设工艺研究所扩充商业学堂系为振兴实业培植人才起见，实属有裨商界，核其拟呈章程亦均妥协” [7]为据，禀农工商部转请分别立案。正月二十七日，农工商部批示：“切实可行自应照准立案，惟商业学堂所有一切办法章程仍应禀明学部立案，以便将来毕业请奖” [7]。至此，高阳商会创设工艺研究所、扩充商学之事得到农工商部首肯，同时农工商部令将此禀明学部。
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二十三日，高阳商会总理王企鏊为设立商团事牒呈天津商务总会：“窃因保定兵变，土匪乘机焚掠以致人心惶惶。高阳地点尤为山东、河间要冲，屡有溃兵过境，土匪日来亦蠢蠢欲动，恐难免无意外之虞。本城巡警暨保卫兵统计近四十余名，枪支半系旧式。欲图保全商民财产以维地方治安，惟有设法抽练商勇，辅助京镲以资防维。”四月十三日，天津商务总会移请直隶都督、劝业道和巡警道：“京津保兵匪变乱，惨遭浩劫，各处人心不靖，特恐土匪乘机窃发商业治安均有莫大关系，今该分会成立商团以谋自保属刻不容缓要举，敝会查核所拟亦甚简便易行，自应准如所请立案以资保卫。”[6]直隶都督于五月二日回信天津商务总会，批准高阳商会所请成立商团。[6]五月二日，直隶警务公所批准高阳商会成立商团之请。同时，直隶警务公所提出建议：“惟事关地方行政，应由高阳县查核详请，以免纷歧而资监督。”[6]五月五日，天津商务总会照会高阳商会转达获批准的消息。[6]
高阳商会效仿京师扩充商学，仿照天津考工厂创设工艺研究所，自行筹建商团，通过天津商会在中间沟通得农工商部、直隶巡警道批准。
（二）互助共赢：高阳商会的职能运作与天津商会
高阳商会由织布业主宰，其职能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范畴，但其主要职能是围绕高阳织布业而展开运作的。高阳商会致力于布业原料、资本的引进，机器技术、组织制度的改进，市场营销的开展等方面，高阳商会在布业生产与管理、市场与营销等方面的职能运作，均不可避免地与要天津商会发生互动。换句话说，高阳商会职能的运作和发挥离不开与天津商会的联络和互动。 1.天津-高阳：原料与织机的输入。光绪末年，洋纱开始输入高阳，洋纱质地柔软，粗细均匀，光泽鲜亮，而且价格便宜。高阳织布业所用洋纱，主要通过纱商从天津贩运到高阳出售。[8]167丁世洵的《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也有诸如此类记载：“华北农村中用洋纱织改良土布的农户也多了起来，甚至形成了像高阳地区那样的手织布中心。”[9]总之，高阳织布业仰赖天津进口洋纱，通过中间纱商到达织户手中；纱商大部分为高阳商人，同时也是高阳商会会员。换言之，高阳商会在洋纱输入使用上担当了重要角色。
高阳商会成立不久，便着手从天津购置织机。据高阳商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一日致天津商会的申文记载：“自去年组织开办商会以来，研究物产体察商情，六月间曾在天津各工厂调查纺织工艺。至弹花轧花织布各机器均可仿照推行，当即购买人力木轮织机器。”[10]宣统年间，高阳商会的杨木森、张造卿（张兴汉）等人，从天津购进一批日本产足踏机（俗称铁轮机）。“当时天津的田村，佐佐木，郡茂等日商洋行，就是以输入并贩卖织机以及织机零件为大宗的商行。”[11]在织机购置方面，天津商务总会向高阳商会推荐九诚钢铁厂张国珍自制的国产铁轮机，“灵便利用，与外洋无异，亟宜互相维持提倡……与其购置外洋，利权外溢，何若购置华制，共维实业，且此外所需各项机器清国珍亦能承造[6]。并且希望高阳商会从中接洽代销九诚钢铁厂的张国珍，为中国实业发达贡献一己之力。另一方面，高阳留祥佐村人王增申改良铁轮机成功，并申请获得了专利，“工人王增申（留祥佐村人），自制改良简便铁轮织布机，价廉物美，有利贫民，恳即予以专利，藉资鼓励等情，经督宪陈制军批准，先在直隶专办三年，并准备案”[12]。在高阳商会的推广下，很快铁轮机盛行起来，到1915年已基本取代旧式木轮织机。铁轮机的引进和普及促使高阳织布业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应天津商会之期扩展了天津铁轮机的市场销路。这样，高阳商会与天津商会之间的接洽，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互动。
20世纪20年代，高阳兴起采用人造丝为原料织造提花布。织造提花布所用提花机于“民国二三年由苏子权君首先运入高阳，惟当时并不发达，直至民十后，方有显著的进展。”（一说“民国初年，由北沙窝村苏秉衡、苏秉凯从天津引入高阳”[13]）。“一九二六年，人造丝浆经法首次发明于天津……不久，高阳即获得斯项新发明之消息，乃相率输入人造丝或购置提花机，争织造人造丝布。”[14]人造丝和提花机的使用，在高阳织布业历史上可谓一次“原料革命”和“技术革命”，像铁轮机的引入和普及一样，高阳商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来了高阳织布业又一次兴盛。
2.高阳-天津：市场与营销的扩展。高阳商会分别于1908年、1909年、1912年三次力请减免布税，在力争减税的过程中天津商会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廿七日，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将高阳布业发展为关卡厘税所累，销路不畅之状况牒呈天津商务总会，同时恳请天津商务总会“据情转详并咨行税务处，应如何酌定厘税、给与凭照、畅疏销路而保商民。”[6]同年十二月七日，韩伟卿再次向天津商务总会请求布税划一，援引通桥纳税标准。[6]宣统元年年一月廿三日农工商部照会高阳商会，同意其减免关税之呈请，援引通桥先例每疋九丈按五分完纳正税，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完纳正税。二月九日，天津商务总会即致函津关道宪，望其“转行各税关局卡，如遇有执持高阳商务分会凭照运销土布，请照税务大臣核准办法纳税，以昭划一。”二月廿五日，天津关道宪批复致天津商务总会：“应准照通桥章程办理，以恤商艰，仰侯函至钞关，遵照缴。”第二天，天津商务总会照会高阳商会，转达津关道宪的批复。[6]同年闰二月十七日，韩伟卿继续为运销凭照具体事宜再次呈请天津商务总会：“高阳土布渐进开通销路，各处若无稽考，诚恐外客希图渔利夹带影射，实于税课有碍。拟凡高阳在会各商运销土布指明运销处所，由敝会给与凭照，注明疋数、运处，抵第一关卡照新章纳税，沿途概不重征；无凭单者不在此列，俾得有所稽查而照慎重。仅拟凭照格式牒呈总会宪转请关道宪立案，并请转致钞关税司分饬各关卡，一体遵照以免影射偷漏。”[6]二月十七日，天津商务总会就此事移请天津关道宪。[6]津关道宪批准并于二十三日致钞关税司：“查土布由高阳运到天津销售，该分会发给凭照到津，呈由尊处查明，实系高阳土布，查销凭照以通行，裁尺量明，丈数相符，按新章纳税，发给收税单。”二月廿五日，管理钞关曼德致信天津商务总会，批准上述请求，“高阳土布入境时，即照新章征税存堂发给税单，俟运出境，再行报关，发给免重征执照”，并强调“只能行于直隶境内津海关道所语之各关卡，他处不能通行，亦不能给子口单”[6]。三月初一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钞关的批复转照高阳商会。[6]至此，高阳商务分会呈请凭照运销，减免关税终得实现。日后，高阳土布按照“每疋九丈按五分，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纳税，在直隶境内津海关道各关卡凭照运销可免重征之税累负担。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八日，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为高阳土布运售东省，经过天津已在钞关纳税，而新关应如何体恤放行”之事牒呈天津商务总会，“恳祈总会宪转详海关道宪核定立案，通饬新关税司分卡一体遵行。”[6]八月九日，天津商务总会就此禀请（津关道）宪台查核，转致新关税司议定。[6]八月廿二日，关道宪致函天津商务总会：“查中国正值振兴实业之际，所有出口土货应完税银，未便此轻彼重，自应照纳。俟运往他口再行征收复进口半税，以符向章。至营口、滨江均系通商口岸，亦应一律办理而免两歧。”[6]八月廿三日，天津商务总会将此回复转至高阳商会。[6]高阳商务分会请求新关崇文门减免土布税之举遇阻。高阳土布途径新关崇文门运销东北地区之关税未得宽免，而是遵循旧章按照每疋五分四厘完税，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北市场的开拓。
20世纪初期恰逢政权更迭，局势混乱，京津尤甚，累及工商。布业市场上混杂冒充诸多不良现象致使税负增加，进而牵连高阳土布销量和布商利益。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一日，高阳商会会长王企鏊牒呈天津商务总会，请求减免运售京师之布税。[6]七月三日，天津商务总会将高阳商会的信函移请直隶劝业道，说明高阳布业受关税所累发展遇阻与当前振兴实业之提倡相违背的情况：“提倡工艺原期挽回利权，扩我中国实业，现在为高阳改良土布畅行销路，实业发达，颇有进步，亟宜共相维持，以资保护，惟土布运京税以前仅征五分四者增至二钱八厘之多，一倍四倍，以致贩运北京土布销数顿减，似与实业前途殊多障碍。”[6]此次呈请终获直隶劝业道道台和崇文门署理批准。[6]八月十三日，直隶劝业公所经天津商务总会将此批复转至高阳商会。[6]高阳土布恢复钞关按每疋五分完税，新关崇文门按五分四厘完税。高阳商会通过呈请方式扫除了高关税引发的土布运销障碍，运京土布销路畅通，以及一战期间第一次兴盛奠定了基础。 高阳商会力争减税、疏通销路的同时，还参加赛会或者展览会、品评会以激励布业发展、实现产品宣传推广。天津劝工陈列所为直隶工艺总局下设之机构，以“广集本省及外省货物，兼外国制品，分类庋藏，以资工业家考证，而生其激发之心”[15]为宗旨。自成立至1908年，天津劝工陈列所已连续四年举办工业制品考评活动，并发奖牌予优胜者。天津劝工陈列所的品评会深深吸引了高阳的布商，他们主动要求参加品评会以资激劝。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高阳商务分会总理韩伟卿牒呈天津商务总会核准高阳所产宽面洋布四半匹“移送品评会，以加品题，具有成见，随即改良，而期进步。”[6]六月二十八日，天津商务总会转照高阳商会来函以及四半疋布样转至天津劝工陈列所，最终获天津劝工陈列所准许。待到十月，高阳商会送去宽面洋布，获“组织既密，价格亦廉。且查原料均系中国土产，用塞漏卮，此为正品”[6]之评语。直隶劝业道孙多森如此评价：“该县织业发达，甲于畿疆，该分会呈品尤复细密平匀，颇堪适用，宜其行销远近，徧受欢迎，合亟褒扬，以昭激劝。”[6]
综上所述，高阳商会与天津商务总会互动频繁，事无巨细。高阳商会注册成立、人事更换、扩充商学和创设工艺研究所等等要向天津商务总会申请；高阳商会每年的款项清册、案由事由也要向天津商务总会汇报；高阳商会的部分职能常常需要通过天津商务总会落实到运作实践中，如引进先进织机和染织技术、请求减免土布税、疏通土布出口销路等。揆诸史实，天津商务总会实际上充当了高阳商会与其他商会组织以及上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传达作用。
三、京津冀一体化视角下的商会互动圈
作为官督商办的组织机构，高阳商会、天津商会与中华全国商联会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它们频繁互动的背后存在着潜在动因。
一方面，高阳与北京、天津具有天然的地理联系。高阳位于河北省保定东部，北京、天津的西南方位，距离北京、天津20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高阳到北京多行陆路，火车便利。高阳到天津水陆交通均较为便利。高阳境内有三条大的河流自西向东流经潴龙河、马家河、土尾河。夏季多雨季节，这些河流承担着高阳布疋和原料运输的重要任务。“潴龙河发源于太行山脉，自西南来，经博野，蠡县而在高阳城东北三十余里流入白洋淀，为该河上游各县至天津的要道。”“大清河之水，乃自白洋淀流入，向东北流经雄县、霸县、新县、胜芳等地，至天津汇流入海河，故从高阳至天津，水道多由高阳东北三十里的通口镇起，渡白洋淀入大清河而至天津，水程不到三百里，顺流而下，有三日即可到达天津。从天津运货到高阳，船行也是从大清河直达同口镇，在此卸货登陆，再以大车运至高阳。” 此外，津保公路“从天津往南经马厂，折而往西，经大城，任丘，高阳而达保定，全长222.91公里。”[16]其前身为天津至保定的官马大道，也是河北与东北交往经过天津的一条商业经济干线和重要军事通道。这为高阳方面与京津产生联系提供了天然优势。
另一方面，高阳与北京、天津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各级商会以实业发展为目标，高阳商会更是致力于当地织布业发展；而京津是高阳布的重要集散地和中转站，亦是高阳土布通向外部的窗口。高阳布销往东北必经北京，北京崇文门新关税率直接关系到高阳布销量。高阳与天津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尤其明显。无论是原料的输入、织布机的引进和布疋的运售，还是技术的传播、资金的融通都离不开天津。可以说，二者形成了良性的城乡互动。天津为高阳织布业提供了乡村所无力承担的工业要素，反过来，高阳织布业也有利于天津经济良性循环。此外，历史上京津冀之间难以厘清的政治渊源、乡情人脉也是促成高阳商会与京津商会组织频繁联络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①关于高阳织布业及其与高阳商会的研究状况可参见李小东的《高阳织布业研究述评》一文，载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7-20页。
②在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提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研究近代华商，详情可参见朱英的《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一文，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80-182页。
③关于高阳与天津互动的文章目前仅见孟玲洲的《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一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1-156页。该文着重考察了织布业发展中高阳与天津之间原料、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互动。实际上，在非官方的商会组织之间亦存在诸如此类的互动。
[参考文献]
[1]高阳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则、高阳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国文成绩[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7号.
[2]直隶高阳布业之沿革记略[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9-10号.
[3]高阳布业之发达[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7年第3号.
[4]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各省代表一览表[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11-12号.
[5]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之选定[N].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9-10号.
[6]高阳县设立商务分会酌拟章程转详立案[B].1907年，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2261.
[7]高阳分会创设研究所扩充商业学堂[B].1909年12月，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2147.
[8]高阳分会创设研究所扩充商业学堂[B].1909年12月，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2147.
[9]高河.高阳织布业概述[M]∥中国人民政协、河北省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保定文史资料选辑：（二）.保定：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167.
[10]丁世洵.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62.
[11]为调查种棉及织纱情况致天津商务总会申文[B].1908年2月2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J0128-2-000776.
[12]吴 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44-145.
[13]改良织机获专利[N].大公报，1910-06-16（第3版）.
[14]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政协高阳县委员会.高阳织布业简史[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省文史资料：（第19辑）.石家庄：河北文史书店，1987：16.
[15]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J].政治经济学报，1935，3（4）.
[16]王家琦.直隶工业试验所钩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5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69.
[17]吴 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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