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典型的反封建代表作品，是五四精神的赞歌，但这一理解显然被局限在了一元化的五四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家》中主要人物的分析，结合作者贯穿始终的人道主义理念，提炼出巴金作品的超时代性，还原其被狭隘解读了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巴金；《家》；超时代性
一、从封建束缚中挣脱：觉慧的新时代声音
觉慧是黑暗沉寂的旧式大宅院里迸发出的一束耀眼的光芒。他是受五四浪潮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时代青年，是反抗封建家庭为代表的旧思想旧社会的中坚力量。他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可以在一片人声鼎沸中忘我地沉浸在天井之雪的世界里，热切地幻想自己也如同雪一般。
而当他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时时受到来自家庭的遏制时，他的反应激烈而激进。在对待亲人的态度上，觉慧曾多次“不客气”而愤怒地指责或是反抗他的兄长，包括觉新、觉民甚至高老太爷。
觉慧在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并拯救他的家庭、他所身处的时代，“他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反转过来，那时候他所憎恨的一切会完全消失”。当他发现时代前进得过于缓慢，他无力拯救时，便决绝地离开家庭，“要散早点散才好”。激流式的时代精神在觉慧的血管里奔腾最甚，而“贯穿于《激流三部曲》的总的精神，是对民主精神的赞颂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的否定。”[1]
觉慧从来不从功用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在他的认识里，“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做不做”则是另一回事。固然，觉慧在斗争的过程中也有矛盾，但是他对于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远远比不上他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渴望。他与包括家庭在内的整个旧的时代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就好像他本不是从这个旧家庭中脱胎一般。这是作者赐予觉慧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的激进不全然是出于他坚定的信仰，也来自年轻人的叛逆。他们表现出了“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的冲动，正是在为自己的激情寻找一个突破口。
不能因为觉慧是主要现人物，就把他的激进和巴金对时代的主张等同起来。因为从巴金创作的思想背景来看，他已经对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了否定，从暴力转向道德与教育。因此，如果单纯地将觉慧理解成他心目中完美的“五四精神旗手”，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时代的弃儿与企盼者：在边缘上挣扎的觉新
觉新是《家》中的另一位灵魂人物。作为从旧式封建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新式青年，觉新无时无刻不沉浮在矛盾和挣扎之中。他在新旧世界的夹缝中生存，无从选择自己的婚姻、无法坚持自己热爱的事业，一边是一个旧家庭殷切的目光，一边是来自新社会鼓动的呐喊和愤恨的责备。行动和思想上的不一致扭曲了觉新的整个人，使他濒临崩溃。在经受了接踵而至的爱人和妻子的死亡后，他选择帮助觉慧离开这个绝望的家庭，而自己的生命则陷入了永恒的沉寂。可以说，觉新是用他一个人，既成全了旧家庭的期盼，也再成全觉慧时响应了新时代的召唤。也正因如此，觉新在《家》中的地位才显得如此突出。
三、激进与纠结间的平衡点与对人性的把握：《家》的超时代性
覺新的性格和觉慧的性格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补，客观上形成对当时历史环境较为全面的认识。但从主观层面上看，觉慧更多地表现出了作者对于时代的理解。
原因有二：一是作者从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态度不一样。通过觉慧的口，作者完成了对于觉新的同情和批判，可以说是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觉慧听到了觉新的箫声，感慨“箫声多凄惨”，但他觉得觉新是无法被拯救的。而对于觉慧，作者则是用浪漫主义的笔调赞扬他对自由平等生活的追求。二是从巴金先生的笔述中，我们也可以直接看到作者的时代观。《激流》总序中，他慷慨写道：“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2]显然，作者和觉慧的心思更为贴近。
虽然巴金并未正面描写五四运动，所选择的事件也非当时的漩涡中心，但他紧紧抓住了青年人的典型心理以及特殊的社会面貌，抓住了专制主义本质特征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因此也就紧紧地把握了社会生活的脉搏。巴金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是彻底批判的，但他也不赞同以觉慧为代表的激进甚至幼稚的做法。
另一方面，《家》所体现出的合乎人性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是具有永恒意义的。“巴金以后的思想不管发生多大的变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爱’的理想。”[3]在《家》中，作者没有把高老太爷完全塑造成冷血动物，他的封建家长制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家庭；而觉新在高老太爷临死时的动情合乎人性。对家庭的爱和责任是《家》这部小说的肉，没有这些成分，小说未免失之呆板；不能从人性角度吸引往后的读者，就失去了其作为时代先声的艺术价值。对比之后几十年出现的格式化式革命题材小说，显然巴金在创作时贯穿人性的艺术原则，是具有超时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巴金：《激流》（总序），见《家》（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4版，第1-2页.
[2]巴金：《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十版代序），见《家》（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4版，第390页.
[3]陈思和、李辉：《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见《巴金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关键词：巴金；《家》；超时代性
一、从封建束缚中挣脱：觉慧的新时代声音
觉慧是黑暗沉寂的旧式大宅院里迸发出的一束耀眼的光芒。他是受五四浪潮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时代青年，是反抗封建家庭为代表的旧思想旧社会的中坚力量。他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可以在一片人声鼎沸中忘我地沉浸在天井之雪的世界里，热切地幻想自己也如同雪一般。
而当他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时时受到来自家庭的遏制时，他的反应激烈而激进。在对待亲人的态度上，觉慧曾多次“不客气”而愤怒地指责或是反抗他的兄长，包括觉新、觉民甚至高老太爷。
觉慧在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并拯救他的家庭、他所身处的时代，“他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反转过来，那时候他所憎恨的一切会完全消失”。当他发现时代前进得过于缓慢，他无力拯救时，便决绝地离开家庭，“要散早点散才好”。激流式的时代精神在觉慧的血管里奔腾最甚，而“贯穿于《激流三部曲》的总的精神，是对民主精神的赞颂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的否定。”[1]
觉慧从来不从功用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在他的认识里，“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做不做”则是另一回事。固然，觉慧在斗争的过程中也有矛盾，但是他对于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远远比不上他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渴望。他与包括家庭在内的整个旧的时代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就好像他本不是从这个旧家庭中脱胎一般。这是作者赐予觉慧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的激进不全然是出于他坚定的信仰，也来自年轻人的叛逆。他们表现出了“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的冲动，正是在为自己的激情寻找一个突破口。
不能因为觉慧是主要现人物，就把他的激进和巴金对时代的主张等同起来。因为从巴金创作的思想背景来看，他已经对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了否定，从暴力转向道德与教育。因此，如果单纯地将觉慧理解成他心目中完美的“五四精神旗手”，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时代的弃儿与企盼者：在边缘上挣扎的觉新
觉新是《家》中的另一位灵魂人物。作为从旧式封建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新式青年，觉新无时无刻不沉浮在矛盾和挣扎之中。他在新旧世界的夹缝中生存，无从选择自己的婚姻、无法坚持自己热爱的事业，一边是一个旧家庭殷切的目光，一边是来自新社会鼓动的呐喊和愤恨的责备。行动和思想上的不一致扭曲了觉新的整个人，使他濒临崩溃。在经受了接踵而至的爱人和妻子的死亡后，他选择帮助觉慧离开这个绝望的家庭，而自己的生命则陷入了永恒的沉寂。可以说，觉新是用他一个人，既成全了旧家庭的期盼，也再成全觉慧时响应了新时代的召唤。也正因如此，觉新在《家》中的地位才显得如此突出。
三、激进与纠结间的平衡点与对人性的把握：《家》的超时代性
覺新的性格和觉慧的性格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补，客观上形成对当时历史环境较为全面的认识。但从主观层面上看，觉慧更多地表现出了作者对于时代的理解。
原因有二：一是作者从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态度不一样。通过觉慧的口，作者完成了对于觉新的同情和批判，可以说是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觉慧听到了觉新的箫声，感慨“箫声多凄惨”，但他觉得觉新是无法被拯救的。而对于觉慧，作者则是用浪漫主义的笔调赞扬他对自由平等生活的追求。二是从巴金先生的笔述中，我们也可以直接看到作者的时代观。《激流》总序中，他慷慨写道：“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2]显然，作者和觉慧的心思更为贴近。
虽然巴金并未正面描写五四运动，所选择的事件也非当时的漩涡中心，但他紧紧抓住了青年人的典型心理以及特殊的社会面貌，抓住了专制主义本质特征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因此也就紧紧地把握了社会生活的脉搏。巴金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是彻底批判的，但他也不赞同以觉慧为代表的激进甚至幼稚的做法。
另一方面，《家》所体现出的合乎人性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是具有永恒意义的。“巴金以后的思想不管发生多大的变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爱’的理想。”[3]在《家》中，作者没有把高老太爷完全塑造成冷血动物，他的封建家长制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家庭；而觉新在高老太爷临死时的动情合乎人性。对家庭的爱和责任是《家》这部小说的肉，没有这些成分，小说未免失之呆板；不能从人性角度吸引往后的读者，就失去了其作为时代先声的艺术价值。对比之后几十年出现的格式化式革命题材小说，显然巴金在创作时贯穿人性的艺术原则，是具有超时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巴金：《激流》（总序），见《家》（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4版，第1-2页.
[2]巴金：《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十版代序），见《家》（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4版，第390页.
[3]陈思和、李辉：《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见《巴金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