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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凭借共产国际的背景而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把马列主义绝对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虽然他在事实面前一再碰壁，但碰壁后，他仍心有所恃而坚持错误。
在他的错误主张被否决后，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从失落中反省，而是纠缠于错误，责怪别人，暗中诋毁毛泽东，甚至向共产国际告状。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共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后，才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
1937年11月29日，主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这时，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从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日本无法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考虑，也从担心中国共产党与曾经过10年血战的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能否正确地实行策略的考虑，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王明一回国，就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他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批评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他还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显然，这些指责都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王明只注意了斯大林看重国民党力量、强调与国民党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斯大林提出的另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教条地照搬法国人民阵线的经验，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在组织上，他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核心。尤为突出的是，他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他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王明极不尊重。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他拒绝在《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将自己对该文的不满带给共产国际领导人；他还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许多批评，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
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王明的右倾主张很快在蒋介石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和压制共产党的事实面前遭到失败。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所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一，“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对王明个人，毛泽东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容和同志式帮助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对王明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儿，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在对毛泽东的挑战失败后，王明转而对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表示尊重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说，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我都同意”；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六届六中全会后，在许多报告、讲演和文章中，王明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并在延安第一个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在1939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他颂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苏德战争爆发后，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再次向毛泽东发起挑战。王稼祥、任弼时揭了王明的“老底”，实际上，王明拥护毛泽东领导的讲话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迫于当时的现实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在颂扬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同时，王明却文过饰非和坚持错误。1939年5月，他撰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在《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王明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的观点。1940年，他将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再版。
毛泽东曾多次帮助王明认识错误。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并明确指出：“1937年12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要求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王明置若罔闻，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
1941年10月，王明发觉有机可乘，便向毛泽东发起了新的挑战。这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配合德国向苏联进攻，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由于当时正处在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目前每支枪平均只有子弹20发)。因此，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则有使我们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结果对中共或苏联都是不利的”。但苏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这一根据实际、从长远考虑的答复感到不满。10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发来一封质询电报，提出15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援助苏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那还能与哪些人合作抗日……言辞颇含责备。王明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否定，回顾历史，他当年就是利用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否定而走上中共领导岗位的。他说：“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于是，便发起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新攻击。
1941年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季米特洛夫复电时，王明向毛泽东提出了一连串责难。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又作长篇发言，进一步指责毛泽东。他说：党的抗日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反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过火”。他提出“我们必须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上，可提出“与国民党大同小异(形式上)”，而现在是“小同大异”；中央应向国民党当局“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面，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同时，王明还美化他的右倾错误并寻求翻案——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在长江局工作时“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个别缺点是“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的原因，是“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他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作结论权在你!”并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然而，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的言论和态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的一致反对。陈云、凯丰等人明确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并指出王明与许多错误有关，而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国后的言论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意思是不同的，比如关于政权问题，斯大林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关于战略问题，斯大林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伊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别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时，王明居然默认。任弼时批评说，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性的错误，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鉴于王明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毛泽东提议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
在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批评，尤其是从王稼祥、任弼时的发言中获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自己印象不佳、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后，王明顿时感觉到赖以向毛泽东挑战的条件不存在了，只好偃旗息鼓，迅速退却。1941年10月13日，他突然生病，并向中央领导人表示同意毛泽东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王明的这一次挑战又草草收场了。
王明不甘心失败，到处挑拨离间。后来发生了医疗事故，王明借机向共产国际诬告毛泽东对他进 行迫害。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毛泽东的基本立场是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因此仍对王明十分宽容。这表现在：一，在决定把王明提出的问题拿到政治局讨论时，还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二，对王明在武汉时期错误的定性比较轻。毛泽东在10月13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生病了，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10月8日书记处的意见是们—么呢?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或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但结论就是一句话：“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委托任弼时向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对这个定性，王明是表态接受的。
然而，王明言不由衷。此后，他玩弄两面手法，在公共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为自己鸣冤叫屈，挑拨离间。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他对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他还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并对张闻天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
1943年春，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王明认为刘少奇新回中央，就又把1941年夏秋间对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刘少奇，要刘少奇主持公道。刘少奇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立即提议并随后提到政治局会议上。但当王明知道刘少奇并不支持他时，就又表示放弃他的意见。这年12月1日，他在写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后，我很快即感到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我不再谈自己的这种意见，所以当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时，我曾再三地、坚决地不同意。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已经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位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绝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
1943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他又对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
王明这些挑拨离间的话，遭到上述同志的拒绝。
同时，王明还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
非常凑巧，王明与一位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叫孙平)的苏联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1942年春，正在与德国进行鏖战的苏联政府得到日军在中国东北调动和集结的情报，再一次担心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使苏联受到两面夹击。于是，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东北的日军进攻，牵制日军。为此，特派孙平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和塔斯社记者的身份来延安工作。1942年5月，孙平来到延安。
孙平实际上是一名军人，他来延安，是来监督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当时，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正处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颇不理解，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大规模发动对日本军队的作战不满意。孙平就是带着这种成见来的，因此，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许多的偏见、不满。他很快就与王明有了共同语言。王明的告状，就是通过他掌握的电台而传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从现有的材料看，王明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状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一、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集中在与国民党的关系方面。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王明起码给了他3次这样的内容。第一次是1943年2月1日，“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第二次是1943年12月，王明在给其女儿(寄养在季米特洛夫家)的信里，再一次向季米特洛夫反映了他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分歧，要求季米特洛夫干预。第三次，是1944年3月。关于这次告状的经过，孙平在所著《延安日记》里讲得很清楚：“我设法得到毛泽东的准许，让奥尔洛夫(全名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去探望王明……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他查病时，王明要求他发一份电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王明口述了电稿。奥尔洛夫答应立即通过我们的电台把电报发出。王明叫他不要把发电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在这封电报里，王明一如既往地告毛泽东的状：“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企图以此引起季米特洛夫等对毛泽东的反感和不满。同时，他一方面表白自己的被迫无奈和可怜处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另一方面则希望季米特洛夫过问和干涉，“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为引起季米特洛夫的同情和对他的支持，王明还再一次表示了他的效忠：“(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
二、诬告毛泽东对他进行迫害。1941年10月，王明在向毛泽东第二次发起挑战失败后，患病住进当时延安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却发生了医疗事故。王明是因为心脏病住院的，但不久又出现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清泻药用甘汞。但是，主治医生金岳茂擅长妇产科，不 大熟悉内科，在治疗中有一些错误处理：甘汞本应用粉末剂，可他给用了水剂加重量；本不宜长久使用，但他用的时间较长。结果导致王明病情加重，检查发现王明的尿液里含汞。当时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医疗主任黄树则回忆这次事故时说：“王明说金岳茂用药害他，告到中央。毛主席当时很注意此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并指示组织人会诊。”1942年6月，当时的中央医院院长傅连邀请马海德、苏联派在延安的医生奥尔洛夫等组织会诊，认为在对王明的治疗中使用甘汞是可以的，但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导致病情加重，是一次医疗事故，主治医生金岳茂对此负有责任。金岳茂也为此作了检查，后来由于王明夫妇的反复告状，将之隔离审查。很快，通过孙平的电台，把王明的病情报给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7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红军情报局人员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
这次医疗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为王明治病。如请苏联医生奥尔洛夫参与治疗，请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运用中医治疗等，在生活方面尽力满足王明的需求。王明夫人孟庆澍1943年11月15日在“给任弼时、富春同志转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的信”中说道：“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在一段时间里，治疗效果并不明显。于是，王明提出到重庆等国统区去治疗。由于此时周恩来、林彪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陷于僵持状态，国共关系没有好转，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中共中央没有同意。继而王明又提出到苏联治疗，中共中央同意了。194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致电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允许苏联飞机到延安接王明等去苏治病。3月30日，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王明、稼祥病重，不论彼方允否，请提出要求。
然而，此时交涉苏联飞机来延安的难度非常大。一方面，国共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国共关系不得到改善，此事难以解决。1943年6月4日，在长时间停顿后，双方代表再一次会谈，但仍无进展。事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这次未提王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一事，因恐国民党方将这事同谈判联系在一起，不易答应。拟见蒋时或下次再向张(治中)提。因此，联系飞机之事就拖下来了。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政府对苏联飞机入境的限制变得非常严格。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严重逆转，苏联飞机入境非常困难。
然而，王明却认为毛泽东不愿让他离开延安，以此报告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又写道：“来自延安的有关王明病重的消息。必须到成都或苏联治疗，而似乎毛泽东和康生不想放他离开延安，担心他会提供于他们不利的情报。”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还是积极争取解决王明到苏联治疗的事。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和已经回到延安的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再一次提出解决王明去苏联治病的问题。
实际上，远在苏联的季米特洛夫不久也知道了王明不能立即赴苏联治疗的症结所在。因此，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谈到王明来苏联治病问题时，他写道：“我建议他去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要其取得蒋介石对王明赴苏的许可。”
苏联飞机来延安的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而王明的病经过李鼎铭运用中医治疗，逐渐好了起来。其赴苏治疗随之作罢。
王明的告状，多少使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产生了一些误解。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长信就是一个佐证。季米特洛夫在信里说：“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季米特洛夫具体指出：“我认为，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这样的方针会给党造成一种威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处于孤立的境地并会导致内战危险的加剧，对此可能只有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感兴趣。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使我感到担忧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
为了消除季米特洛夫的误解，毛泽东多次去电介绍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各方面的情况，做了许多解释工作，逐渐化解了季米特洛夫的疑惑。
从根本上说，王明告状的目的没有达到。王明告状，目的是要季米特洛夫进行干涉，压制并否决毛泽东。对此，季米特洛夫曾明确拒绝。他告诉王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1943年1月15日，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将所谓毛泽东不想放王明离开延安治疗的电报交给季米特洛夫后，季米特洛夫的态度是：“我劝侦查局的这位代表不要干涉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内部事务。”
然而，王明心有所恃，在错误方面越陷越深，终至不能自拔。毛泽东在1941年9月至10月间的政治局会议后，对王明是宽容的。但在获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动作后，毛泽东对其这种两面派手法非常不满。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这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事件时，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是投降主义的错误。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8月3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对王明的错误提出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抗战初期党的政治路线展开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王明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他在信中承认，他1941年10月初与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政治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并表示：“我请求毛主席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求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当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历史决议草案》时，他致信会议，表示对历史决议和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然而，他又不甘心失败。七大后，王明又一次次地拒绝承认错误，拒绝自我反省。
为了挽救他，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曾多次与他谈话，党的七大、八大都选他为中央委员，而他却固守错误，并越走越远，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在他的错误主张被否决后，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从失落中反省，而是纠缠于错误，责怪别人，暗中诋毁毛泽东，甚至向共产国际告状。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共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后，才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
1937年11月29日，主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这时，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从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日本无法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考虑，也从担心中国共产党与曾经过10年血战的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能否正确地实行策略的考虑，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王明一回国，就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他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批评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他还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显然，这些指责都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王明只注意了斯大林看重国民党力量、强调与国民党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斯大林提出的另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教条地照搬法国人民阵线的经验，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在组织上，他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核心。尤为突出的是，他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他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王明极不尊重。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他拒绝在《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将自己对该文的不满带给共产国际领导人；他还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许多批评，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
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王明的右倾主张很快在蒋介石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和压制共产党的事实面前遭到失败。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所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一，“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对王明个人，毛泽东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容和同志式帮助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对王明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儿，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在对毛泽东的挑战失败后，王明转而对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表示尊重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说，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我都同意”；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六届六中全会后，在许多报告、讲演和文章中，王明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并在延安第一个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在1939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他颂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苏德战争爆发后，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再次向毛泽东发起挑战。王稼祥、任弼时揭了王明的“老底”，实际上，王明拥护毛泽东领导的讲话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迫于当时的现实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在颂扬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同时，王明却文过饰非和坚持错误。1939年5月，他撰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在《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王明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的观点。1940年，他将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再版。
毛泽东曾多次帮助王明认识错误。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并明确指出：“1937年12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要求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王明置若罔闻，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
1941年10月，王明发觉有机可乘，便向毛泽东发起了新的挑战。这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配合德国向苏联进攻，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由于当时正处在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目前每支枪平均只有子弹20发)。因此，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则有使我们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结果对中共或苏联都是不利的”。但苏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这一根据实际、从长远考虑的答复感到不满。10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发来一封质询电报，提出15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援助苏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那还能与哪些人合作抗日……言辞颇含责备。王明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否定，回顾历史，他当年就是利用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否定而走上中共领导岗位的。他说：“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于是，便发起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新攻击。
1941年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季米特洛夫复电时，王明向毛泽东提出了一连串责难。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又作长篇发言，进一步指责毛泽东。他说：党的抗日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反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过火”。他提出“我们必须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上，可提出“与国民党大同小异(形式上)”，而现在是“小同大异”；中央应向国民党当局“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面，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同时，王明还美化他的右倾错误并寻求翻案——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在长江局工作时“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个别缺点是“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的原因，是“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他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作结论权在你!”并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然而，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的言论和态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的一致反对。陈云、凯丰等人明确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并指出王明与许多错误有关，而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国后的言论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意思是不同的，比如关于政权问题，斯大林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关于战略问题，斯大林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伊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别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时，王明居然默认。任弼时批评说，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性的错误，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鉴于王明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毛泽东提议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
在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批评，尤其是从王稼祥、任弼时的发言中获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自己印象不佳、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后，王明顿时感觉到赖以向毛泽东挑战的条件不存在了，只好偃旗息鼓，迅速退却。1941年10月13日，他突然生病，并向中央领导人表示同意毛泽东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王明的这一次挑战又草草收场了。
王明不甘心失败，到处挑拨离间。后来发生了医疗事故，王明借机向共产国际诬告毛泽东对他进 行迫害。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毛泽东的基本立场是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因此仍对王明十分宽容。这表现在：一，在决定把王明提出的问题拿到政治局讨论时，还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二，对王明在武汉时期错误的定性比较轻。毛泽东在10月13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生病了，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10月8日书记处的意见是们—么呢?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或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但结论就是一句话：“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委托任弼时向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对这个定性，王明是表态接受的。
然而，王明言不由衷。此后，他玩弄两面手法，在公共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为自己鸣冤叫屈，挑拨离间。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他对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他还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并对张闻天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
1943年春，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王明认为刘少奇新回中央，就又把1941年夏秋间对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刘少奇，要刘少奇主持公道。刘少奇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立即提议并随后提到政治局会议上。但当王明知道刘少奇并不支持他时，就又表示放弃他的意见。这年12月1日，他在写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后，我很快即感到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我不再谈自己的这种意见，所以当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时，我曾再三地、坚决地不同意。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已经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位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绝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
1943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他又对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
王明这些挑拨离间的话，遭到上述同志的拒绝。
同时，王明还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
非常凑巧，王明与一位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叫孙平)的苏联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1942年春，正在与德国进行鏖战的苏联政府得到日军在中国东北调动和集结的情报，再一次担心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使苏联受到两面夹击。于是，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东北的日军进攻，牵制日军。为此，特派孙平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和塔斯社记者的身份来延安工作。1942年5月，孙平来到延安。
孙平实际上是一名军人，他来延安，是来监督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当时，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正处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颇不理解，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大规模发动对日本军队的作战不满意。孙平就是带着这种成见来的，因此，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许多的偏见、不满。他很快就与王明有了共同语言。王明的告状，就是通过他掌握的电台而传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从现有的材料看，王明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状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一、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集中在与国民党的关系方面。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王明起码给了他3次这样的内容。第一次是1943年2月1日，“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第二次是1943年12月，王明在给其女儿(寄养在季米特洛夫家)的信里，再一次向季米特洛夫反映了他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分歧，要求季米特洛夫干预。第三次，是1944年3月。关于这次告状的经过，孙平在所著《延安日记》里讲得很清楚：“我设法得到毛泽东的准许，让奥尔洛夫(全名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去探望王明……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他查病时，王明要求他发一份电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王明口述了电稿。奥尔洛夫答应立即通过我们的电台把电报发出。王明叫他不要把发电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在这封电报里，王明一如既往地告毛泽东的状：“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企图以此引起季米特洛夫等对毛泽东的反感和不满。同时，他一方面表白自己的被迫无奈和可怜处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另一方面则希望季米特洛夫过问和干涉，“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为引起季米特洛夫的同情和对他的支持，王明还再一次表示了他的效忠：“(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
二、诬告毛泽东对他进行迫害。1941年10月，王明在向毛泽东第二次发起挑战失败后，患病住进当时延安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却发生了医疗事故。王明是因为心脏病住院的，但不久又出现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清泻药用甘汞。但是，主治医生金岳茂擅长妇产科，不 大熟悉内科，在治疗中有一些错误处理：甘汞本应用粉末剂，可他给用了水剂加重量；本不宜长久使用，但他用的时间较长。结果导致王明病情加重，检查发现王明的尿液里含汞。当时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医疗主任黄树则回忆这次事故时说：“王明说金岳茂用药害他，告到中央。毛主席当时很注意此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并指示组织人会诊。”1942年6月，当时的中央医院院长傅连邀请马海德、苏联派在延安的医生奥尔洛夫等组织会诊，认为在对王明的治疗中使用甘汞是可以的，但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导致病情加重，是一次医疗事故，主治医生金岳茂对此负有责任。金岳茂也为此作了检查，后来由于王明夫妇的反复告状，将之隔离审查。很快，通过孙平的电台，把王明的病情报给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7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红军情报局人员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
这次医疗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为王明治病。如请苏联医生奥尔洛夫参与治疗，请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运用中医治疗等，在生活方面尽力满足王明的需求。王明夫人孟庆澍1943年11月15日在“给任弼时、富春同志转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的信”中说道：“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在一段时间里，治疗效果并不明显。于是，王明提出到重庆等国统区去治疗。由于此时周恩来、林彪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陷于僵持状态，国共关系没有好转，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中共中央没有同意。继而王明又提出到苏联治疗，中共中央同意了。194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致电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允许苏联飞机到延安接王明等去苏治病。3月30日，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王明、稼祥病重，不论彼方允否，请提出要求。
然而，此时交涉苏联飞机来延安的难度非常大。一方面，国共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国共关系不得到改善，此事难以解决。1943年6月4日，在长时间停顿后，双方代表再一次会谈，但仍无进展。事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这次未提王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一事，因恐国民党方将这事同谈判联系在一起，不易答应。拟见蒋时或下次再向张(治中)提。因此，联系飞机之事就拖下来了。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政府对苏联飞机入境的限制变得非常严格。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严重逆转，苏联飞机入境非常困难。
然而，王明却认为毛泽东不愿让他离开延安，以此报告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又写道：“来自延安的有关王明病重的消息。必须到成都或苏联治疗，而似乎毛泽东和康生不想放他离开延安，担心他会提供于他们不利的情报。”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还是积极争取解决王明到苏联治疗的事。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和已经回到延安的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再一次提出解决王明去苏联治病的问题。
实际上，远在苏联的季米特洛夫不久也知道了王明不能立即赴苏联治疗的症结所在。因此，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谈到王明来苏联治病问题时，他写道：“我建议他去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要其取得蒋介石对王明赴苏的许可。”
苏联飞机来延安的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而王明的病经过李鼎铭运用中医治疗，逐渐好了起来。其赴苏治疗随之作罢。
王明的告状，多少使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产生了一些误解。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长信就是一个佐证。季米特洛夫在信里说：“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季米特洛夫具体指出：“我认为，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这样的方针会给党造成一种威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处于孤立的境地并会导致内战危险的加剧，对此可能只有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感兴趣。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使我感到担忧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
为了消除季米特洛夫的误解，毛泽东多次去电介绍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各方面的情况，做了许多解释工作，逐渐化解了季米特洛夫的疑惑。
从根本上说，王明告状的目的没有达到。王明告状，目的是要季米特洛夫进行干涉，压制并否决毛泽东。对此，季米特洛夫曾明确拒绝。他告诉王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1943年1月15日，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将所谓毛泽东不想放王明离开延安治疗的电报交给季米特洛夫后，季米特洛夫的态度是：“我劝侦查局的这位代表不要干涉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内部事务。”
然而，王明心有所恃，在错误方面越陷越深，终至不能自拔。毛泽东在1941年9月至10月间的政治局会议后，对王明是宽容的。但在获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动作后，毛泽东对其这种两面派手法非常不满。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这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事件时，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是投降主义的错误。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8月3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对王明的错误提出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抗战初期党的政治路线展开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王明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他在信中承认，他1941年10月初与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政治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并表示：“我请求毛主席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求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当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历史决议草案》时，他致信会议，表示对历史决议和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然而，他又不甘心失败。七大后，王明又一次次地拒绝承认错误，拒绝自我反省。
为了挽救他，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曾多次与他谈话，党的七大、八大都选他为中央委员，而他却固守错误，并越走越远，最终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