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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一张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召开会议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主席台后排右侧，与蒋介石仅两人之隔的一张小条桌上，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埋头将蒋介石的话变成一个个速记符号。靠蒋介石近些的那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抗战期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被我们今天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失去联系长期蛰伏
1942年8月，一次突然事件发生了：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这时，沈安娜心里非常焦急。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组织，见见敬爱的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和其他同志，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而且将使党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她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牢记周恩来“地下情报工作要长期隐蔽”的教导，绝不轻举妄动，坚持耐心等待组织的出现。
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了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1945年5月，国民党在浮图关召开“六大”，沈安娜奉命到大会做速记。这次大会是国民党针对共产党“七大”而召开的。蒋介石作报告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极力诋毁，叫嚷全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会议确定抗战胜利后，要收复全部失地。会议决定成立“整军肃纪特种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沈安娜想，这次大会策划的阴谋，是国民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组织上一定很需要了解，虽然暂时无法送出，也要保存一份，一旦能取得联系就交给组织。
迎来新战斗
194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来到了沈安娜的家里。性格坚强的沈安娜，见到南方局派来的领导，3年的委屈、等待，让她流下热泪。吴克坚告诉她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并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我党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组织报告。
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内幕，不管多累多困，晚上的党团会她必定参加。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如何实施蒋介石的策略，第二天如何对付共产党。他们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他们的会议刚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的统治，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她与机要处印刷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
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为全面了解会议情况，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张对沈安娜完全信任，表示同意，于是华明之就进入了大会速记组担任记录稿的文字修改和校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于3月11日召开的两党代表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国民党企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敌人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处长张寿贤把此事告诉了沈安娜，她暗自考虑了对策，沉着应战。
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国民党反动派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党最需要了解的。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
1949年初，吴克坚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要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2月，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看孩子为由撤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和华明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上海解放后，沈安娜继续在党的秘密情报战线上工作，华明之则离开了情报战线。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室离休。随后，他俩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他们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2003年，华明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如今，93岁高龄的沈安娜依然身体康健，在国家安全部的宿舍大院里，我们还能时常看到她的身影。
（来源：《文汇报》）
失去联系长期蛰伏
1942年8月，一次突然事件发生了：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这时，沈安娜心里非常焦急。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组织，见见敬爱的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和其他同志，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而且将使党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她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牢记周恩来“地下情报工作要长期隐蔽”的教导，绝不轻举妄动，坚持耐心等待组织的出现。
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了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1945年5月，国民党在浮图关召开“六大”，沈安娜奉命到大会做速记。这次大会是国民党针对共产党“七大”而召开的。蒋介石作报告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极力诋毁，叫嚷全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会议确定抗战胜利后，要收复全部失地。会议决定成立“整军肃纪特种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沈安娜想，这次大会策划的阴谋，是国民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组织上一定很需要了解，虽然暂时无法送出，也要保存一份，一旦能取得联系就交给组织。
迎来新战斗
194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来到了沈安娜的家里。性格坚强的沈安娜，见到南方局派来的领导，3年的委屈、等待，让她流下热泪。吴克坚告诉她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并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我党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组织报告。
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内幕，不管多累多困，晚上的党团会她必定参加。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如何实施蒋介石的策略，第二天如何对付共产党。他们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他们的会议刚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的统治，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她与机要处印刷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
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为全面了解会议情况，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张对沈安娜完全信任，表示同意，于是华明之就进入了大会速记组担任记录稿的文字修改和校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于3月11日召开的两党代表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国民党企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敌人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处长张寿贤把此事告诉了沈安娜，她暗自考虑了对策，沉着应战。
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国民党反动派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党最需要了解的。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
1949年初，吴克坚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要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2月，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看孩子为由撤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和华明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上海解放后，沈安娜继续在党的秘密情报战线上工作，华明之则离开了情报战线。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室离休。随后，他俩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他们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2003年，华明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如今，93岁高龄的沈安娜依然身体康健，在国家安全部的宿舍大院里，我们还能时常看到她的身影。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