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磊，1990年生于湖北荆州。中国作协会员、湖北作协签约作家、武汉作协高校文学创作基地执行秘书长。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钟山》《芳草》《解放军文艺》《诗选刊》等刊及选本。曾参加《人民文学》新浪潮诗会、湖北青年作家高研班等。著有诗集《好树》《青年气象》。
　　 这条路你走多久了，为什么要这样走，还会走多久;这条路有几个红绿灯，或岔路口，你会在哪个路口驻足，或不小心拐入哪个岔路口又转回;这条路从哪儿开始，尽头在哪里，起始与尽头在频繁的互换中，它将通往哪里，哪里才是你真正要抵达的尽头……
　　我来武汉已历九载，他乡之客在方圆不到十公里的地方转来转去，搬过几次家，每一次都绕不开一条路——江夏区文化路。路总是给我诸多启示，它是命运奔赴道场或刑场的载体。家乡小路总会给我带来认同感，草木从没经过修饰或裁剪，永远保持着生长的疯劲，微风也有这种气息，只是轻轻地吹，却饱含着一股徐徐而来的力。路是不平的，有车辙印和人畜的脚印，走在上面会感到凸起或凹陷，会踩松几块泥，踩倒几棵草，会感到踏实。路边的田里种着庄稼，清风送来香味，也送来淡淡的农药气息，这是现代化的气息、乡镇的气息，我并不太反感。如果在路边的水沟里，除了看到农药瓶，还能看到其他现代化产品的残骸，我会多看一会儿，多想一会儿，至于想到了什么，事后大多忘了，但我会感到找到答案后的一丝窃喜。而不远处的路中趴着一坨牛粪，我们相视而笑，互不嫌弃。
　　后来我走在文化路上，我曾在一首诗中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屈子遵江、夏两水流亡，应该到过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这古楚的流亡地，现在已筑高楼，成了中南五省的中心，适合采风、笔会;而我这些年走过的路，与其说是古楚流亡路，倒不如说是一个现代书生的赶考之路。文化路作为中南五省的中心城市连接其南部新城的重要交通枢纽，马路两边高楼林立、高校云集，而亚洲最大的城中湖汤孙湖就在边上，像一位母亲，保全着这条路。前几年，在这条路上，我找不到存在感，总是以一个他乡之客的姿势与面貌挣扎在这条路上，漂泊如浮萍。但那段时间，我是完全接受了这条路的霓虹与车流的，像一条舴艋听命于内心的浪涌，我一个劲地向前、向前，看不到尽头，也渐渐忘了尽头，只知道向前。
　　2009年秋，当我第一次踏上这条路时，它带给我的是恐慌。我的大学就坐落在这条路边。来校报到的第一天忙到很晚，旁边大学里高中时代的好朋友请我宵夜，由于初入大学的兴奋，我多喝了几罐啤酒，回去时走反了路。其实两所高校挨得很近，中间就隔着一条马路，我却走到了文化路上。2009年的文化路尚未通车，路灯装好了，但还没开，路面刚刚刷黑，还能闻到浓浓的沥青味，马路的另一边还没建太多高楼，能看到湖面泛着白光，闻到湖腥的味道。晚十点，我站在漆黑的马路中间，带着那点醉意，仿佛置身于宽阔的灵异世界中。我一路小跑着向前，跑几步往后看一看，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当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简直快要哭出来——原本的两个方向又凭空多出两个来。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其实我的恐慌尚在控制当中，我的迷路也只是在两条交叉的道路的取舍上，现在想来，那时的恐慌与迷路都有点自我使坏的意味，就像是顺了命运的阻力，看它能把我堵在哪儿，看它什么时候放我过去。以至于后来我润着眼眶走着走着竟唱起了歌来，是崔健的《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由于那晚的经历，我对这条路产生了好奇。学校的正门开在文化路边，我会在课余溜出来，如古代儒士，在这条路上闲情信步，或像一个城市规划者，考量着这条路。刚刚竣工的文化路两边犬牙交错着一些低矮的房子，一边的汤孙湖隔出的鱼塘倒是错落有致，分布在马路边上，每一片鱼塘前都有两间瓦房或棚子，屋前栽着几棵白杨或柳树。路上基本没有大车，摩托或电三轮都是附近村民的，行人更是稀少。但还是有些害怕，不敢像在乡间小路上一样摇头晃脑、甩着膀子地走。走在这双向六车道的柏油马路上，纵使没有一辆大车通过，心也是悬着的。路太宽了，这么宽的马路就是用来行车的，那时的心里早给车让出了位置。但有一次，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像小时候那样，嘴里叼着狗尾巴草，躺在了路中央。还是不敢睡着，假寐时也注意着周边的响动，但那一刻我是与这座城市挨得最近的。
　　出学校大门，沿文化路向南四百米有一座废弃的农庄，那才是我的乐园。农庄规模不大，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单从败象上来看，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茶室、餐厅、会议室、客房、KTV房一应俱全，全都结着蛛网，菜地和果园依旧行使着它的权利。我喜欢躲进木屋里，闻腐木和灰尘的气息，也喜欢站在水榭上，倚着那棵歪脖子柳树，看残阳卷进汤孙湖的逝浪里，或故意吓跑几只白鹳和野鸭，并不怀有敌意。大多时候我喜欢坐在荒草间，看蚂蚁搬运着虚无。几乎与我同时发现这个好地方的是一对情侣，起初他们也喜欢在文化路上散步，他们也曾像我一样躺在马路上。他们手牵着手，便以为牵起了世界的全部。他们先是在去农庄的小路上观望了几回，女孩有些犹豫，后来还是进来了，先是占领了水榭台，后来干脆在水榭上铺就了地席，带去的宠物狗在荒草里穿来穿去，见了我就叫。废弃的农庄成了他们爱情的后花园，文化路是通向后花园的必经之路。在去的路上，我总让他们走在前面，保持着可靠的距离，尽量不让他们发现。并不是想像狄更斯那样拿着笔记本悄悄跟在他们后面，记下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现代化的生活语境有太多渠道和方式为我们提供这種蓝本了，我那时只想求得内心的安宁。起初他们去得很频繁，隔着几间木屋和几片荒草，我都能听到他们细软的欢笑。后来他们在水榭上吵了一架，闹得很凶，女孩的哭声一直伴随到月牙升起时，后来男孩就不去了。那段时间，在文化路上，我经常能看到女孩踽踽独行的身影。一般会在黄昏，她站在水榭上看夕阳、发呆，我担心她想不开，会跳下去，有好几次都站在她身后五十米的地方观察着，直到天黑下来后目送她离开。她的狗不再对我有敌意了，甚至会从荒草中窜出来往我身上跳。女孩发现了我，似乎知道了我的用意，微笑着跟我点了点头。后来女孩会带着书来，经常能看到她靠在歪脖子树上大声背诵英语和政治。时间可以磨平一切，这世界除了生的问题，一切都好解决，而生的问题只需要父母亲和上帝来解决。那段时间，我在文化路上、在这废弃的农庄，开始了长诗《水中芭蕾》的构思。 　　不知何时开始，文化路悄悄起了变化。路上的车辆渐渐变多，通了公交，大学生成了这条路上的行人主力军;路边的瓦房和棚子陆续被划上大大的“拆”字，现代公寓和小区如雨后春笋般长起来了，而我常去的农庄几乎是一夜之间不见的。在学校附近的文化路段，很难再看到汤孙湖了，更闻不到湖腥、听不见浪涛声了，节奏突然变快了，快得让人难以适应。学校正门斜对面有一个钟楼，在文化路上，我只肯走一小段了，躲在学校的围栏下或路的花坛边，对着钟楼出神，听几声钟声也就走了。再后来我就不愿去了，猫在寝室里写长篇小说，直到附近的交通枢纽从武昌大道转到文化路上，每次出行或回家都得走这条路。毕业以后，我将住处搬到了学校后街，与一个朋友挤在还建房七楼的单间里。我在当地作协编一份内部刊物，没有工资，每月靠一千块钱的补助度日;他在武昌区一家期货公司上班，底薪八百。我们每天要穿过大半个校园到文化路上去坐公交，文化路成了我们初入社会时看世界的窗口。每天一大早，看到一拨一拨青年男女站在我对面的站台上等公交，驶向与我相反的方向，那种几年前躺在文化路上假寐时的心虚会突然涌上心头——那时的我，与其说是在工作，不如说是在拿青春开赌。来自小镇人的怯弱与执念根深蒂固，诗歌的浪漫主义总让我觉得能在武汉以文学的方式保全自己。当我的同龄人涌向这个城市的中心，在高档写字楼里期待改变命运的时候，我却猫在这座城市一座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老楼里編稿子，看报、喝茶、聊天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文人大多爱酒，我们在编辑部附近街角的小餐馆里就着一个火锅、几碟小菜可以喝两小时。
　　不太喜欢文化路。那段时间，一个挣扎在武汉急于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的外乡青年对于繁华的街道总是会有些微的抵触情绪。那段时间，我宁愿多走一公里路到老街的建设银行对面，花三块钱坐没有安全保障的面包车走武昌大道回家，也不走文化路。喜欢武昌大道上的坑坑洼洼和灰尘弥漫，喜欢道路两边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层、三层居民楼，喜欢沾满灰尘的树叶、弥漫着大粪味的菜园，还有没被拆迁征用的鱼塘。说实话，到现在还喜欢。也许武昌大道更应着我的来处，符合我奔波的气息与姿态，也或者是走在武昌大道上让我感到温暖和踏实。但过了晚七点，路上的面包车就不多了，有时一个饭局到晚上八九点才能结束。有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十点，宵夜之后已近凌晨，我攥着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钱走在文化路上。公交车显然已经下班了，而坐的士回去，我精算过里程，至少需要二十八块钱。文化路街灯昏黄，刚走过洒水车的路面氤氲着水汽，踩在路面上有一阵一阵的热气飘来，隔老远就能看到文化路边的政府大楼亮着霓虹，在那样的夜晚，我更加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我头痛欲裂，还是决定走一段，起码走进这二十块钱的里程再搭车回去。我憋着一泡尿，直到憋过政府大楼，到了文化路与汤孙湖最近的地儿才泄了，像在跟这条路赌气。我闻到了久违的湖腥，一阵清风徐来，暗夜的湖中竟然还闹出了儿时常见的动静，突然豁然开朗，脱下衬衣拿在手里甩着，一路小跑着前进。一辆的士追了过来，我跟师傅说，我兜里只有二十块钱了，打表到二十就放我下来，我走回去。师傅听了，微微一笑，一踩油门将我送到了校门口。入了校门，头痛再次发作，我抱着一根电线杆吐了起来，吐的时候分明听到对面的钟楼敲了一下。我用手背揩了一下嘴巴，摇着头自顾自地笑了起来，好像刚刚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一直到与我同住的朋友在武汉草草收兵，一直到他回到家乡小城安家立业，转行初见成效。我依然没有工资，依然靠着每月一千块钱的编辑补助度日。好在那时写作已渐渐打开局面，陆续在一些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了组诗，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文学前辈的关注。我被省内一家知名文学期刊看重，到湖北作协当了一名诗歌编辑。报到的那天我特意到商场买了一套衣服，走的依然是文化路。时维九月，武汉的热渐渐收住了，变得内敛而温和，但太阳依旧不依不饶，依旧有阵阵热浪袭来。我坐在的士里，突然换了一种方式，以一种自我而独立的方式来打量这条路。从我初来武汉到现在，短短几年间，文化路已成为连接武汉中心与南部新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路边高楼林立、商铺云集，轨道交通27号线即将开工，文化路顿时成了南部新城的黄金线。汤孙湖依旧卧在路边，成了沿线房地产开发商最大的卖点之一。附近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拆迁户，都说是几世修得的福。这条当初被我内心命名为古楚流亡路的路，现在却被我认定为一个现代书生的赶考之路。像云游的道士，迷恋于奇石名山，打算在此建观修道，我在这里渐渐找到了归属感。每天早上，我要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梨园，晚上再坐两个小时车回来，终于能和青年上班族奔跑在同一个方向，虽然感觉累，但很知足。
　　狂热而痴迷的写作方式才能使我在武汉心安，我走的路毕竟与大众青年不同，偶尔会有一种在暗黑道路上孤立无援的感觉。这几年我最后一次搬家是搬到一所中学与小学间的还建楼顶层的两居室，趴在飘窗前，可远眺文化路。我的工作状态相对自由，写作依然被我视为最重要的工作。我经常在黄昏摸到文化路上，看一看川流不息的车流与人流，像充了电似的，会感到一股气力在涌，让我可以提起笔继续写下去。我会在夜里八九点借口买一点小东西下楼走到文化路上，在餐馆、酒店、洗浴中心和政府大楼前驻足，看人。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对于文化路来说，我是个陌生人，对于我个人来说，完全可以将自己当成个隐形人或别的什么东西。我隐于其中，不为人知，而又与这条路浑然天成，此情此景尽收眼底，又在笔下流淌，这种饱满和幸福只有我能感受到。
　　工作稍好后，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说是为了采访方便，其实大多时候是在闲暇时用来漫无目的地在文化路上闲逛。是的，漫无目的，如同我这些年外在的生活姿态。我会在现居地与大学间跑一个来回，时间和速度全由我支配;会将摩托斜在马路边上，慢慢走到汤孙湖边，伫立或蹲坐一个下午。当然会思考现实处境，依着浩渺烟波计划一下将来，也会回望来时的路，不在乎失去和拥有的有几分，也不在乎伤感和兴奋有几重，单就这样看着、想着就已很好。真像回到了多愁善感的少年。开始写作了，周末闲暇时，骑着单车围着荆州古城墙转，累了便将车子支在城墙边，在护城河边的木椅上憩一会儿。记忆中的热浪和清风总是交换着吹来，我能听到稀松的脚步声，踩着自由的虫鸣声。
　　我会感到文化路就是我的，文化路就是我的荆州古城墙，就是木椅、垂柳、青石板、护城河与外环;而骑着单车走在文化路上的，就是十多年前那个怀抱文学理想、多愁善感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