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喜欢翻看《金瓶梅》，就会注意到， 西门庆出门时往往“戴眼纱”。
　　这部小说中，“眼纱”乃是寻常使用的一种服饰。在明清时代的真实生活中，至少在北方地区，此物也确实由于常用而常见。如果生活在北京，眼纱便是绝对必须配置的装备。清乾隆时人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中特列“轻纱眼罩”条谈道：“正阳门前多买（卖）眼罩，轻纱为之，盖以蔽烈日风沙。胜国旧例，迁客辞京时，以眼纱蒙面，今则无所忌也。”由之可知，因为北京的气候是夏日暴晒，其他三季则多有风沙凶猛的日子，所以人们出门时普遍围罩用轻纱制成的“眼罩”，也叫“眼纱”。明人文彭在感叹自身际遇的《初至京》一诗里便提及：“旅食到京华，春深何处花……素乏资身策，新添罩眼纱。”从温润江南来到北京的士大夫，落脚未久，便也购置了眼纱，可见这东西在当时实不可缺。
　　关于眼纱的具体形制，明末人方以智《通雅》中介绍古代“羃”的时候如此写道：“障面也……今人眼罩是也。”直接说明眼罩与“羃”相似，这也就是说，眼罩——眼纱是一种“面纱”，一旦使用，就会把人的面孔遮蔽住。
　　明人王圻《三才图会》“衣服”章中，“面衣”一则的插图表现了一片横长形的方巾，巾上相当于双目的位置裁出“窗口”，并罩以一片轻纱；两侧的上巾角各缝缀两条长带，显然是起固定作用的绦带，使用时于脑后交系在一起。其样式接近《树下人物图》中的“羃”，不过甚为短小，长度至多仅及肩胸处，不足以遮蔽全身。必须注意的是，《三才图会》将面衣列在男子冠服当中，显得是认为面衣既可以由女子使用，也可以由男子使用。由此判断，这一“面衣”的插图其实呈现了明清眼纱的样式。
　　眼纱、眼罩在《金瓶梅》中屡屡出现，证明这种服饰不仅限于北京，彼时，整个北方地区都使用普遍。它的一大功能是长途赶路过程中防尘防晒，如第五十九回：“忽见从东一人戴着大帽、眼纱，骑着骡子，走得甚急，径到门首下来……落后揭开眼纱，却是韩伙计来家了。”至于西门庆，则几乎每次出门都以眼纱遮面，如第三十七回：“一日，骑马戴眼纱在街上喝道而过，撞见冯妈妈，便叫小厮叫住，到面前问她……”既有随从喝道，又当街叫住媒婆问话，可见此际的西门庆戴眼纱不是为了隐藏身份，而是借以遮日、避尘。但是这一风俗显然为西门庆偷情行淫提供了很大方便，书中，几乎他每一次去与已婚妇人私通，都会戴上眼纱障人耳目。最典型如第六十九回，“月色朦胧，戴着眼纱，抹过大街，径穿到扁食巷王宣召府后门来”，偷会林氏。
　　从《金瓶梅》等明清小说来看，眼纱也为女性使用。第九十回，孙雪娥便是“换了惨淡衣服，戴着眼纱……押去见官。”线索显示，以明清时的风俗，女性如果外出时是骑驴或骑马，那么就一定要戴眼纱。《金瓶梅》中文嫂儿骑驴去见西门庆，戴了眼纱。《醒世姻缘传》中，妓女孙兰姬骑马外出，也戴了眼罩儿，素姐与二十多位妇女一起骑驴上泰山进香，更是个个特备了“青屯绢眼罩子”。相反，女性在极少的机会里步行上街时，却不必戴眼纱，何以形成如此的规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一本是从实际生活需要——障蔽风沙日晒——形成的作风，在明代，还演化出京城官场上的一条不成文规矩：“胜国旧例，迁客辞京时，以眼纱蒙面。”凡是遭谪贬的官员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必须用眼纱蒙面，表示自觉羞耻，难以见人。
　　须注意的是，1999年发现的河北隆化县鸽子洞元代窖藏中，出有两件马尾编的服饰。一件用马尾编织成匀布的菱格纹，左右两侧包镶织金锦，上部有一道纸边。高11厘米，宽25厘米；一件用白色马尾在菱格纹底上编成鸾凤戏莲纹，左右包镶织金锦，上部以素绢做衬在内，高13厘米，宽27厘米。这两件服饰与《三才图会》的“面衣”插图在样式上十分接近，只是没有缝缀绑带。隆化县博物馆为之撰写的简报（《文物》2004年5期）将其定名为“面罩”，固然得当，不过，若说这是两件珍贵的“眼纱”实物，应该更为精确。
　　鸽子洞窖藏中的马尾编眼纱使我们明白到，明清北方地区使用眼纱的风俗乃是承自元代。另外，我们对于眼纱材料、对于古代服饰材料的认识也由此被拓展，原来，除了绢、纱之外，元时尚有马尾编成的华丽眼纱，而马尾编织的工艺竟然如此复杂精湛，确乎呈“淡雾”“轻烟”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