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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来南京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在故都南京的旧街小巷漫步，成为我的习惯，既漫无目的，又似乎像寻找点什么。一天，又一个人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到了夫子庙南秦淮河东的一个小巷子，瞥见巷子两侧的门牌号写着“饮虹园”。饮虹园?这不是卢前(冀野)曾经出生的地方么?于是，想起卢冀野。
归来即重温卢冀野的著作，特别是《冶城话旧》(重庆：万象周刊社1944年6月版)。翻开发黄的书籍，发现在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霓光幻影中尘封了更多丰富的历史面影，虽然陈旧，却别有韵味。这时忽然悟出了自己为什么总觉得现在的南京少了些东西，也明白了近年来自己失落的某些东西。
一
《冶城话旧》出版于抗战时期，物质匮乏，此书的印刷纸张很粗糙。摩挲着泛黄发脆的纸张，无尽感慨油然而生。《冶城话旧》为“万象丛书之三”，封面书名为行书红色，黑白色线条绘画。此书收入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卢前笔记杂钞》中，但是中华书局版将目录分为两卷，不知其根据何在。
该书所收文字大多最初发表于战前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上。第一页是张恨水作的序：
万象周刊社，为卢冀野兄出版冶城话旧索序于愚，愚因入城之便，将原稿先展阅一过，前尘影事，兜上心来，不觉悲喜之交集也。先是，愚在首都创办南京人报，以一书生，毫无凭借，乃欲于先进各报林立间，独当一面旗鼓，实深冒险。及既出版，虽未跻后来居上之势，而与各先进报，分庭抗礼，初无逊色，颇足自傲。然所以有此自傲者，非区区一人之所能为，内则同社诸友，甘苦相共，日夜努力。外则文艺知交，纷纷以著作相助。遂使每版每栏，均有令人一阅之价值。而此诸友，知我穷也，毫不需物质之报酬。甚或驱车临社，伏案撰文，或急足送稿，自行破钞，精神上之协助，在报史中竟难觅得前例。而冀野兄即其中之一人也。时兄执教鞭沪上，周末辄返都省亲。而其归来之第二件事，即为南京人报写稿，兄固体重，畏署甚于他人。而值炎热如蒸时，兄挥汗为文相赠，初不少问，友谊之重，为桃花潭水所未可比拟于万一。不但区区，即全社同人，亦愧无以报称也。兄在该报所赐文甚多，其独辟专栏者，则为冶城话旧。文中所述金陵故事，考订实在，且多为人所未悉，曩即言之，当出专篇，以作南京文献。无何中日大战爆发，南京人报辍版，一切冀望，都成泡影，此项诺言，自亦无从实现。去冬万象周刊编者刘自勤弟亦南京人报旧同事也。在渝搜罗南京人报举报共得十余册，冶城话旧之文，大都留迹报上，合浦珠还、喜出望外。并分函告愚及冀野兄，并拟出单行本。冀野兄可其请，并增新文若干，共得百篇。书成，亦为函告愚，谓此篇卒克出版，可象征人生遇合，及吾侪友谊之不渝。坠欢重拾，喜气充溢于字里行间。愚接函后大喜，觉不能不为是书一言矣。然愚半生心血钱，均消耗于两事，一为北平一美术学校，一为南京人报，二者皆毁于炮火，乃使愚鬓毛斑白，一事无成，其因此以负师友期望者，尤觉内疚于心。为卢兄此书破镜重圆，而更思友人之镜毁于吾手而未圆者尚多，其感慨正不足为人道耳。是文离合之经过如此，予细述之，特以纪念吾人之友谊，并以纪念南京人报。至于卢前为当代词人，家学渊源，著作等身，无待愚之词费，是篇特其馀绪而已。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张恨水序于重庆
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抄录这篇序文，是因为此序将卢前的《冶城话旧》一书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我如果用自己的话来转述远不如照录为好。另外，这篇序也将此书出版于那个抗战烽火时代背景告诉给了读者。人、书、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漶慢出特殊深挚的情感与浓厚的历史意味。
接下来是卢前的自序。自序更充满了感情：
冶城话旧，一卷，民国二十六年作。时，友人张恨水先生创办南京人报于南京，嘱写笔记，日刊报端。余每周往来京沪，家居不过一二日，酒醉耳热，偶尔命笔，写十数条，随寄恨水。先后计之，约有百则。八月十三日，余以暨南大学招考新生留上海，及事变起，仓皇从杭州，间道还京，留十余日，即举室西上。一战七年，至于今日，非当时意料所及。昨晤自勤，得见旧作，恍如梦寐。不知下笔伊始，又何以独先哀江南，岂文章亦有征兆耶?乌乎，当时话旧不过如此，使他日重归，更续此作，则所可记者，奚啻千百，自勤商以单行，未誌读者读之，回忆京国，其感慨为何如也?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卢前。
这些随笔，一篇一篇读下去，发现在匆忙紧迫的生活中自己早已忽略的南京的另一种风景。尽管这些可能离自己很近很近。
二
我从2003年到南京就住在南师随园校区，工作后移居随园对面的小区，而所谓随家仓即在旁边。可以说七年多来一直与随园结缘。《冶城话旧》中有一篇《玉井咏随园》，引录道成年间的许济秋(宗衡)词《为仲复题随园图安公子》：
不忍言重到，小苍山翠迷台沼。花弄蔚蓝天外影(蔚蓝天，随园斋额也)，阑干闲了。便一片隔帘月照，谁欢笑?叹啼鹃惯便着人恼。六朝如梦，一例沧桑，何堪凭吊。
漫悔经过少，算来犹幸登临早。烽火十年乔木改，夕阳衰草。曾醉听猿吟鹤啸，烟云杳，还想到檐铁东风悄。落红池馆，记得分明，那时春好。
这词是随园毁于洪杨兵事后作，故有如许慨叹。而今的随园更是有着翻天覆地之变。正如卢前所说的：“过小仓山者，手此一编，想见‘蔚蓝天色’，当亦不胜沧桑之感矣。”
多次经过成贤街，只记得两边的小饭馆、烟酒店，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可是读到卢前《成贤街》一文，方记起自己常走的一条很普通的甚至颇显逼仄的街道，曾经有过如此的辉煌：
成贤街，为明国子监所在地(按：南监在今考试院)，今中央大学在此。且仍旧名，亦儒林佳话。……孟芳图书馆前，洋槐夹道，皆民国十年以后光景也。惟大石桥、附属小学，仍多旧观。梅庵、德风亭、六朝松，此二十年来，亦几阅沧桑矣!
遥想从1944年至今，六十余载的变化又将是多么巨大的呵。也许不经意间自己所走的街道，脚下就不知道有多少历史在这里沉默着，这需要有心人去倾听去寻找。
《冶城话旧》中也涉及故都旧书业及出版业的情况，记下了颇珍贵有趣的记录。如《状元境书肆》谈及书店从清末到民国间在状元境附近的变迁，其简略平实的叙述背后折射出历史的风雨。状元境“相传为秦会之(桧)宅址，故名。近数十年为书贾糜集之所。清末，李光明书庄刊行蒙学书籍，顾客最多，吾辈儿时所读‘四书’‘五经’皆李光明本，今移至金沙井矣。人民国后，昌明书局为各书店入状元境之始。然商务、中华先后开办于花牌楼，昌明不能取旧书肆代之也。萃文、保文堂开设较晚。读旧书仍以文海山房为有办法，主人老冯，善于搜集，每有所得，视其所需，分送雇主家，不以门市为主。近年来京猎官者，多携古籍，遇困穷则以 出售，老冯其掮客也。据云，每月经手仅数干元。百物昂值，而书价如故，又读书人少，老冯常怨恨云。”以前自己也常常抱怨现在人心之浮躁，读书之功利，原来，时代虽不同，但是真正的读书人从来就是少数，古今一也。
如今，南京的旧书店业也很没落了。记得初来南京时，除了南大南师附近的几家旧书店外，城南仓巷则有很多，店面虽然破旧，但一家挨着一家，声势颇大。那是一条相当破落的小街道，两边都是低矮的民房，附近就是热闹的夫子庙。在周围的喧闹繁华的比较下，仓巷显得寒酸得很。但是就是这条破旧寒酸的小巷，却有着集中的旧书店。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后来再去，却发现书店一下子少了好多，原来这个街道要改造，东边已经开始拆迁了。可以想见，不久之后这里又将是一个大工地了。仓巷及旧书店风景恐亦将成为历史。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求学的故地开封。开封是文化古都，旧书业比较发达，民间的阅读风气也十分浓厚。十多年前，开封龙亭的潘杨湖畔有很多旧书摊，可是后来城市改造，市容市貌检查，环湖已经看不到一个书摊书店，剩下的是经营旅游产品的各种店面。
《李光明庄》则谈到南京出版业的变迁，其中的阅读风习的转换、文化的巨变，都折射其中：
明初，金陵为人文之薮，三山街一带，书肆林立，如唐氏富春堂、文林山房等，在今日言版本者，可以一一指数。泊乎天启、崇祯时著名之书坊遂日少。李光明庄者，状元境一书肆也，其作坊在秦状元巷。当晚清时，东南各省几无不知李氏者，所刻如“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史鉴节要》、《龙文鞭影》诸书，皆当日家塾之课本，蒙童无不人手一编，故销行极广。……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崛起，编制中小学教科书，而李光明之书遂不行。然四乡外县，犹有负担入城而购书者。今也则无。至刊刻书品，又远逊党家巷姜氏。于是姜氏刻书处尚存，而李光明庄不复知名于南京矣。
新中国后出版业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文化重心亦不在南京。卢前所描述的三山街的文化盛况，早已不复存在了。如今再去那一个个的地方，已经寻不到半点踪迹了。
该书还有很多对南京名胜旧迹轶事的钩沉，如《媚香楼故址》、《库司坊》、《雨化台题壁》、《报恩寺塔》、《愚园泉石》等等。其中《雨花台题壁》颇有趣：
雨花台侧有泉，许振袆书坡翁句题之，曰：“来试人间第二泉”，因俗呼为“第二泉”也。春秋佳日，座客尝满。犹忆甲子四月，踏青过此，见壁间有铅笔题字，为[蝶恋花]一章。全词已不复省记，中有句云：“每到春来，尚有垂垂子。”初以为咏阶前石榴树耳。坐中有知其事者，为言三十年前，有当垆人，皓腕如雪，城中年少，成集是肆，饮者之意故不在茗。未几，嫁去，则绿叶成阴，子已满枝矣。是词作者必当日坐中少年，所以有牧之之叹也。其事绝韵，因相约赋之。余归，谱[北中吕·朝天子]云：
相思莫折枝，说甚么垂垂子。垆边不见俊庞儿，这其间多少风流事。映水螺鬟，当门酒肆，早写下红颜薄命词。此时，发痴，又前度刘郎至。
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有雨花台，是革命圣地，颇向往也。后来也曾多次游雨花台。由于儿时的记忆如此深刻，加之雨花台风景区主要亦是以红色教育基地闻名著称。若不是看了这首词，真的无法想象百年前雨花台地方的丰富烂漫。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中，红色的雨花台掩盖了多姿多彩的雨花台。雨花台附近还有花神湖，湖边亦有花神庙。当年此地也曾是南京重要的花卉市场。原来雨花台亦并非单一色调，今天始得悟出来。这也可见，历史的变迁往往会掩盖多少故事啊。我也曾无数次的到过乌龙潭公园、清凉山公园，也许是离得太近，也许是心情浮躁，每次路过都未及驻足流连。看到卢前的《薛庐》、《扫叶楼》、《翠微亭》，才知道自己忽略了太多。
《冶城话旧》还记录了近现代文人名流的趣事逸闻。如写林损(《酒人林损》)、陈匪石(《旧时月色》)、黄侃(《量守庐》)、陈散原(《散原迷路》)、刘师培(《左庵惧内》)、陈去病(《浩歌翁》)、吴梅(《霜厓师序文》、《凤凰台》)、王伯沆(《仁厚里》)等。这些掌故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且记述极为生动有趣。卢前笔下的文人，性格各异，不仅仅增加谈资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无意中给我们展示了近现代文人的历史细节、生活情况和性格侧面，更提示我们自风流的真名士，他们的存在，是需要空间的，需要独特的历史空间。南京是一个极具文化意蕴和历史意味的深沉的城市。你要是想了解这个城市中文化性格，就必须得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卢前的《冶城话旧》为人们去了解旧日金陵的风俗人情，历史掌故，文化典籍、文人轶事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三
除了《冶城话旧》外，卢前还写了更多的笔记随札。比如他从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间，在上海的《大报》上开辟了《柴室小品》专栏，还在《亦报》上发表类似的文字，留下了大量的文史著述(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收入了中华书局2006年版的《卢前笔记杂钞》中)。其所涉及的方面更广，内容更为丰富。这些文章所谈，有名胜，有典籍，有文人交往，有戏曲史料，有历史故事，有神怪传说，有民间传奇……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上海《大报》还专门刊登了一篇署名力士的撰文《大报五老》，文日：“商山有四皓，大报有五老，五老伊何人?苏、闻、卢、蔡与汪老：苏、闻才藻华，卢老小品妙，蔡老文字新，汪老掌故考。……本报作者卢冀野、汪旭初、蔡平斋、苏式、闻蛰，皆文坛前辈，称‘大报五老’，名拥椽笔，鼓吹中兴。”(力士：《大报五老》，《大报》1950年1月29日)可见卢冀野当时在上海的文名之盛。
卢冀野不仅著述丰富、多才多艺，而且其在20世纪上半期文化界极为活跃。从他的文字中间，可以看出其与新旧文人(如果说真的存在所谓的新文学家与旧文学家、新学者与旧学者的分野的话)的交游。前者如郑振铎、茅盾、沈尹默、朱自清、周作人、老舍、梁实秋、闻一多、戴望舒、丰子恺、谢冰莹、张充和等，后者如陈散原、吴梅、龙榆生、朱疆邨、胡小石、欧阳竟无等。还与通俗文学大家如张恨水、张友鸾过从甚密。
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卢冀野满怀文人的豪气与正义，投入到民族抗战的呼吁与奔走中。他主编的《民族诗坛》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时，重庆文化界兴起了“人名诗”的创作风气，卢冀野的名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卢冀野在当时文化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现抄几首：
归棹
吴组缃
凡海严既澄，一苇徐转蓬。波儿袁水拍，蓬子落花生。碧野陆小曼，白薇叶永蓁；志摩卢冀野，王统照沙汀。
忆昔
吴组缃
也频徐仲年，火雪明田问，大雨冼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冀野，振铎欧阳山，王语今空了，丛芜黄药眠。
抗战胜利之后，卢冀野回到南京在中 央大学任教，并一度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泱泱》主编。1946年卢冀野被聘为南京市通志馆第一任馆长，从次年1月起开始主持编辑、出版《南京文献》。1948年，南京市文献委员会成立，他被聘为主任，主持编纂出版了这一年的《南京日志》。他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史志资料，并整理刊刻了多种有关南京的前入著述。
历史的流转总是让人难以逆料。20世纪后半叶，卢冀野的文名沉寂无闻。今天，我们作一次“事后诸葛亮”，进行分析的话，其原因大概至少有这样几个吧。这恐怕首先得怨卢冀野去世太早，天不假年。他46岁因病辞世。第二，我想是卢冀野的创作与研究本身的原因。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体诗、现代小说、话剧、抒情散文等。卢冀野创作除了早年的两部新诗集《春雨》、《绿帘》外，大多是旧体诗词曲和大量的文人笔记杂述。凭借这些创作，卢冀野自然很难进入新文学家的行列，而新文学史也就难以对其有所关注。另外，或许与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及政治的认同不无关系。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他关于诗歌的研究论述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对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的并不出色的诗歌有着或多或少的并不合适的过高评价。我曾看到过卢冀野在抗战期间出版的《民族诗歌续沦》(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3月版)，第三页中有这么一段论述，让我觉得新奇而又感到一丝失望：
每一个中国人，都爱诗，就因为“诗言志”的古训：所以古代伟大的人物都在幼小的时候，也有传诵的诗句。当现代中国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才十三岁那一年就在葛溪，溯源堂，他外祖家王家祠读书，教师姚宗元先生以咏竹为题，他便吟了二句：“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藉竹的直节，象征人的高操，在中国诗里常有这种例证。在炎热的夏日，竹能生寒，这是多么开拓的胸襟，抱负。所以二十一岁的诗有“光我神州完我责”的话。
这段话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话却似曾相识。毕竟，人，是属于某个时代的，人不能不受限于那个时代。他在骨子里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文人，然而在风云变幻诡谲无常的政治漩涡中，一个简单的文人又如何能操控得了自己的命运呢。
有人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组为南京大学，重新聘任教职员工，卢冀野先生可能因为抗战期间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等原因，而没有被继续聘为教授，这对他本人而言可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从此再也未能回到大学讲坛，也一直未能在新社会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蔡永明、解玉峰：《卢冀野：一位被遗忘的曲学大家》，《古典文学知识》2003／04)卢冀野想到南京大学教书，未果，主要靠卖文为生，在上海《大报》、《亦报》开设专栏，不仅写作笔记随札，且还连载长篇小说。1951年4月，“贫病交加的卢前先生在郁闷中离开了人世，死时年仅46岁”。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才子”，应该说是英年早逝，让人怅惘。
又想起那天去饮虹园看到的情景：逼仄的旧巷子，两旁参差着新旧错落的房子，还有两所破旧不堪的、一望便知是民国时期建成的民宅。恍然之间，看到历史的痕迹与现时代并存于这条极不起眼小巷。哦，历史曾在这里驻足，历史毕竟远去，历史正流向不知所终的远方。
归来即重温卢冀野的著作，特别是《冶城话旧》(重庆：万象周刊社1944年6月版)。翻开发黄的书籍，发现在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霓光幻影中尘封了更多丰富的历史面影，虽然陈旧，却别有韵味。这时忽然悟出了自己为什么总觉得现在的南京少了些东西，也明白了近年来自己失落的某些东西。
一
《冶城话旧》出版于抗战时期，物质匮乏，此书的印刷纸张很粗糙。摩挲着泛黄发脆的纸张，无尽感慨油然而生。《冶城话旧》为“万象丛书之三”，封面书名为行书红色，黑白色线条绘画。此书收入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卢前笔记杂钞》中，但是中华书局版将目录分为两卷，不知其根据何在。
该书所收文字大多最初发表于战前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上。第一页是张恨水作的序：
万象周刊社，为卢冀野兄出版冶城话旧索序于愚，愚因入城之便，将原稿先展阅一过，前尘影事，兜上心来，不觉悲喜之交集也。先是，愚在首都创办南京人报，以一书生，毫无凭借，乃欲于先进各报林立间，独当一面旗鼓，实深冒险。及既出版，虽未跻后来居上之势，而与各先进报，分庭抗礼，初无逊色，颇足自傲。然所以有此自傲者，非区区一人之所能为，内则同社诸友，甘苦相共，日夜努力。外则文艺知交，纷纷以著作相助。遂使每版每栏，均有令人一阅之价值。而此诸友，知我穷也，毫不需物质之报酬。甚或驱车临社，伏案撰文，或急足送稿，自行破钞，精神上之协助，在报史中竟难觅得前例。而冀野兄即其中之一人也。时兄执教鞭沪上，周末辄返都省亲。而其归来之第二件事，即为南京人报写稿，兄固体重，畏署甚于他人。而值炎热如蒸时，兄挥汗为文相赠，初不少问，友谊之重，为桃花潭水所未可比拟于万一。不但区区，即全社同人，亦愧无以报称也。兄在该报所赐文甚多，其独辟专栏者，则为冶城话旧。文中所述金陵故事，考订实在，且多为人所未悉，曩即言之，当出专篇，以作南京文献。无何中日大战爆发，南京人报辍版，一切冀望，都成泡影，此项诺言，自亦无从实现。去冬万象周刊编者刘自勤弟亦南京人报旧同事也。在渝搜罗南京人报举报共得十余册，冶城话旧之文，大都留迹报上，合浦珠还、喜出望外。并分函告愚及冀野兄，并拟出单行本。冀野兄可其请，并增新文若干，共得百篇。书成，亦为函告愚，谓此篇卒克出版，可象征人生遇合，及吾侪友谊之不渝。坠欢重拾，喜气充溢于字里行间。愚接函后大喜，觉不能不为是书一言矣。然愚半生心血钱，均消耗于两事，一为北平一美术学校，一为南京人报，二者皆毁于炮火，乃使愚鬓毛斑白，一事无成，其因此以负师友期望者，尤觉内疚于心。为卢兄此书破镜重圆，而更思友人之镜毁于吾手而未圆者尚多，其感慨正不足为人道耳。是文离合之经过如此，予细述之，特以纪念吾人之友谊，并以纪念南京人报。至于卢前为当代词人，家学渊源，著作等身，无待愚之词费，是篇特其馀绪而已。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张恨水序于重庆
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抄录这篇序文，是因为此序将卢前的《冶城话旧》一书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我如果用自己的话来转述远不如照录为好。另外，这篇序也将此书出版于那个抗战烽火时代背景告诉给了读者。人、书、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漶慢出特殊深挚的情感与浓厚的历史意味。
接下来是卢前的自序。自序更充满了感情：
冶城话旧，一卷，民国二十六年作。时，友人张恨水先生创办南京人报于南京，嘱写笔记，日刊报端。余每周往来京沪，家居不过一二日，酒醉耳热，偶尔命笔，写十数条，随寄恨水。先后计之，约有百则。八月十三日，余以暨南大学招考新生留上海，及事变起，仓皇从杭州，间道还京，留十余日，即举室西上。一战七年，至于今日，非当时意料所及。昨晤自勤，得见旧作，恍如梦寐。不知下笔伊始，又何以独先哀江南，岂文章亦有征兆耶?乌乎，当时话旧不过如此，使他日重归，更续此作，则所可记者，奚啻千百，自勤商以单行，未誌读者读之，回忆京国，其感慨为何如也?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卢前。
这些随笔，一篇一篇读下去，发现在匆忙紧迫的生活中自己早已忽略的南京的另一种风景。尽管这些可能离自己很近很近。
二
我从2003年到南京就住在南师随园校区，工作后移居随园对面的小区，而所谓随家仓即在旁边。可以说七年多来一直与随园结缘。《冶城话旧》中有一篇《玉井咏随园》，引录道成年间的许济秋(宗衡)词《为仲复题随园图安公子》：
不忍言重到，小苍山翠迷台沼。花弄蔚蓝天外影(蔚蓝天，随园斋额也)，阑干闲了。便一片隔帘月照，谁欢笑?叹啼鹃惯便着人恼。六朝如梦，一例沧桑，何堪凭吊。
漫悔经过少，算来犹幸登临早。烽火十年乔木改，夕阳衰草。曾醉听猿吟鹤啸，烟云杳，还想到檐铁东风悄。落红池馆，记得分明，那时春好。
这词是随园毁于洪杨兵事后作，故有如许慨叹。而今的随园更是有着翻天覆地之变。正如卢前所说的：“过小仓山者，手此一编，想见‘蔚蓝天色’，当亦不胜沧桑之感矣。”
多次经过成贤街，只记得两边的小饭馆、烟酒店，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可是读到卢前《成贤街》一文，方记起自己常走的一条很普通的甚至颇显逼仄的街道，曾经有过如此的辉煌：
成贤街，为明国子监所在地(按：南监在今考试院)，今中央大学在此。且仍旧名，亦儒林佳话。……孟芳图书馆前，洋槐夹道，皆民国十年以后光景也。惟大石桥、附属小学，仍多旧观。梅庵、德风亭、六朝松，此二十年来，亦几阅沧桑矣!
遥想从1944年至今，六十余载的变化又将是多么巨大的呵。也许不经意间自己所走的街道，脚下就不知道有多少历史在这里沉默着，这需要有心人去倾听去寻找。
《冶城话旧》中也涉及故都旧书业及出版业的情况，记下了颇珍贵有趣的记录。如《状元境书肆》谈及书店从清末到民国间在状元境附近的变迁，其简略平实的叙述背后折射出历史的风雨。状元境“相传为秦会之(桧)宅址，故名。近数十年为书贾糜集之所。清末，李光明书庄刊行蒙学书籍，顾客最多，吾辈儿时所读‘四书’‘五经’皆李光明本，今移至金沙井矣。人民国后，昌明书局为各书店入状元境之始。然商务、中华先后开办于花牌楼，昌明不能取旧书肆代之也。萃文、保文堂开设较晚。读旧书仍以文海山房为有办法，主人老冯，善于搜集，每有所得，视其所需，分送雇主家，不以门市为主。近年来京猎官者，多携古籍，遇困穷则以 出售，老冯其掮客也。据云，每月经手仅数干元。百物昂值，而书价如故，又读书人少，老冯常怨恨云。”以前自己也常常抱怨现在人心之浮躁，读书之功利，原来，时代虽不同，但是真正的读书人从来就是少数，古今一也。
如今，南京的旧书店业也很没落了。记得初来南京时，除了南大南师附近的几家旧书店外，城南仓巷则有很多，店面虽然破旧，但一家挨着一家，声势颇大。那是一条相当破落的小街道，两边都是低矮的民房，附近就是热闹的夫子庙。在周围的喧闹繁华的比较下，仓巷显得寒酸得很。但是就是这条破旧寒酸的小巷，却有着集中的旧书店。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后来再去，却发现书店一下子少了好多，原来这个街道要改造，东边已经开始拆迁了。可以想见，不久之后这里又将是一个大工地了。仓巷及旧书店风景恐亦将成为历史。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求学的故地开封。开封是文化古都，旧书业比较发达，民间的阅读风气也十分浓厚。十多年前，开封龙亭的潘杨湖畔有很多旧书摊，可是后来城市改造，市容市貌检查，环湖已经看不到一个书摊书店，剩下的是经营旅游产品的各种店面。
《李光明庄》则谈到南京出版业的变迁，其中的阅读风习的转换、文化的巨变，都折射其中：
明初，金陵为人文之薮，三山街一带，书肆林立，如唐氏富春堂、文林山房等，在今日言版本者，可以一一指数。泊乎天启、崇祯时著名之书坊遂日少。李光明庄者，状元境一书肆也，其作坊在秦状元巷。当晚清时，东南各省几无不知李氏者，所刻如“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史鉴节要》、《龙文鞭影》诸书，皆当日家塾之课本，蒙童无不人手一编，故销行极广。……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崛起，编制中小学教科书，而李光明之书遂不行。然四乡外县，犹有负担入城而购书者。今也则无。至刊刻书品，又远逊党家巷姜氏。于是姜氏刻书处尚存，而李光明庄不复知名于南京矣。
新中国后出版业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文化重心亦不在南京。卢前所描述的三山街的文化盛况，早已不复存在了。如今再去那一个个的地方，已经寻不到半点踪迹了。
该书还有很多对南京名胜旧迹轶事的钩沉，如《媚香楼故址》、《库司坊》、《雨化台题壁》、《报恩寺塔》、《愚园泉石》等等。其中《雨花台题壁》颇有趣：
雨花台侧有泉，许振袆书坡翁句题之，曰：“来试人间第二泉”，因俗呼为“第二泉”也。春秋佳日，座客尝满。犹忆甲子四月，踏青过此，见壁间有铅笔题字，为[蝶恋花]一章。全词已不复省记，中有句云：“每到春来，尚有垂垂子。”初以为咏阶前石榴树耳。坐中有知其事者，为言三十年前，有当垆人，皓腕如雪，城中年少，成集是肆，饮者之意故不在茗。未几，嫁去，则绿叶成阴，子已满枝矣。是词作者必当日坐中少年，所以有牧之之叹也。其事绝韵，因相约赋之。余归，谱[北中吕·朝天子]云：
相思莫折枝，说甚么垂垂子。垆边不见俊庞儿，这其间多少风流事。映水螺鬟，当门酒肆，早写下红颜薄命词。此时，发痴，又前度刘郎至。
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有雨花台，是革命圣地，颇向往也。后来也曾多次游雨花台。由于儿时的记忆如此深刻，加之雨花台风景区主要亦是以红色教育基地闻名著称。若不是看了这首词，真的无法想象百年前雨花台地方的丰富烂漫。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中，红色的雨花台掩盖了多姿多彩的雨花台。雨花台附近还有花神湖，湖边亦有花神庙。当年此地也曾是南京重要的花卉市场。原来雨花台亦并非单一色调，今天始得悟出来。这也可见，历史的变迁往往会掩盖多少故事啊。我也曾无数次的到过乌龙潭公园、清凉山公园，也许是离得太近，也许是心情浮躁，每次路过都未及驻足流连。看到卢前的《薛庐》、《扫叶楼》、《翠微亭》，才知道自己忽略了太多。
《冶城话旧》还记录了近现代文人名流的趣事逸闻。如写林损(《酒人林损》)、陈匪石(《旧时月色》)、黄侃(《量守庐》)、陈散原(《散原迷路》)、刘师培(《左庵惧内》)、陈去病(《浩歌翁》)、吴梅(《霜厓师序文》、《凤凰台》)、王伯沆(《仁厚里》)等。这些掌故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且记述极为生动有趣。卢前笔下的文人，性格各异，不仅仅增加谈资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无意中给我们展示了近现代文人的历史细节、生活情况和性格侧面，更提示我们自风流的真名士，他们的存在，是需要空间的，需要独特的历史空间。南京是一个极具文化意蕴和历史意味的深沉的城市。你要是想了解这个城市中文化性格，就必须得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卢前的《冶城话旧》为人们去了解旧日金陵的风俗人情，历史掌故，文化典籍、文人轶事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三
除了《冶城话旧》外，卢前还写了更多的笔记随札。比如他从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间，在上海的《大报》上开辟了《柴室小品》专栏，还在《亦报》上发表类似的文字，留下了大量的文史著述(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收入了中华书局2006年版的《卢前笔记杂钞》中)。其所涉及的方面更广，内容更为丰富。这些文章所谈，有名胜，有典籍，有文人交往，有戏曲史料，有历史故事，有神怪传说，有民间传奇……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上海《大报》还专门刊登了一篇署名力士的撰文《大报五老》，文日：“商山有四皓，大报有五老，五老伊何人?苏、闻、卢、蔡与汪老：苏、闻才藻华，卢老小品妙，蔡老文字新，汪老掌故考。……本报作者卢冀野、汪旭初、蔡平斋、苏式、闻蛰，皆文坛前辈，称‘大报五老’，名拥椽笔，鼓吹中兴。”(力士：《大报五老》，《大报》1950年1月29日)可见卢冀野当时在上海的文名之盛。
卢冀野不仅著述丰富、多才多艺，而且其在20世纪上半期文化界极为活跃。从他的文字中间，可以看出其与新旧文人(如果说真的存在所谓的新文学家与旧文学家、新学者与旧学者的分野的话)的交游。前者如郑振铎、茅盾、沈尹默、朱自清、周作人、老舍、梁实秋、闻一多、戴望舒、丰子恺、谢冰莹、张充和等，后者如陈散原、吴梅、龙榆生、朱疆邨、胡小石、欧阳竟无等。还与通俗文学大家如张恨水、张友鸾过从甚密。
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卢冀野满怀文人的豪气与正义，投入到民族抗战的呼吁与奔走中。他主编的《民族诗坛》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时，重庆文化界兴起了“人名诗”的创作风气，卢冀野的名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卢冀野在当时文化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现抄几首：
归棹
吴组缃
凡海严既澄，一苇徐转蓬。波儿袁水拍，蓬子落花生。碧野陆小曼，白薇叶永蓁；志摩卢冀野，王统照沙汀。
忆昔
吴组缃
也频徐仲年，火雪明田问，大雨冼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冀野，振铎欧阳山，王语今空了，丛芜黄药眠。
抗战胜利之后，卢冀野回到南京在中 央大学任教，并一度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泱泱》主编。1946年卢冀野被聘为南京市通志馆第一任馆长，从次年1月起开始主持编辑、出版《南京文献》。1948年，南京市文献委员会成立，他被聘为主任，主持编纂出版了这一年的《南京日志》。他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史志资料，并整理刊刻了多种有关南京的前入著述。
历史的流转总是让人难以逆料。20世纪后半叶，卢冀野的文名沉寂无闻。今天，我们作一次“事后诸葛亮”，进行分析的话，其原因大概至少有这样几个吧。这恐怕首先得怨卢冀野去世太早，天不假年。他46岁因病辞世。第二，我想是卢冀野的创作与研究本身的原因。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体诗、现代小说、话剧、抒情散文等。卢冀野创作除了早年的两部新诗集《春雨》、《绿帘》外，大多是旧体诗词曲和大量的文人笔记杂述。凭借这些创作，卢冀野自然很难进入新文学家的行列，而新文学史也就难以对其有所关注。另外，或许与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及政治的认同不无关系。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他关于诗歌的研究论述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对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的并不出色的诗歌有着或多或少的并不合适的过高评价。我曾看到过卢冀野在抗战期间出版的《民族诗歌续沦》(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3月版)，第三页中有这么一段论述，让我觉得新奇而又感到一丝失望：
每一个中国人，都爱诗，就因为“诗言志”的古训：所以古代伟大的人物都在幼小的时候，也有传诵的诗句。当现代中国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才十三岁那一年就在葛溪，溯源堂，他外祖家王家祠读书，教师姚宗元先生以咏竹为题，他便吟了二句：“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藉竹的直节，象征人的高操，在中国诗里常有这种例证。在炎热的夏日，竹能生寒，这是多么开拓的胸襟，抱负。所以二十一岁的诗有“光我神州完我责”的话。
这段话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话却似曾相识。毕竟，人，是属于某个时代的，人不能不受限于那个时代。他在骨子里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文人，然而在风云变幻诡谲无常的政治漩涡中，一个简单的文人又如何能操控得了自己的命运呢。
有人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组为南京大学，重新聘任教职员工，卢冀野先生可能因为抗战期间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等原因，而没有被继续聘为教授，这对他本人而言可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从此再也未能回到大学讲坛，也一直未能在新社会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蔡永明、解玉峰：《卢冀野：一位被遗忘的曲学大家》，《古典文学知识》2003／04)卢冀野想到南京大学教书，未果，主要靠卖文为生，在上海《大报》、《亦报》开设专栏，不仅写作笔记随札，且还连载长篇小说。1951年4月，“贫病交加的卢前先生在郁闷中离开了人世，死时年仅46岁”。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才子”，应该说是英年早逝，让人怅惘。
又想起那天去饮虹园看到的情景：逼仄的旧巷子，两旁参差着新旧错落的房子，还有两所破旧不堪的、一望便知是民国时期建成的民宅。恍然之间，看到历史的痕迹与现时代并存于这条极不起眼小巷。哦，历史曾在这里驻足，历史毕竟远去，历史正流向不知所终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