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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能否认，在心理生态整体不良的状况之下，对弱者而言，放弃和逃避，常常是一种无奈而悲哀的自我贬抑？在强者道德失落的前提下，弱者的道德也由于随波逐流而大打折扣。
官员道德问题是最近舆论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日前，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加强官德教育”的言论。刘奇葆在一次会议上坦言：“现在有一些干部实在是不像话，好赌酗酒，喝醉了就胡作非为。”他特别例举了四川蓬安女公务员陈佳（化名）被强奸事件。10月19日中午，四川省蓬安县安监局副局长张森、蓬安县残联理事长刘习全和安监局女公务员陈佳一起喝酒，在陈佳酒醉后，张森和刘习全将陈佳抬进宾馆，随后，刘习全将陈佳强奸。目前，刘习全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张森已被蓬安县政府停职，并被蓬安县纪委立案调查。此外，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考核官员道德的新举措。中央政府将职业道德纳入公务员培训，“培训内容以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为主”。有评论认为，公众对以制度约束官员品行有着急切的期待，这些举措正是官方对于公众舆论的正面回应。但也有评论对这些举措的实际效果持谨慎的怀疑。
其实，在古典中国的语境中，官员道德问题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心理问题。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众星之拱北辰。”孔子口中的这个“德”可不是今日现代汉语词汇中的“道德”。
《礼记·乐记》所谓“达神明之德，降升上下之神”。上古思想世界里的“德”最初是指祭祀感通神明，内心有所收获。它不是外在决定的社会规范，也不是经济基础的价值表现，而是内心真实的感动与敬畏，是一种身不由己、当仁不让的由衷选择，是一种让生活值得一过的幸福感。而今日中国文书案牍中的“官员道德”，更多的是一种政策，一种训诫，一种理论与荣耀，一种嘲讽与斥责。“礼乐”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们共同的超验感受，是他们内心的真实信仰及其外在流露。社会的衰变，信仰的坍塌，就是孔子曾经忧心忡忡的“礼崩乐坏”。一切都变得虚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在古典世界，真正的道德感是内心从善如流的渴望，是自己和他人在“神明”的观照之下的真实联系。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愉快的，他的内心为坚持行善、拒绝作恶而感到有所收获。蓬安县的官员刘习全和张森把不省人事的女公务员抬到宾馆开房，他们没有意识到摄像头就在拍摄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否则他们会有所收敛的。当心理本体扭曲变异，道德就只是摄像头之下的面具，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媒体采访中，一些同事声称张森和刘习全在平时的表现很不错，对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感到惊讶。其实，评价官员的表现如何，评价结果往往取决于评价标准。当我们认为一些事情无伤大雅时，却不知这些行径曾经是人们所不齿的。刘习全在上班时间到其他部门窜来窜去；张森在上班时间招呼受害者到办公室来陪刘习全打牌，“锁起门来斗地主”；张森和刘习全在午休时间拽着受害者去喝酒，而且要灌到一醉方休……这些行为都不可能是偶然的爆发，而是他们长期保持的行为风格。这不仅仅是官员个体的价值错乱，而且投射出长期趋于恶化的官场心理生态。所谓心理生态，就是指由构成心理系统的诸内在、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官员们可以嚣张地践踏职业底线甚至法律底线，内在原因是失去了良性的、心怀敬畏的、仰望星空的心理系统。你看张森作为部门领导者，竟然能把自己的下属灌醉，亲手送入刘习全罪恶的魔爪中，任其肆虐为恶，如果不是因为有一种鼓励人的动物性的心理系统的存在，“好赌酗酒，喝醉了就胡作非为”的行径在官场就会是人人喊打的命运，絕不会像现在这样理直气壮。同事的辩护和同情只能说明，对于动物性的不加限制的勃兴，羞耻心久已失落。官场心理生态的扭曲，让职业底线乃至法律底线的维系变成了难事，必须动用严刑苛法加以威慑。你也许在官员云集的酒桌上待过，你能懂得究竟什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愉快。是丰富的精神体验、广泛的人际联结和积极的行动担当吗？从某些官员心理本体的扭曲变异，追溯到官场心理生态的扭曲变异，我不禁想问，曾国藩所说“做官以不要钱为本”，今天要改成“做官以不犯罪为本”吗？
当孔子用“譬如众星之拱北辰”来形容“为政以德”的时候，不只是在讲“德”是“为政”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在讲，从政者的德行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核心。官员作为社会精英，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官场心理生态的变异，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心理生态的整体状况。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要让整个社会具有“明廉知耻”的风尚，仅仅依靠严刑苛法的限制威吓是不行的，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官员的表率作用能够感召全社会形成向善的力量。在“10·19强奸案件”发生之后，蓬安县城流言四起。人们对事件本身有很多不堪的猜测。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也是公务员，他们一般倾向于将此解释为情人之间的私通，这固然是因为普通人对于病态官场人格有一种武断的习惯性解读，也是因为对于女性受害的情节，社会心理生态的恶化，使得共情能力锐减，冷漠的看客们心中没有了那份本来是共通人性的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布鲁斯·佩里博士在《爱的教养》中说：“如果你秉持的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相悖，那么个人的信仰和价值判断标准就会被群体压力渐渐侵蚀。”客观地说，在“10·19强奸案件”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既是这种“群体压力”的组成部分，也承受着这种“群体压力”的侵蚀。不良的社会心理生态对个体的伤害程度是可怕的。
女公务员陈佳作为“10·19强奸案件”的受害者，由于身心刺激和精神压力，出现了较严重的抑郁症状，目前正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英国女心理学家多罗茜·露在《我们为什么说谎》中说：“抑郁是我们试图把握自己且不让自己崩溃的一种保护。抑郁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它给我们空间，让我们思考并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并且识别出哪些是我们欺骗自己的部分。然后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曾经否认的事实。”那么，陈佳需要面对的“事实”是什么呢？她的姐姐对记者说，她的性格开朗乐观，但是却缺乏起码的防范心理。在官场心理生态的扭曲之下，她是那种动物性高涨的“办公室政治”里一个待宰的羔羊，却似乎对此并不知情。在复杂的现代职业环境中，在种种明显的异常迹象一再反复出现的情形下，为什么受害人却选择了一份过度信任的简单？传播流言的市井闲人当然不知道心理机制的复杂性，所以他们把受害人一遍遍地污名化。其实受害人内心不可能对男性上级的性情气质等毫无察觉。但是由于弱势地位，由于择业谋生的艰难，她在潜意识层面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欺骗自己”。在潜意识层面，她寄希望于偶然性，寄希望于有时候一切不会糟糕到那种地步，而不是自己有意识的觉察、防卫、尊严地抵抗。因为她担心受到报复，她不愿因为得罪这种不良的官场心理生态而失去公务员职位的相对优越性，她对于正当而尊严地把握自己有一种无能为力之感。这当然只是我的分析，但是，谁又能否认，在心理生态整体不良的状况之下，对弱者而言，放弃和逃避，常常是一种无奈而悲哀的自我贬抑？在强者道德失落的前提下，弱者的道德也由于随波逐流而大打折扣，对于我们共同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那么，谁又能否定这种显而易见的道德悖论？
我们都应当对受害者给予深深同情。事实上，强势而扭曲的权力，空洞而浑浊的心灵，已经伤害到每一个人。媒体的镜头下，就有张森和刘习全的妻子给受害者家人下跪的尴尬场面。但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意识到，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仍然是孩子。既包括受害者的孩子，也包括加害者的孩子。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没有良好的心理支持，所有负面的种子就只能埋在心里，慢慢孵化。恶化的社会心理生态，首先伤害到的就是孩子。再重复一遍孔子的话吧：“为政以德，譬如众星之拱北辰。”一个社会，成年人不能切身活出“北辰”之光，小孩子又怎能渐渐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北极星？我们内心美好的部分是否能复苏，决定了我们孩子的生命成长方向，决定了他们是否会在没有方向的路上迷失，从而也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未来。■
编辑：董晓菊 dxj502@163.com
官员道德问题是最近舆论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日前，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加强官德教育”的言论。刘奇葆在一次会议上坦言：“现在有一些干部实在是不像话，好赌酗酒，喝醉了就胡作非为。”他特别例举了四川蓬安女公务员陈佳（化名）被强奸事件。10月19日中午，四川省蓬安县安监局副局长张森、蓬安县残联理事长刘习全和安监局女公务员陈佳一起喝酒，在陈佳酒醉后，张森和刘习全将陈佳抬进宾馆，随后，刘习全将陈佳强奸。目前，刘习全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张森已被蓬安县政府停职，并被蓬安县纪委立案调查。此外，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考核官员道德的新举措。中央政府将职业道德纳入公务员培训，“培训内容以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为主”。有评论认为，公众对以制度约束官员品行有着急切的期待，这些举措正是官方对于公众舆论的正面回应。但也有评论对这些举措的实际效果持谨慎的怀疑。
其实，在古典中国的语境中，官员道德问题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心理问题。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众星之拱北辰。”孔子口中的这个“德”可不是今日现代汉语词汇中的“道德”。
《礼记·乐记》所谓“达神明之德，降升上下之神”。上古思想世界里的“德”最初是指祭祀感通神明，内心有所收获。它不是外在决定的社会规范，也不是经济基础的价值表现，而是内心真实的感动与敬畏，是一种身不由己、当仁不让的由衷选择，是一种让生活值得一过的幸福感。而今日中国文书案牍中的“官员道德”，更多的是一种政策，一种训诫，一种理论与荣耀，一种嘲讽与斥责。“礼乐”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们共同的超验感受，是他们内心的真实信仰及其外在流露。社会的衰变，信仰的坍塌，就是孔子曾经忧心忡忡的“礼崩乐坏”。一切都变得虚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在古典世界，真正的道德感是内心从善如流的渴望，是自己和他人在“神明”的观照之下的真实联系。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愉快的，他的内心为坚持行善、拒绝作恶而感到有所收获。蓬安县的官员刘习全和张森把不省人事的女公务员抬到宾馆开房，他们没有意识到摄像头就在拍摄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否则他们会有所收敛的。当心理本体扭曲变异，道德就只是摄像头之下的面具，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媒体采访中，一些同事声称张森和刘习全在平时的表现很不错，对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感到惊讶。其实，评价官员的表现如何，评价结果往往取决于评价标准。当我们认为一些事情无伤大雅时，却不知这些行径曾经是人们所不齿的。刘习全在上班时间到其他部门窜来窜去；张森在上班时间招呼受害者到办公室来陪刘习全打牌，“锁起门来斗地主”；张森和刘习全在午休时间拽着受害者去喝酒，而且要灌到一醉方休……这些行为都不可能是偶然的爆发，而是他们长期保持的行为风格。这不仅仅是官员个体的价值错乱，而且投射出长期趋于恶化的官场心理生态。所谓心理生态，就是指由构成心理系统的诸内在、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官员们可以嚣张地践踏职业底线甚至法律底线，内在原因是失去了良性的、心怀敬畏的、仰望星空的心理系统。你看张森作为部门领导者，竟然能把自己的下属灌醉，亲手送入刘习全罪恶的魔爪中，任其肆虐为恶，如果不是因为有一种鼓励人的动物性的心理系统的存在，“好赌酗酒，喝醉了就胡作非为”的行径在官场就会是人人喊打的命运，絕不会像现在这样理直气壮。同事的辩护和同情只能说明，对于动物性的不加限制的勃兴，羞耻心久已失落。官场心理生态的扭曲，让职业底线乃至法律底线的维系变成了难事，必须动用严刑苛法加以威慑。你也许在官员云集的酒桌上待过，你能懂得究竟什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愉快。是丰富的精神体验、广泛的人际联结和积极的行动担当吗？从某些官员心理本体的扭曲变异，追溯到官场心理生态的扭曲变异，我不禁想问，曾国藩所说“做官以不要钱为本”，今天要改成“做官以不犯罪为本”吗？
当孔子用“譬如众星之拱北辰”来形容“为政以德”的时候，不只是在讲“德”是“为政”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在讲，从政者的德行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核心。官员作为社会精英，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官场心理生态的变异，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心理生态的整体状况。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要让整个社会具有“明廉知耻”的风尚，仅仅依靠严刑苛法的限制威吓是不行的，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官员的表率作用能够感召全社会形成向善的力量。在“10·19强奸案件”发生之后，蓬安县城流言四起。人们对事件本身有很多不堪的猜测。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也是公务员，他们一般倾向于将此解释为情人之间的私通，这固然是因为普通人对于病态官场人格有一种武断的习惯性解读，也是因为对于女性受害的情节，社会心理生态的恶化，使得共情能力锐减，冷漠的看客们心中没有了那份本来是共通人性的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布鲁斯·佩里博士在《爱的教养》中说：“如果你秉持的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相悖，那么个人的信仰和价值判断标准就会被群体压力渐渐侵蚀。”客观地说，在“10·19强奸案件”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既是这种“群体压力”的组成部分，也承受着这种“群体压力”的侵蚀。不良的社会心理生态对个体的伤害程度是可怕的。
女公务员陈佳作为“10·19强奸案件”的受害者，由于身心刺激和精神压力，出现了较严重的抑郁症状，目前正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英国女心理学家多罗茜·露在《我们为什么说谎》中说：“抑郁是我们试图把握自己且不让自己崩溃的一种保护。抑郁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它给我们空间，让我们思考并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并且识别出哪些是我们欺骗自己的部分。然后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曾经否认的事实。”那么，陈佳需要面对的“事实”是什么呢？她的姐姐对记者说，她的性格开朗乐观，但是却缺乏起码的防范心理。在官场心理生态的扭曲之下，她是那种动物性高涨的“办公室政治”里一个待宰的羔羊，却似乎对此并不知情。在复杂的现代职业环境中，在种种明显的异常迹象一再反复出现的情形下，为什么受害人却选择了一份过度信任的简单？传播流言的市井闲人当然不知道心理机制的复杂性，所以他们把受害人一遍遍地污名化。其实受害人内心不可能对男性上级的性情气质等毫无察觉。但是由于弱势地位，由于择业谋生的艰难，她在潜意识层面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欺骗自己”。在潜意识层面，她寄希望于偶然性，寄希望于有时候一切不会糟糕到那种地步，而不是自己有意识的觉察、防卫、尊严地抵抗。因为她担心受到报复，她不愿因为得罪这种不良的官场心理生态而失去公务员职位的相对优越性，她对于正当而尊严地把握自己有一种无能为力之感。这当然只是我的分析，但是，谁又能否认，在心理生态整体不良的状况之下，对弱者而言，放弃和逃避，常常是一种无奈而悲哀的自我贬抑？在强者道德失落的前提下，弱者的道德也由于随波逐流而大打折扣，对于我们共同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那么，谁又能否定这种显而易见的道德悖论？
我们都应当对受害者给予深深同情。事实上，强势而扭曲的权力，空洞而浑浊的心灵，已经伤害到每一个人。媒体的镜头下，就有张森和刘习全的妻子给受害者家人下跪的尴尬场面。但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意识到，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仍然是孩子。既包括受害者的孩子，也包括加害者的孩子。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没有良好的心理支持，所有负面的种子就只能埋在心里，慢慢孵化。恶化的社会心理生态，首先伤害到的就是孩子。再重复一遍孔子的话吧：“为政以德，譬如众星之拱北辰。”一个社会，成年人不能切身活出“北辰”之光，小孩子又怎能渐渐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北极星？我们内心美好的部分是否能复苏，决定了我们孩子的生命成长方向，决定了他们是否会在没有方向的路上迷失，从而也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未来。■
编辑：董晓菊 dxj5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