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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赛季英超第27轮的一场比赛中，阿森纳前锋爱德华多开场仅两分钟就被伯明翰后卫马丁·泰勒铲伤下场。事后，爱德华多被诊断出左脚踝胫骨和腓骨双重骨折，如果恢复不良，日后甚至很有可能告别赛场。随着球场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前辈们所倡导的“绅士运动”现在正变成一种让人看不懂的运动：没有护甲的橄榄球、没有面罩的曲棍球、没有护腿的冰球，或者穿着时装的拳击赛、露天的酒吧集市和加长版的W W E格斗赛。
伦理缺失
上世纪30年代的鼠疫和80年代的艾滋病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恐慌，但奇怪的是，人们对几乎同时产生并蔓延的球场暴力却视而不见。今天，人们已经找到了预防鼠疫和艾滋病的疫苗，但足球场上的“不治之症”药方何在？
“为了获得胜利，球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们默许球员在场上的粗暴犯规， 甚至在战术上也鼓励他们这么做。”索肖队的佩德罗迪在《比赛》杂志上说，“足球已经变成了一项战斗，每次我都伤痕累累，而对方则告诉我，如果他踢废了我，并不是他的错。”这是1937年3月18日的事，离法甲实现职业化还不到五年。同时代的塞特队射手德西尼也是球场暴力的受害者：“医院、拐杖和药膏是我的好朋友，以前有些球对方会让你友好地过去，但现在他们恨不得废了你。”著名球星雷蒙·科帕两年里连续碰上了瓦朗谢讷队后卫科奇克，后者两次恶劣的犯规让他结束了职业生涯，科奇克却逃脱了处罚。1960年索肖队的塞古一次粗暴的犯规让方丹骨折，而他甚至没有吃到一张黄牌。越来越多的球场暴力让球员们的职业生涯变得危险重重，方丹29岁就宣告退役，一起出道的巴瓦拉夫和索瓦则更早，他们在25岁时就离开了球场。
这些血的教训并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情况反而变得越来越糟。英格兰足总在接受舆论拷问时辩称“足球不是小娘子的游戏”，这种鼓励让裁判们对球场上的犯规更加视而不见。1992年，前阿森纳球星伊恩·赖特曾经在场上给了对方球员一拳，逃过了裁判的眼睛，直到次年1月电视上播放了这个镜头，足总才给了赖特三场禁赛的处罚，而对方俱乐部经理则因为辱骂裁判而被罚款500英镑。足总以为这样的处罚可以杜绝球场暴力，当时的英国足协理事兼秘书长戴维·威尔克斯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处罚很公正，打人和骂人是独立的事件，足球只是项体育运动，不是战争，没有人拿枪逼着运动员上场比赛。”但很快就有人作出了回应，温布尔登的维尼·琼斯在《足坛猛将》节目中公然向正义和规则挑战，他宣称只要有人惹恼了他，他会在球场上要那人的命。“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己会拿着冲锋枪上场。”退役后，琼斯的愿望实现了，在电影里他真的成了拿着双枪的悍匪。
在面对球场暴徒和他们犯下的罪过时，足协官员总是扮演中庸者的角色，他们没有很好地挽救球员的道德危机，而这种妥协和容忍伤害到的却是足球本身。托基队后卫约翰·尤塞尔在一场比赛中被布拉德福德的格里·布莱希特打得满脸是血，但布莱希特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托基队经理贝特森悲哀地说道：“如果要杀了人才会有公道，足球场就成屠宰场了。”但英足总和法院却希望约翰和布莱希特私了，这遭到了约翰的拒绝，最后他竟把怒火转移到了法庭，殴打了法官。这时候法律终于体现了作用，约翰被送进了监狱。2003年曼联和阿森纳在足总杯上爆发群殴事件后，当事球员也只是受到了禁赛的处罚，足球场已经成为违法犯罪的庇护地。上层的妥协让球员感到足总害怕他们，他们更得寸进尺，在下一次同类事件的处罚出台后，犯罪者往往比受害者先站出来喊“不公平”。
公平难循
“体育是社会的缩影。”对球场上日益猖獗的暴力事件，社会学家戴维·科林显得忧心忡忡，他在1994年的一篇体育论文里写道：“运动场的暴力事件已经无可救药，我们对社会上犯罪活动严惩不贷，但对球场上的暴力熟视无睹。”一些舆论也称：“孩子们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们会认为打人很酷。”最让社会学者担心的还不是这些，因为暴力倾向通过法律引导还能够制服，但球场上宣扬的一些不公平理念会给孩子们一生都带来不好的影响。
“体育作为我们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是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的极好舞台。”但这个舞台如今却起到了不堪入目的教育作用。美国体育伦理学家多丽丝·Ｒ·科比特提到：“经常出现的运动丑闻、违例和犯规表明，以欺骗手段追求胜利是广泛存在的现象。足球教练为了获得胜利，鼓励球员去犯规，并把它当成一种合适的技术；父母为了让孩子踢球，更改他们的年龄，甚至逼迫他们从事这项运动。”科比特还认为：“教练员鼓励球员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会让年轻人感到公平和尊重他人是不重要的。”不幸的是，科比特的种种担忧已经成为事实。
2005/2006赛季前的英格兰社区盾杯，切尔西和阿森纳的主教练为比赛结束前克雷斯波故意浪费时间而吵得面红耳赤。温格说：“这是一项慈善赛事，有人却为了胜利偷奸耍滑。”莫里尼奥却说：“只要是胜利，就必须不择手段。”而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北伦敦德比中，温格又和托特纳姆热刺队主教练约尔较上了劲。第65分钟，埃布埃和吉尔伯托阻拦卡里克不成，不慎相撞摔倒。卡里克将球横传给泰尼奥，泰尼奥再直塞戴维斯，后者传至门前，罗比·基恩射门得分。赛后温格愤怒地找约尔评理，指责卡里克无耻。但约尔声称自己没看见，温格又将矛头指向了足总，称他们的纵容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氛围。实际上，温格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失态已经引发了另一种“道德公平”的危机。
而该赛季切尔西和威根的比赛中，莫里尼奥也破坏了球场伦理。他在比赛中让加拉不要把边线球掷还给对方，直接发动进攻，并取得了进球。威根主帅朱厄尔赛后非常失望，称这是有悖道德伦理的行为。哪知葡萄牙人却不依不饶地辩解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平竞赛，当一名球员受伤了，我们会把球掷还回去，但当一名球员在装伤，我们不会那么愚蠢。公平竞赛不是欺骗，如果有人违背了体育道德，那是他们。”若泽当时的表情很酷，他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正在模仿他的动作。
在教育工作者看来，如果犯了错，勇敢地承认，而不是强词夺理或包庇纵容，这会起到很好的模范作用。足球教练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受到公众注视的。如果莫里尼奥硬说自己没错，那么那些喜爱他的孩子会认为他们将来也能这么做，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你知道这有多么可怕？
媒体黑手
不过，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球员和教练也是错误的，毕竟没有人一出生就带着冲锋枪，而几年前的一项研究成果也在为他们脱罪：“运动员的道德推理能力明显低于没有体育运动经历的同龄人，这也是他们缺乏冷静和自制力的原因。”照这么看，他们似乎也是受害者。那么，是谁让球员变得失去了理智呢，在某些时候，我们对他们的道德观 是不是太苛刻了？
1997年3月24日，海布里球场，利物浦和阿森纳的比赛。福勒摔倒在阿森纳禁区内，裁判判罚了点球。福勒告诉裁判自己只是没有站稳，这个点球不存在，但却吃到了一张黄牌。福勒故意将球踢得软绵无力，西曼扑出，不识相的麦卡蒂尔冲上去补射入网，后来福勒获得了“道德风尚奖”。这件事情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本来是“公平竞争”和“诚实谦让”的优秀案例，可惜一直没有人重视。大家现在一提到福勒，只会想到他在球场外的酗酒，和那次著名的吸毒庆祝动作。同样的遭遇还有意大利人迪卡尼奥，2000年12月，当时效力于西汉姆联的他在和埃弗顿的比赛中获得了一次射空门的机会，但看到对方门将膝部受伤倒地后，他放弃了得分的机会。迪卡尼奥高尚的行为受到了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赞扬，但这明显不够，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为他在赛场上做出的种族歧视的庆祝动作愤慨不已。
“你翻开英国的报纸，很少看到球员的正面消息，像费迪南德代言反枪械组织，只占据了很小的版面，而他错过药检，却连续报道了一个夏天。”《观察家报》记者莱斯说：“反枪械不仅仅是球员的事，媒体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现在的记者已经不愿意歌功颂德，他们只对错误和丑闻感兴趣，他们都是在等事情无法挽救时，才会扮演卫道者的角色。菲尔·内维尔在一次接受曼彻斯特媒体采访时，曾郑重地谈到了球星对球迷应该起到怎样的模范作用，但报道出来后他发现这些话都不见了。他的前队友巴特斯也提到：“我在亚洲参加公益活动时，没有看到一个欧洲记者，但当我缺席训练，或把球踢中球迷时，所有人都记起了我。”实际上，职业球员都很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尤其是那些新球员，他们很看重自己在公众眼里的地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会表现得很乖，但当他们发现这些乖巧没什么用时，很快就原形毕露，或者应该说是随波逐流了。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坎通纳，居伊鲁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他显得拘谨，又很自信，年轻人都要像他这样。”坎通纳出事后，媒体把法国人形容成道德败坏的魔鬼，但居伊鲁始终力挺爱徒：“你们不了解他，他变成这样是有理由的。”很少人知道，坎通纳年轻时和一些球员创建了球员工会，并一直赞助贫困潦倒的比利时人博斯曼，“他对那些受过苦难的人，总是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但在今天的报纸上，却什么也看不到。
“ 如果读者在报纸上读到的都是黑暗，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光明。”美联社新闻教材里的这条守则今天已经被人遗忘。该社著名记者威尔斯坦曾说过：“道德和疾病一样，也是会传染的，要是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丑闻，年轻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坏的结果就是自己去模仿。”体育媒体应该过多地宣扬球员正面的公众形象，而不是抓住他们的一些错误不放。“你知道，我们很累，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媒体总在等着我们犯错。”前英格兰国脚保罗·戴维斯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恶劣犯规后这样为自己辩护。还有一种尴尬一直存在：按理说，球员犯了错误，应该让法律来作出正确的判罚和引导，可现在你看到，都是一些媒体插队排在法律前面，他们在法官还没有做出制裁前，就自行下达了判决书。利兹联时期的伍德盖特和鲍耶由于涉嫌殴打亚裔青年，被告上法庭，这让他们失去了继续踢球的机会。利兹联教练奥利里非常不满：“有些媒体认为他们在洗刷罪名前不能上场效力，但英格兰法律条文上写着，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在教育青年人，法律是可以随意践踏的。”奥莱利还提到了戴夫·琼斯，前南安普敦队主教练，同样是个可怜虫。琼斯曾被指控性侵犯，但最后被证明是无辜的，可在判决前他就丢掉了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找到了现在在加的夫队的职位，而直到今天，媒体仍在对他进行恶毒攻击。
伦理之音
1.最近足球圈的丑闻层出不穷，而犯错误的都是让青少年喜爱的偶像球员，难怪一些老前辈要生气。他们建议媒体要树立正确的偶像观，报道标准不能过头。
“一些球员的技术的确没话说，但他们的品行却让人失望，这些人不应该被追捧为偶像”——前尤文球星布鲁诺
2.托蒂在上赛季一场比赛中推倒自己的私人教练后，受到了媒体的道德谴责，“受害者”却站出来说：“媒体应把报道方向引导到大问题上，球员不需要指责，只需要约束。”托尔多也在采访中透露过这样的信息：“必须成立一个道德规范委员会，来签定一些对足球队员约束的协议。”
“工会应该制定一套规范，意甲球员都要签一份诚信协议。”
——托蒂私人教练斯卡拉
3.“正是规则的演变才导致了足球道德的危机，比如取消回传球给门将，比如倒地时由裁判决定是否要停止比赛，要想杜绝这些危机，首先要从规则入手。”——意大利教练乌利维埃里
4.教练史蒂文斯建议，新引进一名球员时，在合同条款中就应签订道德附加协议，球员如果出现违法乱纪行为，可以依此作出相应的处罚。
伦理缺失
上世纪30年代的鼠疫和80年代的艾滋病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恐慌，但奇怪的是，人们对几乎同时产生并蔓延的球场暴力却视而不见。今天，人们已经找到了预防鼠疫和艾滋病的疫苗，但足球场上的“不治之症”药方何在？
“为了获得胜利，球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们默许球员在场上的粗暴犯规， 甚至在战术上也鼓励他们这么做。”索肖队的佩德罗迪在《比赛》杂志上说，“足球已经变成了一项战斗，每次我都伤痕累累，而对方则告诉我，如果他踢废了我，并不是他的错。”这是1937年3月18日的事，离法甲实现职业化还不到五年。同时代的塞特队射手德西尼也是球场暴力的受害者：“医院、拐杖和药膏是我的好朋友，以前有些球对方会让你友好地过去，但现在他们恨不得废了你。”著名球星雷蒙·科帕两年里连续碰上了瓦朗谢讷队后卫科奇克，后者两次恶劣的犯规让他结束了职业生涯，科奇克却逃脱了处罚。1960年索肖队的塞古一次粗暴的犯规让方丹骨折，而他甚至没有吃到一张黄牌。越来越多的球场暴力让球员们的职业生涯变得危险重重，方丹29岁就宣告退役，一起出道的巴瓦拉夫和索瓦则更早，他们在25岁时就离开了球场。
这些血的教训并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情况反而变得越来越糟。英格兰足总在接受舆论拷问时辩称“足球不是小娘子的游戏”，这种鼓励让裁判们对球场上的犯规更加视而不见。1992年，前阿森纳球星伊恩·赖特曾经在场上给了对方球员一拳，逃过了裁判的眼睛，直到次年1月电视上播放了这个镜头，足总才给了赖特三场禁赛的处罚，而对方俱乐部经理则因为辱骂裁判而被罚款500英镑。足总以为这样的处罚可以杜绝球场暴力，当时的英国足协理事兼秘书长戴维·威尔克斯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处罚很公正，打人和骂人是独立的事件，足球只是项体育运动，不是战争，没有人拿枪逼着运动员上场比赛。”但很快就有人作出了回应，温布尔登的维尼·琼斯在《足坛猛将》节目中公然向正义和规则挑战，他宣称只要有人惹恼了他，他会在球场上要那人的命。“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己会拿着冲锋枪上场。”退役后，琼斯的愿望实现了，在电影里他真的成了拿着双枪的悍匪。
在面对球场暴徒和他们犯下的罪过时，足协官员总是扮演中庸者的角色，他们没有很好地挽救球员的道德危机，而这种妥协和容忍伤害到的却是足球本身。托基队后卫约翰·尤塞尔在一场比赛中被布拉德福德的格里·布莱希特打得满脸是血，但布莱希特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托基队经理贝特森悲哀地说道：“如果要杀了人才会有公道，足球场就成屠宰场了。”但英足总和法院却希望约翰和布莱希特私了，这遭到了约翰的拒绝，最后他竟把怒火转移到了法庭，殴打了法官。这时候法律终于体现了作用，约翰被送进了监狱。2003年曼联和阿森纳在足总杯上爆发群殴事件后，当事球员也只是受到了禁赛的处罚，足球场已经成为违法犯罪的庇护地。上层的妥协让球员感到足总害怕他们，他们更得寸进尺，在下一次同类事件的处罚出台后，犯罪者往往比受害者先站出来喊“不公平”。
公平难循
“体育是社会的缩影。”对球场上日益猖獗的暴力事件，社会学家戴维·科林显得忧心忡忡，他在1994年的一篇体育论文里写道：“运动场的暴力事件已经无可救药，我们对社会上犯罪活动严惩不贷，但对球场上的暴力熟视无睹。”一些舆论也称：“孩子们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们会认为打人很酷。”最让社会学者担心的还不是这些，因为暴力倾向通过法律引导还能够制服，但球场上宣扬的一些不公平理念会给孩子们一生都带来不好的影响。
“体育作为我们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是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的极好舞台。”但这个舞台如今却起到了不堪入目的教育作用。美国体育伦理学家多丽丝·Ｒ·科比特提到：“经常出现的运动丑闻、违例和犯规表明，以欺骗手段追求胜利是广泛存在的现象。足球教练为了获得胜利，鼓励球员去犯规，并把它当成一种合适的技术；父母为了让孩子踢球，更改他们的年龄，甚至逼迫他们从事这项运动。”科比特还认为：“教练员鼓励球员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会让年轻人感到公平和尊重他人是不重要的。”不幸的是，科比特的种种担忧已经成为事实。
2005/2006赛季前的英格兰社区盾杯，切尔西和阿森纳的主教练为比赛结束前克雷斯波故意浪费时间而吵得面红耳赤。温格说：“这是一项慈善赛事，有人却为了胜利偷奸耍滑。”莫里尼奥却说：“只要是胜利，就必须不择手段。”而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北伦敦德比中，温格又和托特纳姆热刺队主教练约尔较上了劲。第65分钟，埃布埃和吉尔伯托阻拦卡里克不成，不慎相撞摔倒。卡里克将球横传给泰尼奥，泰尼奥再直塞戴维斯，后者传至门前，罗比·基恩射门得分。赛后温格愤怒地找约尔评理，指责卡里克无耻。但约尔声称自己没看见，温格又将矛头指向了足总，称他们的纵容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氛围。实际上，温格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失态已经引发了另一种“道德公平”的危机。
而该赛季切尔西和威根的比赛中，莫里尼奥也破坏了球场伦理。他在比赛中让加拉不要把边线球掷还给对方，直接发动进攻，并取得了进球。威根主帅朱厄尔赛后非常失望，称这是有悖道德伦理的行为。哪知葡萄牙人却不依不饶地辩解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平竞赛，当一名球员受伤了，我们会把球掷还回去，但当一名球员在装伤，我们不会那么愚蠢。公平竞赛不是欺骗，如果有人违背了体育道德，那是他们。”若泽当时的表情很酷，他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正在模仿他的动作。
在教育工作者看来，如果犯了错，勇敢地承认，而不是强词夺理或包庇纵容，这会起到很好的模范作用。足球教练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受到公众注视的。如果莫里尼奥硬说自己没错，那么那些喜爱他的孩子会认为他们将来也能这么做，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你知道这有多么可怕？
媒体黑手
不过，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球员和教练也是错误的，毕竟没有人一出生就带着冲锋枪，而几年前的一项研究成果也在为他们脱罪：“运动员的道德推理能力明显低于没有体育运动经历的同龄人，这也是他们缺乏冷静和自制力的原因。”照这么看，他们似乎也是受害者。那么，是谁让球员变得失去了理智呢，在某些时候，我们对他们的道德观 是不是太苛刻了？
1997年3月24日，海布里球场，利物浦和阿森纳的比赛。福勒摔倒在阿森纳禁区内，裁判判罚了点球。福勒告诉裁判自己只是没有站稳，这个点球不存在，但却吃到了一张黄牌。福勒故意将球踢得软绵无力，西曼扑出，不识相的麦卡蒂尔冲上去补射入网，后来福勒获得了“道德风尚奖”。这件事情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本来是“公平竞争”和“诚实谦让”的优秀案例，可惜一直没有人重视。大家现在一提到福勒，只会想到他在球场外的酗酒，和那次著名的吸毒庆祝动作。同样的遭遇还有意大利人迪卡尼奥，2000年12月，当时效力于西汉姆联的他在和埃弗顿的比赛中获得了一次射空门的机会，但看到对方门将膝部受伤倒地后，他放弃了得分的机会。迪卡尼奥高尚的行为受到了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赞扬，但这明显不够，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为他在赛场上做出的种族歧视的庆祝动作愤慨不已。
“你翻开英国的报纸，很少看到球员的正面消息，像费迪南德代言反枪械组织，只占据了很小的版面，而他错过药检，却连续报道了一个夏天。”《观察家报》记者莱斯说：“反枪械不仅仅是球员的事，媒体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现在的记者已经不愿意歌功颂德，他们只对错误和丑闻感兴趣，他们都是在等事情无法挽救时，才会扮演卫道者的角色。菲尔·内维尔在一次接受曼彻斯特媒体采访时，曾郑重地谈到了球星对球迷应该起到怎样的模范作用，但报道出来后他发现这些话都不见了。他的前队友巴特斯也提到：“我在亚洲参加公益活动时，没有看到一个欧洲记者，但当我缺席训练，或把球踢中球迷时，所有人都记起了我。”实际上，职业球员都很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尤其是那些新球员，他们很看重自己在公众眼里的地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会表现得很乖，但当他们发现这些乖巧没什么用时，很快就原形毕露，或者应该说是随波逐流了。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坎通纳，居伊鲁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他显得拘谨，又很自信，年轻人都要像他这样。”坎通纳出事后，媒体把法国人形容成道德败坏的魔鬼，但居伊鲁始终力挺爱徒：“你们不了解他，他变成这样是有理由的。”很少人知道，坎通纳年轻时和一些球员创建了球员工会，并一直赞助贫困潦倒的比利时人博斯曼，“他对那些受过苦难的人，总是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但在今天的报纸上，却什么也看不到。
“ 如果读者在报纸上读到的都是黑暗，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光明。”美联社新闻教材里的这条守则今天已经被人遗忘。该社著名记者威尔斯坦曾说过：“道德和疾病一样，也是会传染的，要是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丑闻，年轻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坏的结果就是自己去模仿。”体育媒体应该过多地宣扬球员正面的公众形象，而不是抓住他们的一些错误不放。“你知道，我们很累，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媒体总在等着我们犯错。”前英格兰国脚保罗·戴维斯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恶劣犯规后这样为自己辩护。还有一种尴尬一直存在：按理说，球员犯了错误，应该让法律来作出正确的判罚和引导，可现在你看到，都是一些媒体插队排在法律前面，他们在法官还没有做出制裁前，就自行下达了判决书。利兹联时期的伍德盖特和鲍耶由于涉嫌殴打亚裔青年，被告上法庭，这让他们失去了继续踢球的机会。利兹联教练奥利里非常不满：“有些媒体认为他们在洗刷罪名前不能上场效力，但英格兰法律条文上写着，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在教育青年人，法律是可以随意践踏的。”奥莱利还提到了戴夫·琼斯，前南安普敦队主教练，同样是个可怜虫。琼斯曾被指控性侵犯，但最后被证明是无辜的，可在判决前他就丢掉了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找到了现在在加的夫队的职位，而直到今天，媒体仍在对他进行恶毒攻击。
伦理之音
1.最近足球圈的丑闻层出不穷，而犯错误的都是让青少年喜爱的偶像球员，难怪一些老前辈要生气。他们建议媒体要树立正确的偶像观，报道标准不能过头。
“一些球员的技术的确没话说，但他们的品行却让人失望，这些人不应该被追捧为偶像”——前尤文球星布鲁诺
2.托蒂在上赛季一场比赛中推倒自己的私人教练后，受到了媒体的道德谴责，“受害者”却站出来说：“媒体应把报道方向引导到大问题上，球员不需要指责，只需要约束。”托尔多也在采访中透露过这样的信息：“必须成立一个道德规范委员会，来签定一些对足球队员约束的协议。”
“工会应该制定一套规范，意甲球员都要签一份诚信协议。”
——托蒂私人教练斯卡拉
3.“正是规则的演变才导致了足球道德的危机，比如取消回传球给门将，比如倒地时由裁判决定是否要停止比赛，要想杜绝这些危机，首先要从规则入手。”——意大利教练乌利维埃里
4.教练史蒂文斯建议，新引进一名球员时，在合同条款中就应签订道德附加协议，球员如果出现违法乱纪行为，可以依此作出相应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