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南京市江宁区人口计生局发布的《人口现代化：江宁案例研究》报告披露，伴随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江宁百姓的生活质量不但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原因是外来人口的进入限制了本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尽管报告说得温文尔雅，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所谓外来人口，实则就是农民工。如果仅从江宁本地人的立场看，“农民工太多影响本地生活质量”的判断没错。在公共资源恒定的前提下，参与分配的人越多，个体所能享受的公共资源就越少。以专家分析的影响本地生活质量的“短板”因素中的教育、医疗、文娱为例，由于这些资源的分享与户籍关系不那么紧密，因此影响最大也就不足为怪。
　　但这只是一种静态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大量农民工涌入的确分享了一些本地人的公共资源，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农民工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说别的，单消费、纳税之类的贡献就不可小视。考虑到被当地人视为低素质的农民工还几乎全部“承包”了城市中最脏、最累、最差的基础性工作，农民工对当地的贡献就更难以用量化标准来衡量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大量涌入，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即便没有精确量化计算，“正效应”无疑远远大于“负效应”。问题由此而生：在这个打破户籍藩篱的呼声日渐高涨、社会个体流动性越来越大的社会中，有关部门有必要耗财耗时耗力去做这样的研究吗？如此研究有操作性、可行性吗？
　　更极端地讲，是不是也要对本地人的贡献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认定其究竟是降低还是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呢？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只看到农民工的“负效应”，而对其所发挥的“正效应”熟视无睹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论调——即只看到对自己不利的一面，而有意忽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正如钱理群教授分析的那样，这是“有毒的罂粟花”，会让很多公共政策在制定时都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别人带给自己的贡献，却不愿意让这些做出贡献的人群哪怕享受一丁点成果。
　　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现象，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有过一段精彩论述，“大家不要老是责怪外来流动人员大量涌入影响了我们的城市发展，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首先能做好，外来人员进入这个环境也会受到好的影响，希望大家一起营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的大环境”。事实上，如何对待外来人口，如何对待农民工，是把他们视为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上台阶上水平的宝贵资源，还是将其作为影响城市发展的“累赘”，不仅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更拷问着城市管理者的道德水平。
　　当然，视外来人口、农民工为宝贵财富，还需要自上而下的公共财政给予支持。如可以根据各地外来人口数量相应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等等。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生活更美好”的主角不应只是本地人、城里人，更应包括众多让本地人、城里人生活得更美好的农民工。城市，不该有浓厚的利己情调，更应有“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的包容情怀。
　　否则，农民工一旦真的离开城市，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甚至下降的，估计还是所谓本地人、城里人——历年春节农民工一回乡，城里人不是马上就哀叹生活处处不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