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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陈福康先生整理出了《郑振铎日记全编》，并见南北两份颇有影响的读书报都有报道。两次去上海图书馆，终于借来了这煌煌厚厚的一大本书。
初春的阳光刚有暖意，我走出阴冷的房间，坐在院子里一页页地翻读，见到凡有父亲名字之处，就做个记号，这样不知坐了多久。眼前，无数个父辈的名字从眼底飞过，无数个熟悉的人影在脑海翻腾。院内的雪松正在落针。好大的松针，啪啪直打下来，打在书页上，敲击着我的脑袋，它们，是在帮助我叩响那过往的岁月吗?
当父亲靳以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胸怀满腔抱负来到北平，想干一番文学事业，是郑伯伯强劲热情的手扶持了他。父亲曾这样叙述说：
1933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候由于朋友的辗转介绍，一家书店想约我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从经历和能力来说我都不能胜任，知道他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像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有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快地说出来《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我们谈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很晚了，却苦了在门外等我的曹禺和陆中，他们抱怨我说：“差点冻僵了!”后来振铎知道了这件事，再三怪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请进去，当时我以为自己还是一个陌生客人，怎好带去再多的生人!
从此，他们便有了延续二十六年的友谊。
那天，1958年10月20日，我目睹了父亲接到郑伯伯飞机失事噩耗的情景。那天早晨，他去楼下信箱取来了信和报纸。我正闲得没事，坐在窗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我的口琴。忽然，父亲满脸凝重地走进来，喑哑着声音对我说：不要吹了，你郑伯伯飞机失事了。
时隔一天，我便读到父亲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不是悲伤的时候》，那是他当天深夜写就的。原来，他在取来报纸看到噩耗的同时，也同时取来了郑伯伯临上飞机前写的信，那是他的最后来信。
父亲悼念郑伯伯的文章标题是：不是悲伤的时候，但我知道他非常非常悲伤。他的悲伤在他喑哑的声音，在他的字里行间，在他难以抹去的情感心灵。后来，当他与老友方令孺在书房相对而坐时，他的感情才得以流露。我听他无奈地说：又能怎么写呢?他毕竟是因公殉职的……之后，两人便是长久地默默相对无言。
然不到一个月，父亲按捺不住，又写了《和振铎相处的日子》。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自从振铎和我们永别了以后，我一直觉得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有时好像听见他迈着大步叩门而入，有时就好像还坐在他的客室中争辩不休……但不管争论得如何，最后还是握手言欢，依依而别，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可是我们的友情却一天一天加深；常是在客人散了以后，他一定要多留我坐些时候，多吃一杯茶。有时我已经很疲倦了，想回去早点休息；但还是留下来，没有什么可争的，就相对默然无语，到了很晚的时候，才站起来，亲切地握手道别，他一直送到门外，殷殷地说走以前再来一次，而我也频频回首望着灯光下他高大的身影。
这些情景，此刻，我也在这册《郑振铎日记全编》中一一读到了。
一般记日记者不会料到自己的日记会在若干年后公诸于世，郑伯伯也只是作为一个习惯，简单地记事。他的日记，有些甚至随随便便记录在台历上(这令我想起父亲的那些外出日记，都记在小小的活页纸上，然后，用破旧的鞋带穿扎起来，插在旧信封里)。殊不知，今人能把它当作一部很好的资料文库，重现过往的那个年代。
我在《日记》的那个年代里踯躅徘徊。我看到年轻的郑伯伯，还有那些我熟悉的长辈，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他们一个个如此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而不懈努力着。我看到他们的奔忙、聚会、交谈、争论；甚至听到他们豪爽的欢笑，以及他们嫉恶如仇的愤怒。我感受着那一代人生命的节拍，他们充实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在那些熟悉的名字当中，我惊讶地发现，那位曾与我家为邻，在我看来一无文学情调，仿佛终日与银钱打着交道的人，居然也曾有过青年时代对于文学美丽的追求!我看到年轻的他，曾为怎样的热情推动而奔忙着，构思着自己宏伟的文学理想的蓝图，并倚靠本身金融方面的能力，出资出力(不用说，那是完全不计回报的)……而如今，他早已不在人世，他的名字也早已在历史中湮没；然在这本《日记》中，我看见了他光彩的年华，看见了他年轻的梦……由此，不禁忆及李健吾先生在怀念郑伯伯的文章中，曾深情呼唤一位与他们在《文艺复兴》一同共事的年轻有为的“阿湛”。那呼唤发自心底，声声在耳……在芸芸众生中，许多人的足迹早已湮没，但他们的光彩，存留在那个时代，存留在当事者的记忆中，难以湮没。这是题外话了。
早就听说郑伯伯爱书如命，这是长辈们时常谈及的。而这种感觉，在他的日常文字中，不断得到印证。
1948年2月6日的那段文字：
……并将押在美丰的书十种交还。这几种书，已经押了半年多了，好容易才赎取了出来!见了，不禁泫然欲涕!这“泫然欲涕”四字，令我感慨万千，心动难言。
不禁忆及父亲。忆及父亲在世时，曾指着一屋子的书，笑着对我说：我可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这些书啊!
又回想到儿时，父亲每每会在有些空闲时把我抱座以上。他拿出一张干净的纸，铺在桌面，取来他的木刻书，还有画册，让我一页页翻阅。他那种神圣的态度，让我有过节的感觉，更让我从小体验书的珍贵。
后来，等我学会英文，翻阅屋角那一大书架的英文原版书时，见每一扉页上，都有父亲记下的购书时间，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为最多。那是父亲的求学时代。他省吃俭用，把钱一块块积攒起来，终于买回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曾是何等欢喜呀!从书内，字里行间他的划线，还有情不自禁写下的英文小诗，都能体验到这种心情，这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啊!
而且，我也见过周围一些长辈，《日记》中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怎样爱书嗜书，以书为命!
这里有一长串的故事，这些故事太多了。父辈们聚在一起，话题就是书，就是他们为之倾心的文学，文化……
这“泫然欲涕”的情结，弥漫在全书，弥漫在郑伯伯和他的朋友中间，也弥漫在我回忆的心头。我仿佛听见，郑伯伯在说：“……在此午餐，在此晚餐，喝酒不少，谈笑甚欢，谈颇畅，谈甚久，颇为热闹，甚为热闹，谈笑颇欢，伤风已忘记掉，酒喝得不少。谈至十时许，散；十时散，即睡；十时许，散，即睡……”
散，真散了吗?不会!
精神的情结，是不会散的。
书的情结，文学的情结，友谊的情结，是不会散的。
抬头仰望，父辈们聚拢在天上。对于他们，虽然曲终，人却未散。
是啊，曲终人未散。
补记：为了借这本《郑振铎日记全编》，我第一次去上海图书馆，未借着。第二次去，才借到。四周后(规定时间)，修慧大姐(赵家璧先生之女)从虹口赶来代我还书，为的是能接着借阅。谁知归还时不能立即办理借阅，她只得在馆内转了半个小时，再去借阅却被他人借走。此后，我每次去上图，都特意关注，都未见此书。我为不能给修慧大姐满意的回复而遗憾，也为此书有那么多的读者而快乐!
郑伯伯，您知道吗，我为您快乐!
初春的阳光刚有暖意，我走出阴冷的房间，坐在院子里一页页地翻读，见到凡有父亲名字之处，就做个记号，这样不知坐了多久。眼前，无数个父辈的名字从眼底飞过，无数个熟悉的人影在脑海翻腾。院内的雪松正在落针。好大的松针，啪啪直打下来，打在书页上，敲击着我的脑袋，它们，是在帮助我叩响那过往的岁月吗?
当父亲靳以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胸怀满腔抱负来到北平，想干一番文学事业，是郑伯伯强劲热情的手扶持了他。父亲曾这样叙述说：
1933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候由于朋友的辗转介绍，一家书店想约我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从经历和能力来说我都不能胜任，知道他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像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有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快地说出来《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我们谈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很晚了，却苦了在门外等我的曹禺和陆中，他们抱怨我说：“差点冻僵了!”后来振铎知道了这件事，再三怪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请进去，当时我以为自己还是一个陌生客人，怎好带去再多的生人!
从此，他们便有了延续二十六年的友谊。
那天，1958年10月20日，我目睹了父亲接到郑伯伯飞机失事噩耗的情景。那天早晨，他去楼下信箱取来了信和报纸。我正闲得没事，坐在窗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我的口琴。忽然，父亲满脸凝重地走进来，喑哑着声音对我说：不要吹了，你郑伯伯飞机失事了。
时隔一天，我便读到父亲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不是悲伤的时候》，那是他当天深夜写就的。原来，他在取来报纸看到噩耗的同时，也同时取来了郑伯伯临上飞机前写的信，那是他的最后来信。
父亲悼念郑伯伯的文章标题是：不是悲伤的时候，但我知道他非常非常悲伤。他的悲伤在他喑哑的声音，在他的字里行间，在他难以抹去的情感心灵。后来，当他与老友方令孺在书房相对而坐时，他的感情才得以流露。我听他无奈地说：又能怎么写呢?他毕竟是因公殉职的……之后，两人便是长久地默默相对无言。
然不到一个月，父亲按捺不住，又写了《和振铎相处的日子》。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自从振铎和我们永别了以后，我一直觉得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有时好像听见他迈着大步叩门而入，有时就好像还坐在他的客室中争辩不休……但不管争论得如何，最后还是握手言欢，依依而别，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可是我们的友情却一天一天加深；常是在客人散了以后，他一定要多留我坐些时候，多吃一杯茶。有时我已经很疲倦了，想回去早点休息；但还是留下来，没有什么可争的，就相对默然无语，到了很晚的时候，才站起来，亲切地握手道别，他一直送到门外，殷殷地说走以前再来一次，而我也频频回首望着灯光下他高大的身影。
这些情景，此刻，我也在这册《郑振铎日记全编》中一一读到了。
一般记日记者不会料到自己的日记会在若干年后公诸于世，郑伯伯也只是作为一个习惯，简单地记事。他的日记，有些甚至随随便便记录在台历上(这令我想起父亲的那些外出日记，都记在小小的活页纸上，然后，用破旧的鞋带穿扎起来，插在旧信封里)。殊不知，今人能把它当作一部很好的资料文库，重现过往的那个年代。
我在《日记》的那个年代里踯躅徘徊。我看到年轻的郑伯伯，还有那些我熟悉的长辈，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他们一个个如此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而不懈努力着。我看到他们的奔忙、聚会、交谈、争论；甚至听到他们豪爽的欢笑，以及他们嫉恶如仇的愤怒。我感受着那一代人生命的节拍，他们充实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在那些熟悉的名字当中，我惊讶地发现，那位曾与我家为邻，在我看来一无文学情调，仿佛终日与银钱打着交道的人，居然也曾有过青年时代对于文学美丽的追求!我看到年轻的他，曾为怎样的热情推动而奔忙着，构思着自己宏伟的文学理想的蓝图，并倚靠本身金融方面的能力，出资出力(不用说，那是完全不计回报的)……而如今，他早已不在人世，他的名字也早已在历史中湮没；然在这本《日记》中，我看见了他光彩的年华，看见了他年轻的梦……由此，不禁忆及李健吾先生在怀念郑伯伯的文章中，曾深情呼唤一位与他们在《文艺复兴》一同共事的年轻有为的“阿湛”。那呼唤发自心底，声声在耳……在芸芸众生中，许多人的足迹早已湮没，但他们的光彩，存留在那个时代，存留在当事者的记忆中，难以湮没。这是题外话了。
早就听说郑伯伯爱书如命，这是长辈们时常谈及的。而这种感觉，在他的日常文字中，不断得到印证。
1948年2月6日的那段文字：
……并将押在美丰的书十种交还。这几种书，已经押了半年多了，好容易才赎取了出来!见了，不禁泫然欲涕!这“泫然欲涕”四字，令我感慨万千，心动难言。
不禁忆及父亲。忆及父亲在世时，曾指着一屋子的书，笑着对我说：我可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这些书啊!
又回想到儿时，父亲每每会在有些空闲时把我抱座以上。他拿出一张干净的纸，铺在桌面，取来他的木刻书，还有画册，让我一页页翻阅。他那种神圣的态度，让我有过节的感觉，更让我从小体验书的珍贵。
后来，等我学会英文，翻阅屋角那一大书架的英文原版书时，见每一扉页上，都有父亲记下的购书时间，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为最多。那是父亲的求学时代。他省吃俭用，把钱一块块积攒起来，终于买回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曾是何等欢喜呀!从书内，字里行间他的划线，还有情不自禁写下的英文小诗，都能体验到这种心情，这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啊!
而且，我也见过周围一些长辈，《日记》中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怎样爱书嗜书，以书为命!
这里有一长串的故事，这些故事太多了。父辈们聚在一起，话题就是书，就是他们为之倾心的文学，文化……
这“泫然欲涕”的情结，弥漫在全书，弥漫在郑伯伯和他的朋友中间，也弥漫在我回忆的心头。我仿佛听见，郑伯伯在说：“……在此午餐，在此晚餐，喝酒不少，谈笑甚欢，谈颇畅，谈甚久，颇为热闹，甚为热闹，谈笑颇欢，伤风已忘记掉，酒喝得不少。谈至十时许，散；十时散，即睡；十时许，散，即睡……”
散，真散了吗?不会!
精神的情结，是不会散的。
书的情结，文学的情结，友谊的情结，是不会散的。
抬头仰望，父辈们聚拢在天上。对于他们，虽然曲终，人却未散。
是啊，曲终人未散。
补记：为了借这本《郑振铎日记全编》，我第一次去上海图书馆，未借着。第二次去，才借到。四周后(规定时间)，修慧大姐(赵家璧先生之女)从虹口赶来代我还书，为的是能接着借阅。谁知归还时不能立即办理借阅，她只得在馆内转了半个小时，再去借阅却被他人借走。此后，我每次去上图，都特意关注，都未见此书。我为不能给修慧大姐满意的回复而遗憾，也为此书有那么多的读者而快乐!
郑伯伯，您知道吗，我为您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