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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27日结束的“2011全国出版业网站年会”上，与会出版社人士更清醒地看到了自身在移动阅读市场的危机。作为内容提供商，他们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在与运营商的博弈中，他们有哪些应对之策，已经取得哪些成效？对出版社来说，已经到了“不换脑袋就换人”的严峻时刻。
公元2011年，当“穿越者”杜甫来到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他不无惊讶地发现，“行万里路”已经可以很轻快地就做到；而“读万卷书”更无需劳烦一匹瘦马或者小毛驴扛着几麻袋的典籍。如果你不能像一代大儒钱钟书那样过目不忘腹有诗书，那么，手持一部手机、数字阅读器或者ipad也够了。
不管是万卷书还是亿卷书，小小的手机和阅读器可以将之尽藏其中，就像钱钟书的字号“默存”一样。只不过，在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阅读的时代，围绕数字阅读资料的“默存”而展开的博弈，一点都不沉默，强者并非所向披靡，而弱势者也不是沉默的羔羊……
数据的力量：两份数据的对比
“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达77.1%，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32.8%。但是，《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网站运营分析报告》显示，出版社作为被监测网站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其用户访问量最小，仅占此次监测范围内行业网站全部用户的2%。
在移动互联时代，永远不要轻视数据的力量。当一份数据报告摆在台面，与会者平静的面孔之下掩藏着多少波澜？
在11月27日结束的为期两天的“2011全国出版业网站年会”上，由主办方之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提供的《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网站运营分析报告》让与会者看到了危机。与会人士大多来自全国的出版社、报社，他们是移动阅读的内容提供商。
这份报告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委托第三方互联网数据服务商北京缔元信互联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布码91家网站得出的。布码网站占全国新闻出版业主流网站的20%。报告显示，2011年10月，共有2268万人访问过行业网站，人均访问页为5页，远远低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人均访问11页的用户活跃度。即便是这个数字，还包括访问用户中近50%的用户为报社网站用户，且此类用户平均每人浏览近7个页面。
另一方面，出版社（集团）作为被监测网站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其用户访问量最小，仅占此次监测范围内行业网站全部用户的2%。所幸，此类网站的用户活跃度和访问频率高于行业平均值，但浏览页面85%为论坛互动、查找图书信息和在线阅读三大块。换句话说，主要还是限于免费阅读行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达77.1%，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32.8%，比2009年的24.6%增加了8.2个百分点，增幅达33.3%。进一步细分，我国18～70周岁国民中分别有23.0%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人均阅读电子书0.73本，据推算，去年我国国民共阅读过电子书6.13亿本。此外，3.9%的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18.1%的国民通过网络在线阅读，电子阅读器的接触率增长幅度达到了200%。这一数字还在攀升。
而作为强势运营商，中国移动阅读基地背靠6亿庞大手机用户，尽管每个用户一般使用3元或5元包月，但手机阅读业务已形成每月上亿元收入，今年的目标更是朝年底“月收入1.5亿”冲刺。不要忘记了，运营商还有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两相对比，你就能发现，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阅读的前景有多大，作为参与博弈的内容提供商，他们的处境有多尴尬。
内容为王：适合不同终端介质才是关键
“内容为王”是从宏观和长远角度来看的，因为作者、媒介、受众的活动都是以内容为依据而展开的。目前，国家已经非常重视出版社在提供内容方面的作用，并要求运营商妥善处理相关利益关系。
不可否认，在数字阅读业务上，作为内容提供商之一的的出版社（集团）相对处于被动位置，甚至被认为是“被数字化”、“被技术化”。资金雄厚的单位还要好些，大部分中小出版社则面临着资金、人才双重匮乏的困境。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新媒体运营部主任毕昱认为，“内容不仅直接决定了其在媒体中的地位，而且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利润来源。因此具有大量优质内容的企业，为保证自己以后数字出版中占有一定地位，纷纷建立相关的数字出版平台，平台除了电子商务功能外，涉足电子版图书、原创网络文学、游戏、互动交互等功能，使内容从纸质媒介拓展到电子、互联网、广电等领域，实现了内容的多媒体出版”。
毕昱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内容为王”的观点，因为，“从宏观和长远来看，作者、媒介、受众的活动都是内容为依据而展开的。内容既是他们行动的对象又是他们互相联系的纽带。”怎么理解“内容为王”呢？实质在于，“相同内容根据不同介质的特点，开发出适合各种媒介受众的不同形态的产品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真正的多媒体或者全媒体出版”。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移动阅读的生态链中，传统出版社担当的不是配角，而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赵晨主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该社在今年初成立了“数字出版与科技部”，数字出版业务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正着手第一步的工作，将人文社已经出版的一些经典著作数字化，已经有2000册书获得作者授权的网络传播权。最近，中国移动阅读基地方面的人员已经和我们进行了数字阅读方面的沟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在渠道合作方面，赵晨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关注数字出版生态链的建设问题，对相对弱势的出版社给予支持，协调相关利益，真正受惠于读者。
她的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郝振省院长的认同。郝院长向记者说：“数字出版这一块尽管是技术商、运营商走在前面，内容出版商处于劣势，但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要求各大运营商支持出版人的创新，确保他们的回报，要求将60%～70%的利益回报给内容提供商。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各方面衔接好，不是一蹴而就的。”
郝院长认为，移动阅读已是大势所趋，不过，鉴于出版商进入数字化的方式和运营商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出版社的解决之道是走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他们要做的，就是多出精品，保持自己的特色，走差异化的道路。”
中宣部一位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中小出版社的生存之道，一是多出精品，有自己的特色，二是走横向联合之道，增加自己谈判的话语权。
羔羊出击：学术著作也能赢利
学术著作在数字出版方面尚且可以赢利，那么，一些通俗的文学类作品就更容易做到了。一句话，积极探索数字出版的规律，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精神粮食，尊重作者、服务读者就能赢得生存机会。
出版社不是沉默的羔羊。面临激烈的竞争，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活。
创办于1979年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探索属于自己的数字业务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佳绩。该社以官网FLTRP为核心，拥有18个面向各业务线的子站点，并建立统一产品搜索标准，将全社产品整合在一起。
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大型电子图书展”涵盖了该社出版的一万多册马列著作、领袖著作、中央文件文献，第一次实现党的思想理论主要资源规模化、系统化、规范化网上传播。据悉，他们采取多种形式，使相关电子数据可以支持目前和未来各种数字媒体，高效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与传播工程”十一五期间的建设任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丰厚的学术出版和专家学者两大资源，该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数字出版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数字出版方面的探索，2005年初成立社级信息化领导小组，并推出了第一版ISSDB皮书数据库等数字产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彭向阳副主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第一句话就让记者感到欣喜。
彭向阳说，作为一家以学术见长的传统出版社，他们非常重视外界的变化。不但很早就开始做数字出版，而且，谢寿光社长多次强调，这方面尤其要坚持“敬畏学术、尊重作者、服务读者”的原则，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存之本。
针对数字阅读让传统出版社陷入危机，甚至纸质书消亡的论调，彭向阳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传统出版业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反问记者，“你能想象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专家学者每天都拿着手机来进行学术研究吗？”他认为，很多学术著作对读者而言是一种智慧的碰撞，是一种“深度阅读”。何况，纸质书所营造的那种文化气息，也是大家公认的，在这方面，你很难想象拿着一部手机会有这样的感受。
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一些软件和硬件都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之下，传统出版业的前景还是非常大的，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依据”。
彭向阳还向记者表示，在移动互联时代，即便是学术著作，也可以在数字阅读方面做的非常好。有一部分的学术类著作，本身就写得通俗易懂，很适合移动终端的阅读。那么，一些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呢？也可以换个思路。因为，“数字阅读并非简单地将内容资源搬到互联网和手机上，而是需要对之进行重新加工整理，比纸质本更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皇帝》是我们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里面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考据，直接用在移动终端可能读者就不喜欢，那么，我们就对之进行适当的删减。同时加进去一些在原书中无法融合的图片、表格、音频、视频甚至一些调查报告，这样就很适合读者阅读，读者的反馈也非常好。不仅仅这本书，很多学术著作都碰到这种情况。”
据悉，该社与三大运营商先后都有过接触，但是，目前他们已经暂时中止了与运营商的合作，关键节点就是坚持自己的定价机制，“不管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不应该低价倾销。那样的做法，一是暴露出对内容没有自信，二是在与渠道商沟通时低估了自己的价值，定价机制不合理”。
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数字产品收入占到出版社总收入的10%左右。这已经相当可观了。
可以说，他们的做法很值得同行借鉴。学术著作尚且如此，那么，一些通俗的文学类作品就更容易做到了。一句话，就是积极地探索数字出版的规律。
应对之策：“不换脑袋就换人”
“资金匮乏就找资金，人才匮乏则招聘人才。否则，不换脑袋就换人！”话说的有点重，但确实是这个道理。因为，对出版社而言，“如果现在不介入这个领域，那么将来就根本无立足之地”。
未来三年是移动阅读发展的黄金时期，对任何一家出版机构来说都是抢占市场的关键期。那么，各大出版社有哪些应对之策呢？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新媒体运营部主任毕昱向记者透露，他们制定了四阶段发展目标，即经历从内容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经营数字化4个阶段，直至实现真正的数字出版和数字化经营。在系统建构上不断加速，2008年建立电子文档管理系统，2009年建立图文库管理系统，2010年建立了数字出版审校体系，今年则启动了食品科技数据库和合同数字化管理工程，并且已经形成了以内容为主，平台技术为辅的“一主两翼”格局，今后还将继续挖掘这方面的潜力，“做好基础工作，使内容扎实有效；进一步完善数字出版审校流程，数字产品的质量”。
毕昱认为，今后移动阅读的瓶颈不是质量不高，而是检索功能，“手机是第一功能是交流，第二功能才是媒体。你能说我们每天的交流需要之乎者也吗？但是运营商有渠道优势，所以同时具备媒体的功能。不过，也证实了手机的渠道功能非常明显，点对点直达，所以要求精准检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加大了前进步伐，已制定部署，准备成立“数字内容资源运营部”，全方位备战移动阅读时代，“在做包括移动阅读在内的数字出版过程中，回归并继续坚持内容为王。我们有望明年推出自己的《列国志》方面的移动终端产品”。
在三者的利益博弈中，彭向阳认为，“出版企业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容，技术是为实现内容的价值来服务的。技术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内容价值的最大化。内容与技术要有机结合，不断减少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降低内部成本。对于出版企业来说，没有最先进的技术，只有最合适的技术。出版企业要重视运营，重视产品尤其是数字产品的营销”。
对一些中小出版社的困境，他的建议是，“首先，不管是做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要坚持自己的定位，不要盲目随大流，其次，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慎之又慎，方寸不能乱。像我们出版社，在数字出版这一块，则坚持特和精，特是有自己的特点，精是为读者提供精华，这样才能留住受众”。
另一位原创网络文学网站CEO则不无调侃地对记者说：“大势如此，只能去积极应对变化。资金匮乏就找资金，人才匮乏则招聘人才。否则，不换脑袋就换人！”
话说的有点重，但确实是这个道理。
对出版社来说，数字出版有效地补充、完善各个渠道产业的出版范围，而且丰富了出版流程，对已经出版的书籍而言还能实现产品的二次增值，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使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且，更为紧迫的是，“如果现在不介入这个领域，那么将来就根本无立足之地。”前述中宣部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说。
那么，如何拥抱这个时代，如何打赢移动阅读这一战，不管哪家出版社，不管现在的进展如何，都该好好想想了。
公元2011年，当“穿越者”杜甫来到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他不无惊讶地发现，“行万里路”已经可以很轻快地就做到；而“读万卷书”更无需劳烦一匹瘦马或者小毛驴扛着几麻袋的典籍。如果你不能像一代大儒钱钟书那样过目不忘腹有诗书，那么，手持一部手机、数字阅读器或者ipad也够了。
不管是万卷书还是亿卷书，小小的手机和阅读器可以将之尽藏其中，就像钱钟书的字号“默存”一样。只不过，在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阅读的时代，围绕数字阅读资料的“默存”而展开的博弈，一点都不沉默，强者并非所向披靡，而弱势者也不是沉默的羔羊……
数据的力量：两份数据的对比
“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达77.1%，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32.8%。但是，《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网站运营分析报告》显示，出版社作为被监测网站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其用户访问量最小，仅占此次监测范围内行业网站全部用户的2%。
在移动互联时代，永远不要轻视数据的力量。当一份数据报告摆在台面，与会者平静的面孔之下掩藏着多少波澜？
在11月27日结束的为期两天的“2011全国出版业网站年会”上，由主办方之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提供的《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网站运营分析报告》让与会者看到了危机。与会人士大多来自全国的出版社、报社，他们是移动阅读的内容提供商。
这份报告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委托第三方互联网数据服务商北京缔元信互联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布码91家网站得出的。布码网站占全国新闻出版业主流网站的20%。报告显示，2011年10月，共有2268万人访问过行业网站，人均访问页为5页，远远低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人均访问11页的用户活跃度。即便是这个数字，还包括访问用户中近50%的用户为报社网站用户，且此类用户平均每人浏览近7个页面。
另一方面，出版社（集团）作为被监测网站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其用户访问量最小，仅占此次监测范围内行业网站全部用户的2%。所幸，此类网站的用户活跃度和访问频率高于行业平均值，但浏览页面85%为论坛互动、查找图书信息和在线阅读三大块。换句话说，主要还是限于免费阅读行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达77.1%，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32.8%，比2009年的24.6%增加了8.2个百分点，增幅达33.3%。进一步细分，我国18～70周岁国民中分别有23.0%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人均阅读电子书0.73本，据推算，去年我国国民共阅读过电子书6.13亿本。此外，3.9%的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18.1%的国民通过网络在线阅读，电子阅读器的接触率增长幅度达到了200%。这一数字还在攀升。
而作为强势运营商，中国移动阅读基地背靠6亿庞大手机用户，尽管每个用户一般使用3元或5元包月，但手机阅读业务已形成每月上亿元收入，今年的目标更是朝年底“月收入1.5亿”冲刺。不要忘记了，运营商还有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两相对比，你就能发现，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阅读的前景有多大，作为参与博弈的内容提供商，他们的处境有多尴尬。
内容为王：适合不同终端介质才是关键
“内容为王”是从宏观和长远角度来看的，因为作者、媒介、受众的活动都是以内容为依据而展开的。目前，国家已经非常重视出版社在提供内容方面的作用，并要求运营商妥善处理相关利益关系。
不可否认，在数字阅读业务上，作为内容提供商之一的的出版社（集团）相对处于被动位置，甚至被认为是“被数字化”、“被技术化”。资金雄厚的单位还要好些，大部分中小出版社则面临着资金、人才双重匮乏的困境。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新媒体运营部主任毕昱认为，“内容不仅直接决定了其在媒体中的地位，而且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利润来源。因此具有大量优质内容的企业，为保证自己以后数字出版中占有一定地位，纷纷建立相关的数字出版平台，平台除了电子商务功能外，涉足电子版图书、原创网络文学、游戏、互动交互等功能，使内容从纸质媒介拓展到电子、互联网、广电等领域，实现了内容的多媒体出版”。
毕昱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内容为王”的观点，因为，“从宏观和长远来看，作者、媒介、受众的活动都是内容为依据而展开的。内容既是他们行动的对象又是他们互相联系的纽带。”怎么理解“内容为王”呢？实质在于，“相同内容根据不同介质的特点，开发出适合各种媒介受众的不同形态的产品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真正的多媒体或者全媒体出版”。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移动阅读的生态链中，传统出版社担当的不是配角，而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赵晨主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该社在今年初成立了“数字出版与科技部”，数字出版业务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正着手第一步的工作，将人文社已经出版的一些经典著作数字化，已经有2000册书获得作者授权的网络传播权。最近，中国移动阅读基地方面的人员已经和我们进行了数字阅读方面的沟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在渠道合作方面，赵晨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关注数字出版生态链的建设问题，对相对弱势的出版社给予支持，协调相关利益，真正受惠于读者。
她的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郝振省院长的认同。郝院长向记者说：“数字出版这一块尽管是技术商、运营商走在前面，内容出版商处于劣势，但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要求各大运营商支持出版人的创新，确保他们的回报，要求将60%～70%的利益回报给内容提供商。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各方面衔接好，不是一蹴而就的。”
郝院长认为，移动阅读已是大势所趋，不过，鉴于出版商进入数字化的方式和运营商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出版社的解决之道是走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他们要做的，就是多出精品，保持自己的特色，走差异化的道路。”
中宣部一位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中小出版社的生存之道，一是多出精品，有自己的特色，二是走横向联合之道，增加自己谈判的话语权。
羔羊出击：学术著作也能赢利
学术著作在数字出版方面尚且可以赢利，那么，一些通俗的文学类作品就更容易做到了。一句话，积极探索数字出版的规律，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精神粮食，尊重作者、服务读者就能赢得生存机会。
出版社不是沉默的羔羊。面临激烈的竞争，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活。
创办于1979年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探索属于自己的数字业务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佳绩。该社以官网FLTRP为核心，拥有18个面向各业务线的子站点，并建立统一产品搜索标准，将全社产品整合在一起。
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大型电子图书展”涵盖了该社出版的一万多册马列著作、领袖著作、中央文件文献，第一次实现党的思想理论主要资源规模化、系统化、规范化网上传播。据悉，他们采取多种形式，使相关电子数据可以支持目前和未来各种数字媒体，高效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与传播工程”十一五期间的建设任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丰厚的学术出版和专家学者两大资源，该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数字出版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数字出版方面的探索，2005年初成立社级信息化领导小组，并推出了第一版ISSDB皮书数据库等数字产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彭向阳副主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第一句话就让记者感到欣喜。
彭向阳说，作为一家以学术见长的传统出版社，他们非常重视外界的变化。不但很早就开始做数字出版，而且，谢寿光社长多次强调，这方面尤其要坚持“敬畏学术、尊重作者、服务读者”的原则，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存之本。
针对数字阅读让传统出版社陷入危机，甚至纸质书消亡的论调，彭向阳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传统出版业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反问记者，“你能想象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专家学者每天都拿着手机来进行学术研究吗？”他认为，很多学术著作对读者而言是一种智慧的碰撞，是一种“深度阅读”。何况，纸质书所营造的那种文化气息，也是大家公认的，在这方面，你很难想象拿着一部手机会有这样的感受。
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一些软件和硬件都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之下，传统出版业的前景还是非常大的，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依据”。
彭向阳还向记者表示，在移动互联时代，即便是学术著作，也可以在数字阅读方面做的非常好。有一部分的学术类著作，本身就写得通俗易懂，很适合移动终端的阅读。那么，一些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呢？也可以换个思路。因为，“数字阅读并非简单地将内容资源搬到互联网和手机上，而是需要对之进行重新加工整理，比纸质本更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皇帝》是我们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里面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考据，直接用在移动终端可能读者就不喜欢，那么，我们就对之进行适当的删减。同时加进去一些在原书中无法融合的图片、表格、音频、视频甚至一些调查报告，这样就很适合读者阅读，读者的反馈也非常好。不仅仅这本书，很多学术著作都碰到这种情况。”
据悉，该社与三大运营商先后都有过接触，但是，目前他们已经暂时中止了与运营商的合作，关键节点就是坚持自己的定价机制，“不管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不应该低价倾销。那样的做法，一是暴露出对内容没有自信，二是在与渠道商沟通时低估了自己的价值，定价机制不合理”。
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数字产品收入占到出版社总收入的10%左右。这已经相当可观了。
可以说，他们的做法很值得同行借鉴。学术著作尚且如此，那么，一些通俗的文学类作品就更容易做到了。一句话，就是积极地探索数字出版的规律。
应对之策：“不换脑袋就换人”
“资金匮乏就找资金，人才匮乏则招聘人才。否则，不换脑袋就换人！”话说的有点重，但确实是这个道理。因为，对出版社而言，“如果现在不介入这个领域，那么将来就根本无立足之地”。
未来三年是移动阅读发展的黄金时期，对任何一家出版机构来说都是抢占市场的关键期。那么，各大出版社有哪些应对之策呢？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新媒体运营部主任毕昱向记者透露，他们制定了四阶段发展目标，即经历从内容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经营数字化4个阶段，直至实现真正的数字出版和数字化经营。在系统建构上不断加速，2008年建立电子文档管理系统，2009年建立图文库管理系统，2010年建立了数字出版审校体系，今年则启动了食品科技数据库和合同数字化管理工程，并且已经形成了以内容为主，平台技术为辅的“一主两翼”格局，今后还将继续挖掘这方面的潜力，“做好基础工作，使内容扎实有效；进一步完善数字出版审校流程，数字产品的质量”。
毕昱认为，今后移动阅读的瓶颈不是质量不高，而是检索功能，“手机是第一功能是交流，第二功能才是媒体。你能说我们每天的交流需要之乎者也吗？但是运营商有渠道优势，所以同时具备媒体的功能。不过，也证实了手机的渠道功能非常明显，点对点直达，所以要求精准检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加大了前进步伐，已制定部署，准备成立“数字内容资源运营部”，全方位备战移动阅读时代，“在做包括移动阅读在内的数字出版过程中，回归并继续坚持内容为王。我们有望明年推出自己的《列国志》方面的移动终端产品”。
在三者的利益博弈中，彭向阳认为，“出版企业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容，技术是为实现内容的价值来服务的。技术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内容价值的最大化。内容与技术要有机结合，不断减少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降低内部成本。对于出版企业来说，没有最先进的技术，只有最合适的技术。出版企业要重视运营，重视产品尤其是数字产品的营销”。
对一些中小出版社的困境，他的建议是，“首先，不管是做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要坚持自己的定位，不要盲目随大流，其次，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慎之又慎，方寸不能乱。像我们出版社，在数字出版这一块，则坚持特和精，特是有自己的特点，精是为读者提供精华，这样才能留住受众”。
另一位原创网络文学网站CEO则不无调侃地对记者说：“大势如此，只能去积极应对变化。资金匮乏就找资金，人才匮乏则招聘人才。否则，不换脑袋就换人！”
话说的有点重，但确实是这个道理。
对出版社来说，数字出版有效地补充、完善各个渠道产业的出版范围，而且丰富了出版流程，对已经出版的书籍而言还能实现产品的二次增值，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使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且，更为紧迫的是，“如果现在不介入这个领域，那么将来就根本无立足之地。”前述中宣部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说。
那么，如何拥抱这个时代，如何打赢移动阅读这一战，不管哪家出版社，不管现在的进展如何，都该好好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