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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谈论什么》《离家那么近有那么多水泊》《请你安静点，好吗？》……作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已成经典，就连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也在其著名的《鸟人》中以戏中戏的方式向卡佛致敬，更不用说大量的难以计数的中国“小资”写手们，经常来点儿“当我们谈论某某的时候谈论什么”。他的美国后辈，70后小说家内森·英格兰德也干了一把，《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的确是一部杰作，更是由衷的脱帽之举。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生于俄勒冈州，1988年因肺癌去世。卡佛高中毕业后就草草结婚，养家糊口，当过各种各样的“蓝领”——剪草坪的，看大门的，推销电器的……他业余坚持写作，后被誉为“极简主义”大师、“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家”。他去世后声誉日隆，有“美国的契诃夫”之称，更是美国“肮脏现实主义”重要作家，如理查德·福特、安·梅森、比蒂等人的先驱。
我是在1994年读大二时购得花城出版社所出卡佛小说集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于晓丹译本。当年对那些微妙的琐碎、日常的悬疑读不太明白；随着年龄渐长，我对卡佛的热爱与日俱增，如今一两个月必重读卡佛。后来才发现，我一定是中国最早阅读卡佛小说的文学青年之一，因为及至2010年前后国内尚无第二本卡佛小说集；当时，一个叫“3RDCOLOUR”的家伙通过其网页“寻找雷蒙德·卡佛”啸聚了一批卡佛的粉丝，另一个叫小二的电气工程师（真名汤伟）摇旗呐喊，已在美国认真翻译卡佛了（后来他的译本我悉数购齐）。当年我是“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常客，还在上面发过一个很卡佛的小说，《皮草》，至今想来，格外温暖。
都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近年来卡佛的中国知音越来越多，盖因其小说情境渐渐与中国庸众面临的诸多困境高度吻合吧。卡佛的小说一向直指美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艰难时世”，其内部从来没什么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反而充满各种各样的琐碎平凡的“生活流水账”。但与契科夫或海明威式的流水账不同，卡佛总能在某个小小的故事转弯处突然抓住你，总能在不经意间为你抖露生活的真相或人生之隐秘。20年来，我的人生经历终于让我获得了卡佛式的共鸣，这种所谓“内向性”的趋同促使我越来越喜欢写一些卡佛式的小说：一男一女的，直接的，破碎的，困顿的……除了个人经历，也许还因为我痴迷海明威才热爱卡佛的吧——卡佛自己明确承认他从海明威那里学了很多；他们俩确有相似之处，但区别又像博尔赫斯之于马尔克斯那么大。我一直想找到阅读卡佛的真切感受，想来想去，对，“与剃刀共眠”是贴切的。我经常在卡佛小说的陪伴下入睡，但睡着了也得提防它们划破你脆弱的表皮；那些失败者的生活令人着迷而伤心，所谓“极简主义”或“肮脏现实主义”只是噱头，实际上卡佛小说一直扮演着演梦想终结者的角色，只不过，他的剃刀伪装成了威士忌或啤酒。然而剃刀毕竟是剃刀，它终将切入，流血，带来疼痛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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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坚持，语言乃小说家第一要务。卡佛牌剃刀首先由精湛的语言锻造。不信？先看一看《取景框》的开头：
一个没有双手的人来敲我的门，要卖我家的照片给我。除了那双钢钩以外，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普通人。
多棒的开头！所谓“极简”的标志是你很少在卡佛小说中读到废话，更鲜见形容词、副词，也几乎屏蔽了人物芜杂纠缠的内心；卡佛小说仿佛是站在北极冰川下写出来的，情感克制得近于残忍，海明威“冰山法则”被用到极致；《取景框》的开头就省掉了无限多的东西，其余的，一概交给读者。如果按照中国作家的习惯，通常不厌其烦交代什么样的人来敲了“我”的门，他长什么样，长头发还是大胡子，蓝眼珠还是塌鼻梁；如果是一个没有手的人，更会大肆渲染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到底从哪个部分“没有”的，等等等等。然而，卡佛绝无拖沓，“一个没有双手的人来敲我的门，要卖我家的照片给我。除了那双钢钩以外，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普通人。”就这些。对，只有这些。
接下来的对话更带劲儿：
“你的手是怎么断的？”在他说明来意后，我问他。
“那是另一段故事，”他说，“你到底买不买这张照片？”
“进来吧，”我说，“我刚才煮了咖啡。”
刚才我还做了一些果冻，但没有告诉他。
换一个庸常写手（或某些著名作家），此处恐又横生800字。但卡佛惜墨如金，尤其“那是另一段故事”很高妙，你会发现对话突然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神秘与节奏，所谓顾左右而言他，卡佛没有说出来的，不必说出来的，恰恰构成了文本内部诱人的张力。（如果你发现不了此中妙处，我也没辙！）与海明威相似，如此简单直接的卡佛最大限度消灭了日常经验。卡佛认定，如果小说家仅仅提供足以点燃读者想像力和参与感的火苗，小说就成功了。但与海明威微妙的伤感和阳刚的节制还不太一样，卡佛小说的语言内部自有某种难言的吸引力，他说过，“好作家得有本事在描写一双鞋子的时候让人感到神秘的紧张。”我个人认为，卡佛的语言比海明威走得更远的秘密皆在于此——削减至骨不仅仅是“极简”，还包含了某种被刻意隐瞒的内在秘密，将其视作悬念亦无不可。《取景框》的开头便疑窦丛生，三五笔就写出了一个独居男突然面对一个无手男人的那种难言的惊讶。在卡佛绝大多数作品中，他将这种紧张的艺术推到了极致，如《大教堂》的开头：
这个瞎子，我太太的老朋友，正在来我家过夜的路上。
再如《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除此之外，其他东西与卧室时的摆放一模一样——他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她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
他那一边。她那一边。
简洁，有力，神秘，诗意！
因此卡佛也掌握了他所激赏的纳博科夫的本领：“赋予最平凡的事物以真正的魔力，让人脊背发凉。”《大教堂》《羽毛》《我打电话的地方》等等杰作无不如此，其删繁就简到极致的叙述——注意，是叙述，而非讲述——像某种简洁却又令人惊叹的抽象造物一般诱人。卡佛成名之后，一大批小说写作者都以为这种写法简单易学，偏偏画虎不成反类犬；卡佛语言的神秘、诗意和苦心孤诣的节奏感，可真不是那么好学的。所谓越简单，越难。凡我目力所及，中国至今奇缺这种极简的小说语言，太多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以讲述替代叙述的小说甚嚣尘上，我们严重忽略了呈现、描写的重要性。是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之差异？究其根本，这种观察并还原世界（事件）的方法论大约是中西作家最本质的区别所在，也折射了作家世界观和小说技艺之高低，这或许正是中国文学与西方经典文学的真正差距。我个人认为，相比海明威，卡佛的语言在还原生活质感及捕捉神秘性方面更为决绝，因此他的小说更接近于他同样擅长的诗歌，而非古典意义上的小说；而苏珊·桑塔格就说过，今后之短篇小说，将越来越讲究诗性，而大大降低所谓“丰富性及故事性”；卡佛小说的诗性除了由其诗人特质决定，当然也因其“极简”而得。著名的后现代主将约翰·巴斯就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3
仅有语言之锋刃还不够，还得看看这把剃刀切中了什么。
先看一部不算那么著名却相当“狠”的小说，《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它与《羽毛》《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都说些什么》拥有相似的场景——一对假夫妇（马尔斯夫妇）跑到一对真夫妇（摩根夫妇）家里喝酒、聊天，不知不觉，你发现那些庸常的大白话或者根本不成其为小说素材的东西被卡佛偷梁换柱了，摩根夫妇所说的两个故事无非想唤醒马尔斯夫妇体谅别人，试着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何况马尔斯还是个作家。然而故事的最后五分之四处才赫然抖出真相：原来摩根的目的是向马尔斯讨要对方欠他的经典老唱片：你欠的我东西呢？你这个小偷！马尔斯呢，装没听见，落荒而逃，以作家的思维自忖自己处于某个故事的结尾……这是一个关于身份和沟通的小说。人与人之间难以理解无法沟通一直是卡佛小说的重要主题乃至核心主题。几乎一半以上的卡佛小说人物总是很难与某一方（朋友、妻子、丈夫、父母、雇员、老板等等）实现真正意义的对话，这些对话构成了福克纳、索尔·贝娄、斯坦贝克等经典小说家对话的反面，甚至不像故意简省的海明威，卡佛笔下的男男女女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言不及义，或南辕北辙，或木讷迟钝，某些方面倒更像品特的剧中人物，他们不断疏离并甘于陷入这种疏离，又像所有的美国经典作家：厄普代克、奥康纳、波特，尤其是尤多拉·维尔蒂一样找不到答案。
《离家这么近有这么多水泊》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大约也是走得最远的，读者始终沉浸于女主角无法与丈夫沟通的心境而疲惫不已，可它的神秘性又是如此耀目：你很难确定女主角在女孩之死事件中是否窥到了丈夫斯图亚特的懦弱和麻木，进而，对自己平庸的婚姻生活倍感失望……《毁了我父亲的三件事》也如此，儿子与父亲无法沟通，只能默默充当听众。而这种倾听本身，既无法改变过去，更无法投射现在和将来。因而，沟通缺乏症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卡佛最热衷扔给读者的开放式结尾：生活在继续，没有任何变化。
这才是最要命的。卡佛的视角永远匍匐于地，至多与男男女女保持平行；他像你我一样对生活懵然无知，缺少发言权，他仅仅告诉你艰难的生活本身：苍白无趣、漫不经心、神秘难解；他也乐于冷冰冰地告诉我们：生活哪有什么真相（小说阅读也没有）。回到《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的结尾，马尔斯哈哈大笑，想到的是整个拜访不过是一个故事（虚构）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欠了摩根东西，根本没有答案（真相）。因此卡佛小说的后现代意义即在于勾勒与定义了后现代世界本身：多义的，复杂的，难以一言蔽之的；卡佛因此掌握了某种特权——邀请读者“猜谜”和参与的特权，就这一点来说，其深入骨髓的悲观态度和平实真切的不伪装反而抓住了动荡生活的核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酒精、婚姻和爱击溃的失败者，而且败得如此“神秘”无奈，你根本无法洞悉“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可是卡佛最喜欢重复的句子）。
相比之下，《大教堂》《一件有益的小事》《我打电话的地方》算是为数不多的特例，在这些篇什中，卡佛让人看到了日常悲剧氛围笼罩下的片刻温暖：“我”和瞎子找到了沟通的方法，手把手在纸片上描绘着大教堂；遭遇车祸的孩子的父母终于与面包店老板实现沟通，互相体谅；“我”这个不断戒酒的酒鬼相信女朋友的爱情终将带我走出困境……
仔细端详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短篇小说，还真没有哪一位作家为我们道出了如此之多的残酷真相，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卡佛扼住了日常生活的要害，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那些心碎的瞬间或许才是成就白日梦的唯一坦途，他们绝非海明威式的不断行动的存在主义硬汉，而是向着生活的深渊不断滑落的酒鬼、司机、酒吧招待，所能做的西西弗斯反抗不过是寄希望于和心爱之人坐下来喝上一杯，缅怀一下旧日的好时光，或憧憬一下可能变好的未来……这短暂而温柔的一瞬，构成了与海德格尔相似的表达：面向死亡（困境）而诗意地存在。卡佛式的深刻性即在于他找到了日常生活之悲剧的不可更改，但不妨在一个小小的瞬间逞一逞英雄，即便它们总是徒劳和不被理解。在这一点上，卡佛小说的内在精神与伟大的契科夫多么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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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如果你想在卡佛的小说中发现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那你注定要失望的。这与卡佛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自高中毕业结婚之后，卡佛一直为了家庭、为了孩子颠沛流离，“为总在孩子的哭声中写作，一直担心身下的椅子会被人抽走。”经历了破碎的首次婚姻之后，卡佛不断与酒精作斗争，因此他的笔下从来少不了随时可能抄起酒瓶的酒鬼；局促、窘迫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紧张、绝望无处不在，这也成为卡佛无法写就大部头作品的重要原因，“我没有耐性。从来没有。我连读完一部长篇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我只能写得尽量短一些”。卡佛的生活窘况直到与第二任妻子、诗人加拉格尔相识后才有了明显改观；卡佛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终于趋于稳定，而且在锡拉丘兹大学谋得职位，为学生讲授写作。但谁也没有料到，与酒精搏斗了一辈子的卡佛最终被他另一个热爱的恶习——抽烟所“谋杀”。1988年，卡佛罹患肺癌去世。那一年，他刚刚与加拉格尔完婚。
因此我总认为卡佛更值得我们热爱——海明威、福克纳、波特、奥康纳的小说中都有我们期盼的那种“惊天动地”：屠杀、死亡、异化和错位，但卡佛和他所欣赏的这些老家伙们完全不同，他更缺少古典或传统的桎梏而总是那么“平常琐碎”，他的小说拒绝过度的戏剧化与宏大的悲剧意识，但往往从日常的悲剧出发而抵达人性的幽深腹地，且总是那么冷硬，那么忧伤。
这肯定是一流小说家的确凿标志。卡佛的精美剃刀不厌其烦地指向我们最熟悉、最平凡的疆域：濒临绝境的情感生活（《真的跑了那么多英里吗》《离家那么近那么多水泊》《山雀饼》《凉亭》）、底层挣扎的不堪重负（《他们不是你丈夫》《我打电话的地方》）、奇崛幽深的人性世界（《大教堂》《羽毛》《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于是，作为卡佛的同行，也是他的“虔诚学生”，我个人觉得一个男人真得具备相当的生活阅历之后才会真正热爱卡佛，否则我们太容易指责他的小说“太硬了”；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诸多困境也为熟悉的卡佛式人物创造了条件，因此才会有这么多读者热爱他，推崇他；然而卡佛的犀利、精准和忧伤却又如此的难以模仿（不可模仿）；我前面说过，我至今仍然没读到过像模像样的卡佛式小说，大概我们的话本传统或文以载道更热衷于慢慢悠悠、废话连篇式的写作吧，我们的小说叙事学仍在躲避需要作家付出更多艰辛努力才可抵达的“简单”；而从琐碎、微小处发现惊人之处，更加考验着作家的眼光与功力，更何况，有多少中国作家能像卡佛那样，终生在与酒精作斗争，在一大堆孩子的尿布、吵闹和窘迫的状况下写作？——这一点倒与海明威的体验式写作高度相似，他发自肺腑的伤感才成就了那些令人心碎的生活场景，如《真跑了那么多英里吗》《凉亭》。经验的不可复制和还原经验的精妙准确，才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卡佛。
我个人最推崇的卡佛小说是《我打电话的地方》，它应该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之一（该同名小说集也被《纽约时报》列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从技巧上看，他把主题埋得更深、更动人，不像《羽毛》或《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这样顺着一条线索一步步来，而是，其循环往复的巴洛克结构完全与简约至极的抽象语调达到前所未有的完美和谐，堪比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海明威的《麦康伯的短暂幸福生活》、波特的《中午酒》、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巴塞尔姆的《教堂之城》、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厄普代克的《娇妻》……
重新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相比小二（汤伟）的译本和肖铁的译本，我更喜欢于晓丹的译本，她以女译者独特的敏感精细还原了卡佛小说中那些细微的伤感、温柔的无奈，比坚硬的小二柔软，比拖沓的肖铁精到，只可惜于晓丹翻译的卡佛还是太少了。但不容否认，于晓丹和小二的译本都在影响着更年轻的中国作家。
有时我也很困惑，卡佛牌剃刀固然锋利，有时却也不失单调，这会不会伤害他对更深入的人性展示？过于简单的场景与对话虽然精彩，是否也容易让人理解为小情景剧般的肤浅？甚至，那种彻骨的忧伤是否会被很多人——尤其中国的大评论家们，认为是太个人化的小情小调？（如果我们照抄一篇短小的卡佛小说，它能被今天的中国文学杂志发表吗？）是的，卡佛看起来是没有福克纳、海明威、奥康纳等诸位博大繁复，甚至也不具备品钦、塞林格、巴塞尔姆、约瑟夫·海勒的勃勃才情，但还有谁，能像卡佛这样，深深划开生活的伤口？——那也是卡佛的伤口。
责任编辑 陈美者
《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谈论什么》《离家那么近有那么多水泊》《请你安静点，好吗？》……作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已成经典，就连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也在其著名的《鸟人》中以戏中戏的方式向卡佛致敬，更不用说大量的难以计数的中国“小资”写手们，经常来点儿“当我们谈论某某的时候谈论什么”。他的美国后辈，70后小说家内森·英格兰德也干了一把，《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的确是一部杰作，更是由衷的脱帽之举。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生于俄勒冈州，1988年因肺癌去世。卡佛高中毕业后就草草结婚，养家糊口，当过各种各样的“蓝领”——剪草坪的，看大门的，推销电器的……他业余坚持写作，后被誉为“极简主义”大师、“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家”。他去世后声誉日隆，有“美国的契诃夫”之称，更是美国“肮脏现实主义”重要作家，如理查德·福特、安·梅森、比蒂等人的先驱。
我是在1994年读大二时购得花城出版社所出卡佛小说集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于晓丹译本。当年对那些微妙的琐碎、日常的悬疑读不太明白；随着年龄渐长，我对卡佛的热爱与日俱增，如今一两个月必重读卡佛。后来才发现，我一定是中国最早阅读卡佛小说的文学青年之一，因为及至2010年前后国内尚无第二本卡佛小说集；当时，一个叫“3RDCOLOUR”的家伙通过其网页“寻找雷蒙德·卡佛”啸聚了一批卡佛的粉丝，另一个叫小二的电气工程师（真名汤伟）摇旗呐喊，已在美国认真翻译卡佛了（后来他的译本我悉数购齐）。当年我是“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常客，还在上面发过一个很卡佛的小说，《皮草》，至今想来，格外温暖。
都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近年来卡佛的中国知音越来越多，盖因其小说情境渐渐与中国庸众面临的诸多困境高度吻合吧。卡佛的小说一向直指美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艰难时世”，其内部从来没什么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反而充满各种各样的琐碎平凡的“生活流水账”。但与契科夫或海明威式的流水账不同，卡佛总能在某个小小的故事转弯处突然抓住你，总能在不经意间为你抖露生活的真相或人生之隐秘。20年来，我的人生经历终于让我获得了卡佛式的共鸣，这种所谓“内向性”的趋同促使我越来越喜欢写一些卡佛式的小说：一男一女的，直接的，破碎的，困顿的……除了个人经历，也许还因为我痴迷海明威才热爱卡佛的吧——卡佛自己明确承认他从海明威那里学了很多；他们俩确有相似之处，但区别又像博尔赫斯之于马尔克斯那么大。我一直想找到阅读卡佛的真切感受，想来想去，对，“与剃刀共眠”是贴切的。我经常在卡佛小说的陪伴下入睡，但睡着了也得提防它们划破你脆弱的表皮；那些失败者的生活令人着迷而伤心，所谓“极简主义”或“肮脏现实主义”只是噱头，实际上卡佛小说一直扮演着演梦想终结者的角色，只不过，他的剃刀伪装成了威士忌或啤酒。然而剃刀毕竟是剃刀，它终将切入，流血，带来疼痛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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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坚持，语言乃小说家第一要务。卡佛牌剃刀首先由精湛的语言锻造。不信？先看一看《取景框》的开头：
一个没有双手的人来敲我的门，要卖我家的照片给我。除了那双钢钩以外，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普通人。
多棒的开头！所谓“极简”的标志是你很少在卡佛小说中读到废话，更鲜见形容词、副词，也几乎屏蔽了人物芜杂纠缠的内心；卡佛小说仿佛是站在北极冰川下写出来的，情感克制得近于残忍，海明威“冰山法则”被用到极致；《取景框》的开头就省掉了无限多的东西，其余的，一概交给读者。如果按照中国作家的习惯，通常不厌其烦交代什么样的人来敲了“我”的门，他长什么样，长头发还是大胡子，蓝眼珠还是塌鼻梁；如果是一个没有手的人，更会大肆渲染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到底从哪个部分“没有”的，等等等等。然而，卡佛绝无拖沓，“一个没有双手的人来敲我的门，要卖我家的照片给我。除了那双钢钩以外，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普通人。”就这些。对，只有这些。
接下来的对话更带劲儿：
“你的手是怎么断的？”在他说明来意后，我问他。
“那是另一段故事，”他说，“你到底买不买这张照片？”
“进来吧，”我说，“我刚才煮了咖啡。”
刚才我还做了一些果冻，但没有告诉他。
换一个庸常写手（或某些著名作家），此处恐又横生800字。但卡佛惜墨如金，尤其“那是另一段故事”很高妙，你会发现对话突然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神秘与节奏，所谓顾左右而言他，卡佛没有说出来的，不必说出来的，恰恰构成了文本内部诱人的张力。（如果你发现不了此中妙处，我也没辙！）与海明威相似，如此简单直接的卡佛最大限度消灭了日常经验。卡佛认定，如果小说家仅仅提供足以点燃读者想像力和参与感的火苗，小说就成功了。但与海明威微妙的伤感和阳刚的节制还不太一样，卡佛小说的语言内部自有某种难言的吸引力，他说过，“好作家得有本事在描写一双鞋子的时候让人感到神秘的紧张。”我个人认为，卡佛的语言比海明威走得更远的秘密皆在于此——削减至骨不仅仅是“极简”，还包含了某种被刻意隐瞒的内在秘密，将其视作悬念亦无不可。《取景框》的开头便疑窦丛生，三五笔就写出了一个独居男突然面对一个无手男人的那种难言的惊讶。在卡佛绝大多数作品中，他将这种紧张的艺术推到了极致，如《大教堂》的开头：
这个瞎子，我太太的老朋友，正在来我家过夜的路上。
再如《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除此之外，其他东西与卧室时的摆放一模一样——他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她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
他那一边。她那一边。
简洁，有力，神秘，诗意！
因此卡佛也掌握了他所激赏的纳博科夫的本领：“赋予最平凡的事物以真正的魔力，让人脊背发凉。”《大教堂》《羽毛》《我打电话的地方》等等杰作无不如此，其删繁就简到极致的叙述——注意，是叙述，而非讲述——像某种简洁却又令人惊叹的抽象造物一般诱人。卡佛成名之后，一大批小说写作者都以为这种写法简单易学，偏偏画虎不成反类犬；卡佛语言的神秘、诗意和苦心孤诣的节奏感，可真不是那么好学的。所谓越简单，越难。凡我目力所及，中国至今奇缺这种极简的小说语言，太多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以讲述替代叙述的小说甚嚣尘上，我们严重忽略了呈现、描写的重要性。是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之差异？究其根本，这种观察并还原世界（事件）的方法论大约是中西作家最本质的区别所在，也折射了作家世界观和小说技艺之高低，这或许正是中国文学与西方经典文学的真正差距。我个人认为，相比海明威，卡佛的语言在还原生活质感及捕捉神秘性方面更为决绝，因此他的小说更接近于他同样擅长的诗歌，而非古典意义上的小说；而苏珊·桑塔格就说过，今后之短篇小说，将越来越讲究诗性，而大大降低所谓“丰富性及故事性”；卡佛小说的诗性除了由其诗人特质决定，当然也因其“极简”而得。著名的后现代主将约翰·巴斯就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3
仅有语言之锋刃还不够，还得看看这把剃刀切中了什么。
先看一部不算那么著名却相当“狠”的小说，《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它与《羽毛》《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都说些什么》拥有相似的场景——一对假夫妇（马尔斯夫妇）跑到一对真夫妇（摩根夫妇）家里喝酒、聊天，不知不觉，你发现那些庸常的大白话或者根本不成其为小说素材的东西被卡佛偷梁换柱了，摩根夫妇所说的两个故事无非想唤醒马尔斯夫妇体谅别人，试着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何况马尔斯还是个作家。然而故事的最后五分之四处才赫然抖出真相：原来摩根的目的是向马尔斯讨要对方欠他的经典老唱片：你欠的我东西呢？你这个小偷！马尔斯呢，装没听见，落荒而逃，以作家的思维自忖自己处于某个故事的结尾……这是一个关于身份和沟通的小说。人与人之间难以理解无法沟通一直是卡佛小说的重要主题乃至核心主题。几乎一半以上的卡佛小说人物总是很难与某一方（朋友、妻子、丈夫、父母、雇员、老板等等）实现真正意义的对话，这些对话构成了福克纳、索尔·贝娄、斯坦贝克等经典小说家对话的反面，甚至不像故意简省的海明威，卡佛笔下的男男女女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言不及义，或南辕北辙，或木讷迟钝，某些方面倒更像品特的剧中人物，他们不断疏离并甘于陷入这种疏离，又像所有的美国经典作家：厄普代克、奥康纳、波特，尤其是尤多拉·维尔蒂一样找不到答案。
《离家这么近有这么多水泊》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大约也是走得最远的，读者始终沉浸于女主角无法与丈夫沟通的心境而疲惫不已，可它的神秘性又是如此耀目：你很难确定女主角在女孩之死事件中是否窥到了丈夫斯图亚特的懦弱和麻木，进而，对自己平庸的婚姻生活倍感失望……《毁了我父亲的三件事》也如此，儿子与父亲无法沟通，只能默默充当听众。而这种倾听本身，既无法改变过去，更无法投射现在和将来。因而，沟通缺乏症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卡佛最热衷扔给读者的开放式结尾：生活在继续，没有任何变化。
这才是最要命的。卡佛的视角永远匍匐于地，至多与男男女女保持平行；他像你我一样对生活懵然无知，缺少发言权，他仅仅告诉你艰难的生活本身：苍白无趣、漫不经心、神秘难解；他也乐于冷冰冰地告诉我们：生活哪有什么真相（小说阅读也没有）。回到《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的结尾，马尔斯哈哈大笑，想到的是整个拜访不过是一个故事（虚构）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欠了摩根东西，根本没有答案（真相）。因此卡佛小说的后现代意义即在于勾勒与定义了后现代世界本身：多义的，复杂的，难以一言蔽之的；卡佛因此掌握了某种特权——邀请读者“猜谜”和参与的特权，就这一点来说，其深入骨髓的悲观态度和平实真切的不伪装反而抓住了动荡生活的核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酒精、婚姻和爱击溃的失败者，而且败得如此“神秘”无奈，你根本无法洞悉“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可是卡佛最喜欢重复的句子）。
相比之下，《大教堂》《一件有益的小事》《我打电话的地方》算是为数不多的特例，在这些篇什中，卡佛让人看到了日常悲剧氛围笼罩下的片刻温暖：“我”和瞎子找到了沟通的方法，手把手在纸片上描绘着大教堂；遭遇车祸的孩子的父母终于与面包店老板实现沟通，互相体谅；“我”这个不断戒酒的酒鬼相信女朋友的爱情终将带我走出困境……
仔细端详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短篇小说，还真没有哪一位作家为我们道出了如此之多的残酷真相，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卡佛扼住了日常生活的要害，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那些心碎的瞬间或许才是成就白日梦的唯一坦途，他们绝非海明威式的不断行动的存在主义硬汉，而是向着生活的深渊不断滑落的酒鬼、司机、酒吧招待，所能做的西西弗斯反抗不过是寄希望于和心爱之人坐下来喝上一杯，缅怀一下旧日的好时光，或憧憬一下可能变好的未来……这短暂而温柔的一瞬，构成了与海德格尔相似的表达：面向死亡（困境）而诗意地存在。卡佛式的深刻性即在于他找到了日常生活之悲剧的不可更改，但不妨在一个小小的瞬间逞一逞英雄，即便它们总是徒劳和不被理解。在这一点上，卡佛小说的内在精神与伟大的契科夫多么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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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如果你想在卡佛的小说中发现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那你注定要失望的。这与卡佛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自高中毕业结婚之后，卡佛一直为了家庭、为了孩子颠沛流离，“为总在孩子的哭声中写作，一直担心身下的椅子会被人抽走。”经历了破碎的首次婚姻之后，卡佛不断与酒精作斗争，因此他的笔下从来少不了随时可能抄起酒瓶的酒鬼；局促、窘迫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紧张、绝望无处不在，这也成为卡佛无法写就大部头作品的重要原因，“我没有耐性。从来没有。我连读完一部长篇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我只能写得尽量短一些”。卡佛的生活窘况直到与第二任妻子、诗人加拉格尔相识后才有了明显改观；卡佛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终于趋于稳定，而且在锡拉丘兹大学谋得职位，为学生讲授写作。但谁也没有料到，与酒精搏斗了一辈子的卡佛最终被他另一个热爱的恶习——抽烟所“谋杀”。1988年，卡佛罹患肺癌去世。那一年，他刚刚与加拉格尔完婚。
因此我总认为卡佛更值得我们热爱——海明威、福克纳、波特、奥康纳的小说中都有我们期盼的那种“惊天动地”：屠杀、死亡、异化和错位，但卡佛和他所欣赏的这些老家伙们完全不同，他更缺少古典或传统的桎梏而总是那么“平常琐碎”，他的小说拒绝过度的戏剧化与宏大的悲剧意识，但往往从日常的悲剧出发而抵达人性的幽深腹地，且总是那么冷硬，那么忧伤。
这肯定是一流小说家的确凿标志。卡佛的精美剃刀不厌其烦地指向我们最熟悉、最平凡的疆域：濒临绝境的情感生活（《真的跑了那么多英里吗》《离家那么近那么多水泊》《山雀饼》《凉亭》）、底层挣扎的不堪重负（《他们不是你丈夫》《我打电话的地方》）、奇崛幽深的人性世界（《大教堂》《羽毛》《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于是，作为卡佛的同行，也是他的“虔诚学生”，我个人觉得一个男人真得具备相当的生活阅历之后才会真正热爱卡佛，否则我们太容易指责他的小说“太硬了”；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诸多困境也为熟悉的卡佛式人物创造了条件，因此才会有这么多读者热爱他，推崇他；然而卡佛的犀利、精准和忧伤却又如此的难以模仿（不可模仿）；我前面说过，我至今仍然没读到过像模像样的卡佛式小说，大概我们的话本传统或文以载道更热衷于慢慢悠悠、废话连篇式的写作吧，我们的小说叙事学仍在躲避需要作家付出更多艰辛努力才可抵达的“简单”；而从琐碎、微小处发现惊人之处，更加考验着作家的眼光与功力，更何况，有多少中国作家能像卡佛那样，终生在与酒精作斗争，在一大堆孩子的尿布、吵闹和窘迫的状况下写作？——这一点倒与海明威的体验式写作高度相似，他发自肺腑的伤感才成就了那些令人心碎的生活场景，如《真跑了那么多英里吗》《凉亭》。经验的不可复制和还原经验的精妙准确，才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卡佛。
我个人最推崇的卡佛小说是《我打电话的地方》，它应该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之一（该同名小说集也被《纽约时报》列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从技巧上看，他把主题埋得更深、更动人，不像《羽毛》或《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这样顺着一条线索一步步来，而是，其循环往复的巴洛克结构完全与简约至极的抽象语调达到前所未有的完美和谐，堪比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海明威的《麦康伯的短暂幸福生活》、波特的《中午酒》、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巴塞尔姆的《教堂之城》、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厄普代克的《娇妻》……
重新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相比小二（汤伟）的译本和肖铁的译本，我更喜欢于晓丹的译本，她以女译者独特的敏感精细还原了卡佛小说中那些细微的伤感、温柔的无奈，比坚硬的小二柔软，比拖沓的肖铁精到，只可惜于晓丹翻译的卡佛还是太少了。但不容否认，于晓丹和小二的译本都在影响着更年轻的中国作家。
有时我也很困惑，卡佛牌剃刀固然锋利，有时却也不失单调，这会不会伤害他对更深入的人性展示？过于简单的场景与对话虽然精彩，是否也容易让人理解为小情景剧般的肤浅？甚至，那种彻骨的忧伤是否会被很多人——尤其中国的大评论家们，认为是太个人化的小情小调？（如果我们照抄一篇短小的卡佛小说，它能被今天的中国文学杂志发表吗？）是的，卡佛看起来是没有福克纳、海明威、奥康纳等诸位博大繁复，甚至也不具备品钦、塞林格、巴塞尔姆、约瑟夫·海勒的勃勃才情，但还有谁，能像卡佛这样，深深划开生活的伤口？——那也是卡佛的伤口。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