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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勇敢地向封建家长争取自己读书的权利，她曾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在红军长征前夕的于都前线胜利完成扩红任务，她曾在长征途中接替邓小平担任为党中央服务的中央队秘书长，她曾在东北解放前夕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她，就是可亲可敬的革命老大姐刘英。
★从封建家庭的倔女子到革命队伍中的女战士
1905年10月，刘英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是个读书人，却满脑子旧思想，他宁肯借债也要供男孩子们读书，却死活不许爱读书的刘英去上学。但经过抗争，刘英还是争取到了读书机会。
1924年，小学还未毕业的刘英考入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走进了一片新天地。徐特立聘请了周以栗、罗学瓒等共产党员来校任教，他们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对刘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大革命浪潮的兴起，刘英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走上街头向群众作宣传演讲，很快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1925年春，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组织上安排她担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
1927年，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向前发展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5月21日，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当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英和另一位女同志住到湖南省总工会的宿舍里，看着窗外火光一片，刘英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想好了：“敌人只要一进大门，我们就摸电门。宁可触电死，也不能被他们逮住！”她抱定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当晚，许克祥的军队袭击了湖南省总工会、农协等多处革命机关，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幸运的是，刘英的藏身之处并没有遭到袭击。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刘英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中央苏区的扩红模范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处处长
1929年，党组织安排刘英到莫斯科学习。1932年底，刘英从苏联回国，1933年夏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回国后，她先是担任少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不久又担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以满腔革命激情和蓬勃朝气投入工作和战斗中。
1934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前线作战失利，红军兵员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兵员。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刘英被派到于都去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在于都县召开的扩红突击队员与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上，刘英讲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讲了中央的决心，讲了贫雇农分得土地后踊跃参军，决心拿起枪保卫自己土地的满腔热情，并对干部中不全力投入扩红突击工作回家忙自家事的现象作了批评。会后，刘英立即带领突击队员分头到各区进行动员。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以刘英为首的扩红突击队的努力下，于都掀起了送红军的热潮。老乡们唱着山歌：“一送郎哥去当兵，革命道路要认清”“老妹送郎当红军，这条手巾寄深情；手巾绣上7个字：永远革命不变心！”经过努力，原定3个月扩红2200名的任务，刘英他们一个半月就超额完成了任务。对于刘英的扩红业绩，军委动员部给予了嘉奖，邓小平曾经伸着大拇指夸赞刘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在长征中，刘英先是担任红章纵队巡视员，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后来又到负责搬运行李的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三梯队的艰苦困难并不亚于作战部队。长征路上，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在这样的路上一个人挑着担子走路已经很费力了，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不少挑夫开小差溜走了。刘英走在队伍中，努力鼓动他们的革命热情。这样的鼓动对于红军战士运输员还可以，但对于雇来的挑夫却是效果有限。刘英及时把这种情况向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作了反映。遵义会议后，中央对队伍实行了整编。刘英参与了具体的整编工作，解散了庞大的挑夫队伍，庞大的辎重有的埋起来，有的干脆扔了。凡是能战斗的都调到前方，余下的成立一个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等工作，由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刘英担任指导员。队伍精干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拖泥带水了，刘英的干劲更足了。
在长征中，刘英这个小个子女红军还批评了大个子的外国顾问李德。事情是这样的。遵义会议之后，刘英被调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当秘书长，负责做会议记录、检查纪律、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等。有一次，中央队宿营后，刘英去检查纪律，看到随中央队行动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正在房东家里吃鸡、喝酒。这是纪律所不容許的。刘英就走到李德面前，批评了他。当时，李德正因为被撤掉了军事指挥权，一肚子火没处发呢，发现这个小个子女红军竟然敢批评他这个洋顾问，一下子暴跳如雷，发怒了。刘英并不怕他，继续批评他不该随便动群众的东西，要他老老实实遵守纪律。而李德呢，继续不买账，还拔出枪来，朝天放了两枪。这事惊动了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王稼祥，在王稼祥的严厉批评下，李德才有所收敛了。
泼辣干练的刘英渐渐引起了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的爱慕。长征途中，张闻天向刘英表达了爱意，刘英也对张闻天由尊敬逐渐产生了爱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刘英同张闻天结为革命夫妻。此时，张闻天正担任党中央总负责的职务，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从1939年起，刘英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的机要政治秘书等职，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份内的各项工作。
★服从分配，服务大局，严格要求同志、自己和家人
刘英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她参加革命后，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一切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做到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赴东北开辟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合江省委书记等职。刘英也跟随张闻天来到东北，担任宁安县委副书记、合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她和张闻天一起，在剿匪、建党、建政、土改、发展生产和保护工商业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将合江建设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和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1948年后，刘英又调任哈尔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妇委书记、辽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她又随张闻天来到外交战线，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等职，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她领导制定驻外使节回国述职、驻外使馆干部轮换及外交干部任免、管理、奖惩等制度，推行外交干部在职和脱产培养提高的一系列办法，为我国外交战线的干部选拔、配备和管理进行了奠基性的工作。 在工作中，刘英对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她主持外交部的干部工作时，坚持原则，处事公道，坚持任人唯贤，严格按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决不搞小圈子。对于她所熟悉的干部，她的要求会更加严格。有个别干部在接受分配时讲价钱，刘英就批评说：哪有共产党员要官的？干就干，不干另选人！在她干练果断作风的推动下，很多难度大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行。
同时，刘英又非常注重关心和爱护干部。她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条件所限，当时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无法将婴幼儿带在身边。因此，不少同志都有小孩子留在北京外交部幼儿园。刘英特别理解这些同志想念孩子的心情，每逢回北京述职或开会时，行前总是不忘一个个询问有孩子在北京的母亲们，有些什么愿望，有些什么事情，需要她帮忙办理。同时，她还总是自费为孩子们选购一些玩具等礼物。从北京返回后，刘英即将年轻的妈妈们叫到一起，向她们讲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情况，分别把拍到的照片送给她们，回答她们没完没了的询问。刘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这些同志切身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张闻天都一再强调，划右派涉及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十分慎重，能不划就不要划。对于一些定了案的右派，刘英、张闻天都主张不要下放太远，在农村不要公开他们的右派身份，不要让他们“混不下去”，早些让他们摘帽子，早些调回使用。
刘英长期从事干部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她刚到外交部工作时，按周恩来的指示，她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即上交，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唯一的儿子张虹生下放劳动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英得到平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居住，曾有人建议把张虹生调来北京工作，以方便陪伴母亲。结果一问刘英，她却表示反对，说来北京容易和某些不争气的高干子弟混到一起，不仅不让来京，还写信给张虹生所在单位领导，拜托其对张虹生加强教育。在工作中，刘英长期在自己丈夫张闻天的领导之下，但她一直坚持独立工作，从不利用夫妻关系搞特殊照顾。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艰苦了，但刘英和张闻天却一直保持着俭朴的作风。她和张闻天使用的床单，磨得都透亮了，像纸一样，她却还要工作人员补一补继续使用。她还在遗嘱中提到，要把她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她以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与张闻天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刘英作为张闻天的夫人，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她都与张闻天相亲相爱，同甘共苦，感情始终不变。特别是从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她和张闻天一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她深深地了解张闻天、信任张闻天，给予逆境中的张闻天坚定的精神支持。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张闻天本来可以明哲保身，但他却因为直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指标太高、急于求成、比例失调等问题而受到错误批判。刘英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靶子，有人要她揭发张闻天“里通外国”。这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刘英没有违心地去说，又被说成是态度顽固、右倾，遭到错误的处理，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刘英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张闻天的生活。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终于病倒了。病情稍有好转后，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刘英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们相互扶持，身处逆境却专心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性问题的理论研究。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1969年10月，刘英随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那里度过了6个春秋。这时，刘英更是成了多面手，不但要负责买菜、做饭，还要为张闻天誊写文稿，在门外替张闻天放哨，看到监视人员过来，就以咳嗽为号让正在写作的张闻天将文稿收起。在肇庆时，天气潮湿，做饭用的柴经常是湿的，烟太大，熏得眼睛不住地流泪。两个人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可以这样说，没有刘英的照顾，就不会有张闻天晚年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肇庆文稿。张闻天逝世后，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全部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关于张闻天的研究和有关张闻天书籍的出版。
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刘英没有动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间断对普通百姓的牵挂。她胸怀宽广，对于在运动中错误揭发批判自己的许多人，都给以理解和宽容。不仅如此，她还同情那些被迫揭发批判的同志，说他们也真是可怜，她甚至还在后来说是她和张闻天连累了大家。这种宽容，这种大度，来自于她宽厚仁慈的内心，也来自于她多年党内生活的阅历和磨炼，她相信党一定会战胜黑暗，光明一定会到来的。
★以实际行动支持党史事业发展和青少年教育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纪委委员，1980年9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刘英继续发挥着光和热。1991年5月，刘英离职休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她积极投身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事业，尽其所能地协助关于张闻天著作、传记、年谱的出版。她深刻理解张闻天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同时要求对张闻天的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她把张闻天著作的稿费全部用于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事业，不给自己和家属留下分毫。
作为党的历史的重要亲历者，她力所能及地参加党中央及有关部门举办的党史纪念活动。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她不顾91岁高龄，担任了《长征_世纪丰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先后接受多家新闻媒体的30余次采访，饱含深情，寄语后人，为弘扬长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还撰写了多篇党史文章，口述了大量黨史资料，被誉为党史的“活辞典”。
同时，刘英积极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特别是关心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多次到少管所看望失足青少年，支持开展青少年读书活动，参与资助贫困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响应党中央“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的号召，将历年积存的4万元工资捐献出来，支持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成为第一个给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的人，并担任该基金会特邀理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受邀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多次出席各种形式的大学生座谈会、少儿联欢会，深情追忆党的光荣传统和艰辛历程，生动介绍五四运动以来各个时期青年运动的光荣历史和主要经验。她常常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现代化建设的栋梁，她鼓励青少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磨炼坚定意志，掌握过硬本领。那时的刘英，把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获得的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爱心都奉献给了青少年。1989年，她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她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奖。
2002年8月26日，97岁的刘英与世长辞。她出生在清朝末年，参加革命后，经历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尽管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她以自己一生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的昭昭业绩，成为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大姐和一直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的老大姐。
★从封建家庭的倔女子到革命队伍中的女战士
1905年10月，刘英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是个读书人，却满脑子旧思想，他宁肯借债也要供男孩子们读书，却死活不许爱读书的刘英去上学。但经过抗争，刘英还是争取到了读书机会。
1924年，小学还未毕业的刘英考入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走进了一片新天地。徐特立聘请了周以栗、罗学瓒等共产党员来校任教，他们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对刘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大革命浪潮的兴起，刘英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走上街头向群众作宣传演讲，很快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1925年春，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组织上安排她担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
1927年，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向前发展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5月21日，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当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英和另一位女同志住到湖南省总工会的宿舍里，看着窗外火光一片，刘英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想好了：“敌人只要一进大门，我们就摸电门。宁可触电死，也不能被他们逮住！”她抱定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当晚，许克祥的军队袭击了湖南省总工会、农协等多处革命机关，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幸运的是，刘英的藏身之处并没有遭到袭击。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刘英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中央苏区的扩红模范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处处长
1929年，党组织安排刘英到莫斯科学习。1932年底，刘英从苏联回国，1933年夏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回国后，她先是担任少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不久又担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以满腔革命激情和蓬勃朝气投入工作和战斗中。
1934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前线作战失利，红军兵员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兵员。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刘英被派到于都去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在于都县召开的扩红突击队员与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上，刘英讲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讲了中央的决心，讲了贫雇农分得土地后踊跃参军，决心拿起枪保卫自己土地的满腔热情，并对干部中不全力投入扩红突击工作回家忙自家事的现象作了批评。会后，刘英立即带领突击队员分头到各区进行动员。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以刘英为首的扩红突击队的努力下，于都掀起了送红军的热潮。老乡们唱着山歌：“一送郎哥去当兵，革命道路要认清”“老妹送郎当红军，这条手巾寄深情；手巾绣上7个字：永远革命不变心！”经过努力，原定3个月扩红2200名的任务，刘英他们一个半月就超额完成了任务。对于刘英的扩红业绩，军委动员部给予了嘉奖，邓小平曾经伸着大拇指夸赞刘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在长征中，刘英先是担任红章纵队巡视员，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后来又到负责搬运行李的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三梯队的艰苦困难并不亚于作战部队。长征路上，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在这样的路上一个人挑着担子走路已经很费力了，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不少挑夫开小差溜走了。刘英走在队伍中，努力鼓动他们的革命热情。这样的鼓动对于红军战士运输员还可以，但对于雇来的挑夫却是效果有限。刘英及时把这种情况向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作了反映。遵义会议后，中央对队伍实行了整编。刘英参与了具体的整编工作，解散了庞大的挑夫队伍，庞大的辎重有的埋起来，有的干脆扔了。凡是能战斗的都调到前方，余下的成立一个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等工作，由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刘英担任指导员。队伍精干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拖泥带水了，刘英的干劲更足了。
在长征中，刘英这个小个子女红军还批评了大个子的外国顾问李德。事情是这样的。遵义会议之后，刘英被调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当秘书长，负责做会议记录、检查纪律、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等。有一次，中央队宿营后，刘英去检查纪律，看到随中央队行动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正在房东家里吃鸡、喝酒。这是纪律所不容許的。刘英就走到李德面前，批评了他。当时，李德正因为被撤掉了军事指挥权，一肚子火没处发呢，发现这个小个子女红军竟然敢批评他这个洋顾问，一下子暴跳如雷，发怒了。刘英并不怕他，继续批评他不该随便动群众的东西，要他老老实实遵守纪律。而李德呢，继续不买账，还拔出枪来，朝天放了两枪。这事惊动了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王稼祥，在王稼祥的严厉批评下，李德才有所收敛了。
泼辣干练的刘英渐渐引起了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的爱慕。长征途中，张闻天向刘英表达了爱意，刘英也对张闻天由尊敬逐渐产生了爱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刘英同张闻天结为革命夫妻。此时，张闻天正担任党中央总负责的职务，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从1939年起，刘英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的机要政治秘书等职，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份内的各项工作。
★服从分配，服务大局，严格要求同志、自己和家人
刘英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她参加革命后，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一切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做到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赴东北开辟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合江省委书记等职。刘英也跟随张闻天来到东北，担任宁安县委副书记、合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她和张闻天一起，在剿匪、建党、建政、土改、发展生产和保护工商业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将合江建设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和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1948年后，刘英又调任哈尔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妇委书记、辽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她又随张闻天来到外交战线，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等职，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她领导制定驻外使节回国述职、驻外使馆干部轮换及外交干部任免、管理、奖惩等制度，推行外交干部在职和脱产培养提高的一系列办法，为我国外交战线的干部选拔、配备和管理进行了奠基性的工作。 在工作中，刘英对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她主持外交部的干部工作时，坚持原则，处事公道，坚持任人唯贤，严格按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决不搞小圈子。对于她所熟悉的干部，她的要求会更加严格。有个别干部在接受分配时讲价钱，刘英就批评说：哪有共产党员要官的？干就干，不干另选人！在她干练果断作风的推动下，很多难度大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行。
同时，刘英又非常注重关心和爱护干部。她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条件所限，当时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无法将婴幼儿带在身边。因此，不少同志都有小孩子留在北京外交部幼儿园。刘英特别理解这些同志想念孩子的心情，每逢回北京述职或开会时，行前总是不忘一个个询问有孩子在北京的母亲们，有些什么愿望，有些什么事情，需要她帮忙办理。同时，她还总是自费为孩子们选购一些玩具等礼物。从北京返回后，刘英即将年轻的妈妈们叫到一起，向她们讲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情况，分别把拍到的照片送给她们，回答她们没完没了的询问。刘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这些同志切身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张闻天都一再强调，划右派涉及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十分慎重，能不划就不要划。对于一些定了案的右派，刘英、张闻天都主张不要下放太远，在农村不要公开他们的右派身份，不要让他们“混不下去”，早些让他们摘帽子，早些调回使用。
刘英长期从事干部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她刚到外交部工作时，按周恩来的指示，她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即上交，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唯一的儿子张虹生下放劳动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英得到平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居住，曾有人建议把张虹生调来北京工作，以方便陪伴母亲。结果一问刘英，她却表示反对，说来北京容易和某些不争气的高干子弟混到一起，不仅不让来京，还写信给张虹生所在单位领导，拜托其对张虹生加强教育。在工作中，刘英长期在自己丈夫张闻天的领导之下，但她一直坚持独立工作，从不利用夫妻关系搞特殊照顾。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艰苦了，但刘英和张闻天却一直保持着俭朴的作风。她和张闻天使用的床单，磨得都透亮了，像纸一样，她却还要工作人员补一补继续使用。她还在遗嘱中提到，要把她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她以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与张闻天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刘英作为张闻天的夫人，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她都与张闻天相亲相爱，同甘共苦，感情始终不变。特别是从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她和张闻天一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她深深地了解张闻天、信任张闻天，给予逆境中的张闻天坚定的精神支持。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张闻天本来可以明哲保身，但他却因为直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指标太高、急于求成、比例失调等问题而受到错误批判。刘英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靶子，有人要她揭发张闻天“里通外国”。这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刘英没有违心地去说，又被说成是态度顽固、右倾，遭到错误的处理，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刘英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张闻天的生活。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终于病倒了。病情稍有好转后，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刘英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们相互扶持，身处逆境却专心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性问题的理论研究。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1969年10月，刘英随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那里度过了6个春秋。这时，刘英更是成了多面手，不但要负责买菜、做饭，还要为张闻天誊写文稿，在门外替张闻天放哨，看到监视人员过来，就以咳嗽为号让正在写作的张闻天将文稿收起。在肇庆时，天气潮湿，做饭用的柴经常是湿的，烟太大，熏得眼睛不住地流泪。两个人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可以这样说，没有刘英的照顾，就不会有张闻天晚年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肇庆文稿。张闻天逝世后，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全部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关于张闻天的研究和有关张闻天书籍的出版。
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刘英没有动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间断对普通百姓的牵挂。她胸怀宽广，对于在运动中错误揭发批判自己的许多人，都给以理解和宽容。不仅如此，她还同情那些被迫揭发批判的同志，说他们也真是可怜，她甚至还在后来说是她和张闻天连累了大家。这种宽容，这种大度，来自于她宽厚仁慈的内心，也来自于她多年党内生活的阅历和磨炼，她相信党一定会战胜黑暗，光明一定会到来的。
★以实际行动支持党史事业发展和青少年教育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纪委委员，1980年9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刘英继续发挥着光和热。1991年5月，刘英离职休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她积极投身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事业，尽其所能地协助关于张闻天著作、传记、年谱的出版。她深刻理解张闻天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同时要求对张闻天的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她把张闻天著作的稿费全部用于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事业，不给自己和家属留下分毫。
作为党的历史的重要亲历者，她力所能及地参加党中央及有关部门举办的党史纪念活动。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她不顾91岁高龄，担任了《长征_世纪丰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先后接受多家新闻媒体的30余次采访，饱含深情，寄语后人，为弘扬长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还撰写了多篇党史文章，口述了大量黨史资料，被誉为党史的“活辞典”。
同时，刘英积极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特别是关心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多次到少管所看望失足青少年，支持开展青少年读书活动，参与资助贫困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响应党中央“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的号召，将历年积存的4万元工资捐献出来，支持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成为第一个给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的人，并担任该基金会特邀理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受邀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多次出席各种形式的大学生座谈会、少儿联欢会，深情追忆党的光荣传统和艰辛历程，生动介绍五四运动以来各个时期青年运动的光荣历史和主要经验。她常常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现代化建设的栋梁，她鼓励青少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磨炼坚定意志，掌握过硬本领。那时的刘英，把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获得的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爱心都奉献给了青少年。1989年，她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她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奖。
2002年8月26日，97岁的刘英与世长辞。她出生在清朝末年，参加革命后，经历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尽管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她以自己一生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的昭昭业绩，成为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大姐和一直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的老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