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在得克萨斯西部一家牧场溘然长世，享年79岁。作为最高法院里最保守的法官之一，他的离世打破了目前最高法院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党派和意识形态上的平衡。新法官的任命迅速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博弈的新焦点。
　　宪法的“守护神”和美国政治的“风暴眼”
　　美国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八名助理法官组成，国会可依据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但自1869年以来一直保持在九名。联邦下级法院由国会制定法律设立。美国共有94个联邦地区法院，每个州至少有一个，大的州如纽约州则有四个。在地区法院之上是上诉法院。美国共有13个上诉法院。所有联邦法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
　　在美国“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架构中，法院拥有司法权。但它在设立初期却是三权中最为薄弱的一个部门，最初三年里几乎没有审理过一件案子，其办公场所被放在一个地下室里。在最初规划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时，人们甚至忘记它的存在，当时的一些重要政治领导人拒绝被任命为大法官。1803年，最高法院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司法审查的原则，才使联邦法院成为美国分权制衡体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所谓司法审查权，指的是法院有权决定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的法律和行为是否合宪，从而起着宪法“守护神”的作用。
　　联邦法院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实际上还起着制定政策的作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精辟地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没有解决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由于对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并不总是提供明确的答案，法官必须决定如何把一般的条款应用于具体的案件，这使得法院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制定法律的作用。这样，法院的裁决实际上起着确立联邦政策的作用。同时由于美国所有的法院都有责任遵循最高法院的判决，特别是近数十年来，随着民权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焦点，最高法院的裁决在政策立法上的作用日益增大，成为美国政治的“风暴眼”。
　　法官任命：两党博弈的新焦点
　　由于联邦法院对美国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有重要的影响，这使得法官选任、特别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成为两党博弈的焦点。
　　虽然联邦法院地位至关重要，但它是美国三权中唯一未经民选而产生的一个政府机构：法官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经选举产生。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有权提名，并于取得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后，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而且法官是“终身制”，除非被弹劾、退休或去世，不得免职。
　　美国宪法虽规定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程序，但并没有规定最高法院法官的标准。曾担任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时期助手的特里·伊思特兰写道：“这是一个明显的在总统斟酌决定范围内的事情。”一般来说，除了资格外，影响总统提名的因素主要有：提名人的价值观和司法哲学、党派因素、性别种族宗教和地理的考虑。

　　近数十年来，在政治极化成为美国政治运作和政策制定的基本环境下，在最高法院自由派和保守派力量处于均衡状态。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包括使小布什成为总统的“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决，都是以一票之差、即5∶4的比例裁定的。这说明仅仅替换一名法官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联邦法官候选人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即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成为总统提名的主导性标准。历任总统也基本提名与自己同一党派、或信奉相同政治哲学的人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以改变或维持最高法院的走向，使自己的政策得到延续，强化政治遗产。由于近数十年来，总统在司法选择上过多地考虑党派和意识形态因素，因此对法官的任命已由“司法选择”成为一个“政治事务”。
　　概言之，由于法官职位的终身制，一个新法官有可能改变最高法院的政治倾向，法院的裁决也会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总统政策议程产生重要影响。
　　向左转？向右转？
　　斯卡利亚于1986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大法官，在职近30年，是美国迄今任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斯卡利亚倡导“原旨主义”， 认为法官应按照宪法制定时的字面含义和现存修正案的意图对宪法加以诠释，反对“司法能动主义”，因此“原旨主义”被称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司法运动的基石”。斯卡利亚是本届最高法院最保守的大法官之一，他反对同性婚姻、堕胎和肯定性行动，主张个人具有持枪权，支持死刑;在联邦权和州权冲突中支持州权、反对联邦权的扩张。鉴于斯卡利亚保守的政治立场，近40多年来，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之间一直维持着5∶4的力量对比格局。因此，斯卡利亚的离世，对最高法院的自由或保守走向、正在审理的一些引发美国社会激烈争议的重大案件的裁决、奥巴马政治遗产的守护等均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斯卡利亚猝亡打破了最高法院自由派和保守派大法官之间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平衡，使得数十年来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第一次旗鼓相当。目前，在联邦最高法院，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各占四席。斯卡利亚的离世为现任总统奥巴马或其继任者（如果是民主党人的话）扭转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持自由派观点的法官接替斯卡利亚，最高法院将由保守派占多数转变为自由派占多数，在多数重大案件裁决上总体上偏向保守的方向也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其次，斯卡利亚的离世还对当今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些重大案件的裁决具有直接的影响。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在美国社会中最具争议和引发分裂的案件包括：堕胎、肯定性行动、医改法、非法移民等。如果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阻挠奥巴马提名的新法官的话，在目前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各占一半的情况下，这些案件的裁决有可能久拖不决，上诉法院的裁决将得到维持。如果奥巴马提名的自由派法官获得通过的话，那么这些案件就会朝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转化。因此，新法官的党派色彩和司法哲学至关重要，有可能改变下级法院原先的判决，从而对案件本身和美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斯卡利亚的辞世和新法官任选还关系到奥巴马的一些国内政策政治遗产能否保得住。奥巴马连任以来，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移民法改革作为第二任期国内政策的最优先议程，视为与医改法并列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气候变暖方面，奥巴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颁布和实施了《清洁发电厂计划》。但今年2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在20多个州以及煤炭和发电企业的起诉下，以5比4的投票裁决暂时中止实施《清洁发电厂计划》。此外，奥巴马的移民新政也被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叫停，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将于今年4月审理这一案件（“美国诉得克萨斯”案）。在目前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平分秋色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有可能维持这一裁决。这一结果将导致在明年1月奥巴马离任前移民新政不能得以实施。奥巴马颁布的移民新政的行政命令是否超越了总统的行政权，新法官的司法哲学至关重要。再有，奥巴马的医改法也将第四次面临最高法院的裁决（“朱比克诉伯维尔”案）。目前在下级法院的裁决中，除了一个上诉法院外，多数联邦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奥巴马政府的裁决，能否维持这一裁决也取决于新法官的选任。
　　成为2016年大选议题
　　由于上述原因，斯卡利亚辞世后，其继任问题迅速成为两党博弈的新焦点。美国宪法规定，参议院对联邦法官和其他联邦政府官员的提名具有“建议和同意”的权力。对于新法官的人选任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宣称，“美国人民应该在下一任大法官人选问题上发声，因此，这一空缺只有新总统上任后才能填补”，明确表示将阻挠由奥巴马提名大法官人选，寄希望于把这一问题拖延至2016年共和党夺得白宫宝座后再解决。参议院共和党还援引所谓的“瑟蒙德规则”，即在总统任期届满和大选年中期后最高法院出现空缺席位，参议院的总统的反对党可拒绝批准总统提名人选，为其辩护。共和党的主张遭到奥巴马的拒绝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奥巴马坚持在任期内提名斯卡利亚的继任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亨利·里德表示：“大法官空缺席位保持一年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指责共和党此举将“无耻地不履行参议院最重要的宪法责任之一”。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问题还成为2016年总统选举和参议院选举的一个议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德·科鲁兹和马尔科·卢比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均表示，当选后将提名意识形态与本党接近的人担任大法官。由于参议院拥有对联邦法官和高级行政官员任命的批准权力，围绕大法官空缺提名的党派斗争还将蔓延到一些竞争最为激烈的参议员竞选。
　　虽然2013年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强行改变了司法任命的规则，规定只需要获得参议院简单多数票就可以批准总统提名的下级联邦法院法官，但这些规则不适用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在目前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情况下，奥巴马需要本届参议院所有46名民主党参议员和至少14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支持，才能达到结束“冗长发言”的60票，克服共和党的阻挠，成功就大法官提名进行表决。
　　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下降
　　美国联邦法院一向标榜“超越政治”，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意识形态分野与其政治归属一致，即自由派都是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而保守派都是由共和党提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最高法院已由“法律的仲裁者变为一个政治机构”。近年来在两党政治极化的环境下，参议院否决和阻挠对总统提名的法官人选进行投票表决的越来越多，以致联邦法官屡次出现“空缺危机”，导致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不满增加。盖洛普民调显示，2000年，美国民众对联邦法院的不满意率仅为29%，2015年这一人数上升到5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去年7月举行的民调也显示，高达47%的民众对最高法院不满，是近30年来的最高点，其中对最高法院只有“很少信心”的人数自1973年以来增加了一倍。此次围绕斯卡利亚空缺的两党博弈将进一步强化民众对最高法院党派属性的看法，导致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