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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药人”，卫生法学界的专有名词称之为“受试者”——即人体实验中的实验对象。据了解，每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使用前，必须先后完成动物、人体和临床试验，其中临床试验分三期，一期是为了观察药物的毒性和代谢过程，需在健康人身上进行；二、三期是为了观察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受试对象为病人。目前我国平均每天就有近400种新药问世，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试药人”，他或许就在你我身边。
甘于“献身”的志愿“试药人”
段凯是北京某医院的临床药理科研处处长，迄今为止已志愿进行了3例试药活动。第一次段凯是和处里的另外两名同事共同试验某种磺胺类药物，整个试验过程历时一个星期。因为服的磺胺类药物本来就会刺激胃肠道，再加上服了普通剂量2倍的药片，所以服药两三个小时左右，段凯感觉肠道有些不舒服，并伴有呕吐感，接下来症状慢慢消失。在试药的过程中，段凯和同事们可以自由地看书、上网，其间要接受血压、血液浓度等项检查。7天过后，他们试验结束，并且领到了医院发给的500元钱补助费。段凯刚开始接受试药时，他的家人和朋友对他的行为均表示不理解，难道就仅仅为了那几百元钱的补助费吗？段凯对此无奈地摇头对记者笑着打趣道：“试药在很多人头脑中还是个新鲜事，容易在大众中产生误会。许多人在听到试药两字后马上就想到7·31，问‘是不是拿人当试验品’，他们认为凡是人体实验就是不人道的。许多人宁肯生病时滥服药物，也不愿从心理上接受‘试药人’的称呼。而事实上，人体实验是基础理论研究、动物实验之后和临床应用之前的必经阶段。能够用来进行试验的新药，早已做过无数次的安全剂量试验，其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90%以上，因此试药人完全不必为自身安全担忧；另外，几十年来，我国的医学试验还有不少落后于人的地方，人们对试药产生恐惧的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记者问段凯对试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他平静地说：“‘是药总有三分毒’，你不试，总得有人试吧？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知道药物经肾排出，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目前，自愿“试药人”大都局限在以医学院校和医疗系统的业内人士为主。段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勇于为医药事业“献身”的大众走到志愿试药人的队伍中来。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医学部的何惠在大三时曾经为一种有关抗凝的药物做过一回“试药人”，当时。她们班去了15个人，经过一系列体检后，其中有3名同学因为身体的种种原因被涮下，其余12人被安排在3间宽敞的病房内接受试验。因为是第一次试药，何惠当时有些紧张，手心里全是汗，好在还有另外几名同学的相互鼓励，她才没有打退堂鼓。那次试药，给何惠的感触很深，她说：“医生对于试药者在试药中一般的不良反应是可以预见的，就拿那次试药时被涮下的3位同学说，1人有过药物过敏史，另两人体质较弱，医生认为他们不适合做此项药物试验。另处，作为试药者本人，你也应该了解这是什么药？风险有多大？能采取什么措施不让你真的发生危险？有没有补救措施？再看看自己的时间、身体状况允许不允许。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做好试药人，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一提试药心里就发毛，即便参与了试药，但是担惊受怕，反倒真能把自己吓出病来。”
为钱拼命的职业“试药人”
从新药的研制和开发的角度来看，制药厂商和医院对临床“试药人”的需求量相当大，而光靠志愿者作为“试药人”，捉襟见肘，正因如此，都市职业“试药人”应运而生，他们为了几百元、上千元的试药报酬穿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各大医院。
28岁的王月林是从安徽来沪的一名打工仔，谈起自己从事职业“试药人”的经历，他流露出复杂的神情。在做职业“试药人”之前，王月林是一家快餐店的打工仔，每月工资用以养家糊口，常常是入不敷出。有天他送盒饭到一家医院去，正巧看到医院门口贴着张招聘“试药人”的启事，在1000元钱的诱惑下，王月林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应聘了。第二天早上，医院打电话让他过去。经过一系列体检合格后，医生把其带进一间设施齐全的病房，拿出两粒说是治疗肠胃的胶囊让他吞服下去，不久后王月林就感到胃里犹如翻江倒海，并且间隔着头疼耳鸣、口干舌燥等状况，但一会儿功夫，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医生每隔几个小时左右，就要来询问、记录一下他的身体反应。那次试药时间一连持续了3天，当王月林从医院出来时，身体并无什么不适的感觉，摸着口袋里这么短时间就挣来的1000元钱，他便决定开始了自己职业“试药人”的生涯。此后，王月林主动和各大医院联系推销自己，再加上同行之间的互相“客串”，每月都能有三、五次的时间或短或长的试药机会，每次报酬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有一回接受试药前，医生告知王月林这次试药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大，并且试药周期长达十天时，他多少有些犹豫不决，但在5000元高额报酬的诱惑下，王月林心一横、眼睛一闭就吞下了药片。几小时后，便出现了强烈的药物反应。开始时头昏脑胀，恶心得要命，一直想吐，后来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王月林感叹地说：“那一次试药精神压力挺大，试药结束后人也憔悴了许多，想想自己辛苦挣来的5000元钱，不就是等于用命搏回来的吗？”
初见成勇，很难想像他是一名已有3年“工龄”的职业“试药人”，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先是一家小型药厂的技术员，因为单位濒临倒闭，他就做上了职业“试药人”这一行。因为学医的缘故，成勇知道用来试验的新药，其疗效和安全性都已经过无数实验证明，医院也有充分的防备措施，一般不会危及生命。但既然是“试”，就必然存在危险。成勇试药有他自己的原则，只试肝炎、关节炎等这类常规药物，其它的像治疗破伤风、肿瘤等危险类药物一概不试，虽说每次几千元的收入相当吸引人，但他绝对不会去做“以命搏钱”的事。成勇说：“对于健康人而言，长期服用潜在不可知的药物，极有可能造成肝肾功能减退、造血功能减弱、胃肠功能紊乱、骨髓抑制等严重后果。现在与其说我是在试药，倒不如说是在试命。这是个风险极大的‘职业’，我觉得回报还是太低，即使安全措施有很大保障，我毕竟是在‘玩命’啊，万一弄不好就会在身体上留下后遗症。这又由谁来保障呢？
为病所困的无奈“试药人”
一种新药完成了一期所必须的试验后，从中选择一个量推荐到二期，这个量就是给病人治病用的量。二期试验基本都是用病人做的，没有病的人用这个药就失去了意义。据了解，北京每个大医院平均每年要承担20至30个新药临床试验，患者为新药试验提供最大便利。因为除了能免费吃到新药之外，规范地跟踪治疗也是病人们乐于试药的重要原因。
年过六旬的王大伯，因患肺癌住院接受治疗已有半年多时间了，每天大量的药物和多次的放化疗，差不多把他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有一次医生查房时，和他商量是否愿意接受免费试药治疗。王大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条件，老伴多年来高血压、心脏病缠身，每月还得200多元的药，儿女又都下岗在家，手头也没钱，于是王大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决定接受医生的试药建议。王大伯认为，当试药人，一来可以多少拿些报酬，二来说不准真能给疾病治疗带来转机。医院给王大伯例行免费体检合格取得试药资格后，与他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并告知实验目的、手段、利益及可能产生的风险、不适和好处等。如观察期间出现不良反应，经证实是该药所致，医院会免费治疗。若是其他原因所致，医院将帮助他用药，但药费由其自理。完成了一系列试药前期工作后，医院让王大伯连续做了五个周期的“草酸铂”的试验。王大伯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反应，而治疗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大伯高兴地说：“这回试药，不仅药物疗效好，医生和护士对我也比以前关心细致了许多，更重要的是省下了近两万元的药费，你说划算不划算？”
徐光星是一名前列腺患者，目前正在做某种新药的临床试验，起初怎么也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随着交往的增多，互相谈得投机了，他才敞开心扉：“要不是受自己经济状况的限制，我才不会试药呢。虽然客观上说我们是自愿受试的，但有几个愿意曝光的？一方面是隐私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人体实验。有一次，我曾听到别人私下里称我为‘实验品’，你说我心里该是什么滋味。但医院还会替我们保密，你去翻翻我们的试药档案看看，保证使用的都是代号，根本找不到我的名字。”徐光星还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你不参加医院的药物试验，那么，你只是一大群病员中的普通一位，很难得到如此周到细致的服务。所以很多时候，只有加入试验才是获得高质量护理的唯一途径。”
“试药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为人们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希望通过有关部门的积极引导，进一步完善试药机制和“试药人”权益保障等问题，并努力使“试药人”逐步走向公开化，让制药厂商和“试药人”步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以期研发出更多更好的新药造福人类、普度众生。
编后：试药，要接受它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尤其是作为一期试验者的健康人，但医药的发展却又呼唤着这类人。用于试验的药品安全性有多大？“试药人”都享有哪些权利呢？《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试行）》中第五条规定：“进行药品临床试验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准备在人体进行试验前，必须周密考虑该试验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预期的治疗效果及可能产生的危害，预期的受益应超过可能出现的损害。选择临床试验方法必须符合科学和伦理标准”；第八条规定“在药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必须对受试者的个人权益给予充分的保障，并确保试验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第十四条规定：（一）“受试者参加试验应是自愿的，而且在试验的任何阶段有权随时退出试验而不会遭到歧视或报复，其医疗待遇与权益不受影响。”（二）“参加试验及试验中的个人资料均保密”（三）“告之试验目的、试验的过程与期限，检查操作，受试者预期可能的受益和可能发生的风险与不便，告之受试者可能被分配到试验的不同组别。”（四）“试验期间，受试者可随时了解与其有关的信息资料。必须给受试者充分的时间以便考虑是否愿意参加。”（五）“如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时，受试者可以获得治疗和适当的保险补偿。”
甘于“献身”的志愿“试药人”
段凯是北京某医院的临床药理科研处处长，迄今为止已志愿进行了3例试药活动。第一次段凯是和处里的另外两名同事共同试验某种磺胺类药物，整个试验过程历时一个星期。因为服的磺胺类药物本来就会刺激胃肠道，再加上服了普通剂量2倍的药片，所以服药两三个小时左右，段凯感觉肠道有些不舒服，并伴有呕吐感，接下来症状慢慢消失。在试药的过程中，段凯和同事们可以自由地看书、上网，其间要接受血压、血液浓度等项检查。7天过后，他们试验结束，并且领到了医院发给的500元钱补助费。段凯刚开始接受试药时，他的家人和朋友对他的行为均表示不理解，难道就仅仅为了那几百元钱的补助费吗？段凯对此无奈地摇头对记者笑着打趣道：“试药在很多人头脑中还是个新鲜事，容易在大众中产生误会。许多人在听到试药两字后马上就想到7·31，问‘是不是拿人当试验品’，他们认为凡是人体实验就是不人道的。许多人宁肯生病时滥服药物，也不愿从心理上接受‘试药人’的称呼。而事实上，人体实验是基础理论研究、动物实验之后和临床应用之前的必经阶段。能够用来进行试验的新药，早已做过无数次的安全剂量试验，其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90%以上，因此试药人完全不必为自身安全担忧；另外，几十年来，我国的医学试验还有不少落后于人的地方，人们对试药产生恐惧的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记者问段凯对试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他平静地说：“‘是药总有三分毒’，你不试，总得有人试吧？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知道药物经肾排出，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目前，自愿“试药人”大都局限在以医学院校和医疗系统的业内人士为主。段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勇于为医药事业“献身”的大众走到志愿试药人的队伍中来。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医学部的何惠在大三时曾经为一种有关抗凝的药物做过一回“试药人”，当时。她们班去了15个人，经过一系列体检后，其中有3名同学因为身体的种种原因被涮下，其余12人被安排在3间宽敞的病房内接受试验。因为是第一次试药，何惠当时有些紧张，手心里全是汗，好在还有另外几名同学的相互鼓励，她才没有打退堂鼓。那次试药，给何惠的感触很深，她说：“医生对于试药者在试药中一般的不良反应是可以预见的，就拿那次试药时被涮下的3位同学说，1人有过药物过敏史，另两人体质较弱，医生认为他们不适合做此项药物试验。另处，作为试药者本人，你也应该了解这是什么药？风险有多大？能采取什么措施不让你真的发生危险？有没有补救措施？再看看自己的时间、身体状况允许不允许。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做好试药人，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一提试药心里就发毛，即便参与了试药，但是担惊受怕，反倒真能把自己吓出病来。”
为钱拼命的职业“试药人”
从新药的研制和开发的角度来看，制药厂商和医院对临床“试药人”的需求量相当大，而光靠志愿者作为“试药人”，捉襟见肘，正因如此，都市职业“试药人”应运而生，他们为了几百元、上千元的试药报酬穿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各大医院。
28岁的王月林是从安徽来沪的一名打工仔，谈起自己从事职业“试药人”的经历，他流露出复杂的神情。在做职业“试药人”之前，王月林是一家快餐店的打工仔，每月工资用以养家糊口，常常是入不敷出。有天他送盒饭到一家医院去，正巧看到医院门口贴着张招聘“试药人”的启事，在1000元钱的诱惑下，王月林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应聘了。第二天早上，医院打电话让他过去。经过一系列体检合格后，医生把其带进一间设施齐全的病房，拿出两粒说是治疗肠胃的胶囊让他吞服下去，不久后王月林就感到胃里犹如翻江倒海，并且间隔着头疼耳鸣、口干舌燥等状况，但一会儿功夫，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医生每隔几个小时左右，就要来询问、记录一下他的身体反应。那次试药时间一连持续了3天，当王月林从医院出来时，身体并无什么不适的感觉，摸着口袋里这么短时间就挣来的1000元钱，他便决定开始了自己职业“试药人”的生涯。此后，王月林主动和各大医院联系推销自己，再加上同行之间的互相“客串”，每月都能有三、五次的时间或短或长的试药机会，每次报酬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有一回接受试药前，医生告知王月林这次试药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大，并且试药周期长达十天时，他多少有些犹豫不决，但在5000元高额报酬的诱惑下，王月林心一横、眼睛一闭就吞下了药片。几小时后，便出现了强烈的药物反应。开始时头昏脑胀，恶心得要命，一直想吐，后来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王月林感叹地说：“那一次试药精神压力挺大，试药结束后人也憔悴了许多，想想自己辛苦挣来的5000元钱，不就是等于用命搏回来的吗？”
初见成勇，很难想像他是一名已有3年“工龄”的职业“试药人”，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先是一家小型药厂的技术员，因为单位濒临倒闭，他就做上了职业“试药人”这一行。因为学医的缘故，成勇知道用来试验的新药，其疗效和安全性都已经过无数实验证明，医院也有充分的防备措施，一般不会危及生命。但既然是“试”，就必然存在危险。成勇试药有他自己的原则，只试肝炎、关节炎等这类常规药物，其它的像治疗破伤风、肿瘤等危险类药物一概不试，虽说每次几千元的收入相当吸引人，但他绝对不会去做“以命搏钱”的事。成勇说：“对于健康人而言，长期服用潜在不可知的药物，极有可能造成肝肾功能减退、造血功能减弱、胃肠功能紊乱、骨髓抑制等严重后果。现在与其说我是在试药，倒不如说是在试命。这是个风险极大的‘职业’，我觉得回报还是太低，即使安全措施有很大保障，我毕竟是在‘玩命’啊，万一弄不好就会在身体上留下后遗症。这又由谁来保障呢？
为病所困的无奈“试药人”
一种新药完成了一期所必须的试验后，从中选择一个量推荐到二期，这个量就是给病人治病用的量。二期试验基本都是用病人做的，没有病的人用这个药就失去了意义。据了解，北京每个大医院平均每年要承担20至30个新药临床试验，患者为新药试验提供最大便利。因为除了能免费吃到新药之外，规范地跟踪治疗也是病人们乐于试药的重要原因。
年过六旬的王大伯，因患肺癌住院接受治疗已有半年多时间了，每天大量的药物和多次的放化疗，差不多把他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有一次医生查房时，和他商量是否愿意接受免费试药治疗。王大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条件，老伴多年来高血压、心脏病缠身，每月还得200多元的药，儿女又都下岗在家，手头也没钱，于是王大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决定接受医生的试药建议。王大伯认为，当试药人，一来可以多少拿些报酬，二来说不准真能给疾病治疗带来转机。医院给王大伯例行免费体检合格取得试药资格后，与他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并告知实验目的、手段、利益及可能产生的风险、不适和好处等。如观察期间出现不良反应，经证实是该药所致，医院会免费治疗。若是其他原因所致，医院将帮助他用药，但药费由其自理。完成了一系列试药前期工作后，医院让王大伯连续做了五个周期的“草酸铂”的试验。王大伯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反应，而治疗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大伯高兴地说：“这回试药，不仅药物疗效好，医生和护士对我也比以前关心细致了许多，更重要的是省下了近两万元的药费，你说划算不划算？”
徐光星是一名前列腺患者，目前正在做某种新药的临床试验，起初怎么也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随着交往的增多，互相谈得投机了，他才敞开心扉：“要不是受自己经济状况的限制，我才不会试药呢。虽然客观上说我们是自愿受试的，但有几个愿意曝光的？一方面是隐私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人体实验。有一次，我曾听到别人私下里称我为‘实验品’，你说我心里该是什么滋味。但医院还会替我们保密，你去翻翻我们的试药档案看看，保证使用的都是代号，根本找不到我的名字。”徐光星还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你不参加医院的药物试验，那么，你只是一大群病员中的普通一位，很难得到如此周到细致的服务。所以很多时候，只有加入试验才是获得高质量护理的唯一途径。”
“试药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为人们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希望通过有关部门的积极引导，进一步完善试药机制和“试药人”权益保障等问题，并努力使“试药人”逐步走向公开化，让制药厂商和“试药人”步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以期研发出更多更好的新药造福人类、普度众生。
编后：试药，要接受它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尤其是作为一期试验者的健康人，但医药的发展却又呼唤着这类人。用于试验的药品安全性有多大？“试药人”都享有哪些权利呢？《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试行）》中第五条规定：“进行药品临床试验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准备在人体进行试验前，必须周密考虑该试验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预期的治疗效果及可能产生的危害，预期的受益应超过可能出现的损害。选择临床试验方法必须符合科学和伦理标准”；第八条规定“在药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必须对受试者的个人权益给予充分的保障，并确保试验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第十四条规定：（一）“受试者参加试验应是自愿的，而且在试验的任何阶段有权随时退出试验而不会遭到歧视或报复，其医疗待遇与权益不受影响。”（二）“参加试验及试验中的个人资料均保密”（三）“告之试验目的、试验的过程与期限，检查操作，受试者预期可能的受益和可能发生的风险与不便，告之受试者可能被分配到试验的不同组别。”（四）“试验期间，受试者可随时了解与其有关的信息资料。必须给受试者充分的时间以便考虑是否愿意参加。”（五）“如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时，受试者可以获得治疗和适当的保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