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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当前混乱而危机四伏的国际安全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中国又是否能树立一个给其他成员以安全感和责任感的大国形象？
结构性矛盾与中国形象的挑战
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出现的种种危机说明了目前运行的国际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由美苏主导的两极均势格局转变成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美国的霸主地位”与“世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之间的互动与矛盾是这一时期国际安全环境的特点。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等似乎都或多或少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本世纪以来，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拖累美国经济，支撑原有体系结构的核心“美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地位”逐渐衰弱，那么这一体系结构也就面临着动摇的危险。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2年的首期中指出，由于美国的衰落，世界局势极有可能变得更加不安定，全球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紧张，甚至出现全面的混乱局面。同时，国内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的国际安全论坛研究报告（第六辑）《构建天下有治的国际体系》曾指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国际社会缺乏有效领导，即超级大国美国难以提供有效公共产品，而国际组织和相应的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承担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责任。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中的结构性矛盾是体系内原有霸权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与崛起国实力相对上升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安全环境上的体现是，美国在近期高调宣布将“重返亚太”，似乎预示着美国将遏制中国作为战略重心。这一战略具体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经济方面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军事方面的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安全环境的话语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力量。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具体问题上的角力，还是拓展到全球视野下的战略布局，在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看来，中国似乎没有给这样一个混乱的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联合起来（甚至引入美国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与中国博弈的政治筹码，那么中国历来倡导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与“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基本立场所面临的外交空间将逐渐缩小。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国际社会部分成员对目前中国实 力地位的认知与中国长期以来塑造的“好好先生”形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出现了某种扭曲，从而造成了部分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缺乏安全感。另外，中国的软权力和巧权力建设也没有跟上硬权力发展的脚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仍然处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环境之中，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一般的社会生活，我们都在扮演一个“跟随者”的形象。
打造安全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国的优良传统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启示。
1.“立”而不“破”
中国的崛起过程是一个体系内大国的崛起，这势必将导致体系内原有霸权国的打压。我们要小心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挑战者和破坏者的形象，因为那将无助于改善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与国际形象。
不过，在大国无战争（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世界的竞争更多的是“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而不再是枪炮船舰的数量的竞争。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事实导致了其主导的规则体系发生危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逸舟教授曾提出，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有选择的“创造性介入”，即提出令人信服的制度倡议，部分改变中国目前实力与责任不一致的“观局者”形象。和所有人都交朋友，那么也就没有朋友可言了，具有广泛公信力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一旦形成规范，中国也需要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制度之下，接受这个制度的约束。这样做并不等于缩小中国的活动空间，相反，可以不断完善并利用这一制度去奖励合作和惩罚背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建设中国的知识体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个论断将建设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提升到战略高度。
然而，“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软权力资源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产生多大效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怎样用严谨而规范的逻辑把这两个理念讲清楚，不仅让国人信服也让世界信服；二是我们自己对这两个理念的践行情况。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内通过实证方法被无数次验证和修订过，已经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知识体系。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了践行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样板。不过，近些年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危机都说明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这也是中国推行自己理念，树立自己国际社会样板的大好机会。
简单的口号是中国目前塑造形象的症结。自说自话的传播方式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只有“以其昭昭”，才能“使其昭昭”。相反，如果是“以其昏昏”，结果也必然是“使其昏昏”。另外，国际关系中的竞争也是社会和谐程度的竞争。如果中国实现了国内社会的和谐，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一个比美国更加繁荣、和谐的形象，那么中国的软权力资源也自然就能有效地转变成影响力。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畅销的商品并不能归功于广告做得好，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及口碑才是取胜之道。
3.理性精神的启迪
政策、制度层面的转变，领导者可以对其进行调整。知识体系的建设，知识分子或精英需要奋斗几代人。但是，民智的启迪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了，往往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其间还可能发生倒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曾在今年的《联合早报》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的概念：文化一旦被当作资源，就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无穷的影响。这方面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郑教授对文化和国际关系的理解虽然并非首创，但是却为我们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思路。他说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民智的进一步觉醒。
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理性精神的传承与挖掘似乎都关系到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西方社会的巨大成功和活力的秘诀也许就是对理性的信仰与实践，这其中甚至可以做到对自身近乎残酷的批判。例如，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极大地改善了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德国国际形象，即便德国统一后国力大幅增加也没有让国际社会产生剧烈的反感与不安。相反，日本对于侵略历史没有进行充分理性的批判与反思，造成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形象始终无法改善。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结构性矛盾与中国形象的挑战
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出现的种种危机说明了目前运行的国际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由美苏主导的两极均势格局转变成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美国的霸主地位”与“世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之间的互动与矛盾是这一时期国际安全环境的特点。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等似乎都或多或少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本世纪以来，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拖累美国经济，支撑原有体系结构的核心“美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地位”逐渐衰弱，那么这一体系结构也就面临着动摇的危险。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2年的首期中指出，由于美国的衰落，世界局势极有可能变得更加不安定，全球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紧张，甚至出现全面的混乱局面。同时，国内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的国际安全论坛研究报告（第六辑）《构建天下有治的国际体系》曾指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国际社会缺乏有效领导，即超级大国美国难以提供有效公共产品，而国际组织和相应的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承担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责任。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中的结构性矛盾是体系内原有霸权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与崛起国实力相对上升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安全环境上的体现是，美国在近期高调宣布将“重返亚太”，似乎预示着美国将遏制中国作为战略重心。这一战略具体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经济方面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军事方面的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安全环境的话语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力量。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具体问题上的角力，还是拓展到全球视野下的战略布局，在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看来，中国似乎没有给这样一个混乱的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联合起来（甚至引入美国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与中国博弈的政治筹码，那么中国历来倡导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与“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基本立场所面临的外交空间将逐渐缩小。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国际社会部分成员对目前中国实 力地位的认知与中国长期以来塑造的“好好先生”形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出现了某种扭曲，从而造成了部分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缺乏安全感。另外，中国的软权力和巧权力建设也没有跟上硬权力发展的脚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仍然处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环境之中，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一般的社会生活，我们都在扮演一个“跟随者”的形象。
打造安全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国的优良传统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启示。
1.“立”而不“破”
中国的崛起过程是一个体系内大国的崛起，这势必将导致体系内原有霸权国的打压。我们要小心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挑战者和破坏者的形象，因为那将无助于改善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与国际形象。
不过，在大国无战争（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世界的竞争更多的是“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而不再是枪炮船舰的数量的竞争。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事实导致了其主导的规则体系发生危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逸舟教授曾提出，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有选择的“创造性介入”，即提出令人信服的制度倡议，部分改变中国目前实力与责任不一致的“观局者”形象。和所有人都交朋友，那么也就没有朋友可言了，具有广泛公信力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一旦形成规范，中国也需要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制度之下，接受这个制度的约束。这样做并不等于缩小中国的活动空间，相反，可以不断完善并利用这一制度去奖励合作和惩罚背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建设中国的知识体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个论断将建设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提升到战略高度。
然而，“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软权力资源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产生多大效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怎样用严谨而规范的逻辑把这两个理念讲清楚，不仅让国人信服也让世界信服；二是我们自己对这两个理念的践行情况。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内通过实证方法被无数次验证和修订过，已经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知识体系。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了践行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样板。不过，近些年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危机都说明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这也是中国推行自己理念，树立自己国际社会样板的大好机会。
简单的口号是中国目前塑造形象的症结。自说自话的传播方式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只有“以其昭昭”，才能“使其昭昭”。相反，如果是“以其昏昏”，结果也必然是“使其昏昏”。另外，国际关系中的竞争也是社会和谐程度的竞争。如果中国实现了国内社会的和谐，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一个比美国更加繁荣、和谐的形象，那么中国的软权力资源也自然就能有效地转变成影响力。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畅销的商品并不能归功于广告做得好，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及口碑才是取胜之道。
3.理性精神的启迪
政策、制度层面的转变，领导者可以对其进行调整。知识体系的建设，知识分子或精英需要奋斗几代人。但是，民智的启迪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了，往往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其间还可能发生倒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曾在今年的《联合早报》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的概念：文化一旦被当作资源，就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无穷的影响。这方面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郑教授对文化和国际关系的理解虽然并非首创，但是却为我们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思路。他说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民智的进一步觉醒。
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理性精神的传承与挖掘似乎都关系到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西方社会的巨大成功和活力的秘诀也许就是对理性的信仰与实践，这其中甚至可以做到对自身近乎残酷的批判。例如，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极大地改善了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德国国际形象，即便德国统一后国力大幅增加也没有让国际社会产生剧烈的反感与不安。相反，日本对于侵略历史没有进行充分理性的批判与反思，造成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形象始终无法改善。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